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4月24日報道，4月23日下午中共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帶領政治局委員重溫《共產黨宣言》，強調《共產黨宣言》乃中共黨員必修課，要求深刻感悟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追溯中共理論源頭……
估計當今中共政治局（包括王滬寧），大概只知「延安整風」，不知延安整風的細節，似有必要給他們補上這一課。
延安整風何以成為「黨經典」？
起於1942年4月的延安整風，包括延伸至1945年的「搶救審干」，統稱「延安整風」，中共奉為圭臬，頌為黨史經典，層層鍍金。因為，毛澤東雖在遵義會議回到中央，但還只是參與中樞，尚未確立一把手地位，整風時期才獲得「最後決定權」。
1943年3月20日，依靠「整風」，毛澤東完成實權的書記處改組，將王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等「留蘇派」排除出局，由自己與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以政治局主席兼書記處主席，同時明確劉少奇、任弼時只是助手。3月22日新書記處議決：「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1]毛澤東自授「最高決定權」。
對中共來說，整風以抗戰與革命的名義公然轉向集權，成為明顯有違旗幟徽號的重大拐點。整風以「統一思想」收繳自由、鏟滅個性，革命高於主義，功利大於原則，通俗壓倒高雅、普及凌駕提高……浮露種種「大事不妙」的苗頭。但整風卻使毛澤東獲得集權，打贏內戰，對毛共「居功至偉」，故被尊奉「黨經典」——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
整風的政治目的
延安整風達到毛澤東的兩大目標：
一、上層打掉兩大反對派——覬覦大位的「教條主義」（王明、張聞天等）、黨內實幹派的「經驗主義」（周恩來為首），使他們處於隨時可批判的留用地位。周恩來從重慶趕回來參加整風，非常痛苦地寫檢討式自傳，集會上領呼毛崇拜口號。毛澤東要求人人都寫自傳，說自己也要寫，但卻始終未寫。
二、下層（胡喬木說主要針對知識分子）則「打掉他們的自由主義、平均主義、極端民主化思想，把他們改造成黨的馴服工具或『螺絲釘』。」整風後期，上層政治權爭結束，運動矛頭主要針對下層，「普遍整風」主要整下層知青的自由主義。[2]代表人物：「五人反黨集團」（王實味、成全、潘方、宗錚、王汝琪）、蕭軍、羅烽、李銳、童大林……
整風名義上反對教條主義，實質以「毛澤東思想」的土教條去反對留蘇生「國際派」的洋教條，從而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威。教條主義乃意識形態起家的政黨先天之疾，不以教條開路，革命黨人如何出門？還有什麼依憑？如何邁出第一步？拿什麼引導自己的行動？
整風「轉向下層」後，傷及大批紅青，「三萬黨政軍，一萬老百姓」的延安，揪出七千特務。推推搡搡是輕的，一周不讓睡覺的車輪大戰也還算文明，吐痰於臉、繩拴兩指吊起來那才懷羞終身。1943年8月，「搶救」進入高潮，毛澤東在中央黨校說特務如麻，行政學院除一人外，教職員全是特務，學生過半也是特務；軍委三局通訊學校共200餘人，挖出170個「特務」；中央黨校已挖出250名特務，但估計不止此數，恐怕得有350人。劉少奇分管的民委（尤其中央婦委），大部分幹部被打特務，包括凱豐、鄧潔之妻。10月，毛澤東在高層會議上說邊區已抓特務七千，但恐怕有一萬，各根據地合計有十萬特務大兵。[3]任弼時也曾宣佈延安有特務三千。[4]
1943年底，「特務」實在太多，各機構無法運轉。電訊部門挖出千餘特務，延安與各根據地的聯繫不通了。[5]邊區四萬餘幹部學生，肅出1.5萬餘特務。[6]綏德師範開了九天控訴大會，挖出230名特務（全校人數73%），都是十幾歲的孩子。[7]後來還擴大到小學生，最小的據說只有六歲。[8]1944年初，綏德「坦白運動先進典型報告團」，團內一位十二三歲小女生，上台坦白受國民黨特務機關派遣，專搞引誘腐蝕幹部的美人計。[9]
馬列主義不香了
今天的中共政治局也許不信：整風時期，金光閃閃的馬列主義都不香了，原先搶都搶不到的馬列書籍竟被拋出窯洞，論斤賣了廢紙。延安整風親歷者、1950年代張聞天秘書何方（1922～2017）——
整風一開始，馬克思主義就不香了。整風期間不只是不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過去學過的，特別是搞理論工作的還紛紛檢討，似乎沒學過理論的人倒還乾淨些，起碼不用檢討……甚至有些老幹部，如時任中辦副主任的王首道，為了表示和教條主義決絕，竟將一些馬列著作仍到了窯洞門外……原來人們感到很缺的馬列著作，有些人又感到無用而多餘，於是就拿到南門外新市場當廢紙論斤賣了。
