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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芳華》和《1987》看亞洲電影政治表達

他表示,從《我不是潘金蓮》到《芳華》,馮小剛導演的作品基本上屬於「小罵大幫忙」;而《芳華》的成功之處在於將嚴歌苓原著中的批評性「稀釋」乃至「轉移」,從而將作品中對現實的不滿化作一種「時代感性」,達到了既滿足觀眾的某些希冀又令作品得以生存的雙重目的。

電影《芳華》在中國大陸票房突破14億,在香港收穫約55萬港元。

在亞洲各國,政治題材電影無論對於政府還是市場而言都一直不是最討好的事物,但是在社會形勢發生微妙波動的時候,它們又時常恰如其分地站上舞台。

三月,電影《芳華》在澳門奪得第12屆亞洲電影大獎最佳電影獎時,導演馮小剛在領獎台上的致辭比去年平靜得多。

在謝過頒獎禮主辦方和原著小說作者嚴歌苓之後,馮小剛說:“最後,感謝觀眾。謝謝!”

《芳華》

眾所周知,《芳華》講述的是中國文化大革命後期至70年代中越戰爭前後解放軍文工團生活的電影,在去年於中國大陸上映時遭遇過波折——原定於10月國慶檔上映,卻在上映前不足兩周時突然宣布更換檔期。

外界曾一度猜測是影片出現審查問題,以及可能需要迴避當時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但無論是影片發行方還是政府監管部門,均沒有說明更換檔期的具體原因。

但之後的元旦檔,影片順利上映並受到歡迎,總票房突破14億人民幣。馮小剛也藉此再度斬獲贏得亞洲電影大獎最佳電影獎——2016年他就憑講述中國平民上訪的《我不是潘金蓮》奪得同一獎項。

這位60歲的導演並非以觸碰政治敏感題材著稱,但是他近年的作品比以往更多地以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為背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1940年代中國的一次大饑荒,都曾成為他拍攝的題材。

繼上屆《我不是潘金蓮》後,馮小剛執導的電影連續第二年獲評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影片。

《紐約時報》曾評論稱,馮小剛已經“學會在體制內工作”和“老練地應對中國嚴格的審查制度”,相比起明顯的政治信息,他“更喜歡把功夫下在講述人的故事上”,並且說《芳華》對文革的描繪“增添了一點浪漫色彩”。

電影之外,現在的馮小剛也低調謹慎。亞洲電影大獎上,他拒絕了包括BBC中文在內的所有媒體的採訪邀請。

“一般來說,華語片導演談及這些所謂敏感題材的時候都是打‘擦邊球’,而馮小剛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影評人朗天接受BBC中文電話訪問時這樣評價。

他表示,從《我不是潘金蓮》到《芳華》,馮小剛導演的作品基本上屬於“小罵大幫忙”;而《芳華》的成功之處在於將嚴歌苓原著中的批評性“稀釋”乃至“轉移”,從而將作品中對現實的不滿化作一種“時代感性”,達到了既滿足觀眾的某些希冀又令作品得以生存的雙重目的。

涉及政治題材的亞洲電影

電影《1987》中,檢察官、醫生、看守所獄警、記者等不同角色均為6月運動的形成起到了作用。

歷史、政治題材電影在近年的亞洲電影市場似乎比以往更有觀眾緣。

今年的亞洲電影大獎最佳電影提名作品當中就有兩部涉及這些題材。除《芳華》外,講述印度民主選舉的輕喜劇《倔強的牛頓》(Newton,另譯《五星級選戰》)同樣獲得最佳電影提名。

更多的政治題材作品出現在韓國。2017年的兩部電影——講述1980年韓國平民民主運動“光州事件”的《的士司機》(A Taxi Driver,另譯《逆權司機》)和韓國獨立運動家傳記電影《朴烈》(Anarchist from Colony,另譯《逆權車夫》)均成為韓國電影在去年的話題之作。其中《逆權司機》更以近九千萬美元的成績成為韓國年度票房冠軍。

2017年底上映的《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1987:When The Day Comes,另譯《逆權公民》)講述韓國六月民主運動,至目前為止也取得逾5500萬美元票房成績。它在今年的亞洲電影大獎當中亦獲提名最佳男主角。

在香港,《1987》以及《逆權司機》均取得不俗的票房及口碑。甚至有香港媒體認為,一系列的韓國政治電影熱潮“為亞洲近年低迷的政治民主化帶來精神養分”。

《1987》在香港及台灣收穫不少人氣。

《1987》的導演張駿桓向BBC中文表示,起初他對電影在韓國以外的反應有所擔心,但對於華語地區觀眾的熱烈反應表示感激,並且認為電影講述的是“全人類的共同話題”。

“雖然具體情況可能有所不同,但從大的方面來講,渴望人權、民主主義的心情,以及這是付出多少艱辛才得來的,應該是引起所有人共鳴的地方,”張駿桓說。

朗天則表示,喜歡看“逆權”系列電影的香港觀眾“大部分都是年輕人”,“他們在這些講述以往韓國抗爭的電影當中找到情緒的出路”。

對於數部政治題材電影獲得提名,亞洲電影大獎評審主席程小東導演未予置評,僅表示題材的多樣性是本屆大獎的一個特點。

《1987》

演員金允錫憑藉《1987》中對“反派”匪碟搜查處朴處長的演繹入圍亞洲電影大獎最佳男主角。

《1987》的故事背景正值張駿桓的青少年時期,故事從真實發生的大學生朴鍾哲被酷刑拷問致死開始,描述由此引發的全國示威最終迫使當時韓國總統候選人盧泰愚頒佈《民主化宣言》的過程。

