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醫生出來了，媒體和網絡上一片歡呼。譚醫生本人接受採訪，聲稱正義的力量勝利了，期待的春天來了。作為一個同樣在取保的人來說，我理解他初獲自由的喜悅和興奮，但不願意加入歡呼的合唱，理由很簡單，因為有很多人依然不公的身在囹圄，在漫漫鐵窗下沒有自由，我實在高興不起來。
誠實的講，相比起太多因言獲罪的案例，譚醫生這次出來，實在是僥倖中的僥倖的小概率事件。固然，我們應該歡迎譚醫生的出來，但更應該看到，對他的跨省實際上公權的悍然作惡，是對公民權的粗暴踐踏。既然抓人是犯罪，放人自然就不值得稱道，公權作惡在先，放人不過是應為之事，何況此番作惡的乃最基層單位，層級之低，是媒體可以無風險討伐的非雷區標靶。試問一下，如此案是發生於一二線大城市，誰可有尚方寶劍可讓譚醫生出來？各地大量關在黑暗之所的良心人士便是鐵證。
按理說，這麼多年，無數公權作惡案例應該能讓社會多一點理性和成熟了，然而卻不盡然。社會總會為公權的一點本分之舉感恩戴德，總會隨着主流媒體的歡呼而廉價起舞。一次次讓人感嘆屁民真是賤得連狗都不如了。這讓人想起一些老百姓曾經對周恩來的感恩。文革中，很多人尤其是名人的被迫害和非正常死亡都是周的簽字才執行的，但周經常性的「我來晚」了的表演卻欺騙了很多不明真相的群眾，人們在懷念他的人情味時完全忘記了作為主刀者的他的真實面目。對譚醫生出來的理性回應應該是更多的譴責和制度性的反思，而不是陷入集體的迷狂和廉價的歡呼，否則，譚醫生的小概率事件永遠只是小概率事件，更多的同胞還得繼續承受黑暗的苦難，「捉放曹」的遊戲依然會成為這個爛泥坑般的社會舞台上的常演劇目。
耐人尋味的是此次一些媒體和網民高調歡呼背後潛藏的社會心理期待，這種社會心理在面對公權千萬次作惡後依然期待，這種期待其實是漸進改良、倒逼法治有效論等思潮的反應。現實已經無數次證明了：漸進改良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夢囈，法治有效論更是在依法治你後一次次夢碎，然而，即使在現實一次次打臉後，上述社會心理依然是打不死的小強，強悍無比，不時藉機泛濫，在濫情的非理性高亢中一次次如痴如醉般上演。如今，漸進改良夢囈已成為一種病理學標本意義上的社會心理學症候，遇到合適的時機就會出來共振一把，反正此時代不缺乏擼材，譚醫生的出來不過是最新的擼材而已。
應該清醒的看到，譚醫生的出來並非表明體制有自我糾錯的功能，這只是大面積作惡中的一次僥倖。如同罌粟地里突然盛開一朵蓮花，並不能因為一朵蓮花的冒出就以為罌粟地從此就不是惡之花盛開的地方，就以為那裏從此就可以永開蓮花了。罌粟花地還是罌粟花地，並無可能進化為蓮花地，地貌和地質條件決定了其不可能的自我淨化。
最讓人感到不平的是，在媒體和社會對譚醫生歡呼的同時，是對另外一些更邪惡的個案的選擇性無視，如對失蹤一千餘天的王全璋律師的極少關注，這種關注的巨大不平等讓人窺見社會的苟且、勢利、恐懼感和道義匱乏。人們只是在隨着無風險的議題上隨着媒體起舞，在主流媒體的起鬨下跟着起鬨，正義呼喚由此淪為一次次精神鴉片般的消費。在消費過後社會依然不可避免的一地雞毛般的沉淪下去。可以預見的未來依然是：專政大壩繼續高聳日趨堅固，反對之聲波浪不興，偶爾漣漪，人們繼續在偶爾的意淫滿足後昏睡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