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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安顧問博爾頓:捍衛美國主權 堅決反對全球化

 

 

【法意導言】約翰·羅伯特·博爾頓(John R. Bolton)是美國政治人物,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2018年3月22日,被美國總統特朗普任命為自己的國家安全顧問。法意讀書近期組織編譯了這位新晉美國高官的一些代表性言論,此前曾推出(美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丨聯合國是維護美國核心利益的政策工具)。本期推送是博爾頓2000年於《芝加哥國際法雜誌》(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第一輯第二期發表的一篇題為《我們應該認真對待全球治理嗎?》(Should We Take Global Governance Seriously?)的文章。博爾頓在文中指出,全球主義者抓住了冷戰結束的時機在各個領域推進他們的全球治理,這極大地威脅了美國人民的主權與國家的國際力量。然而這一點並沒有得到美國主義者們的重視。作為一個堅定的美國主義者,博爾頓認為應該認真對待這個問題,並阻止全球治理趨勢的推進。博爾頓在文中所表達的對全球治理的觀點與態度,對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有着特別的借鑑意義。

我們應該認真對待全球治理嗎?

博爾頓指出,針對"全球治理",美國存在兩派觀點。其中一派為全球主義者,大都受過高等教育、十分健談且活躍。他們努力推進世界範圍內的中央集權。而另一派美國主義者,則由剩下的幾乎所有人所組成,他們並不認為"全球治理"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甚至不知道全球治理的定義。儘管這一派的人數明顯多於另一派,但在學術論文、國際會議與國際媒體中卻都不見他們的蹤影。

美國主義者普遍不把"全球治理"當作一種現象,嘲笑其龐大的學術和論戰,並允許"全球主義者"的理論和組織在幾乎沒有審查、辯論與反對的情況下發展。全球主義者抓住了冷戰結束的時機推進他們的議程,而此時的美國主義者在睡大覺。不過最近美國參議院和周邊地區發生的衝突表明,美國主義者已經覺醒。美國的人民主權與憲政所遭受的損害及其國內與國際政策靈活性和權力所受到的限制,終於得到了關注。

 

 

 

 

 

 

圖為《芝加哥國際法雜誌》,來源https://chicagounbound.uchicago.edu/cjil/

博爾頓指出,全球主義者的優先事項與目標,可以在全球治理委員會的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夥伴關係"的報告中找到。儘管其聯合主席在報告內容的精講中明確表示全球治理不是全球政府,但他的措辭中卻帶有明顯的中央集權傾向。此外,我們在評估全球主義議程時還應當考慮到該報告的反美論調。聯合主席說他們試圖避免一個有利於權力和霸權野心的世界,並直接瞄準了美國的波斯灣戰爭,以及美國在冷戰後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的敵意顯而易見。

博爾頓接下來對全球治理的各個方面進行了概括性的介紹與審查。他認為,在美國主義者覺醒後,接下來的將是美國主義者與全球主義者之間的戰鬥。

 

 

 

 

圖為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報告《我們的全球夥伴關係》

來源亞馬遜

 

 

A、武力的使用:合法性和權威

 

 

全球主義者認為,為了使"我們的全球社區"變得更加好客,必須要限制使用武力,但不是以民族國家之間傳統且均勢的方式,而是通過限制民族國家本身的方式。限制民族國家使用軍事力量的決定或將其轉移到另一個權力來源必然意味着國家主權的減少與全球治理的推進。這正是美國主義者與全球主義者分歧最深的地方。

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的言論體現了全球主義者的主張。秘書長針對北約空襲前南斯拉夫上空一事,明確表示:"除非安理會在使用武力的問題上恢復其作為唯一合法來源的卓越地位,否則我們就是在走上一條通向無政府狀態的危險道路。"此外,他還稱:"科索沃等未經委員會許可的行為,構成了對國際安全體系的威脅,只有《憲章》為使用武力提供了普遍的法律依據。"

 

 

 

 