張駿桓認為,那是韓國民主進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光州事件爭取韓國的民主化失敗,但是為1987年的這場六月運動作了鋪墊,也是他認為有必要通過電影重塑這一歷史事件的原因。

“《1987》中的人物可能不是做出英雄般壯舉的人物,他們只是在各自的崗位上堅守住最基本良心的人,”他說,“這些最基本的事情累積在一起,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事實上,這部電影的完成和上映本身亦見證了韓國政治又一個爭議時期。張駿桓表示,電影從2015年末開始籌備,由於朴槿惠政府對民主主義、光州運動等話題特別敏感,使得準備工作不得不秘密進行,他甚至一度懷疑影片能否順利完成。但在製作階段,朴槿惠涉嫌腐敗的政治醜聞被揭發導致韓國各地市民上街進行燭光遊行,間接為電影的關注度起到助推作用。

“如果沒有這些,這部電影可能不會以這麼大的規模、與這麼多優秀的演員一起與大家見面,”張駿桓說。

“好像非常諷刺,三十年後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可是為什麼同樣的事情一定會反覆出現呢,這也讓人十分苦澀。”

張駿桓認為,關於人、人權、平等、自由的故事是人類歷史永恆的主題。

張駿桓不認為政治電影在這個階段的出現是一種流行趨勢,但是在客觀上反映了社會的一些議論進程。

“雖然每個國家的歷史不同,但關於人、人權、平等、自由的故事是人類歷史永恆的主題,”他說,“電影在這裡面也扮演了很重要的社會性作用。”

4月6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就朴槿惠濫權、受賄案作出一審判決,韓國前總統被判處24年有期徒刑。

受“親信干政門”影響,2017年末成千上萬韓國民眾走上街頭,要求時任總統朴槿惠下台。朴槿惠後被彈劾。

朗天指出,《1987》等一系列回顧韓國民主抗爭歷史的電影除了給香港觀眾帶來“情感共鳴”之外,客觀上也對香港電影以及社會的現狀給予了“理性解釋”,只是很少觀眾能夠注意到。

“往往欣賞‘逆權’電影的觀眾沒有留意到一件事情:為什麼這些韓國電影可以開拍成功?”朗天說,香港觀眾對於這一系列電影受到韓國政府和主流社會認可的背後原因,以及片中人物原型的實際命運等等電影故事之外的因素,採取了一種“非常香港式”的反應,就是“不多想”。

他表示,如果能夠深究這些因素,對比韓國人與香港人在類似的抗爭當中所作的付出,便更能夠理解香港社會的現狀。

其實是市場

“逆權”系列電影在中國大陸未能上映,但在香港受到歡迎。

與《芳華》不一樣,《1987》以及《逆權司機》等一系列韓國政治題材電影並未能在中國大陸上映。而在香港,《芳華》則未能得到與“逆權”系列一樣的受歡迎程度,在這個半自治的中國城市僅取得約55萬港元的票房成績。

朗天表示,香港觀眾對《芳華》和“逆權”系列的不同反應,一方面是香港與中國大陸觀眾長年存在的對同一部電影的不同審美取向——對香港觀眾而言,他說,“馮小剛的‘虛偽’是香港人能一眼看出的”,而對於“逆權”系列的精神底蘊,香港觀眾未必需要有深刻的理解才能找到情緒共鳴。

他還表示,香港觀眾近年對中國大陸電影的“標籤化”和“戒心”也是《芳華》未能在香港取得票房佳績的原因。

香港觀眾對政治電影並非一直都感興趣。多年來,在這座“東方好萊塢”,政治題材一直被市場認作“票房毒藥”。直至2016年,由一批香港本土年輕導演製作、以想像香港未來政治環境為主題的短片集《十年》成為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相關題材也在這個地區引起更多關注。

該電影的得獎在電影圈內也引發了爭議,被一些人認為是在表達政治訴求過程當中帶有情緒性的選擇。得獎當晚,《十年》的其中一名導演承認,就製作水準而言,他們對最佳電影獎“受之有愧”。

與《十年》得獎同時發生的是,自2016年起,中國大陸未再轉播香港電影金像獎,這個曾力爭成為華語電影最重大獎項的頒獎禮也在今年轉向以“支持本土電影”為賣點。

講述印度民主選舉的輕喜劇《倔強的牛頓》亦入圍亞洲電影大獎最佳影片。

朗天並不認為金像獎的這種轉變是因為頒獎給《十年》而付出的“代價”。他表示,香港電影人可能在近年受到大陸市場衝擊的形勢下付出了一些創作上的代價,轉向更多關注本土電影,可能更多是市場因素而不是政治壓力。

“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就算沒有政治原因,可能最後也是會這樣,”他說,“只不過很巧合,香港社會近幾年都有政治味道在而已。”

而電影人則表示,希望像《1987》這樣包含人類普遍價值的政治題材電影,至少能夠被更多不同國家的觀眾看到。

“雖然這是韓國的故事,但聽說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人因為這部電影一起流淚,這讓我對未來充滿希望,”張駿桓說,“讓我感到原來我們是可以一起好好生活的,原來大家都有這樣的心愿。”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BBC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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