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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絕後!國軍上將陳誠回憶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共黨之嗜殺,不但數量上跨越黃巢,其手段之慘毒,也有非黃巢闖獻所能想望者。他們創造發明了許多酷刑,使受害者雖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來關於這類事故的報導,俯拾即是,我們不但不忍卒聽,而且也不忍備言。

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陳誠。(網絡圖片)

陳誠,抗戰期間任中華民國軍委會軍政部長,抗戰勝利後任國軍參謀總長,1947年晉陞陸軍一級上將,任東北行轅主任。1949年後在台灣歷任台灣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中華民國副總統等職。作為國民黨的高級官員,對於國共戰史有着不同常人的解讀,在其《陳誠回憶錄——國共戰爭》(2005年出版)一書中對這段國共戰史進行全面解讀。本文為其中部份節選。

中共是蘇俄共產國際製造的匪患

歷代都有匪患,其為禍之烈,雖在婦孺亦耳熱能詳的,在唐為黃巢,在明為,都曾創造過空前未有的記錄。然以與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以來的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下“中共”或“共黨”)相較,可就都望塵莫及了。共黨已經和仍在製造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他們為害中國乃至為害人類的程度,將不止是空前的,而且可能還是絕後的。

共黨就是由蘇俄領導的共產國際在中國一手製造的一種匪患,因其曾自稱為“中國工農紅軍”,故又可名之曰赤匪。

共黨為患,始於十六年他們在南昌發動的“八一暴動”。而中國之有共產黨,則始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從一開頭它就是接受俄帝指揮的一個出賣民族利益的組織。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國父倡議容共,何嘗不知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之不能相容,不過容共並不是容納共產主義的意思,更不是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意思。當時李大釗提出共產黨徒加入本黨的申明書中說:“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見容共是容納共產黨“人”之加入本黨,亦“歸斯受之而已矣”之義,以國父之寬容大度,對於“人”是不曾有所歧視的。至於一經作了共產黨,便不復再有人性,這豈是國父當初始料之所能及?再則國民革命發韌之始,倍受英、日殖民主義者的重重壓迫,爭取國際上的援助與同情,乃當時革命形勢之絕對需要,剛好俄國此時再三表示他們願意援助中國國民革命的誠意,則國父聯俄容共政策的確立,正是客觀形勢必然的歸趨。後來俄帝猙獰面目之逐漸暴露,還是共產政權罔顧信義缺乏人性的一種表現,但這不是任何人所能前知的。所以根據軍後的成敗,來評論事前的得失,未有不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

共產黨徒以個人名義加入本黨之後,立即展開挑撥離間的分化作用,於是乃有“左派”、“右派”、“中派”等等名稱出現。在“革命的向左轉”的口號之下,共產黨在本黨陣營中已隱然露出他們的本來面目,不過共產黨的招牌還沒有公開掛出來罷了。“八一”南昌暴動是羅明納茲(斯大林派來中國傳達他的命令的人)策動,賀龍與葉挺執行的。(賀龍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葉挺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燒殺劫掠之後。南竄廣東,於潮汕一帶遭國軍痛擊,被各個擊破,殘部由朱德率領,流竄湘南。

中共的殺人記錄駭人聽聞

世稱黃巢造反,曾“殺人八百萬,流血三千里”,考之正史,此說並無所據。惟黃巢殘忍嗜殺,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楊復光陳破賊事狀,說巢賊“物無不害,惡靡不為”,已可見其為禍之烈於一斑。

荼毒生靈,距今不過三百餘年,仍為家喻戶曉之事。至今成都少城公園尚存有張獻忠所書之“七殺碑”,其文為:“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以殺人為報天養人之法,是何理性?真是匪夷所思。

共黨以流寇方式起家,對於歷代流寇,尤其是黃巢,素極奉不崇敬,大有奉為“先賢”、“先烈”之意。其實他們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他們這三十年來在中國所造的孽,雖起黃巢於地下,當亦有自愧弗如之感。

大陸淪陷之初,港澳及各地華僑,對於共黨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謂大有人在。然而僅只一兩年的時間,人心為之大變,希望破滅了,完全變成絕望,好感消失了,完全變成咒詛。至今無論海內外的中國人,除去已失人性的共黨中,形成“新階級”的人物外,對於共黨不存“時日曷喪,與汝偕亡”之想的,可說不可能有這樣的人。

共黨僅僅在一兩年之間,使華僑對它的觀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由於他們太殘酷,使人人覺得在共黨統治之下,生命財產毫無保障,所以才毅然決然的摒棄了對他們的幻想。

共黨之嗜殺,不但數量上跨越黃巢,其手段之慘毒,也有非黃巢所能想望者。他們創造發明了許多酷刑,使受害者雖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來關於這類事故的報導,俯拾即是,我們不但不忍卒聽,而且也不忍備言。

