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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三「救」毛澤東

林彪又一次「救駕」有功,受到毛澤東的最高賞賜,讓他取代劉少奇成為第二號人物,由此也意味着成了毛的接班人。就在這次會議上,毛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提出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意見,並以「個人意志」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在公布新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中,林彪赫然名列毛之後;此前排名第二的劉少奇則位居康生之後成了「老八」。

林彪為何成為毛澤東的“最親密戰友”和“最可靠接班人”?以前的權威說法是,因為林彪是個“陰謀家”、“野心家”,騙取了毛的“最高信任”、篡奪了黨和國家的“次高權力”。號稱中共輿論“大總管”的胡喬木在《與美國記者白修德談毛澤東》中就這樣說道:“他(毛澤東——引者注)選擇的林彪是一個完全的投機分子,是野心家。”“儘管在十大上,林彪被選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並把它寫在黨章上。這是很荒謬的。”(引自胡喬木著《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94、698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曾幾何時,我對此說不敢有任何懷疑,只是內心裏有點不理解:偉大領袖毛主席不是一直被歌頌為“英明正確”、“高瞻遠矚”么?他老人家怎麼會“有眼無珠”認錯人?怎麼會“糊裡糊塗”受騙上當呢?據中共黨史學家王年一披露,毛的“大內總管”汪東興在接受蘇采青採訪時說過:“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從不上當受騙。”(轉引自閻長貴著《究竟誰利用誰?——對<決議>中關於文革定義的評析》,《共識網》2011年12月13日)既然如此,為何要把林彪、“四人幫”等等都說成大騙子呢?這豈不是有損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形象么?如今隨着一些歷史真相的披露,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毛一貫使用的“陽謀”。用“陽謀”對付陰謀,是毛“戰無不勝”的法寶。

林彪與毛澤東自從在井岡山“會面”(文革曾有“會師”一說,自然是歷史笑話)之後,幾十年來的關係可謂“親密無間”。戰爭年代,雖然毛在長征開始時也像三國時代的劉備渡江“逃難”襄陽一樣,曾有過驚心動魄的“歷險記”,可毛有驚無險,安然無恙,林因而沒有機會上演“趙子龍單騎救主”的歷史情景劇。然而,正是到了和平時期,由於毛極力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大搞“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硝煙瀰漫的政治鬥爭,其激烈性和殘酷性,在某種意義上說比炮火連天的戰爭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毛“不幸”一次又一次遭遇“險情”,終於給林提供了“救駕”的機會。林歷史上曾有三次“救”毛的“壯舉”,其“汗馬功勞”似乎並不亞於他當年的赫赫戰功。

林彪第一次為毛澤東“救駕”,發生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期間。對於“雲遮霧繞”的廬山會議,眾所周知其歷史悲劇,但並不盡知其歷史真相。彭德懷寫信批評毛澤東發起的“三面紅旗”(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運動,這封“在今天看來,還是相當委婉”的信(胡喬木語,引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95頁),卻使毛反應強烈,斥之為反黨“萬言書”,併當作“逼宮”行為,毛認為彭“是向他和黨中央的領導‘下戰書’”,與會者也認為彭及其“軍事俱樂部”是“要分裂黨”、“逼毛主席下台”。(引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第547、549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由於彭在歷史上曾有幾次不服毛甚至反對毛的記錄,毛一直耿耿於懷,當彭又一次“舊病複發”時,便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尤其是考慮到彭時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更使毛放心不下,擔心彭“擁兵自重”——毛曾說彭寫信的目的是“爭取群眾,組織隊伍。”(引自李銳著《廬山會議真面目》第237頁,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於是,毛“情急之下”便急召林彪上山,讓他披掛上陣“反擊”彭的“猖狂進攻”。在毛運籌帷幄的政治棋局中,林元帥成為一枚“馬前卒”。

