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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國柱:驚心動魄死路求生 我一個「黑二代」的倖存

50-51年,中共鎮壓反革命,三位比我大幾歲的堂兄,也跟着以「反革命」罪名被捕,兩位槍斃、一位勞改;他們是高中畢業未久的青年學子,較小的那位槍斃時才十九歲!

在毛號召之下,文革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席捲全國,武鬥頻傳,死人無數!(網絡資料圖片)

1970年夏天,中國大陸南方,一個受盡折磨、九死一生的“黑二代”-“地主仔”,終於逃離文革的煉獄,游過大海,到達自由的彼岸!

文革時稱地、富、反、壞、右為黑五類;近年來有“紅二代”、“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稱謂,現仿此以“黑二代”稱“黑五類”的子女。

“地主仔”是廣東話對地主兒子的稱呼。

我是1940年出生的。父親是民國初年的廣州警官,伯父是當時中華民國的海軍艦長。他們在廣州任職期間,國父孫中山先生仍然在世。我幾歲時就聽到很多關於前輩跟隨孫先生革命的故事。“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是前輩的經常性語言。

抗日戰爭前父親和伯父就回到故鄉,解甲歸田。他倆人成為鄉間的紳士,帶領村民,開山造林,墾荒造田。還興修水利,修橋建路。水田種稻,旱地種蔗;進而開辦糖廠酒廠。特別是興辦學校,使得鄉間農村的孩子接受教育,這一善舉至今仍然為同鄉後人銘記,寫入族譜。

抗戰時期父親任縣抗日自衛大隊長,積極抗日,是典型的愛國者。

我1940年出生時,父親已經四十歲了。為了我早日成才,還很小就聘請了家庭教師,陪我讀書上學。我的母親當我喃喃學語時就開始教認字和算數,數石子從一開始數,很快就懂數到一百。到五歲時,已經讀完四冊“看圖識字”,記得第一冊是一個圖一個字,第二冊是一圖二字,⋯,第四冊已成為一幅圖一句或者是一個成語了!算術已經懂得“十百就是一千”,“十千就是一萬”,“十萬”和“百萬”等等;還學懂了一位元數字的“+”、“-”和“X”。所以,當父親將五歲的我送入小學時,學校里的老師就叫我從二年級開始讀好了。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中國與美國並肩抗日勝利,一躍而成中、英、美、蘇四大強國之一,國人無不歡欣鼓舞。當此時也,父親諄諄教導,要發憤讀書,長大後到美國留學,學習美國的科學和民主,尋求強國富民之路。

到了1949年中共建國那年的夏天,我還未滿十足歲就已經小學畢業了。

1949年中共建國,我的父親和伯父一早就將全部田地契交縣“人民政府”,他們是同意平均地權的。因此初期還贏得了“開明紳士”的稱號,但很快就被逮捕入獄。

50-51年,中共鎮壓反革命,三位比我大幾歲的堂兄,也跟着以“反革命”罪名被捕,兩位槍斃、一位勞改;他們是高中畢業未久的青年學子,較小的那位槍斃時才十九歲!

1953年中共在家鄉進行土改運動,我的父親和伯父被逮解回鄉公審。在共乾和土改工作隊的指揮之下,鄉間的“貧僱農”積極分子(其實是一群流氓地痞)輪番上陣,拳打腳踢,跪玻璃碎,水灌鼻孔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他們的斗人理論是:“一定要打倒地主的威風,不然分了田地也無人敢要的!”,“要將地主打倒在地,並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兩天下來,父親和伯父已被斗得死去活來,半條人命,神志昏迷,食物飲水不進,坐立不能!到第三天早上,一批人將他倆人裝在籮筐裡邊抬着,由一隊民兵荷槍押解至區人民政府囚禁,翌日死於獄中,從未告知家人,迄今不知葬身何處!

土改期間抄家多次,一切財物、糧食都被拿走;幾個書房中的藏書和名人字畫盡毀;還有父親和伯父在廣州當警官和海軍艦長時的舊照片以及友人李濟深(中共開國時的國家副主席)20-30年代親手寫的對聯,全部毀了當作垃圾丟棄!

父親被斗死後,全部家產被沒收,包括住房、衣服和棉被!

