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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慶:上帝選擇川普 好像是專門針對中國量身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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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川普競選時泛泛而談的那些直陳中國的言論,用我們耳熟能詳的話來說,就是「不鳴則罷,一鳴驚人」,從四個方面直擊中國軟肋:一是匯率問題,川普振振有詞地認為中國是匯率操縱國,就差說是「江洋大盜」了;二是重振美國製造業,重建美國體面而優雅的「橄欖型社會」;三、對中美不公平貿易進行懲罰,甚至誓言不惜將關稅提高至45%;四、盯着美國尖端的技術優勢,加大對中國知識產權的追究和責罰。

中美誰才是世界經濟大棋局中的天目呢?

圍棋講位勢,象棋講攻防,中美誰才是世界經濟大棋局中的天目呢?這是一個必須誠實面對的問題,既然國際關係和世界大格局並沒嬗變,從歷史來看,中國改變自己遠比改變美國更為有益。

冷戰破局與中國全球化際遇

1957年盛夏,在莫斯科舉辦的「美國國家博覽會」着實讓蘇聯人大吃一驚,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生活的確很炫,當場引發赫魯曉夫尼克遜之間的「廚房辯論」,那時,冷戰日益擴大,美國全球化戰略從生活點滴中浪漫演繹,細微而又溫馨,令蘇聯乃至整個東歐社會主義公民怦然心動,熱切嚮往。但兩國政治高層都豪言自己代表人類的未來,也必將以自身優越性戰勝並取代對方。

「廚房辯論」後僅僅30餘年,老邁的蘇聯帝國就已力不從心,獨木難支,一夜間分崩離析。冷戰結束,美國全球化戰略大獲全勝,尼克遜回憶說,他當時就知道赫魯曉夫錯了,但不曉得自己是不是對的?

但觀察家們似乎從邏輯與事實上忽略了這場世紀大戲中的另一個主角——中國。雖然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戰略對分化瓦解蘇聯起到了致命的作用,但一個隱而未顯的事實是,中國陰差陽錯成為冷戰結束的第二推手,而且中國的作為,遠遠大於美國的盟友——西歐。

我們從基辛格所着《白宮歲月》一書可以窺見當時的國際風云:美蘇「廚房辯論」後不到十年,中美和解已見成效,中國淡化革命思想,逐漸和美國拉近戰略距離,成為事實上跨意識形態的影子盟友,中國甚至將古巴比作「東方的越南」,並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一起,抵制了莫斯科奧運會,美國也與中國交好並從台灣撤軍。

1979年2月中越戰爭是個標誌性事件,這是繼珍寶島和新疆鐵列克提事件後,共產主義陣營巨大的無可挽回的撕裂,並全面將蘇聯拉入到中越長達十年的消耗戰中,蘇聯每天為越南輸血200-250萬美元,盧布落英繽紛,如同填進無底坑那樣悄無聲息。

這年3月下旬,也即是中國軍隊剛撤回國內,蘇聯在中東的代理國和准盟友埃及就與以色列簽定了《戴維營協議》,這是蘇聯在中東遭受的重挫。但蘇聯為謀求世界霸權,實施前出波斯灣的南下戰略,隨後將控制目標鎖定阿富汗,在頻繁製造阿富汗政變仍不能得手後,於1979年12月27日悍然兵出阿富汗,幾十萬大軍攻守十年仍不得其手,陷入阿富汗巨大泥沼不能自拔。

這顯然不同於以往對共產主義陣營中捷克和匈牙利起義的鎮壓來得順當,我的朋友高冰在《怎麼解讀中越戰爭歷史價值》一文中說,中越戰爭和蘇聯入侵阿富汗,一拖十年,猶如一道十字架沉重壓在這個臃腫的超級大國身上,並最終耗盡其國力,活活將蘇聯拖跨。

正因為蘇聯忙於戰爭分身無術,從1980年春天開始,華里沙領導的波蘭團結工會茁壯成長,成為東歐意識形態領域與蘇聯分道揚鑣的開始,隨後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如同多米諾骨牌相繼倒下,蘇聯也於1991年宣佈解體。

