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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崔永元發飆事件折射中國社會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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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如果一件事能夠提供機會,讓社會大眾「曲線」發泄對現實的不滿,一定立即會被社會大眾縱情地演繹和消費,最近發生的崔永元怒懟演藝明星的事件就是一例。原央視名嘴崔永元針對名導演馮小剛、名作家劉震雲、名演員范冰冰正在製作的電影《手機2》在自家微博發飆,指責對方曾經在十五年前拍攝的《手機》中影射自己,給自己和家庭帶來了精神上的痛苦,現在又不思改過,再次高調宣傳《手機2》,這是在自己的傷口上抹鹽。

不知道是在崔永元計劃之中還是出乎其預料之外,引起中國網民圍觀的重點已經遠遠超出了他所敘述的這些名人間的恩恩怨怨。網民們沒有關注「手機事件」的細節和是非,諸如,《手機》是否真正地對崔永元構成了傷害?文藝作品是否有虛構故事情節的正當權利?崔永元與劇中人物對號入座是否過於敏感?崔永元對《手機》導演、編劇、演員們的斥責是否合理?等等。大家的注意力完全被轉移到了崔永元在微博中透露出來的與《手機》無關的其他內容。

大家關注的一件事情是崔永元披露的中國著名演藝明星們的高額報酬,尤其是他們慣於通過簽署「陰陽合同」來逃避個人收入稅;另一件事情是范冰冰曾被授予的「國家精神造就者榮譽」,崔永元辛辣地譏諷這個由德國企業捐資、由《生活周刊》頒發的獎項以及由范冰冰之類的大眾明星領取該獎的正當性。其實這兩件事本來都不複雜,前一件完全可以通過稅收部門調查核實並依法辦事;後一件本是中國社會無數種商業噱頭的一種,社會大眾對此早就習以為常了。

沒料到這兩件事卻在中國網絡迅速傳播開來,社會大眾迅速以一種極具娛樂性的方式參與進來,目前已經演變成了頭號民間網絡大事,完全壓倒了一些本應引起關注的嚴肅的大事件,諸如二十九年前北京天安門大屠殺的周年紀念,即將在新加坡舉行的金正恩特朗普的朝美高峰會談、劍拔弩張的中、美貿易摩擦等等。當然,所有的這些娛樂都是在中國政府的默許下進行的;而中國政府之所以允許,是因為它可以安全地分流社會大眾對中國政府的政治批評。

網絡大眾對事件中的明星們儼然是同仇敵愾。不過在我看來,這種同仇敵愾主要不是因為這些明星有逃稅違法的嫌疑,而主要是因為他們與政府主流意識形態心領神會的長期配合,更是因為他們在政府的支持和默許之下發了大財。我是一個經濟學人,對於商人和明星們在市場環境下發財向來沒有不滿,但是對於有着專制制度作靠山而混得風生水起的不良文人和紅頂商人們總是不以為然的。想必這也正是中國大眾通過崔永元對明星們不滿一個原因。

同時,大眾們認為范冰冰領取「國家精神造就榮譽」是對這個社會的一種諷刺。其實,所有極權制度下的「國家精神」都不是什麼好東西,無外乎是臣服精神、阿諛精神、嫌貧愛富的精神、欺軟怕硬的精神和不問是非只問成敗的精神。那些健康向上的人類普世價值是不會被當權者所承認的,也是不會在極權制度統治下的社會中發展壯大的。考慮到這一點,對范冰冰們得個什麼國家精神獎,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我倒是想,中國人不去公開指責那些腦滿腸肥的統治者們,只是針對沒有權力的人發怒,似乎也有點欺軟怕硬的味道。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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