全家大小被趕到一間破爛的豬欄里,當時天氣很冷,母親白天繼續被斗,晚上回來就在豬欄裡邊鋪上稻草,帶着我和弟弟、妹妹們鑽進稻草堆里禦寒過夜!

隨後的日子裏,翻身的農民們在村支書(共黨村支部書記)、農會幹部和土改工作隊的帶領下,繼續鬥爭母親和伯母這些“地主婆”。

就連一位“解放”(1949年中共建政之謂,以下簡稱49年)前夕才結婚的堂嫂-六嫂也不能倖免。她本來是抗日戰爭的難民孤兒,由北方南下。

她47-48年間流浪到湛江市一間酒店當待應生,與筆者堂兄萍水相逢,堂兄對她憐愛有加,求得伯父同意,娶了為妻,進入邱家,成為“六少奶”。50-51年,中共鎮壓“反革命”,這位堂兄“六少爺”,筆者稱他六哥,被以反革命罪名槍斃。而這位年輕的“六少奶”-筆者的六嫂,新婚未久,從49年起就進入了“地主婆”行列,轉眼之間又變成了寡婦,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家屬!幸好她尚年輕貌美,引起不少共干、民兵唾涎,稍後終於被鄰村民兵隊長看中,搶佔為妻,於是又改變了階級成分變成革命幹部家屬,幸運地脫離“地主婆”行列,避免了一生被斗的命運。

接下來就是,荷槍的民兵每天一大早就來把我家全部大人-成人押解到農會繼續施刑審問。那時,其實家中只剩下母親們(即所謂“地主婆”),男性成人早已被捕入獄或被槍斃了!

刑審主要是逼問還有多少金銀珠寶和錢財未能交齊出來。對“地主婆”或拳打腳踢、或用繩索綁住兩個姆指吊起來拷問:“地主婆,你將金銀財寶藏在何處?或是送給別人收藏?”

“你不要像擠牙膏一樣,擠一點、出一點!你不快快說出來,我們就要打死你!”

由於伯母受不了這些酷刑,很快就投河自殺了!

由於抄家後家中糧食非常短缺,想向親戚或鄰居借些糧食也不可能,因為當時每個被劃為地主的人,都被劃分階級隊伍的運動孤立了。很多以前的親戚朋友都不再敢於接近我們,唯恐惹得“同情地主”的罪名,或者挨上“沒有站穩革命階級的立場”、“不要再做剝削階級的走狗”等等的批評,隨時會因未能“站穩階級立場”而被鬥爭。

很快,母親和兩個妹妹就因饑寒交迫、疾病纏身而悲慘地死去,妹妹死時才四五歲!母親和妹妹都是由筆者親自送到亂葬崗埋葬的!然而,當時筆者也只是十二,三歲而已!

土改過後,筆者家人已死過半;妹妹餓死後,只好偷偷地把弟弟送到種植蔬菜沿街叫賣的貧農舅父家養大,但舅父家貧未能送他入學,所以他畢生只有49年前的兩年學歷。

土改分給我家未斗死餓死的生存者每人一份土地,但是,我家領到的土地,卻是一份缺水灌溉的河邊沙田,若天不下雨,秧苗就旱死;下雨多了,河水泛濫,又將種植的農作物沖毀!總的說來,真是有種無收,白費功夫!

更為惱人的是,不管是有沒有收成,公糧和餘糧要照樣上繳。所謂公糧就是農業稅,是按照每戶人家分到的土地面積抽稅,在我鄉是種水稻為主,收割後按照規定繳交稻穀就是交公糧;至於餘糧,顧名思義,應該是農民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支援工業建設,但實際執行起來卻不是這麼回事,而是一級一級把任務壓下來,不管你是不是有餘,更不管你是否吃得飽,硬性規定每口人要按照政府的規定,以低價出賣糧食給國家收購。有所謂“統購統銷政策”。假如某鄉村的農民因天災不能完成公、餘糧任務,鄕村共干就拿地、富開刀,開鬥爭大會,揪出未完成任務的地主、富農來批鬥,宣布罪狀:抗繳公糧、破壞統購統銷政策等等,以“殺雞警猴”!