這是中國百年難得的機遇,事實上,冷戰落幕,外部強敵消失殆盡,這才有了中國所謂的「戰略機遇期」,中國在與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協作中,第一次認識到「發展才是硬道理」,其後社資論退潮,農村土地承包解放的勞動力,迅速成為市場的「人口紅利」,價廉物美的中國產品,開始在全球展示其價格競爭優勢。

與之配套的是行政體制改革,經濟特區從南到北橫跨整個中國海岸線,成為帶動中國進入工業化時代的引擎;民營企業迅速成長,私有化更是帶來了市場空前活力;而加入WTO如虎添翼,中國得以平等會員國身份首次拿到進入世界市場的通行證,從而加快了產品的流出和資本的流入,在要素成本低廉,體製成本又大大下降的條件下,中國在新一輪世界經濟大循環中,搶得了全球化的頭籌。

誰動了美國社會的奶酪?

冷戰勝利,蘇聯崩潰,美國這時才成為真正意義的世界領袖。

川普(特朗普)在一檔名為「萊特曼深夜秀」的電視脫口秀節目中,對中國操縱匯率,致使中國製造在美國泛濫提出了尖銳批評,他說美國建國以來賴以信靠的價值觀搖搖欲墜,甚至預言中國將領導世界經濟。

彼時,川普正忙於參選,大嘴呼拉拉,他激進的言論被當作美國「脫口秀」般的笑話,屬於無人嚴肅對待、丑角般的外圍參選者。

事實上,美國雖然走過了里根克林頓的黃金時代,重新淪為債務國家,但國民人均GDP卻從1978年的5000美金,提升到現在的50000美金,增長了10倍,由於市場穩定成熟,國家基數又過於龐大,這種增長雖然與中國「經濟大躍進」沒法比,但仍稱得上是成績斐然。

但美國確實面臨諸多嚴峻挑戰,以只爭朝夕的川普看來,更是如此。

冷戰結束後,中國呆板封閉的體制被急劇變化的外部環境倒逼改革,那個時代的領導者看到中國與世界如此巨大的差距,憂患意識與緊迫感很強,東歐劇變也讓斯大林式的體制弊端暴露無遺,修補型改良向體制縱深改革推進,改革+開放,社會經濟得到自由化式的鬆綁,以密集勞動力為主體的世界製造業,開始向中國大挪移。

而這一時期,美國人口與藍領用工成本(為中國近20倍)自然成為美國製造業的瓶頸,資本向利潤更高方向流動,導致美國製造業被快速「挖空」。川普說中國搶了美國人的飯碗,實在是看得又真又准。且不說別的,靠着門類齊全且強大無比的製造業,中美雙方每年5000多億美元的雙邊貿易中,中方貿易順差竟高達3600多億美元,完全呈一邊倒之勢。

那些抵制吃肯德基和麥當勞的大叔大媽,可能絲毫沒意識到,他們膚淺幼稚的愛國主義,其實是在幫國家的倒忙。

但這並非表明美國衰落了,這只是世界產業透過資本、資源要素的重新組合,在市場驅動下的騰籠換鳥,相反,美元的金融強勢和電子科研與互聯網的興起,帶動美國產業升級和科技日新月異地發展,過去的20多年,雖然有2008年的金融危機,但仍不失為矽谷和華爾街的黃金歲月,坐以待幣,度日如年,小日子過得十分舒坦,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並沒有任何動搖。

但美國製造業的式微確實導致美國社會兩極分化加重,底層民眾雖然能享用中國價廉物美的商品,但基尼係數重新抬高,美國為之驕傲的「橄欖型社會」出現結構性失衡,中下層美國人都在問:誰動了我的奶酪?這正是日後「佔領華爾街運動」蓬勃興起的誘因。

川普主義能夠應運而生,實在是因為生逢其時。

當然不只是川普,也不只是美國,英國脫歐的「黑天鵝事件」和歐洲各國這些年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大選中的得勢,都與奶酪有關。而早前在西雅圖和熱那亞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期間的暴力抗議、法國巴黎的黑夜站立者運動……都顯明反全球化運動不再是單兵游勇,而是走上了建制之路,民眾強力表達訴求愈演愈烈,必然有政黨及其領袖出來代表他們行使公民權利。

