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他們，齊齊整整，是整個北川中學初中部唯一全部倖存的班級。這是值得研究的一代人——震後，北川中學是非常典型的、被最高權力關注也被社會極度關愛的一個學校。他們的高中三年，是重建的三年，城市重建，心靈也重建。生活中的一些好事，他們都過早地、不費吹灰之力得到了，但豐富物質的另一個結局也可能是迷失。「普通年輕人的故事」
乍一看上去，陸春橋是個快活的女孩兒。她皮膚很白，臉上長着雀斑，一頭蓬蓬的捲髮，穿明亮誇張的衣服。在街上遇見她，你不會猜到她從四川山區來。她在南京一所大學裏學攝影，畢業後留在上海，決心在這裏紮根。直到2015年夏天，一場對話發生。
一位同樣來自四川的前輩問她，一點看不出你是經歷過地震的哦。
她說，我們班上體育課嘛，都活下來了。
前輩又問，你知不知道其他同學在幹什麼？他們身上發生的事，也許值得拍個片子。
她想了想，能夠零星地憶起一點往事，但是他們在幹嘛，經歷了什麼，她不知道。
那時陸春橋即將大學畢業，大學時她也小打小鬧拍過些片子，正在猶豫要不要繼續做下去。為什麼不打電話問問同學們呢？她想。
聯繫時已經是秋天了，上海街邊梧桐葉簌簌地落，她窩在小小的出租屋裏，給她北川中學初三四班的同學們打了一個月的電話。2008年地震，他們整個班級因為上體育課而全部倖存。此後7年，大家很少聯繫。
一個月結束，她陷入巨大的震撼：地震後很多人經歷的家庭變故、人生選擇，還有關於愛情與親情的複雜體驗，都超出她的想像。
第一個讓她印象深刻的故事，來自班裏一個優等生。地震前，陸春橋和她不太熟。但在7年後的長途電話里，她將家裏的往事和盤托出，那是電影《唐山大地震》的復刻版——
地震時，她在北川中學上初中，妹妹在位於北川老縣城的曲山小學。她媽媽找到她後，聽大家說，曲山小學已經沒了，就灰心了，沒去找妹妹。結果妹妹活着，被壓了十幾個小時，自己爬了出來。在那之後，妹妹對整個家庭都有一種怨氣，覺得沒人在乎她，她從小懂事，成績好，但一直心事重重，那個坎兒，她過不去。
「我為什麼不早點關注他們？」陸春橋覺得這件事要做，「那時全國媒體都在報道北川，一個極端就是很慘，一個極端就是歌頌。我看到的報道，或者是別人眼中的北川，沒人去講普通年輕人的故事。」
此後這3年，她一頭扎進過去，拍這個倖存的班級里，36個人從15歲到25歲的十年青春，紀錄片的名字就叫《初三四班》。
扛着機器跑來跑去的一千多個日子，她第一次理解了，在一個人價值觀養成的珍貴十年裏，地震對這群孩子到底意味着什麼。它給予他們倖存者的罪惡感、失去所愛的體驗，還會或多或少影響他們對親密關係的探索。就像一枚神秘的羅盤，冥冥中指引他們，又在他們後來的人生里反覆閃現。
倖存者的悲傷
2016年春節，陸春橋帶着攝像機回老家，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拍攝。
大年初三，她組織了一次同學會，他們回到了北川中學的教室。8年沒見，大家都成了大人模樣。有人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但大家還是很快親近起來，想起彼此的外號，陸春橋叫同學肖靜「小腦殼」，肖靜則叫她「米冬瓜」。
「我們是5月12號那天晚上，曾經一起背靠着背坐在操場上的那個班級。不管關係好還是不好，但凡能夠一起經歷這場地震，經歷一次生死，你都覺得，你跟他（她）心裏面是有連接的。」
20歲之後的日子，他們已經開始思考自我與外部世界的關係。肖靜是初三四班裏幾個好看的女孩兒之一，十年後還會被男生們提起。5月9日，在北川青少年活動中心的練功房裏，我們才聊了兩句，這位如今的舞蹈老師，眼淚一下子滾了下來。