如前所述,我家土改後務農種田,大都是有耕耘無收穫的!

但是,即使沒有收成,前述的公糧、餘糧仍然要依照規定繳交!

如何繳交?我們只有兩個辦法:其一是上山打柴賣,賣柴所得到的錢用來在“自由市場”買回稻穀,先籌足公糧,剩下實不足以充饑,只好以雜糧、薯苗和野菜為食!其二是經共干批准,寫信到海外請求匯款救援。

“自由市場”是指當時農民在完成統購統銷任務之後的少量農產品交易市集。其實那時的農民也窮得很,無處掙錢;為了買鹽,買葯或一些必須的工業品和看醫生等,都急需錢用,迫不得已,將口糧變賣,交換必須品,並無真正意義上的“餘糧”或“商品糧”。

所以,過了“土改關”,劫後餘生的“地主仔”生活也不好過。

到了1955年,政策寬鬆了很多,加上中共需要外匯,於是共干鼓勵我們有親人在海外的寄錢回家,不再沒收。

我的大家姐在廣州讀完大學後,在國民黨的市政府工作。當“解放軍”渡江時,幸好她選擇“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出走香港,改嫁名醫而進入中醫界。

我那時將近十六歲,依規定仍可報考初中,大家姐也答應支持。我當時也很希望回到學校學習,於是向監管我們的共干申請,那位共黨支部書記、村幹部說:“按照政策,地主仔也可以進學校讀書的,但是我要請示一下上級。”

就這樣一連拖過了兩年招生考期。到了1957年夏季招生時,我已18歲超齡了!這時,我堂姐的男朋友,一位貧僱農家庭出身的在校高中生,他對我說,不要再請示你的村支書了,就馬上報考吧!

不得已而為之,我在中學招生報名表上少報兩歲,填寫1942年出生的!

十分幸運,我的數學考了滿分!本來足夠進入縣重點中學的,但是,招生人員一看考生是“地主家庭出身”,就擱在一邊;最後,被一所較偏遠地區的第七中學校長看到,收入該校就讀。直到2000年前後,這位校長來美國訪問,見面仍提起這事,並說及因接收我入讀中學,在其後的政治運動中,多次受到組織批評。

開學時,到校報到。接待的老師一知道我是邱國柱,馬上另眼相看,因為我的入學考試成績太好了!大家都認為我應該是重點中學的材料,也因此非常歡迎我來到這所較偏遠的二三流中學了!

入學後,由於中學代數、幾何的淺易,幾次考試又拿了満分。教數學的老師也是我們的班主任,姓黎,我們稱他黎老師。黎老師覺得我是一個好學生、優秀的學生;常常將我的考卷當範本,貼在課堂上給同學參考;也常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幫助改同學的作業。黎老師有一位女兒也是我的同年級同學。

我入中學的第一年就是1957年,入學不久反右運動就開始了!這對於我們初一學生來說,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就是有一點莫名奇妙的感覺,只見老師們常常開會,黎老師缺教數學的課愈來愈多,只叫學生們自己溫習和預習。

由於土改期間,我是地主仔一名,基本上是跟着家人被斗,已有幾年不能進入學校,但我從小就養成愛讀書的良好習慣,一有機會就看書,具有良好的自學能力,所以自學中學的語文、數學毫無困難,更因同學們的靠攏又自然而然地成了班上的自學輔導員。

到了第二學年,我們的數學老師黎老師和他的女兒黎同學都不來學校了!後來才知道,黎老師也是地主家庭出身,被定為右派,不能再教書了,已經全家連同黎同學一起下放到農村去了。

非常可惜,黎老師的女兒,一位十來歲的初一女生就此輟學了!

我校還有幾位老師被劃為右派,為節省篇幅,容後再述。

翌年,開始了“大躍進”運動,我們學校的黨委書記和校長依上級指示,又在校內開展“拔白旗,挿紅旗”,“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運動。具體做法是,每個同學至少要放五張大字報,互相揭發同學的資產階級思想,發揚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

起初大家不當囘事,同學們也都覺得沒什麼可寫上大字報的。但學校的團組織發動團員學生帶頭寫大字報,並規定所有同學都要完成五張的任務!