時勢造英雄,美國人把國家交給一位叫唐納德·川普的成功商人,而非交給那些衣冠楚楚成了精的政客,就不奇怪了。

川普的牌局與中國困境

美國選舉就像一部玄疑大片,謎面十分充沛有趣,但非到盡頭,誰也看不清、猜不透那深邃、隱秘且詭譎無比的謎底。

上帝選擇川普,好像是專門針對中國量身定做的。

汪洋把中美比作夫妻關係,從尼克遜時代的秋波頻傳到老布殊時期的熱戀,當這對半路出家的露水夫妻在全球化曾經的喜悅中走向地老天荒的川普時代時,只能借那首名為《初戀》的舒情詩,才能描繪出「浪漫真相」背後的意境:初戀是霧/你是霧中的花卉/隔着霧看你/你叫我心醉//我們結婚了/霧散了/揭開青紗看你/你是花卉中的玫瑰。

川普雖是成功精明的商人,但卻不是政治「學院派」,缺少婉轉和技巧的溝通方式,因此,他為政言商的話很尖銳也很扎心,讓世界不寒而慄,他確實知道什麼叫實惠,什麼叫曖昧,價值等換才是他所看重的利益核心,他區分朋友與對手的方式就是這麼簡單!

篩選川普競選時泛泛而談的那些直陳中國的言論,用我們耳熟能詳的話來說,就是「不鳴則罷,一鳴驚人」,從四個方面直擊中國軟肋:一是匯率問題,川普振振有詞地認為中國是匯率操縱國,就差說是「江洋大盜」了;二是重振美國製造業,重建美國體面而優雅的「橄欖型社會」;三、對中美不公平貿易進行懲罰,甚至誓言不惜將關稅提高至45%;四、盯着美國尖端的技術優勢,加大對中國知識產權的追究和責罰。

川普的戰略十分清晰,那就「美國優先」,完全是「以商為綱,綱舉目張」,川普對此的解釋是:我們沒必要為別人建設國家!

中國在川普時代,因着不可調和的多元搏奕,無法迴避。

從匯率來看,由於中國貨幣發行機制仍然採取緊跟美國貨幣的策略(這確實簡單有效),且短期內國際化、市場化難以實現,匯率盯緊美元也勢成必然。這種戰術有點像江湖中「跟着大哥干,不會被挨刀」的混吃,但如此貼近和曖昧,讓川普很是受不了,他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其實是在說中國揩了美國的油。

但若真的要打匯率戰,川普未必中意,中國資本外逃最多的國家是美國;紅通令上的貪官,大多隱居美國;中國投資移民興趣最大的國家,還是美國。川普從頭到腳都長滿腦筋,他會因小失大?

美國製造業的中興也不是沒有可能,隨着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兩國勞動力要素正縮短價值距離,美國的能源優勢、物流優勢、土地優勢、油氣優勢、稅收優惠和強大無比的內需動力,正喚起世界和中國投資者昂揚的興趣,李嘉誠移師歐洲,曹得旺美國建廠,正是資本驅利避害的必然結果。

與川普效應相反的是,中國改革的固化、體制性腐敗、產能過剩、行業泡沫、科技滯後、法制缺失和傳統優勢的轉移,正在侵蝕和削弱「中國製造」的產業基礎,也許,只要川普稍稍優化美國的投資政策和投資環境,就會加速中國製造業危機時刻的到來。

而中國貿易被美國抓住把柄,不只是3600多億美元的順差,還由中國出口退稅的優惠政策形成的事實上的政府貿易補貼,但如果取消這些補貼,中國產能過剩將會更加嚴重,企業必須以大裁員來應對危機……

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焉?川普的答案是先美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踢開TTP,貿易鬧革命,盟邦尚且不入川普的法眼,中美慘烈的貿易戰,必有殊死搏鬥,今天來看,對600多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增加關稅和對中興公司嚴厲的技術課罰,一切只是剛剛開始。

令川普大為光火的還有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這是美國強大的根本和核心,今年三月,川普原本預備對一項因中國知識產權侵權而招致美國每年流失數千億美元的法案進行簽字,且有內閣透風將會出現天價罰款,但迄今為止,中美貿易接觸戰已經開打,但此項法案仍然鎖在川普沉沉的辦公桌內。

究其成因,大概囿於兩方面原因,一是美方感覺現有調查依據尚有不足,作為一張押後的好牌,稍後打出,形成迭加的組合,效果會更好;二是中方緊急公關略見成效——中美建交近40年,中方化骨綿掌式的公關似乎一直得心應手,但這次疏了,碰到的是川普政府!

