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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主義學院全班唯一不入黨的骨氣女生:我的一些約談和喝茶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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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說,你想不想勤工儉學啊,每個月還有錢拿。我覺得這個主意不錯,有錢啊,於是就答應了。其實,老師的目的很簡單,把我留在學校,方便監控。於是,我就開始了「勤工儉學」的學生生涯。後來發現,勤工儉學每個月才120元,好少啊。我心想,我每月給你250元,你還我自由好不好?!不過我的勤工儉學和其他人不太一樣,我只需要在辦公室坐着,看女權主義和社會學的書籍。

北京大學(Pixabay)

約談,對於大學四年級時候的我,其實是家常便飯。最近岳昕同學的遭遇,讓我想起了自己的六年前的大學時光。對比北大,長安大學的策略顯得高明多了。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以表示對岳昕和其他被約談同學的支持!

上大學的時候,我在同學和老師眼裏是個特立獨行的人。

2012年2月19日,我和鄭楚然等志願者在廣州發起佔領男廁所行為藝術。一下子,我們的行為藝術出現在了各大媒體和新聞客戶端上。朋友買了羊城晚報的報紙,並且買了一份給我留作紀念。新華社邀請我回北京接受採訪,陝西的華商報為了聯繫上我,給我已經欠費停機的手機充了10元電話費,就是為了採訪我。那時候,我在學校手持一個特別破的諾基亞應接不暇的接受各種採訪。我的輔導員在媒體上看到了我的事跡,內心深深的為我感到驕傲,他做輔導員以來,我可能是最令他驕傲的學生了。後來,我出國留學需要他幫忙,他還在對我表達,有機會回學校看看,我是他的驕傲。我深感慚愧,因為我自認為不是一個好學生。

2012年2月26日,北京佔領男廁所,遭到了警方的維穩。我人生第一次在德勝門附近的一個餐廳和警察吃了飯喝了茶。警察還問我是不是黨員,我說否。這也是為什麼我的輔導員特別敬佩我。我是文科生,我們班31個人,30個黨員(除了我)。因為是馬克思主義學院,我們的入黨名額最多,全班入黨不是夢。所以,當黨支部書記短訊問我要不要入黨的時候,我直接回復了一個字:否。他肯定是把這件事兒告訴了輔導員,因此,輔導員一直都覺得我是一個非常有想法的女孩子。

一番喝茶調查之後,警方開始監控我的手機。知道我又要在3月8日,婦女節搞事情之後,電話直接打到我們學校校長辦公室。

據輔導員說,當時打電話的人直接說,我找你們校長。

校長助理說,你有事兒可以跟我說。

對方說,我找你們校長!!!

校長當時在北京開會,不得已在黨委書記的主持之下,召開了針對我這個「學生」的會議。學校也配合有關部門查閱了我的檔案,我估計調查的結果是發現我這個「失足「學生還「有救」。因為我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寫了入黨申請書,言辭懇切,我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

而且,在查閱我的檔案的時候,發現我父母都是農民,所以檔案非常乾淨,不涉及什麼「走資派「的背景。不料到了大四,我就變了。畢竟,我只是一個學生嘛,所以學生只是too young,too naïve.

為了「拯救」自己的學生,輔導員和副院長(女)專程打飛機來到了北京。3月7日晚上五點,我接到了輔導員的電話,他要請我吃飯,我說我們吃羊蠍子吧!餐桌上,輔導員和副院長對我的態度非常好!一邊說,以後有什麼工作的打算啊,我說我要去非政府組織工作。副院長問我,你要不要參軍啊,我可以幫助你啊!我嚇得連連說,不要不要!!!輔導員說,你想不想勤工儉學啊,每個月還有錢拿。我覺得這個主意不錯,有錢啊,於是就答應了。其實,老師的目的很簡單,把我留在學校,方便監控。

於是,我就這樣,在當晚,學校領導不知道用了什麼方法搞到了四張軟臥,那時候車票非常緊俏,而且已經開始實名制了。我拿着一張不是寫着我的名字的軟臥車票,回到了西安火車站,並且在老師的專車護送之下,回到了學校。

於是,我就開始了「勤工儉學」的學生生涯。後來發現,勤工儉學每個月才120元,好少啊。我心想,我每月給你250元,你還我自由好不好?!不過我的勤工儉學和其他人不太一樣,我只需要在辦公室坐着,看女權主義和社會學的書籍。

三個月後,我寫完了畢業論文,準備畢業。在辦理畢業手續的時候,輔導員滿面紅光的看着我,對我說,李婷婷啊,終於要畢業了。老師很高興!不知道老師的這種高興裏面是不是也包含了一種安心。

約談對比:長安大學VS北京大學

我的老師的做法無疑是聰明的。長安大學原本是三個理工科學校合併組建的學校,人文氣息是比較缺乏的,但是在對待學生的態度上,比北京大學要好得多。第一,我們學校老師的策略,看管好自己的學生,讓她順利畢業。雖然,我被很大程度的監控,但是我的來去還是非常自由的。室友雖然被要求匯報行蹤,但是室友也不會暗地裏打小報告。

然而,北京大學的領導們的傲慢無禮令人咋舌。半夜約談,請家長,以畢業證相威脅,這都說明了北京大學的領導們自傲的認為已經找准了學生的命門——畢業。以為通過威脅就能夠達到目的,這就是極端自傲下的一種藉由權力關係的控制。

然而岳昕雖然在承受了極大的心理壓力和家庭壓力的情況下,依舊選擇發聲,讓北京大學在這場自編自導自演的戲中徹底的失敗。短期內,北京大學的領導再也不敢輕易的約談學生,這是好事兒。大學作為公權力的延伸,其官僚做派早已為學生皆知。岳昕是勇敢的,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值得一提的是,請家長這樣的套路同樣被用在秋白身上。秋白是起訴教育部的主角。作為學生,學校體制裏面最低級的成員,竟然挑戰了教育部這個老大哥。中山大學的領導氣的跳腳了,作為教育部直屬高校,為老大哥效忠是他做小弟應盡的義務,豈能容忍自己手底下的學生這麼肆無忌憚的挑釁老大哥?於是,秋白被請家長,被出櫃,被迫回老家,也遭受了極大的心理壓力。她的經歷對於大學時代的普通學生來說,是大多數人沒有經歷過的。

沒有限制的權力導致大學領導的傲慢

在這裏,我想指出的是,恰恰是因為大學體制沒有有效的來自於學生的力量去制衡學校,才導致了大學領導們的傲慢和愚蠢。正常的邏輯,從保護學生的角度出發,讓秋白和岳昕順利畢業,無疑是一個雙贏的選擇。岳昕正值大四,不日即將畢業,順水推舟,讓她順利畢業後。她便不在學校的管理範圍內,學校將會一勞永逸。任何為難一個大四應屆畢業生的領導都是愚蠢的。

奈何北京大學選擇了一種他們認為最好的,但是實際上卻是力量的博弈充滿了風險的手段去壓制學生。沒有嚴絲合縫的權力控制,總有遊走在權力關係邊緣的力量試圖去打破這司空見慣的控制。顯而易見的,這種權力關係一旦被打破,強有力的形成了一股制衡大學領導的力量,讓人為之一振。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作者微信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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