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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肖像畫」

—讀[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延安日記》

作者: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05-1958)是前蘇聯的中國通,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曾多次被前蘇聯派往中國長期工作。1938年5月至1940年夏,他任塔斯社駐華記者。1941年4月至8月再度被塔斯社派往中國。1942年5月,他以共產國際駐中共區聯絡員兼塔斯社隨軍記者身份駐紮延安。在共產國際解散後,他仍以塔斯社隨軍記者身份留在延安,直至1945年11月才返回蘇聯。1948年至1951年又被前蘇聯派往中國任駐上海總領事。《延安日記》是他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用俄文寫的日記,在他去世後由當時的蘇共當局於1973年以《中國特區:1942-1945》為書名出版。當時,中蘇關係惡化,此書對抗日戰爭期間中共不顧民族存亡,假抗日、真擴張的真面目進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是蘇共領導集團投向中共及其獨裁者毛澤東的重磅炸彈。然而,作為與中共最高層和毛澤東具有密切接觸的重要知情人,作為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唯一有國際影響的人物,(「大會上除了幾個日本人、朝鮮人和蒙古人以外,我是唯一的外國人。」(《延安日記》575頁。以下數字全部指該書頁碼,不另註明))他的觀察、分析和記載無疑具有極其寶貴的史料價值。

也許是記者的職業習慣,作者特別注意對人的觀察和分析。在他這本洋洋五十餘萬言(580多頁)的日記中,除了對國際、國內大事的及時記載之外,他還以明快簡練的筆法描繪了中共主要領導人——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林彪劉伯承葉劍英聶榮臻彭德懷陳雲林伯渠、徐特立、康生、李克農、彭真、江青、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王震陳伯達、凱豐、李立三、董必武、伍修權、陳家康——的簡歷、性格、愛好和習慣。但是,作者觀察最細、着筆最多、刻畫最深的人物,卻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共特區的獨裁者毛澤東。

一、毛澤東的生活肖像

作者以相當多的筆墨描寫了毛澤東的生活狀況。

1、毛澤東生性狡詐、功於心計。「毛澤東為人狡猾,善於隨機應變。這個肌肉鬆弛、行動遲緩的人貌似坦率,實則老謀深算,看自己的目標看得很清楚,因而對敵友也就分辨得很清楚。」(474頁)

2、毛澤東知識面不寬、但又喜歡炫耀博學。作者寫道:毛澤東「對西方哲學了解得很少,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是庸俗的。」(167頁)「凡屬不是中國的東西,毛澤東一概加以蔑視。可以這樣說,對他說來,中國的東西是世界文化的頂點,是終極真理。他經常看的,是一套中國百科全書,古代哲學論文,和一些舊小說。」(168頁)「毛澤東一點不懂外語。他倒精通中國古典文學,而且隨時準備炫耀他的知識。他親自治軍,享有游擊戰專家的聲譽。毛澤東確信自己是有才能的歷史學家、詩人和作家。」(110頁)「毛澤東懂得中國的古典文學,他的同胞所以給他唬住了,這是主要原因。」(167頁)「毛澤東對文化抱着不屑一顧的輕蔑態度,令人吃驚。這說明他眼界狹小。他喜歡叫人怕他,並且對怕他的人抱有好感。」(107-108頁)

3、毛澤東深居簡出、離群索居。「他呆在家裏就像是在關禁閉。誰也不記得主席曾視察過哪個工業企業或部隊。」(110頁)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變成了一個高高在上的官僚。

4、毛澤東習慣於一言堂。「毛澤東說話聲音低。他一開口,誰也不說話了。他還是當眾演講那副神態。人們得聽慣他那口南方話。」(107頁)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不願意聽到別人的聲音了。

5、毛澤東在生活上驕奢淫逸。儘管在戰爭年代,老百姓衣食無着,延安的共產黨高層卻過着奢侈的生活,經常舉辦舞會和宴會,有的宴會居然有「七十道菜」(107頁)。毛澤東煙酒俱好。「毛澤東抽起煙來,一根接着一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夾香煙。他的酒量也很大。」(107頁)