中國改變自己遠比改變美國更有益

去往今來,是中國社會民族自豪感爆棚的一年,繼「嚇尿體」盛行後,到處都充斥着「經濟超級大國」的論調,諸如胡鞍鋼的中國第一論、中國世界舞台中心論、戰狼式愛國主義、乃至春晚也自豪地楞出個擴臀豐胸、塗臉抹黑的「非洲大媽」來……這說明經濟的高速增長並不能自然更新國人的思想觀念,提升人們欲窮千目的視野,那怕是互聯網時代,也是不能。

我們真正進入盛世了嗎?其實這些溢美之詞,聽聽就好。從經濟、科技實力和地緣政治上講,中國領導世界,仍是遙不可及的事,中國除了巴基斯坦,至今找不到一個真正的盟友,一個好漢三個幫,更別說利用全球的、區域的各種平台和機制,達成共識,建章立制,打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包容普惠的世界經濟新秩序。

事實上,中國沒有資格貪杯,經歷40年所謂的「跨越式發展」後,國內積累的矛盾已達到大爆發的臨界點,改革停滯不前,傳統優勢觸底,體制已精疲力竭,透支的繁榮急需償還,但資本卻開始大量外逃,人才也紛紛流失,這不像太平盛世特有的人文景象。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課題組」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轉型陷阱」!意指改革和轉型過程中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團,要求把過渡時期的體制定型化,形成能促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從而使改革原動力喪失怠盡。

春風雖綠江南岸,只是彼岸換主人,如今,透過厚厚的霧霾和寬闊的太平洋,我們也能夠聞到中美貿易戰漸漸濃烈的硝煙,這將是一次國運的交鋒。

我們是以「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高昂鬥志」兵來將擋呢,還是主動深化自身改革?這是完全不同的兩條發展路徑。前者將元氣大傷,後者是蓄勢待發。

今天,我們似乎又走到了歷史陳舊的十字路口,有什麼可顛覆的嗎?仍然沒有,中國改變自己遠比改變美國更為有益。

數算下我們最優的選項,現在除了勞動力價格要素還略有競爭優勢外,自然資源、生態環境、體製成本、物流、稅費和優惠政策,我們幾乎全部弱於美國,而且美國內需對GDP的貢獻高達70%以上,我們卻不到50%,幾乎是純外向型經濟,一俟世界風雲變幻,外需萎縮,本土企業都可能遭遇致命創傷。

更為可怕的是中國土地財政依賴症,政府壟斷土地資源,自然也是土地市場快速增值的推手,1995-2015不到20年時間,土地漲幅高達80多倍,如今房貴如金,地貴如油,誰還有錢增內需?誰又有心思做實業呢?而美國建廠成本低廉,地價近乎為零。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說:「從內部看我們現在面臨的經濟形勢是成本在變化,並且核心是體製成本的重新上升。」

事實上,中國為經濟全球化辯護,鼓吹貿易自由化,向來都不是普世主義的。在國際政治層面,中國仍堅持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確立的原則,即堅持國家意識形態價值觀不容干涉。

2018年是川普時代「美國優先年」,也當成為中國銳意改革的一年,體制的革新和深化,比觸動靈魂還難,當有壯士斷腕的決心,五年前李克強就這麼說,時不待我,希望兌現有時,究其核心是觸及利益集團的特權,並在國有企業混和體制和私有化方面,邁出實質性的一步。

這一次也是倒逼改革,不同的是,以往是內部倒逼,惹急了以維穩為處置,矛盾仍沒有解決;而這次又多了外部倒逼,且到了「躲又沒處躲,藏又沒處藏」的轉型關鍵期,世界之大,唯有持守人類公義的價值觀,才能避免中美兩國迎頭對撞。

機會稍縱即逝,既然我們看到了明天的嬗變,今天就一定要站到位!

責任編輯: 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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