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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輝:上書毛反對土改 農學家慧眼識中共

董時進先生(1900年~1984年)(維基百科)

第一次知道董時進這個名字,是從謝泳先生的《一個被遺忘的知識分子》一文中,謝先生稱他是一個始終不能讓自己忘懷的知識分子,而通過謝先生的粗略介紹,筆者也對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遂查閱了他更多的生平資料。

1900年10月出生的董時進,先是考入上海南洋公學,畢業後棄工學農,入京師大學農學院學習。1920年考入清華大學,並獲公費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1924年獲該大學農學博士學位。其後旅歐考察農業和土地制度,1925年回國。回國後先後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等學校教授農業經濟,並擔任過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國立北京農業大學、四川大學農學院、江西省農業學院院長及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所長等職。

不過,董時進並非是一位死讀書的農學家,他曾創立“中國農業協進會”、“現代農民社”等組織,創辦全國公開發行的《現代農民》月刊,在成都建農場,還在1947年創建中國農民黨,任黨主席,該黨成員多為大學教授和農業技術專家。

農民黨側重於鄉村建設,謀求於同城市平衡發展,認為造成農村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混亂,法紀不存,貪官污吏肆意掠奪農民。所以一方面他要求實行法制,懲處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張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進行改良,通過扶植自耕農經濟來緩和農村社會矛盾,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他建議政府用贖買土地,或向政府租賃土地。

但讓筆者最為驚嘆的是他對共產黨的認知,以及逆流而上,上書毛澤東,公開反對其土地改革。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區別

1947年,國民黨取締了傾向於中共的民盟。作為民盟成員,董時進在獨立雜誌《觀察》上發表了題為《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的文章。文章認為取締之舉是政府的下策,是害大於利。他寫道:“因為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大多恨它腐敗貪污,而認為尚可取的,則是比較上還能給人民一點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團體也還可以存在。人民對於共產黨最害怕的是它的專制,太不給人民自由,黨派根本不能存在。”

因此,他勸國民黨道:“政府假使是聰明的,應該利用自己的長處去對付共黨的短處,那便是利用上述的普遍的心理,使人民感覺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對黨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動。世人相信美國比蘇聯民主,最好的證明是美國允許華萊士一類的人在國內國外大事咆哮,而蘇聯則無論如何拿不出這樣一個證據來。這樣的事實勝過一切雄辯。”

在那個時代,能夠清醒看到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這點區分的知識分子並不多。除了董時進,彼時還有《觀察》的主辦者儲安平和大知識分子胡適、錢穆、傅斯年等寥寥幾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卻是在慘痛加身後才體味出來。

儲安平曾在《中國的政局》一文中如此寫到:“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

他還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

而曾對國民政府給予最為嚴厲的批判的胡適也指出,“共產黨當政必是鐵幕社會”,“暴力黨追求的是絕對的專制,絕無自由之可能”,“國民黨是自由多少的問題,共產黨關係到自由有無的問題”。

胡適曾告誡世人:國民黨政府初步實施了憲政,認同自由價值觀,不反對多黨制,沿着這條道路,必能和平走向完全自由的民主社會;而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堅決最強硬的獨裁黨,追求的是絕對的一黨專制,奪權後必將萬馬齊喑。

董時進、儲安平、胡適等人的預見早已在中國大陸應驗。可嘆的是,這三人中,將共產黨看得如此透徹的儲安平後來卻變的十分天真,並選擇留在大陸,追隨中共,其最終落得個慘死的下場。而胡適、董時進則選擇了轉身,逃過了他們那一代留下的知識分子劫難。

上書毛反對土改指出中共謊言

土地改革是毛澤東在農村推動的破壞傳統結構的一大政策。在中共佔領北平,即將建立政權之際,以董時進為代表的農民黨因反對土改,於1949年6月25日被迫解散。然而,對中共仍抱着一線希望的董時進,在當年年底中共擬在全國進行土改時,大膽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公開反對土改運動。他同時還將信件印了幾百份,寄給相關的高層要員、各黨派的領袖和若干朋友以及教育、學術部門。