6、毛澤東好色成性、薄情寡義。毛澤東「在長征期間遺棄了他的第二個妻子賀子珍,是在她生病的時候遺棄她的。他把他的五個孩子留給農民照管。」(567頁)毛澤東曾經向作者誇耀中國姑娘是多麼漂亮。幾天以後,一個中國姑娘就派到了作者的住處,顯然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黨中央命令她來送貨上門、取「精」獻寶的。

7、毛澤東貪生怕死、膽小如鼠。作者認為毛澤東患有憂鬱症。只要形勢稍稍對他不利,他就會抱怨身體不適,經常叫駐延安的蘇聯醫生奧爾洛夫上門為他治病。毛澤東的貪生怕死集中表現在重慶談判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宣傳,抗戰勝利之初,毛澤東為了避免內戰、救人民於水火,置個人安危於不顧,不聽黨徒的勸阻、大義凜然地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但是作者揭示的歷史事實卻與此正好相反。毛澤東「對他去參加談判時的人身安全問題擔心、害怕。他認為蔣介石的邀請是個圈套,他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570頁)在一連接到蔣介石三次邀請後,毛澤東覺得不能再迴避,被迫接受了邀請。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和國民政府首席代表張治中將軍乘專機專程來延安接他去重慶。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寫道,「毛澤東再度要求證實,蘇聯政府是否準備保障他在重慶的人身安全。他要求,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脅,他就到重慶蘇聯軍事代表團駐地去避難。我明確對他說,他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證的,同時讓他放心,必要時可以到蘇聯軍事代表團駐地去避難。可是,所有這些顧慮都是多餘的,因為蔣介石還不敢侵犯他的生命。這是莫斯科可以堅決擔保的。」(571頁)得到作者代表蘇聯政府作出的保證,毛澤東才吃了定心丸。他做好隨時逃入蘇聯軍事代表團駐地避難的準備,誠惶誠恐地在第二天(1945年8月28日)隨赫爾利和張治中去了重慶。

二、毛澤東的政治肖像

以上是生活中的毛澤東。作為一名普通的中國人,筆者更加關心的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表現,因為它對中國的前途和中國人民的命運更為關係重大。在這一方面,《延安日記》的作者也為我們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史實和史料。

1、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共黨軍八路軍和新四軍從來就沒有積極投入過抗日戰爭。全面抗戰伊始,毛澤東就下達秘密文件,為共產黨制定了指導方針:「一分抗日、二分宣傳、七分發展」,從而確定了八路軍和新四軍游而不擊、不打日軍、專打友軍、製造磨擦、擴充軍力、擴大地盤的策略。1945年5月10日,劉伯承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承認抗日戰爭打得不起勁,松松垮垮。(『我們打日本人時總是用游擊戰,只是在打國民黨時才用正規戰、常規戰。』)他證實了正規戰和常規戰是對付蔣介石的。他證實了1941-1945年毛澤東採取的是等着瞧的策略,讓中共軍隊按兵不動。」(477頁)對此,毛澤東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說,「共產黨必須集中至少六分之五的政治手段(就這個詞的最廣泛的意義)來無情地批判國民黨,和它展開堅決的鬥爭。六分之一的政治手段留作機動。」(512頁)毛澤東在這裏不打自招地告訴我們,在中國人民十四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前六年忙於分裂祖國沒有打日本,在後八年打着抗日統一戰線旗號時期也沒有打日本。

2、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特區大種鴉片,不惜毒害中國人民,撈取擴充軍備的經費,不是為了抗日,而是為了準備內戰打天下。作者寫道:「到處都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柴陵,遠在後方的步兵第120師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103頁)「解放區出現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也同樣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它們都在儘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103頁)「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着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貨物都是由淪陷區倉庫直接供應的。在第120師師部里,討論的中心不是戰鬥任務、作戰和其他軍事問題。而是怎麼做買賣和賺錢。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104頁)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要隱瞞特區的鴉片生產的真實規模是不可能的。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時想為這項『買賣』製造理論根據。從一次長而乏味的談話中聽出來,與中共領導的說法相反,特區的經濟和財政形勢,極為嚴重。通貨急劇膨脹。財政工作日趨困難。已經發行了六百萬元的貨幣!可是,並沒有改善經濟狀況……政治局討論了經濟困難問題,找出了一個相當別出心裁的辦法。政治局批准,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同時決定,作為緊急措施,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叫做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鴉片。」(166頁)