我那時是學校里的優秀學生,被評為思想品德好、學習成績好和身體好的“三好學生”。多次被校長、老師在全校周會上公開表揚,被樹立起為模範學生榜樣。萬萬想不到自己會有問題的。

突然間,一位室友,當著我的面對大家說,我要放邱國柱的大字報。起初,我以為是開玩笑;同學們也說,邱國柱是模範學生,你有什麼好放的呢?

他說,不然!一)邱國柱是地主仔;二)邱國柱是由海外資本主義地區的親人支援讀書的;三)邱國柱的學習成績好,證明他是想成名成家,走個人奮鬥的白專道路,不是為黨、為國家、為人民的⋯⋯

經此一說,聽到的同學一哄而上,一齊放邱國柱的大字報,立即有數十張指斥我的大字報貼在牆上。其他班級的同學看了以後,也就有內容完成他們的每人五張大字報任務了!

一日之內,數千張指責邱國柱走白專道路,邱國柱是白旗樣板,如此這般的大字報貼満學校走廊,課室內外;內容依樣畫葫蘆,形式千篇一律!這鋪天蓋地的格局,令人不寒而慄!

跟着學校黨團組織召開全校師生思想鬥爭大會,揪出我和另外兩位同學,一共三人為鬥爭對像,作為應該拔掉的白旗!

在數以千計的老師同學面前,被作總結報告的團支書老師指名道姓批評,被作為全校首面應拔掉的白旗,我在台下(因為是初中生,尚未須上台被斗)十分無奈,頭也抬不起來!

然而,我當時最害怕的就是開除我的學籍,把我送回原籍農村。這樣的批鬥對於一個“地主仔”來說,卻是司空見慣的,比較起農民鬥爭地主時文明多了!

幸好當時的學校領導們認為初中學生是教育改造對像,未給我任何處罰。

其後幾年,大躍進,大鍊鋼鐵,人民公社化⋯反映到學校中來就是勞動、勞動、再勞動;停課缺課很多。

對我來說,能夠不回農村做“地主仔”,被管制勞動,就很好了。因此,有機會留在學校里,無論是勞動還是學習,我都是名列前茅的積極分子。所有的暑假寒假,我都留在學校工作和學習,或自學進修數理科學,或在學校圖書館做義工,就是不回農村“地主家庭”!

1963年夏天,我終於高中畢業了。

我的前途是很渺茫的。如果不能入大學,就要回到農村老家,那裡的一部分人,始終將地富子弟看作“階級敵人”,尤其那些曾經斗死我父母的“積極分子”,他們那些狹窄的小農心理,認為“斬草必須除根”,恨不得將我們清除凈盡,免得將來“反攻倒算”,報他“殺父之仇”!

每當我回老家,民兵常常通知我跟着地富份子一同開會,民兵隊長對着我們訓話:“你們黑五類份子聽着,只准你們規規矩矩,不准你們亂說亂動!你們不要指望國民黨回頭,更不要希望資產階級右派復辟。若有任何風吹草動,我們首先用機槍將你們掃掉!”

此後兩年,我欲報考大學,進入招生辦公處,其中有一次辦事員竟是我表哥的兒子,家庭成分是中農,也是小時候較我高級的小學同學,他一見到我就大聲說,“地主仔”你連想都不用想要入大學!竟連申請表都不給我填寫,就叫我離開。

很多老師和同學對於我的處境十分同情,但都愛莫能助。

有位老師鼓勵我說,你的數學、物理基礎好,你可以繼續自學高等數學,將來國家有可能需要,也有可能利用你的;又或者自學中醫,既可謀生,亦可濟世。誠哉斯言!

又有一位十分要好的女同學,貧下中農出身,共青團員,她一向仰慕我為人正直,學習成績出眾,常常熱情輔導同學學習,包括她自己。當時,她也沒有考入大學。中學畢業後繼續與我保持聯絡。有一天,她提出:讓我們結婚吧!但是,我縂不能跟着你回老家農村,變成地主成分的家屬呀!你有堂兄和姐姐在北京和昆明各地當幹部,是否可以到他們那裡找份工作,我們就結婚吧!