很莫名。她沒有直系親屬或好友在地震中去世，但2016年回到新北川工作後，她常常會被某種複雜的情緒擊中。
有時候是走在新縣城寬闊的馬路上，有時候是站在嶄新的少年宮裏，「我會想起當時那些（去世的）同學、老師，總覺得我們現在這些好的條件，都是因為一場地震、那麼多人死去，才換來的。」
地震那天，初三四班在操場裏上體育課。自由活動時間，男生們打籃球打得正開心，女生們走在買雪糕的路上，稀里糊塗的，不曉得咋個就摔了，灰塵遮天幕地，聽見喊叫，看到人跑出來，再看見教學樓垮了。他們15歲，個個都是懵的。
他們班的體育老師田強，在操場裏大喊：「還有那麼多孩子啊！都在裏面，怎麼得了啊！」楞在一旁的男生黃金城，呆呆看着田強，不明白他哭什麼，心裏第一反應是——「不用上課了」。
肖靜呆在操場上，直到媽媽找到她，把她一下子抱住，跪下來，「哇——」地一聲哭出來。那種哭法令人心碎，好像她全身上下唯一的器官，就是一雙流淚的眼睛。肖靜看着她，腦子是木的，別人叫她，她就轉過頭看人，不答應，也不說話，哭不出來。
陸春橋有個好朋友當時讀高一，教學樓整個垮掉了，她想去救，但沒辦法。她們從小一起耍。那是一個愛扎馬尾、喜歡穿橫條短袖的女孩，一周前，她才開始和隔壁班男孩的戀愛。
還有他們的班主任，本來已經跑到了空地上，但擔心有學生留在教室里，又折返回去，再也沒出來。
只有他們，齊齊整整，是整個初中部唯一全部倖存的班級。那天晚上，他們在操場裏坐了一夜，然後去了綿陽的九洲體育館，最後到了長虹培訓中心。先是住帳篷，之後住板房。
遇難的學生實在太多了，所以那年北川境內所有初中應屆畢業生，不需考試，可以直接就讀北川中學。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升入了北川中學高中部。
那時他們太小，班裏多數人也沒有直系親屬去世，很少去咂摸失去的滋味兒。在黃金城的記憶里，板房的那幾年，甚至有許多快樂的瞬間，雨天枕頭被淋濕，和男孩子們打鬧，都是樂趣。
好像周圍悲傷的事情，在他這兒就像拂過身上的一陣灰，拿手撣一撣，沒什麼大不了的。
值得研究的一代人
最開始拍攝時，陸春橋想拍的主題是「選擇」，大學畢業，到達新的十字路口，她想知道同學們選擇什麼樣的工作，在哪裏安家。更本質的是，選擇什麼樣的方式生活。
很多人回了北川，有人早早結婚，有人在山裏開挖掘機，還有一些在縣城裏做生意、送外賣、打工，為生計奔波。不是所有人都上了大學。地震影響了他們的選擇嗎？她想了想說，「應該是影響了他們做選擇的能力」。
她慢慢覺得，拍攝這個班級，其實是在拍整個北川中學的那一代人。他們有相同的命運。
這是值得研究的一代人——震後，北川中學是非常典型的、被最高權力關注也被社會極度關愛的一個學校。而他們那一屆，是震後第一屆高中生，也是新學校建好後入學的第一屆學生。
他們的高中三年，是重建的三年，城市重建，心靈也重建。生活中的一些好事，他們都過早地、不費吹灰之力得到了。
首先是豐盛的物質。震後兩年，北川中學不用交學費，春節每個學生有500元壓歲錢，成績排名全縣前100的，每月還有350元生活費。每隔幾天，他們就排隊領外界捐助的匡威、耐克，甚至還有洗面奶和衛生巾。
肖靜原來是每周只有兩天能吃到肉的山區孩子，但突然間，有了北京來的老師教她舞蹈，她進了藝體班，校服是裁縫為每個人量身定做的白襯衫、百褶裙，還有一套運動服，是好看的藍白相間的網球裙。
陸春橋那時已經意識到，豐富物質的另一個結局是迷失，「很多很多小孩被這種關愛扭曲了，原來只有上大學這一條路，但現在他覺得我不用努力學習，不用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