請注意,林則徐在虎門銷毀的鴉片在百年之後又死灰復燃、行銷全國了。但是,這次販運鴉片的不是英國商人的火輪,而是中共特區的毛驢和馬車。一年就向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市場至少行銷一百二十萬兩!中國共產黨毒害中國人民,比老牌的英國殖民主義者有過之而無不及。

3、毛澤東利用整風運動排除異己、樹立個人絕對權威。毛澤東在1935年遵義會議上獲得最高軍事指揮權之後,在中國共產黨內並沒有建立起唯我獨尊的個人地位。黨的總書記是洛甫(張聞天)。1937年底,王明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身份回國,其地位之高是毛澤東望塵莫及的。1937年12月1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認為在最近時期內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全中國人民解放鬥爭和黨的工作,均有最嚴重的意義。」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又舉行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再次作出了《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毛澤東認識到,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七大」,黨的最高領導人將非王明莫屬。為了確保自己的領袖地位、把張聞天趕下台、把王明搞垮搞臭,毛澤東重用康生、彭真、李克農等打手,在全國抗戰打得如火如荼之際,大張旗鼓地開展了為期四年的延安整風運動。在小小的延安,遭到打擊迫害的人達三萬人以上。在徹底打垮了王明為首的「國際派」之後,毛澤東又在延安舉行了幾乎長達一年(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的六屆七中全會。在萬無一失地確立了他至高無上的地位之後,才於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比六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時間晚了七年)。

作者告訴我們,在整風運動中,心狠手辣的毛澤東甚至想以投毒手段從肉體上慢性消滅他的頑敵王明。「給王明治病的是金醫生。當他開的處方拿到藥房時,值班藥劑師被這種不尋常的配方嚇了一跳。照料王明的護士也說了這回事。金開這藥方時,王明還沒有嚴重的腎病和肝病。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馬上去找開這種藥的醫生,而金堅持要病人服用這種藥,即便藥最後變了顏色(變成深綠色),也照樣服。由於金堅持,病人繼續服用這種藥。奧爾洛夫把金的處方抄了下來,並斷然禁止病人再吃這種藥。安德烈.雅可夫列維奇向我解釋說,這個處方從表面看是對的,但是這種合劑時間一久會分解。這就有毒了。」(115頁)但是,王明必須繼續按照醫生的要求服用這種含甘汞的藥物。「王明服用甘汞六個來月了。結果,他的肝和腎都出了毛病,並開始掉牙。金醫生正是在合劑變成深綠色的時候催促病人服用。中共中央衛生處的領導人傅醫生拿到了這個處方,他說,這種配方的甘汞,用這樣的劑量,毒性很大。傅醫生立即向中央委員會匯報了這個情況。」(117-118頁)

毛澤東最後被迫放棄了毒死王明的計劃,不是因為傅連璋的報告,而是因為「毛澤東和康生確信我們已經知道蓄謀毒死王明的『處方事件』的內幕。這迫使他們放棄了謀殺王明的念頭,因為中國醫生可以被嚇唬住,但是拿我們怎麼辦呢?江青的來訪,關於處方的喋喋不休的談話,以及加緊對我們的盯梢,都證實了這個結論。」(120-121頁)

4、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新四軍與日軍秘密勾結,投敵叛國。在日寇已經投降的1945年8月18日,作者在日記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和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着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後來我證實,中共軍隊和日軍的參謀機構之間的聯繫,已保持很長時間了。聯繫的兩頭是延安和南京。」(561頁)

