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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對知識分子的成見始於1918年的北大

「我的地位這樣的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受夠了洋教授的窩囊氣。」

1918年,北京大學圖書館閱覽室

一、話題的引起

眾多學者們在研究毛澤東知識分子政策時,都注意到該同志有“輕視、蔑視、甚至仇視知識分子”的情結。

查該同志自己也是知識分子啊!起碼也算是個中師啊!

又查我黨老一輩革命家,雖說每個人都冠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虛譽,其實大多數也都是知識分子啊!為數極少的幾個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如向忠發、顧順章、盧福坦早在三十年代就都當叛徒了,沒有當叛徒的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家,其中比較著名的就算是革命烈士項英同志了,但項同志也因“皖南事變”長期被黨史定性為執行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代表人物。所以說,毛同志不也正是依靠了無數知識分子出身的老革命家們的幫襯才打了江山,坐了天下的嗎?可是毛同志為什麼還會長期“輕視、蔑視、仇視”知識分子呢?而且情緒相當嚴重,情節相當惡劣,從反右到文革,屢教不改、屢錯屢犯,構陷了無數針對知識分子的冤假錯案。對於毛而言,“輕視、蔑視、仇視”知識分子成為他的一個弗洛伊德的“情結”。

以往的研究者們一般都歸結為:該同志早期在北大圖書館當臨時工時受了知識分子們的氣,精神上受了刺激,對知識分子的成見由此而始。

這幾乎成為學界研究之共識。

對此,筆者也能認同。

但筆者經發掘並閱讀一些舊資料後發現:所謂“受氣”之說也僅僅是毛同志單方面的主觀感受,客觀事實上當年北大的那些知識分子並沒有給毛同志氣受。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即使有,也只是一點點,一小點點而已。遇上一個心胸較為寬闊的革命同志早就丟在腦後了。主要的原因還是毛同志自己將那“一小點點”放大了。

不僅如此,當年北大的那些知識分子中,尤其有幾個特別知名的大知識分子中都曾經給了毛同志很大的關注和幫助。

是毛同志自己的大腦細胞組成的接收器存在着嚴重的方向性問題。對於別人給予的幫助與恩惠太容易忽略了,或許他認為這些幫助小到可以忽略不計;有的則乾脆全忘了,忘得乾乾淨淨,徹徹底底;而對於那些睚眥之怨,無中生有的恩怨是非,卻一直刻在板油上。

莫謂此論為妄論,且聽老夫慢慢道來,自然會給你一個令人信服的有根有據。

但在正文展開前,先要講幾個看似“風馬牛不相涉”的小故事。

二、風馬牛,三個小故事

1、三顧茅廬

劉備“三顧茅廬”的故事膾炙人口。其中“第三顧”的日子,是一個新春好天氣。

那一天清早動身之前,劉備已經齋戒三日,熏沐更衣,又好不容易說服了鬧彆扭、耍性子的關張兩兄弟,於是三人一齊乘馬同行。在距“南陽諸葛廬”尚有半里之遙的地方,劉備為了表示對大賢的尊重,慕賢的竭誠,下令關張一齊下馬步行。

正行之間,只見諸葛亮的小弟弟老三諸葛均走了過來,在此前的“二顧”時,劉關張與諸老三都已認識過了。

劉備趕緊給諸老三施禮問道:“老三兄弟,你哥今兒在家嗎?”

諸老三說:“俺哥昨晚剛回來,你們今兒可與相見了。”

劉備還要再相問,諸老三竟自飄然而去了。

劉備喜形於色,回顧關張二弟說:“今兒運氣不錯,能夠見到卧龍先生了。”

張飛此時的心情卻沒有什麼高興的,他望着諸老三遠去的背影,氣就不打一處來。說:“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庄也無妨,何故竟自去了”。

劉備卻說:“彼各有事,豈可相強”。

張飛也就啞語,關公更不會起鬨,這件事就輕飄飄的過去了。

一部《三國演義》,劉備有無數的言語。筆者認為,其中有兩句話是最經典的。一句是劉備臨終寫給他大兒子阿斗的遺詔:“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另一句就是這八個字:“彼各有事,豈可相強”。