另一個原因是，學習之外的活動太多了。常常上課上到一半，廣播就通知全體學生穿上校服，操場集合，哪個領導或明星又來慰問了，以前他們沒見過的，那幾年都見了。「其實沒有太多的機會和心思去學習。」
也有客觀因素，經歷過那麼巨大的創傷，人們沒辦法立刻緩過來。陸春橋印象中的高一，整個學校都沉浸在痛苦與虛妄中，老師天天守着學生，但無心上課，不，不是無心，而是沒辦法上課——因為他們的孩子也不在了。他們要花很大努力，才能讓自己不站在講台上哭出來。
黃金城所在的高一十班，3年裏換過5次數學老師，物理老師換過3次，英語老師換過至少4次。高考時，他們班只有2人過了本科線。
當時的價值體系里，沒人在意孩子們的未來怎樣，活着已是萬幸，快樂就好。「地震時多少小孩死了，你家小孩還活着，想要什麼，家長就給他什麼。」
3年後，他們都經歷了不甚順利的高考。在8年後的同學會上，很多人會感嘆，在北川中學的高中生活「毀了」自己的一生。可是他們又會轉念想，如果當時不那樣，又能怎麼樣呢？似乎也別無選擇。
「你知道，整個學習氛圍可能很差，但你會覺得，這幫人一起經歷過地震，需要理解、需要勇氣才能夠繼續走下去，至少當時，你是和一群彼此能懂的人一起生活。」
理解父親去世後大哭的母親
那次見面會，一個女孩的發言讓陸春橋改變了拍攝主題。
是一個叫母志雪的女孩，原來在班裏毫不起眼，那天卻在講台上大放光彩，驕傲地宣告自己的夢想是當個包工頭。7年的反差實在太大，陸春橋好奇她怎麼變成今天的樣子，跟拍一段時間後，母志雪成了紀錄片的主人公。
片子的主題，也從「選擇」變成「理解」：年輕人對過去發生事情的理解，對失去的理解，對家庭關係的理解，對父母的理解。那是陸春橋覺得整個過程里，最讓她感動、也最摧殘她的部分。
地震時，母志雪失去了父親。最初她怕別人可憐自己，故意表現得開朗，日子久了，這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再遇見陸春橋時，她剛剛開始一段戀愛。他們認識時間不長，但很快就結了婚。
談這段戀愛時，母志雪投入而認真，她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為什麼2009年的春節，她母親會一個人在河邊哭了那麼久。
父親去世後那幾年，最開始她很傷心，後來傷心變成一種遺憾。但她一點都理解不了母親的那種傷心。這一年，有了愛情的體驗，她理解了。地震後母親的所有舉動，失去丈夫的那種悲傷和不舍，她感同身受。她心疼母親。
班級里年齡最小、1994年出生的黃金城，也開始理解他的父親。他們父子在過去十年相處並不愉快。地震後，父親似乎放棄了自己的人生，成天待在家，什麼也不做，一發呆就是一整天。嚴重時甚至自言自語，還讓妻子煙抽。震後家裏一無所有，當時黃金城還在讀書，母親只好出去打工，硬撐着養活全家。
黃金城不能理解，家裏也沒親人去世，怎麼父親就成了這個樣子。他看着母親辛苦支撐，就總和父親吵架，罵他懦弱、沒用、不擔當。也是到自己工作了以後，他才明白，當地震發生後，他們一家走在廢墟里，望着前後一片荒涼，父親說的那句「這下我們是真的什麼都沒了」，到底意味着什麼。
作為頂樑柱的父親，辛苦一輩子買的房子沒了，工作也沒了，他忽然發現自己曾無比自豪的優越、安穩的生活都消失了，奮鬥的半生頃刻間清零。人到中年，不再對生活有信心。其實沒辦法要求誰一定要堅強，父親也很脆弱。
這群同學，現在25歲，再過十年，就是35歲，真正接近爸媽在經歷地震時的年齡，陸春橋說，「我們都在慢慢往父母的年齡走，在變成一個大人的時候，你才會真正理解08年的很多東西。」
當年地震時，北川中學初三還曾有過一個被全年級熱議的愛情故事。當時四班的一個男孩兒和另外一個班的女孩兒戀愛。女孩被埋在下面十個小時，男孩守了十個小時，怎麼勸都勸不走。女孩康復後，他們分了手。所有人都說女孩變了心，愛上了志願者，男孩兒的曠世真心被辜負了，女孩從未出來澄清。
