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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聲:美國問題中的中國問題

川普的前國策顧問史蒂夫班農斷言:美國面臨的問題從本質上都可以認為係「中國問題」。因為在美國保守派看來,中美衝突實際上係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基督教新教文明和國家資本主義、東方專制集權主義的終極較量。

2016年底地產商人唐納德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時代周刊推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封面,將新當選的川普總統定義為“美利堅分裂國的總統”(The 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看似戲謔惡搞,其實寓意深刻。川普作為一個毫無從政經驗的商人,依靠中下層民眾的支持居然擊敗了政壇老手希拉里,脫穎而出,不能不讓人驚嘆。

美國真嘅像時代周刊講的那樣係一個“分裂的合眾國”?美國面臨的挑戰係咩?中國在呢度扮演了一個咩角色?應該講美國目前面臨著自二戰和冷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從本質上來講這係一場美國係否能夠繼續保持美國價值觀以及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的戰役。而呢度一個重要因素就係自從70年代以來愈演愈烈的全球化進程(Globalization)。由於資本和技術的不斷擴散,世界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平,越來越擁擠,競爭越來越激烈。比如講,美國底特律汽車配件廠將面臨中國墨西哥或印度等國的廉價勞動力的競爭。現在不僅係原來屬於西方的製造業被逐漸地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越來越多的白領和服務性的工作也被轉移到了印度或中國。很顯然,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力和消費市場的中國加入WTO,將這個資本和技術的全球化進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從尼克松時代開始,美國歷屆政府都對中共政權採取了一種相對包容緩和的政策。這係基於對當時冷戰的局勢的考慮:美國需要聯合中國對付蘇聯的威脅。同時,由於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失敗,中共也開始實行務實的政策,把工作重心放在發展經濟上,也就係所謂的改革開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力市場和潛在的消費市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對於西方商家來講係一個巨大的商機。同時,西方很多人也對中共也抱有幻想,以為隨着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政治也必將進步,中國最終應該和世界接軌。但係,現在我們看到結果並唔係這樣。

共產中國在這次美國面臨的挑戰中究竟扮演了咩角色?川普的前國策顧問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斷言:美國面臨的問題從本質上都可以認為係“中國問題”。因為在美國保守派看來,中美衝突實際上係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基督教新教文明和國家資本主義、東方專制集權主義的終極較量。不同於前蘇聯,共產中國對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威脅和挑戰係全方位的,儘管當年的蘇聯的軍事力量十分強大,但係蘇聯在經濟文化上並未融入世界,處於孤立狀態。中國則不同,中國加入全球化進程後,在經濟政治文化外交等諸多領域已經和美國西方世界交織在一起,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共通過廉價的勞動力以及政府補貼,盜竊技術,仿冒造假等手段在世界上壟斷大部分的中低端製造業,現在又在國家資本的扶植下開始向高端領域進軍。在文化上,中共對外宣揚所謂其治國理念,鼓吹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在全球各地辦“孔子學院”,打着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招牌向世界擴散中共政治思想。近些年又提出“一帶一路”,妄圖重新建立一個類似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和美國西方抗衡。總之,今日共產中國的影響力和實力已超過了當年的蘇聯,不容小覷。

在川普和班農等人看來,美國政治經濟多年來已經被所謂“建制派”(Establishment)把持,他們已經背離了美國的立國原則,建制派們已經和世界上以中共為首的獨裁專制勢力結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同盟,或利益共同體。對於建制派代表的跨國公司以及華爾街勢力而言,中國的加入世貿幾乎係一個“發現新大陸式”的機會,在中國的低廉勞動力和巨大消費市場的誘惑下,國際資本將大量工作外包到中國,製成的商品再賣到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市場,這些跨國集團都賺得缽滿盂滿。中國生產的產品充斥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市場,這些國家享受了大量的廉價商品,大幅度地提高了美元的購買力,中國的廉價商品加上信貸消費的誘惑,使得西方社會的消費達到了瘋狂的高潮。