三天以後,1945年8月21日,作者又寫道:「葉劍英告訴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總部發來電報的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要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563頁)不管毛澤東如何解釋,作者仍然認定:「這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因此毛澤東想為他的解釋提出有說服力的論據。談話表明了所有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體面。與日本司令部的關係早已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建立了。中共領導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或像毛所稱呼的『聯絡員』),可以說是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和新四軍總部之間。中共中央主席發出的必要的情報,留在新四軍總部,等着這個代理人(他原籍日本)。這個代理人的情報,在新四軍總部總是很快譯成密碼,發往延安。」(563頁)

筆者不厭其煩地引用了以上文字,因為它把共酋毛澤東和敵酋岡村寧次的密切聯繫、聯絡中介、聯絡方式都清楚無誤地告訴了我們,使毛澤東通敵賣國、認敵為友、認賊作父的真面目大白於天下。

5、毛澤東一貫愚弄人民、欺騙輿論。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毛澤東所作的政治報告。它有幾個不同的版本。第一種版本,就是中共中央主席在大會上發表的《論聯合政府》。這個報告按事物的本來面目談論問題。(應讀為按毛澤東理解的事物的本來面目談論問題——筆者按)毛態度明朗、坦率地提出他的看法和評價各項大事。他還分析了黨的工作的缺點。第二種版本,只限在黨員中傳閱。它與大會上的講話基本上沒什麼不同,但措詞溫和得多。根本沒提蔣介石。關於黨的工作的缺點只是一筆帶過,說得十分籠統。第三種,是為公眾準備的版本。與前兩份比較,這份報告措詞甚至更加溫和。所有問題都被敷衍搪塞過去。沒有提到政府首腦。延安報刊上已發表了政治報告的最後一種版本。」(508頁)

對全國代表大會的最重要文件也弄虛作假,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這就是毛澤東。第一種版本只給與會代表聽聽而已。代表們的筆記本都蓋上了機密的印章,頁碼都編了號,會後必須全部交回,不許缺頁,連作者作為唯一的蘇聯代表也不例外!作者的「筆記本封面上蓋上了一個『機密』的印戳,並用漂亮的字體寫道:『孫平(作者的中文名字——筆者按)同志,這本筆記本是機密文件。編好了頁碼,一頁都不准撕掉,每次會後都要交上來,並不許攜出會場。大會閉幕後要把筆記本交出。』」(450頁)既然如此,又何必要發筆記本?又何必要代表們作紀錄?原來是為了幫助他們在會議上對領袖的教導進行討論消化,好讓他們完全理解領袖的旨意。在此之後,當然不可以讓他們帶走。不然,萬一流傳於世,讓局外人從中看到共產黨見不得人的狼子野心,那還得了!第二種版本是給黨徒傳閱的。黨的工作的缺點當然不可多提,反蔣言論也必須收斂,因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張「虎皮」還是要當作大旗打出來的。蔣介石作為國民政府的領袖不好肆意攻擊。第三種版本是欺騙老百姓的,黨必須保持一貫正確的光輝形象,所有問題當然都要敷衍搪塞過去。

這說明什麼?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在高舉民主大旗對國民黨大肆攻奸的時候,在它裝模作樣地在特區搞所謂的民主選舉、所謂的三三制政府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在愚弄群眾、搞獨裁、搞專制了。它從來就不是一個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黨。

6、中國共產黨中的有識之士早就認識到了毛澤東是一個野心家和陰謀家。作者在1943年11月10日的日記里寫道:「我獲得了幾個非常重要的文件……我譯出這些文件,仔細加以分析後,得出了如下的結論:1930年,毛澤東任中央前敵委員會主席(顯然,毛澤東那個中共『主席』的職稱就是從這裏『借來的』。)同年秋天,在贛西黨委會上,毛澤東由於在軍事和農村建設的問題上走極端而受到尖銳的批判……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獲悉贛西黨委會決議之後,決定撤銷毛澤東的職務,並派向忠發同志接替。毛對前敵委員會隱瞞了中共中央決議,通過指控贛西黨委會與地富勾結來欺騙前委會成員,並由他自己策動,建立了旨在消滅贛西黨員幹部的後援委員會。1930年12月5日,他開始行動了。」(181-182頁)