上世紀50年代的林彪,一直處於養病之中,幾乎不問政事。這次廬山會議,他此前就沒參加,可想而知,林雖沒“身在此山中”,但也“不識廬山真面目”——對彭德懷為何上“萬言書”向毛澤東“猖狂進攻”,林上山前大約是不了解內情的,也可以說是沒有“預見”更是沒有“預謀”的。當毛決定請林“出山”對付彭時,軍人出身的林當然要“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況且林本來一直就是毛的“心腹愛將”(據歷史學家高華說,當年林從蘇聯治病回延安時,毛親自到機場迎接,那時的林還沒有進入中共高層,而且毛連朱德、周恩來回延安就沒有迎接過,可見林在毛心目中的地位何等之重),此時在緊要關頭怎能不挺身而出為毛“救駕”?林上山之後,以炫耀的口氣稱自己是毛主席的“援兵”。在由劉少奇主持會議向晚上山的人傳達此前中央常委會談話的情況時,“林彪說,他前一段沒參加,是半路上山的。……‘我是先到的援兵,你們是最後到的援兵。’”與會者李銳也認同“援兵”說,他回憶道:“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當然是搬來的‘救兵’。”(引自《廬山會議真面目》第228、258頁)

林彪果然不負毛澤東的厚愛和厚望,“出山”後立馬投入“反擊”彭德懷的戰鬥。在8月1日的中央常委會上,林發表講話,以他慣用的“穩、准、狠”語言向彭猛烈開火,用李銳的話,可謂“擊中要害”。林說彭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聲稱“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李銳認為林的這個講話“為即將召開的全會和斗彭綱領定了調子”。(引自《廬山會議真面目》第229頁)由此廬山會議“風起雲湧”,對彭及其“軍事俱樂部”成員的揭發批判掀起高潮,在毛親自組織和指揮的“全面開火”、“精準打擊”之下,彭及其“同夥”統統“繳械投降”被徹底打倒。由於林“救駕”有功,毛賜予重賞,讓他取代彭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從此林闊步走上了政治“前線”,與毛“並肩戰鬥”,逐步成為毛進行“繼續革命”的得力助手。

林彪第二次為毛澤東“救駕”,發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期間。由於廬山會議沒有糾“左”而是反右,導致“大躍進”運動在毛的指揮下繼續高歌猛進,結果遭到慘痛失敗,給國民經濟造成巨大損失,給人民群眾造成巨大災難,據不完全統計餓死幾千萬人,幾億人成為名符其實的“東亞病夫”。為了所謂總結經驗教訓,毛同意召開“七千人大會”。會上很多人對“三面紅旗”提出質疑和批評,劉少奇在大會報告中直言不諱地說錯誤是“三個指頭”(與毛常說的“一個指頭”略有差距)、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與毛默認的“三年自然災害”說大有不同);彭真則在討論發言時毫無顧忌地“發難”說:“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的影響。”(引自張素華著《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108、109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劉少奇和彭真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言論,遠比彭德懷和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言論尖銳激烈得多,那麼可想而知,毛當年連“和風細雨”的彭德懷和張聞天就不能容忍,當今怎能容忍得了“劍拔弩張”的劉少奇和彭真?

按說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嚴重錯誤,如果是在西方民主國家,他一定會遭到彈劾,還可能會因“躍進門事件”而下台,即使在中國封建王朝,皇帝也會下“罪己詔”的。毛雖然對西方民主那一套不感興趣甚至反感,但他熟讀了多遍《資治通鑒》,他曾經自稱是“馬克思+秦始皇”,那麼他該不該下“罪己詔”?如果毛連“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就不檢討,那豈不是連封建王朝的皇帝都不如?因此,毛從劉少奇的報告和彭真的發言中似乎聞到了“火藥味”,感到自己處於“危機四伏”之中,他雖然表面上不露聲色,但內心裏恐怕也有點像他當年批評張聞天那樣“心煩意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引自程中原著《張聞天傳》第422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