關於這封信的原件,因中共封鎖檔案,目前尚無法看到。但2010年香港《二十一世紀》六月號中的文章《先知者的悲哀》,透出了其信的核心觀點。

董時進認為,中共的一些檔和講話中稱“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佔有約70%至80%的土地”是不正確的。他指出,根據國民政府時期土地委員會在16省,163個縣,175萬多戶農民中舉行的調查結果,35.6%的農戶擁有5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5至10畝,13%農戶擁有10至15畝,1000畝以上的大地主只佔0.02%。這一調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農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資料,包括土改時期的調查,都證明董的觀點是對的。

董時進還強調,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擁有土地不是犯罪,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給毛的上書中,列舉了進城女傭和黃包車夫蓄錢置地的例子。

董時進亦指出,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戶,寧願出租土地;自己有勞力和經營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土改後,分到土地者高漲的情緒,過了一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

總而言之,董時進的觀點是: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餘。應當節制生育,優生優育,同時發展其它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

顯然,作為農學家的董時進對中國地主、農民、土地的認知是正確的,且道出了中共宣傳中的謊言。然而,他或許沒有窺見的是中共推行土改背後包藏的禍心,就是通過打倒地主,掀起貧農的仇恨,來實行中共的專政。而這就是他作為知識分子的天真了。

由於董時進上書毛時,內心已深知土改大局已定,因此曾悲哀地預言道:中共政權鞏固之後,就會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體農莊,糧食大量交給政府,然後會出現許多問題,如國家稅收受影響;不勞而獲、用暴力手段奪取他人財產將導致人性淪喪等。當然,“他們還是會放棄,回到正確的路上來。”

果如其言,中共推行土改後,又建起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在經歷“大躍進”的荒唐歲月後,至少3500萬中國人被餓死,而其中絕大多數是上交糧食的農民。

遭到批判

董時進上書毛後,一直沒有下文。此時,土改運動已在全國全面鋪開,而學界則展開了對董時進觀點的批判,這應該是秉承上面的指示。1950年的《觀察》周刊第六卷第十二期的一篇題為《關於董時進上書反對土地改革問題》的文章,就記錄了對其觀點的批判,批判者都是農業方面的專家,多為董時進的朋友和同事。

文章有這樣的表述:“當這個腐爛了的地主階級,將被從他們封建寶座上拉下來的時候,自然要拚死掙扎的。董時進的上書,就是這種掙扎的呼聲,裏面有恐嚇、有詭辯、有哀鳴、有欺騙,總之應有盡有,歸結到底還是一個,請毛××恩典恩典,不要進行土地改革。”

“過去在國民黨統治下他(董時進)與我們爭論時,始終是反對土地改革,主張地主土地私有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後,卻主張國家應向地主收買土地分配給農民。還說什麼暫不要進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將來再一步走向社會主義。”

通篇的批判顯然不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的,而主要是從政治角度。這當然是中共當局所需要的。

此外,在謝泳的文章中還提到,中國著名大學裏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參加了土地改革,並且回來後寫了文章。其它專業的教授寫文章可能還有應景的成分,但是像當時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吳景超,他們都是社會學家,對中國社會問題過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們也寫了針對董時進“江南無封建”說的文章,來證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謝泳認為,無論是出於什麼原因,知識分子在整體上喪失了獨立性,是這個時代的恥辱,也是知識分子最大的恥辱。

離開大陸逃過劫難

遭到批判後,董時進深感不妙。他與透過一雙慧眼看透了中共的民國女作家張愛玲一樣,在1949年後短暫的滯留大陸後,選擇了離開。他先是前往香港,之後前往美國定居,執教於加利福尼亞州州立大學。其後曾任美國國務院農業顧問。1984年4月因腸癌去世,終年84歲。

與同時代那些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相比,董時進是幸運的,其不僅可以繼續從事自己的專業,而且安度了晚年。

可嘆的是,董時進的四弟董時光,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因在朝鮮戰爭中,發文抨擊美國外交政策,被美國當局以親華的罪名驅逐出境,其後回到重慶在西南師範學院任職。1957年他被所熱愛的中共劃為“右派”,1961年前後死於勞改,終年48歲。

董時進、董時光的命運無疑再度表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那個時代的學人能否看透中共本質並不抱任何幻想,對個體命運至為關鍵。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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