圖為科菲·安南,來源維基百科

博爾頓指出,這兩種說法都是完全錯誤的。無論是聯合國憲章的語言和背景還是《憲章》50多年的執行經驗都不能支持這兩種說法。博爾頓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第一次聽證會上陳述了這一論點。他敦促整個參議院對秘書長的言論進行辯論。但參議員約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則認為秘書長的言論沒有什麼可爭辯的,因為參議院裏根本沒有人同意這個觀點。拜登的觀點說明了美國主義的立場在美國的公民中得到了全面的分享。

 

 

 

 

B、武力的使用:兩個案例研究

 

 

博爾頓指出,全球主義者在政治軍事領域的進展遠遠超出了國際公務員的單純言辭。近年來,他們取得了兩項重大勝利:一個是1997年12月在渥太華簽署的《國際地雷公約》,一個是在1998年7月簽署《羅馬規約》成立的國際刑事法院。

《地雷公約》雖然僅規定了禁止殺傷性地雷的條款,但它代表了對常規武器而不是通常所說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核、化學和生物武器)的重大限制。因此,它可能成為今後限制其他常規武器系統的重要先例,而這將不可避免地使美國受到影響。《羅馬規約》建立了一個潛在的強大的新國際機構,擁有凌駕於國家司法系統之上的權力,其管轄範圍甚至比現有的國際法院還要大得多。儘管它似乎為審判個別被告創造了制度和程序,但毫無疑問,它的最終目的是控制國家的行為。這嚴重損害了"國家主權平等"的概念。

這兩項措施的談判都是在克林頓總統的大力支持下開始的,克林頓的政府是本世紀最具全球主義的政府。然而,克林頓政府還沒有簽署這兩項條約中的任何一項。在地雷方面,五角大樓堅決反對的理由是,殺傷地雷技術在保護反坦克地雷和關鍵的防禦陣地中仍然發揮着重要作用。在國際刑事法院的問題上,五角大樓擔憂美國未來軍事部署提議的後果。大多數觀察家認為,這兩項提議在參議院的失敗幾乎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即使是像這樣的一個全球主義政府,也要為了避免在參議院中被美國主義者打敗而讓步。

 

 

 

 

圖為國際刑事法庭總部,來源維基百科

 

 

C、武力的使用:在華盛頓成功的全球主義者

 

 

博爾頓指出,儘管克林頓政府對地雷和國際刑事法庭保持沉默,但在倡導美國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方面,克林頓政府沒有表現出任何猶豫。該條約禁止所有核試驗。儘管如此,參議院在1999年10月13日以51票對48票否決了該條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成為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條約》以來在參議院被明確否決的第一個重要條約。

在參議院投票後,政府立即宣佈將繼續它的反對核試驗的政策。然而,政府的這項政策並沒有訴諸總統所擁有的公認的憲法權力,而是訴諸了一項未經批准的國際協議,《維也納公約》。沒有人會質疑總統繼續美國凍結核試驗的憲法權威,但政府卻在一個未批准的國際公約中尋找權威,政府的做法毫無疑問是全球主義者在美國所達成的成就的體現。

 

 

 

 

D、以"人權"的名義限制美國

 

 

博爾頓指出,所有美國人都倡導個人自由,這使得人權問題在國家議程上並不特殊。但"人權"在各種層面上的延伸,成為了全球主義者限制民族國家獨立行使司法和政治權的重要途徑。

大體來說,有兩種途徑。首先是建立一個國際協定和習慣國際法的網絡,通過取代國家的內部決策過程,將關鍵的政治和法律決定從國家手中奪去。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從英國引渡到西班牙的努力就體現了這種方法。對這一努力至關重要的是普遍管轄權的概念。人權組織試圖利用普遍管轄權和它的相關概念來推進他們自己的價值取向。雖然即將誕生的國際刑事法庭將在幾個方面佔據重要的實質性地位,但由於羅馬規約覆蓋的罪行並不是無限的,因此,除非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範圍繼續擴大(目前正在進行的活動),普遍管轄權仍將是對抗民族國家的一項重要的尖端武器。