而正在毛澤東自以為陷入“重重包圍”之際,林彪又一次挺身而出為毛“解圍”,使毛“化險為夷”。林在毛親自主持的大會上發表講話,一反眾議地為毛的“三面紅旗”唱讚歌:“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而且,林還“理直氣壯”地為毛進行辯護:“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林最後“意味深長”地總結道:“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林彪的講話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會議形勢急轉直下,批評的“矛頭”由原來向上對準黨中央和毛澤東,變為向下對準各地的負責人,與會者紛紛就“沒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於是乎,毛立刻從“包圍圈”里解脫出來,不僅不必下“罪己詔”,反而又一次被奉為“英明正確”的領袖,受到來自全國各地的領導幹部尤其是基層縣官們的“衷心擁護”。在個人崇拜愈演愈烈的情勢下,毛的“光輝形象”怎麼能“抹黑”呢?林彪的講話產生“一呼百應”的效應,其實並非因為他的話有多麼高的水平和有多麼大的號召力,而是因為個人崇拜“化腐朽為神奇”。只不過在當時那種情況下,也只有“親密戰友”林彪,才能與毛澤東“心有靈犀一點通”。

林彪的講話可謂說到了毛澤東的“心坎上”,毛顧不得“謙虛”,當場便“大聲叫好”,不無興奮地說道:“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引自逄先知、金沖及著《毛澤東傳》下冊第119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而且,毛對林的講話“厚愛有加”,在1962年3月20日再一次“拜讀”,並批示田家英、羅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第62頁)毛還當著羅瑞卿的面誇讚林彪,要他“向林彪同志學習”。可見在毛的心目中,林彪是多麼難得的“人才”和“知己”。正如毛澤東研究者張素華所評論的:“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大聲地為‘三面紅旗’辯護,並理直氣壯地進行了論述。這樣的話,對毛澤東來說,從他人口裡講出來,自然比他自己說要受用的多,這使他多少產生了一絲患難逢知己的感覺。關鍵時刻是林彪支持了他,是林彪力排眾議,站出來為他講了話。”(引自《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43、145頁)

林彪第三次為毛澤東“救駕”,發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之際。毛澤東發動“史無前例”的文革,既是“一意孤行”,又是“忽發奇想”,還是“突然襲擊”,因此在黨內遇到很大阻力,正如“五·一六通知”中所說:“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轉引自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第110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尤其是當時處於中央第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如何開展文革與毛存在很大分歧,毛希望“天下大亂”,因而主張“放手發動群眾”,而劉、鄧擔心搞亂了無法收拾,因而主張文革要在黨的領導下有秩序地進行,於是通過派出工作組進行干預。毛此前本來就對劉、鄧以及彭真等人表示強烈不滿,認為“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聲稱“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毛髮動文革的初衷就是要摧毀“獨立王國”,以防止他一再擔心的“中央出修正主義”和“北京發生政變”,可劉、鄧等人似乎沒有“自知之明”,竟然極力阻擾文革的順利進行,這當然就更加激起毛的滿腔怒火,“他沒有預料到‘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如此之大,就下決心把‘文化大革命’擴展到全國各個領域。”王年一披露道:“毛澤東1967年5月與外賓談話時說到:……我只好將我的看法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爭論我才得到半數多一點的同意,當時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參見《大動亂的年代》第61、113、141頁)