單就殺人之多這一點來說,共黨所造成的記錄,稱得起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江西剿共結束後,中外新聞記者到劫後共區從事實地調查者,頗不乏人,他們都很注意淪為共區之前和收復以後各地區人口的變遷,茲就手邊所有資料,摘錄數條如後:

一、黎川之新羅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後只存千人。

二、寧都縣城原有居民約二萬人,劫後只有八千人,約有一萬二千人被殺害。以上兩條均見上海德文日報主筆Mr.Simon Eberhard所作《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

三、南豐全縣原有人口十九萬餘人,現在僅存十一萬四千四百餘人,其中男子五萬六千餘人,女子五萬八千餘人。共區女多於男為極普遍之現象。

四、廣昌城外數里許一村莊,有一大屋,約三十間,謝姓。過去可斷為一大家,現則荒涼冷落,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則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歲之小孩,詢之則已二十二歲。又另一村家,則只有中年女子三人,並無男丁。

五、寧都全縣原有人三十四萬,現僅有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萬零一千七百餘人,女丁十二萬二千六百餘人。其中壯丁僅三萬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寧都縣屬之長勝圩,全圩面積約十餘華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餘,自民國十九年(一九三○)被共黨慘殺三百餘人,除裹脅以去者三百餘人,現僅存九百二十餘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壯丁僅八十餘人。

七、瑞金原為贛南最富庶之縣份,俗有種一年吃三年之諺,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黨佔據時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復時止,原有之三十餘萬人口,被殺三分之一,被脅迫以去者六千人,僅餘二十一萬人左右。尤以知識份子屠殺凈盡,辦理善後,亦難找得人才。

以上五條均見中央社特派記者鍾貢勛所作之《江西農村視察記》。

以上錄有的資料,雖殘缺不全,不足以見共區人口變遷的全貌,但舉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會有多大出入的。我們綜合起來看,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一、在共黨統治下的地區,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普遍的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總計以上七條所列原有人口為八十五萬三千餘人,劫後人口為五十五萬八千餘人)減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於屠殺。

二、共區人口普遍的女多於男,這純粹是人為的現象。因為男丁非被屠殺,即被裹脅以去之故。

三、共區因缺乏壯丁,勞動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園荒蕪,百業俱廢。人民在飢餓線上掙扎,雖已年屆成人,而形態猶如兒童。

共黨由嗜殺而造成飢餓,由飢餓而促成死亡,也就等於慢性的屠殺。其被裹脅以去者,名之曰“工農紅軍”,其實是供給共酋人海戰術充當炮灰之用的原料,也還是一種變性的屠殺。所以共黨之殘忍嗜殺,實在已到達登峰造極的地步。

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為共黨,便如此嗜殺,而毫無惻隱之心?原因就是惻隱之心,是人性的一部份,故唯“人”才有側隱之心。人人皆知共黨是唯物主義者,他們是不承認有所謂“心”的。他們認為“心”也就是“物”,人不過是血肉製成的工具罷了。所以把人用在經濟生產上,就是血肉的機器,把人用在戰爭作業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鞏固殘暴的統治上,就成了殺之以鎮猴子的雞了。總而言之共產黨統治政策的一個最大環節,就是屠殺,這是他們一了百了的得意傑作。其所以敢於如此與古今中外一致擁護的“人道”觀念為敵,沒有別的憑恃,就因為他們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則他們認為屠殺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必要手段。換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產統治的成功,所以共產黨徒不願意放棄屠殺,正如他們不願意放棄統治和政權一樣。

列寧曾說過:“我們不曾在原則上拒絕過恐怖主義,我們也不能這樣。恐怖乃是一種軍事行動,可以加以有利的應用。在某些時刻,它甚至於是必要的。”

這話說的太技巧了。豈止某些時刻,恐怖主義是必要的。自始至終,恐怖主義和共產統治就沒有分過家。沒有恐怖主義,共產統治既不能出現,也不能持久。

邱吉爾的回憶錄上,記載他有一次問斯大林:

“俄國在清黨期間(一九二○到一九三○)有多少人被殺死或被永遠驅逐?”

“一千萬人!”斯大林很坦白的回答:“這是很可怕的,……但這是必要的。”

以此類推,則大陸淪陷的初期,說被共黨屠殺的人民,有三千萬……之眾,不但不是虛報,而且可能還有不實不盡之處。

三千萬人的大屠殺,真是曠絕古今的一次大屠殺了。

黃巢嗜殺,並不諱言嗜殺,張獻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揚其嗜殺。唯共黨則不然,共黨殺人,明明是師承列寧、斯大林的恐怖主義,以遂行其血腥的獨裁統治,卻往往飾詞造說以相掩飾,並多假託人民公意以行之,這種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殘酷,而且卑鄙。以視黃巢雖兇殘而尚能表裡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屬下下。

所以吳稚暉先生批評共黨,說他們“好話說盡,壞事做完”,最為要言不煩。比起黃巢輩的“物無不害,惡靡不為”來,可說是匪化的一種“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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