馬列主義被說成「教條」，課程被取消，有關書籍（那時翻譯出版的還真不少）也是人們避之惟恐不及，自然不會去讀了。一切書本知識被挖苦得狗糞不如，似乎知道得越少越好，當然沒有人再去「言必稱希臘」了。至於什麼是實際知識，怎樣去學，恐怕提倡者自己也說不清楚。因此兩三年搶救運動期間學習的，就只是那二十多篇有關文件，還有某些中央決定、臨時指定的什麼文章和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康生的〈搶救失足者〉、《解放日報》某篇社論等，聯繫實際就是思想鬥爭和反特搶救。[10]
《宣言》難救中共
實在不理解習近平怎麼會回身乞靈《共產黨宣言》？估計實在沒招了——「共軍沒子彈了！」（紅色戰鬥影片常用詞）江胡時代要求中宣部中科院「理論創新」，為鄧時代恢復私有制的改革開放尋找理論依據，既要符合馬列主義，又得適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奈何「社」「資」不兼容，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南轅北轍，一屆屆中宣部長、社科院長均無法完成黨中央的這一重任。想來王滬寧也囿於無法「理論創新」，為接承此前的「不忘初心」，只得請習總撿拾《共產黨宣言》，穿馬恩古裝上演當代新戲。
中南海應該很清楚當今的民心黨心，深知八千餘萬黨員不再信仰「共產」，政治局集體學習《共產黨宣言》，無非要求全黨（進而要求全國）重新朝拜共產主義。惟如此才能勉強對接毛時代與鄧時代，才能將毛的滔天罪惡說成「不成熟的試驗」、才能「前後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才能將鄧時代說成對毛時代的修正補充、才能維護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才能解釋一黨專政的必要性、才能……這點司馬昭之心，自然路人皆知，何況接受七十年「黨的教育」的全國革命人民？
不過，習總也許忘了「今夕是何年」，馬克思主義已不是當年神秘彼岸的未來時，電子時代已不可能關起門來做皇帝，網封的「金盾」再厚再防火，國人還是能聽到牆外的「反革命叫囂」。要求國人再信一次共產主義，除了讓中外嘲笑「黔驢技窮」，豈有它哉？！
2018-5-10 Princeton
【注釋】
[1]何方：《黨史筆記》，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版，上冊，頁236。參見李東朗：〈毛澤東「最後決定權」的來龍去脈〉：載《北京日報》2007-5-28。
[2]何方：《黨史筆記》，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版，上冊，頁214、247。
[3]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明報出版社（香港）2007年版，上冊，頁115～116、121、124、126。
[4]蕭軍：《東北日記（1946～1950）》，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14年版，頁183。
[5]《李逸民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頁118。
[6]胡喬木：〈整風運動：1943年「九月會議」前後〉。參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版，頁280。
[7]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解放日報》（延安）1943-9-22。
[8]師哲：〈我所知道的康生〉，載《炎黃春秋》（北京）1992年第5期。參見杜導正、廖蓋隆主編：《政壇高層動態》，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8年版，頁176。
[9]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86年版，頁178。
[10]何方：《黨史筆記》，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版，上冊，頁283；下冊，頁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