一次回北川拍攝，陸春橋想起這個故事，去找了當年飽受詬病的女孩，她問起這件事，女孩說，如果不是因為地震的話，他們不會分手，甚至可能已經結婚了。
她覺得那份愛太重了。男孩當時說的是，就算你是殘疾人，我也會娶你。在那樣的大背景下，原本對等的愛扭曲了，成了負擔，女孩覺得無法承受。沒有什麼第三者，也沒有辜負這一說。
草蛇灰線般，只是一些非常細微的因素，讓他們的青春和人生從此不同了。陸春橋那時覺得自己能夠理解女孩了，大家都經歷過愛情，知道沒有人能在不對等的愛里得到自由。
眼睛裏有淚，但是沒有落下來
這三年，陸春橋進入一家電影公司，全職拍這部片子。為了貼補生活，她會接一下拍照的私活兒，也在網店上賣一些羌族特產，堅持下來並不容易。
在北川中學，她一直是最清醒的那部分人，她始終想走出大山。高二時，她就在日記里寫，要逃離這個大家都渾渾噩噩的環境。
她成功了——到南京讀書，不斷接觸外面的世界，也即將在大城市紮根。在大學裏，她甚至會自我介紹說是成都人，為的是不讓人問起北川的傷心事。但哪裏想的到，這個片子又把她扯了回去。
這三年她是「熬」的，要耐些寂寞，很多時候都是一個人，不斷回看當年的報道，了解以前的故事，而且，她不是一個完全的他者，地震里也有她心碎的回憶。
但等到真正拍完，她攤開這些素材，在上海的剪輯室里反覆咀嚼的時候，又覺得自己有幸，也覺得特別值得，辛苦這三年，她了解並進入了同學們的人生，還了解了她父母的愛情。
2017年，她一直拍到了母志雪結婚。在紀錄片裡，婚禮的畫面非常動人。母志雪、她的母親、她的丈夫，三個人微笑抱在一起。陸春橋在現場舉着取景器，邊哭邊拍，對焦都對不準了。
「當你去了解畫面里這個小女孩和她媽媽的故事後，你看媽媽把她的手交給男方的時候，真的會哭到不行。那一刻我看到這個畫面，真是覺得，為這十年地震，劃下一個很好的結局，和另一段人生的開始。」
在母志雪婚禮前一個月，陸春橋還去見過她一面。
那時候母志雪對着鏡頭，講了一段想說給爸爸聽的話：
爸爸，我想讓你活過來一次，哪怕是一天，我就想讓你看看我，我從15歲到25歲的十年，我過得有多麼優秀。我現在馬上要結婚了，要嫁給這個男生，如果你在的話，對他滿不滿意啊？
她沒有哭，是笑着說的，但眼睛裏有淚。這段話說完時，她的眼淚沒有落下來。
陸春橋喜歡這個畫面，她覺得這是她更想讓紀錄片呈現出來的樣子，「我不想她在視頻里哭，我特別不想有誰在我的片子裏哭。」
初三四班的故事，還會拍成一部劇情片。2015年和陸春橋對話的那位前輩，就是金馬獎製片人韓軼。後來韓軼介紹了導演柯文思和她認識。陸春橋提供了近十萬字的採訪素材，柯文思完成了劇本。這部電影將會在2019年上映。
在北川，很多老同學等着看她的片子。最初她去拍他們，他們受寵若驚：「哎喲，有啥子好拍的嘛。」後來是覺得她很辛苦，「怎麼你還在拍？都三年了，還沒拍完嗎？」
他們都在這個小縣城裏生活，在交通局上班，在北川地震博物館上班，有人開個小店，還有人送外賣。一些人結了婚，一些人很快就要做爸爸媽媽了。生活是很世俗的、扎了根的長久與平安。
去和肖靜見面的那天中午，正好遇到北川縣幼兒園裏老師帶着小朋友們做地震演練。
似乎是小班的娃娃，不過三歲，一個個粉嘟嘟的肉糰子，瞪着大眼睛，小辮子東倒西歪，舉起小書包，頂在自己頭頂做保護狀。
老師彎着腰，指着樓梯口綠色的安全通道標誌問：「順着這個箭頭往前走，曉不曉得？」奶聲奶氣的童聲拉得老長：「曉得——」
他們認真而緩慢地走下樓梯，往操場上跑去。北川的防震教育，在2008年後已十分完善。
這是震後的第一代孩子，他們內心毫無傷痕。他們也將是北川的新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