這幾個文件太長(182-195頁),為節約篇幅,筆者不打算在此抄錄,但是,文件中明確提出了:「顯然,毛澤東是個壞人,是階級鬥爭中的罪人,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敵人。必須動員全體黨員不客氣地打倒他。」(189頁)

既然如此,為什麼毛澤東沒有被打倒,反而是他打倒了一批又一批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並且把全國人民最後都打倒在他腳下呢!原因很多。例如,他有康生、彭真、李克農等打手為他為虎作倀;他狡猾過人、對敵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他的敵人爭權奪利、掙寵獻媚,不能團結一致對敵。但是,筆者認為,最主要原因還在於:中國共產黨從組織上是一個流氓幫會,在思想上是一個邪教集團。這種極權主義政治爭鬥的最終結局必然是「最壞者當政」。(參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為什麼最壞者當政》)

三、幾句短評

1、《延安日記》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代表共產國際和塔斯社來中共特區工作的蘇聯人。儘管他對中共最高層有透徹的了解和深入的觀察,他的立場和觀點是代表蘇聯共產黨的。因此,《延安日記》一書不免有許多偏頗之處。具體表現在:

過份誇大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反蘇情緒。毛澤東和斯大林互相利用,妄圖挑唆對方率先與日交戰;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即想從蘇聯獲取軍援準備內戰而沒有得到蘇方的積極響應,這都是事實。毛澤東和中共高層對蘇聯有所不滿是可能的,但是絕對沒有達到反蘇的程度。

對中共黨內鬥爭的認識過於概念化。作者把毛澤東與王明之間的權力鬥爭解釋為「民族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之間的鬥爭,這是不夠恰當的。王明為首的「留蘇派」對斯大林和蘇共唯命是從,未必就是「國際主義者」。至於毛澤東則根本不是民族主義者。為了個人的私利,他隨時準備出賣民族利益,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者、唯我獨尊者。

過分誇大了蘇軍在對日戰爭中的作用。蘇軍在日本挨了兩顆原子彈之後才對日宣戰,一個星期以後日本天皇就宣佈無條件投降了。蘇軍充其量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們進入東北後,與關東軍的仗打得不多,倒是搶掠了我國的大批工業設備,姦淫了我們無數的東北婦女。他們由於參戰一個星期,居然在戰後要求與艱苦鏖戰多年的英美中荷諸國對日享有同等權利,真是無恥之尤。

對蘇軍在日本天皇已經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後,野蠻佔領日本北方四島(南千島群島)也持讚賞態度。在1945年9月1日的日記中,作者得意地寫道:「蘇聯軍隊已完全掃清千島群島的殘敵。」(578頁)

《延安日記》的主體部分是在四年延安整風期間秉燭書寫的,很少有參考資料。作者自稱還受到康生等人的嚴密監視,自己不便隨意採訪別人,別人更加不敢造訪他們。所以,某些非親歷親見的事件未必準確。我們應該本着嚴肅的科學態度,對作者非親歷親見的事件探索旁證。例如,毛澤東不是「在長征期間遺棄了他的第二個妻子賀子珍」,而是於長征後在延安拋棄了她。再如,作者在1945年8月30日記載:「南京傀儡政府主席陳公博自殺了。」(573頁)據南京傀儡政府當事人金雄白的回憶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陳公博是在1946年6月3日在蘇州被中華民國政府處決的。

儘管《延安日記》有以上瑕疵,仍不失為一本對中共高層、特別是對毛澤東近距離觀察和研究的好書。只要讀了該書所記載的寶貴歷史資料,任何不帶偏見的讀者都可以毫無疑義地得出結論:毛澤東是一個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膽小鬼、唯我獨尊者、薄情寡義者。在中國共產黨的吹捧和掩飾下,毛澤東始終還被供奉在神壇上。崇毛者還在颳起一股股的毛澤東熱。希望所有追求真理、崇尚正義的人都來讀這本書。目前,在《黃花崗》、《現實中國》等網站可以下載全書。《大紀元》網站正在連載此書。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黃花崗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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