但係,凡事有利必有弊,對於美國大多數中下層民眾以及眾多中小微企業來講,這個全球化過程則唔係一個“雙贏”的過程。就像川普在就職演講里講的那樣:美國的工廠一家接着一家地倒閉,一家一家地轉移到了海外(主要係中國),就像一個個墓碑一樣散落在全國各地。比如俄亥俄州的啲汽車零件廠地關閉後,依賴這些產業的服務型行業也接着倒閉,一個接着一個的城鎮荒蕪廢棄,大量民眾失業。同時,在中國的長三角和珠三角的血汗工廠里,中國的工人們正在惡劣的環境下不停地勞作著,一旦發生事故,則死傷慘重。可見全球化對於美國和中國的大多數民眾來講並唔係像想像的那樣美好。

毫無疑問,全球化的負面效應已經使美國的社會問題加劇。因為美國大量中小企業倒閉,已經危及到了美國中產階級的生存,而美國的中產階級恰恰係美國經濟以及美國民主制度的根基之所在,現在這個根基被動搖,勢必會撼動美國的整體國家體系。

在某種意義上,美國現在面臨著和當年內戰相似的形勢–廢奴和蓄奴之爭。美國內戰係南方種植園奴隸主和北方工業資本之間的矛盾,在精神層面上係奴隸制度和基督教平等自由理念的對決。而美國目前面臨的挑戰凸顯出來的則係全球化利益集團建制派和美國價值觀以及美國大多數人民利益之間的鬥爭。很顯然,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係美國上層精英階級,而建制派就係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於是,建制派們認為中國加入世貿從大方向上看係對的,只係在具體執行上出了差錯,而現在解決問題就必須依賴現存的國際機制來解決,通過“國際合作”而唔係“對抗”來解決問題。在建制派看來“全球化”對整個世界的進步係必不可少的階段,美國通過弘揚美國的“企業精神”也間接地弘揚了美國的價值觀,這種觀點看起來不無道理,但係有兩點係需要指出的:首先,在不平等的政治經濟制度之間很難實行公平的貿易。其次,美國一方面試圖在世界上弘揚美國的價值觀:民主,憲政,自由,平等等理念,另一方面又離不開世界市場上主要係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動力以及金融資源,而廉價勞動力等競爭優勢往往係以犧牲人權和環境換來的結果。

與建制派不同,以川普為代表的民粹派和保守派則認為美國需要另起爐灶,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美國必須退出這些現行的對美國不利的國際體制。這就係川普興起的所謂的“退群熱”,退出TPP,退出伊核協定,退出巴黎協定,甚至威脅退出聯合國等等。

川普雖然以共和黨的身份當選總統,但係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他並唔係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共和黨人,他的作風既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左派也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右派政客,而係代表了一種來自民間的草根訴求。川普的崛起既係美國民主政治理念的體現,同時也係對現行機制的一種挑戰和考驗。

綜上所述,由於全球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的問題和美國的問題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從尼克松基辛格-毛周時代開啟的中美關係已經不符合時代要求,需要重新定位。中共在經濟上的崛起,以及在政治上的保守和倒退對全世界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美國如果要成功地應對中共的挑戰就必須先處理好自身的問題。也就係講,美國內部的各派勢力必須達成一致,一起站到美國立國的根本原則和價值觀的旗幟下,只有這樣才能使“美國重新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同樣,中國的問題也不能脫離開世界的背景,中共政權能有今天的國際地位離不開世界整體的環境。中共政權誕生於二戰,壯大成長於冷戰,今日中國經濟的成就係中國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結果。現在二戰和冷戰都已成為歷史,人類已經進入到了21世紀,中共這類政權已經沒有存在的合理性。目前美國的民主政治再次發揮作用,美國大多數民眾已經覺醒,他們在爭取維護自己的權益的同時也必將直接或間接地帶動了中國和其他生活在專制主義下的民眾的覺醒和抗爭。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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