毛澤東又一次遇到“險情”,而這次比廬山會議彭德懷“逼宮”和“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彭真“發難”更加嚴重、更加危急。毛的權威受到了嚴峻的挑戰,這簡直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正如毛在舉世聞名的《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所說:“可是在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轉引自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第177~178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又是“圍剿”,又是“白色恐怖”,又是“何其毒也”,單從用語來看,毛認為自己的處境是何等“危險”啊!於是,顯得“勢單力薄”和“寡不敵眾”的毛,為了“擺脫險境”和“力挽狂瀾”,便又一次向林彪“求救”——在1966年7月底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特意要秘書徐業夫通知正在大連養病的林彪到會。林本沒有打算參加這次會議,對毛刻意製造的“緊張氣氛”雖然沒有預料,但憑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是完全可以心領神會的。和當年廬山會議一樣,林又一次“臨危受命”,充當毛的“救兵”,回京的第二天就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高調錶態堅決支持毛髮動“文化大革命”。緊接着當毛拋出重磅炸彈《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後,林在閉幕會上發表講話為毛搖旗吶喊:“在這次規模偉大的文化大革命進行的過程中間,發生了嚴重的路線錯誤,幾乎扼殺這一個革命,……主席出來扭轉了這種局勢,使這次文化革命能夠重整旗鼓,繼續進攻……。”(引自《大動亂的年代》第60頁)林彪總是在最關鍵時刻被毛“重用”,他的態度和立場,象徵性地代表着解放軍的態度和立場,為毛全面發動文革助了至關重要的一臂之力。《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

林彪又一次“救駕”有功,受到毛澤東的最高賞賜,讓他取代劉少奇成為第二號人物,由此也意味着成了毛的接班人。就在這次會議上,毛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提出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意見,並以“個人意志”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在公布新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中,林彪赫然名列毛之後;此前排名第二的劉少奇則位居康生之後成了“老八”。王年一評論說:“這次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實質,是毛澤東對中央第一線的不滿;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線。毛澤東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麼好。現在一線、二線的制度已經改變了。’利用個人權威,通過合法程序否定和取消中央第一線,把大權集中到個人手中,是後來‘文化大革命’不可收拾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引自《大動亂的年代》第59~60頁)

林彪三次為毛澤東“救駕”,在“九·一三事件”之前是居功至偉,此後便成了彌天大罪。林彪從毛的“親密戰友”變為謀害毛的“兇手”,歷史的演變竟然如此富有戲劇性。然而,歷史的演變也成了“變戲法”——林彪成為“元兇”之後,其元帥的歷史也被“變沒了”(著名油畫《開國大典》中的林彪“被抹掉”就是一個例證);而且他成為反革命集團的“罪魁禍首”之後,又似乎成了“替罪羊”,一些不是他的或不全部是他的罪過,也都統統記在了本是“林禿子”的頭上,使他死無對證,也使他死有餘辜。

在廬山會議上打倒彭德懷,本是一場完全由毛澤東親自導演並唱主角的歷史悲劇,可在一些領導人的回憶錄和權威性的黨史著作中,大約是為了維護毛的“光輝形象”,便把本來是奉旨上山充當“援兵”的林彪,描繪成了“喧賓奪主”的主角,似乎林與彭德懷不合併想取而代之,因而主謀打倒彭德懷。胡喬木就說過:“毛澤東所以起用林彪,是因為林反對彭德懷。”(引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698頁)而且在對彭及其“軍事俱樂部”成員的批判中,本來是幾乎所有與會成員“群起而攻之”,有的領導人發言對彭的攻擊甚至比林更“擊中要害”,可在權威性的黨史著作里“點名”記載的只有林,其他人的言論卻“忽略不計”。譬如劉少奇在廬山會議上發表的講話,不僅對彭“落井下石”,還再次起勁地鼓吹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可劉的這個講話,在許多黨史著作里秘而不宣。