我覺得她言之成理。於是馬上動身到粵西去探訪我的姐姐,自49年姐姐離家入廣州南方大學後,又參加土改工作,至當時1965年未曾見面。此時姐姐和姐夫均為縣級幹部,姐任縣婦聯秘書;姐夫在人民公社化後,任公社黨委書記。

見面後說明來意,讓他倆人大吃一驚。當時,正值1965年“四清運動”,

他們根本不可能收容我這個“地主仔”!

“四清”運動是指: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清經濟

姐姐害怕群眾看到我,要交代我的來歷,便把我藏在公社的雜物室內,招待我兩三天,就打發我回家了!

高考與謀職雙雙碰壁,回老家更屬死路一條!

其時有很多朋友告訴我,有很多人偷渡到香港去了!然而,我是非常害怕的:可能在邊界被開槍打死;可能被抓到,押解回勞改或槍斃;也許在大海沉溺或被鯊魚咬死!但一轉念,與其回農村做地主仔等死,不如死在大海更波瀾壯闊呀!

當我把這決定告訴前述同學女友時,她也十分支持說:你到香港找到你的大家姐,你還可以入讀大學,前途無量啊!只是我倆還沒有結婚就分離了,以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見!說罷潛然淚下。

意志已決,便開始奔向自由的驚心動魄的歷程。

長話短說,簡而言之。1966-1970,五年之內,因冬季水寒,僅每年夏天,出發一次。四次被抓回,第五次最後成功到達目的地。

其中兩次帶同弟弟,一次才到中山縣,未入邊防區已被截回。另一次已到海邊,又被民兵抓住,送入收容所。

其時在毛號召之下,文革紅衛兵運動已經風起雲湧,席捲全國。武鬥頻傳,死人無數!我和弟弟盡量留在收容所裏面,堅決不透露真實姓名地址,當然也就隱瞞了地主仔身份,混在盲流農民工之中。因為我們深知,若被送回老家,必死無疑!

果然,後來得知,我的堂姐的女兒就在紅衛兵武鬥中死去!

我的這位堂姐,也就是伯父、中華民國海軍艦長的女兒。師範大學畢業,49年前任廣州郊區的中學校長,57年已定為右派;其夫為中華民國陸軍學校畢業生,49年前已是少校軍官,50年代初即被送往青海軍墾農場勞改,死於荒漠草原,未再生還廣州!而這位堂姐的女兒,算起來應是黑三代了!她比我只大兩歲,抗日戰爭時期,父母帶着她三姐妹全家到外祖父家逃避戰火,她姐妹們曾經短期跟我一起上小學,抗戰勝利後才回廣州。文革批鬥死時,她是西安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學生!

另一噩秏傳來就是,我的在粵西任公社黨委書記的姐夫,被革命群眾斗死了!

斗時迫令我姐挖地洞,大家用木棍打頭,打暈後,踢入洞中,再逼迫姐姐鏟土生埋!此後,我姐午夜夢回,常見姐夫呼救:“我還未死的,請送我去醫院急救吧!”十數年不止!

其慘絕人寰之狀,尚不敢言;直至30年後,我姐移民美國,才敢詳細對我說出這事。這時,我姐姐和我都覺得,幸好當年姐夫沒有收容我!否則,我這個“黑二代”一定跟姐夫一起被生埋了!

到了1968年夏天,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發佈了毛主席批示的布告指稱:“最近兩個月,在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以中國走資派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務、反革命份子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份子,蒙蔽和欺騙一部分群眾製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跟着廣西就傳出集體屠殺“黑五類”事件。很多地主全家老少被民兵集體槍殺!

這時,我知道我只有破斧沉舟,直向對岸;回頭只有死路一條!

1970年夏天,我終於成功抵達自由的彼岸。

這次同行的江X村兄,卻在海邊被邊防部隊的軍用犬咬回來!但他翌月再來,又成功了!

在這結尾處,再說一個巧合,就是1978年夏天,我將移民美國的時候,突然收到江兄的電話,告知我他也移民美國,並且同乘一架從香港機場起飛的飛機!

真是無巧不成書。於是,我們向航空公司請求連座,同到東京;江兄轉機紐約,我着陸洛杉磯。一轉眼三十多年過去,江兄應無恙,亦已經兒孫滿堂了吧!順致敬候。

--原載《議報》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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