全球主義者的第二種方法是針對美國的,目的是使我們的體制更符合人權以及在其他地方被普遍接受的標準。這種限制"美國例外論"的努力與限制民族自治的更大努力是一致的,因為美國一直是這些努力的最重要的懷疑者。這一方法最恰當的例子就是美國的死刑問題。在過去的幾十年裏,美國人對死刑進行了嚴肅的審查,並對其中的人民主權進行了充分的論證。而全球主義者宣稱美國的死刑是美國法律對國際規範的侵犯,並發起了一場運動以使美國使用死刑的標準國際化。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等機構還就此對美國進行調查。但在大多數美國人看來,聯合國利用其地位和法律權威進入國內辯論的努力是完全不合法的。

 

 

 

 

圖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妮基·黑莉(Nikki Haley)

黑莉19日在華盛頓宣佈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來源:BBC

 

 

E、行進中的非政府組織

 

 

博爾頓指出,許多非政府組織認為它們有責任在國際事務中增加公民社會的作用,要求公民社會與國家政府同等水平地參與國際事務的決策。這一要求幾乎已經被聯合國的圈子所認可。聯合國正打算召開一年一度的"公民社會論壇"來增加公民社會在聯合國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

加強非政府組織的外部影響力的努力,是人權組織在國際原則基礎上對各種問題進行司法化的努力的補充,為了使這些問題從國家政治的範圍內消除。公民社會也認為自己超越了國家政治,他們這種脫離政府的態度,對於民主國家來說非常麻煩。公民社會為那些在民主選舉中被擊敗的政治力量提供了外部遊說的機會,各國政府中的少數派因而可以在複雜的全球談判中扮演着強大的角色。

公民社會的想法實際上是提出了一種"社團主義"的國際決策方法,這極大地威脅着民主理論。墨索里尼就是國家層面社團主義的主要理論家,他主張用利益集團治理來取代混亂的政黨結構,並稱社團主義是"法西斯主義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墨索里尼會很樂於看到公民社會論壇,但民主的美國主義者不會願意看到它的出現。

 

 

 

 

F、全球主義視野下的實質性政策

 

 

博爾頓指出,在20世紀60、70和8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所主張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和世界信息新秩序,提出了大規模的多邊再分配和監管方案,這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他們希望通過這種努力來免費獲取發達國家的技術與資源。儘管其中一些方案被採納,有些則沒有,但他們的這種努力在其更廣泛的目標中基本上失敗了。因為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里根政府,都拒絕參與這個遊戲。

因此20世紀80和90年代,國際監管的努力逐漸消失。然而潛在的中央集權者的監管衝動並沒有消失,他們抓住了機會復活,並成為20世紀最後十年中出現的全球治理趨勢的更大推動力的一部分。他們的努力幾乎涵蓋了每一個公共政策領域。

在許多方面,歐盟已經取代發展中國家,成為了實質性的全球主義政策的主要來源。隨着歐洲的政治精英們逐漸適應給予歐盟大量的國家能力,他們會更願意在全球範圍內提出與歐盟政策方向一致的解決方案。因此,他們並不滿足於將自己的國家主權轉讓給布魯塞爾,他們也決定將我們的一些國家主權轉讓給世界範圍的機構。

 

 

 

 

 

 

圖為歐盟的會徽,來源維基百科

博爾頓在文章最後指出,全球主義實際上代表着一種世界範圍的政府和利益集團的卡特爾化。我們不僅在今天,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都應該"認真對待全球治理"。全球主義口號不受約束和不受批評的接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全球主義降低了憲法的自主權,削弱了人民的主權,削弱了我們的國際力量,限制了我們的國內和外交政策的選擇和解決方案。美國因此付出的代價太大了,而我們目前對這些代價的理解也太過有限。無論我們是否準備就緒,在憲法理論和外交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展開的關於全球治理的爭論,是美國在國際上面臨的決定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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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Bolton, John R.(2000)"Should We Take Global Governance Seriously?,"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 No.2, Article2

網絡連結:

http://chicagounbound.uchicago.edu/cjil/vol1/iss2/2

姚無銘

本科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現為北京大學法學院2017級法律碩士。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責任編輯: 秦瑞  來源:法意導言/編譯姚無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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