“七千人大會”上林彪的那番講話,如今被當作反面教材遭到痛批。《中國共產黨歷史》評論道:“林彪的發言帶有濃厚的個人崇拜色彩。這對正確總結經驗教訓,糾正缺點錯誤和發揚黨內民主,起了消極作用。”(P598頁)張素華在《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更是把毛澤東沒有深刻反省失誤和不作深刻檢討的原因,歸咎到林彪的講話上:“現在看來,林彪的這個講話,對毛澤東產生的影響是相當負面的。他首先增強了毛澤東繼續堅持‘三面紅旗’的決心,並進一步對持批評態度的同志,產生了不滿;林彪對‘付學費’的理論闡述,影響了毛澤東進一步深刻反省自己的失誤,使他更有理由原諒自己,因而把一場可能在決策層面上對中國經濟建設的深層檢討,化作了輕飄飄的一句話:因為沒有經驗,因為這是付學費,而這個學費還是必須要付的;……”(P146頁)其實,林彪所講的這些內容,周恩來也說過相同意思的話。還在林彪沒有講話之前,在討論會議的報告稿時,也就是在彭真說毛澤東有錯誤、應檢討的話時,“周恩來大概在擔心什麼。他很快發言,從另外一個角度表示:在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說,……主觀上的錯誤,要着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P110頁)把林彪的講話與周恩來的講話放在一起對比着看,除了林的話比周的話更“精闢”之外,其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都有“護毛”的嫌疑。張素華也不得不承認:“……現在看來,周恩來這樣講,未必利大於弊。”(P110頁)張素華對周恩來的講話雖然“批評”得過於委婉了一些,但總比那些黨史著作故意避而不提要實事求是一些。

文革本來是毛澤東親自發動、親自部署、親自領導、親自指揮的,他多次說過文革是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去了)。甚至在毛去世之前,他最牽掛的事情不是國泰民安,而是他死後文革是否被翻案,因此他對剛被“解放”出來代替周恩來主持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就放心不下,蓋因鄧上台之後所搞的一系列整頓就有“翻案”之嫌,當“四人幫”向他彙報鄧的“翻案”言行時,他一句“翻案不得人心”就把鄧再次打倒。由此可見,文革與毛簡直是“休戚與共”、“生死相依”。然而如今一說到文革,人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原諒毛澤東的錯誤,而對林彪、“四人幫”恨之入骨,好像文革是他們搞起來的,他們成了文革的罪魁禍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的說法是:“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裡的“反革命集團”,即指林彪和“四人幫”。胡喬木在《與美國記者白修德談毛澤東》中,更是極力淡化毛與文革的責任,竟然對文革作出這樣的解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所說,把一個魔鬼從瓶子里放出來以後,就很難收回去。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要人物表面上非常尊重、絕對服從毛澤東,實際上不完全是這樣,很多事情是他們幹了,然後報告毛澤東或不報告。毛澤東對這些事情不是完全能夠控制的。……毛澤東在他後期不像在早期那樣,對任何事情都了解得很清楚,親自處理。他只能依靠一些他所相信的人。而這些人只選擇一些願意讓毛澤東知道的事情報告給他。所以,他不可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情況。在那時,黨是由一批非常殘酷的分子把持着。”(引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97頁)胡喬木的言下之意,毛澤東在文革中似乎是處於“被動”局面,被林彪、“四人幫”“架空”了,因此文革的錯誤和責任就理所當然地歸罪於林彪、“四人幫”。

王年一針對毛澤東和林彪、“四人幫”在文革中究竟誰利用誰的問題發表評論說:“說毛為林、江所利用,並無根據。‘文革’的‘偉大戰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無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確實做了壞事,但都是在毛的‘偉大戰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衛’也是響應毛的號召。毛要武裝左派100萬,才有‘文攻武衛’一說。至於抓個保姆,抓個廚師,只是小打小鬧,並不決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做了不少手腳,但是打倒劉是毛下的決心,不能歸罪於江。”(轉引自《究竟誰利用誰?——對<決議>中關於文革定義的評析》,《共識網》2011年12月13日)從林彪為毛澤東三次“救駕”的歷史事實,不就可以清楚看出“究竟是誰利用誰”么?毛澤東曾經自豪地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劉少奇曾經無奈地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筆者認為,歷史由誰書寫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無論誰書寫的歷史要真實可信,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2012年3月29日寫就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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