前一句話講的是道德操持;後一句體現了人情練達。

筆者認為,這是任何一個正常人應該持有的基本生活態度。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人大家都很忙也都很累的,各忙各的俗事,各奔各的前程,哪能都把目光聚焦在你一個人的身上啊。

2:《紅與黑》

《紅與黑》是一本世界名著。

筆者年少時,上中學的二舅舅告訴我世界第一名著是《約翰•克里斯朵夫》,第二就是《紅與黑》。也不知此論有何根據?但正因如此,筆者曾很認真地看過此書兩、三遍,果然是情節曲折,文采盎然,又有優雅的情色,好看得緊啊!

《紅與黑》的主人翁於連•索黑爾是一個會木匠活的農民的兒子。這小子從小就具有叛逆心理,對家業不屑一顧,不會幹農活,也不會幹木匠活,卻喜歡讀書。於是經常受到父親的訓斥,家境又非常貧窮,所以他對所有有頭有臉生活着的人就有莫名的仇視,看着他們就受刺激。

當於連初到德瑞那市長家中當家庭教師時,這一家的主人對他都是相當友好的。雖說市長德瑞那先生是一個庸俗而勢利的官僚,但於連是他花錢請來的家庭教師,與他的政治經濟利益八杆子打不着。相反,由於西牧師的特別推薦,他很是為這位家庭教師的非凡記憶力而感到自豪,因此也常常在同僚和朋友們面前顯擺顯擺。這一家的女主人德瑞那夫人是一個非常幼稚的貴族夫人,心地純潔得金子一般,更是為於連蒼白的面容,傲慢的態度,非凡的記憶力所吸引。德瑞那夫人又顧及到自己兩個心愛的孩子要跟他學習,因而對於連就表現得百般遷就,甚至近似於討好。兩個孩子年齡還很小,還沒有形成“我爸是李剛”的官二代心理,在母親的嚴格教育下對於連也很尊敬。這個家庭還有一個很年輕的女傭愛利莎,竟很快地陷入對於連的暗戀,自然也就處處照顧他、巴結他。

於連在這樣一個顯貴而富裕的家庭從事這樣悠閑的工作,工資雖然少了點,但在同類職業中比較起來也不低,又有這樣溫馨的氣氛,市長又經常不在家,照道理說於連應該生活和工作得很自在,很愉快,也應有一定程度的滿足感。但於連卻沒有,這個從鄉村裡走出來的,沒有上過正規學校的年輕人時時感到置身於上流社會的恐懼,感到周圍的人們都對他有歧視。

這種感覺雖然完全是他心造的,卻一天比一天更強烈。他有了這種感受,就開始在這個家庭里不斷玩花樣,鬧彆扭,甚至設計勾搭女主人。他之所以勾搭德瑞那夫人,一開始也並非出於愛情,而是為了羞辱德瑞那市長,以及這個貴族家庭,羞辱上流社會。他認為美麗的德瑞那夫人是他生命航道的一座暗礁,他一定要征服她,他居然也就得手了。始料不到的是在他得手後竟產生了對德瑞那夫人強烈的愛情,因為他畢竟年輕,畢竟單純,對上流社會嫉恨的感情既不固定,更沒有上升到“階級鬥爭”的理論。更重要的是因為德瑞那夫人天使般的善良與純真,洗滌了他靈魂中的卑鄙。

他與德瑞那夫人的苟且之事,終被德瑞那發現了。為了維護他心愛女人的名譽,於連不得不離開了。雖然於連後來又遇到了既高貴又美麗的元帥夫人、更年輕、更美麗的侯爵女兒,他不斷地故伎重演,終於又征服了無比高貴而傲慢的侯爵女兒瑪麗小姐,但他內心深處一輩子卻只愛德瑞那夫人一個女人,甚至最終為她放棄了生選擇了死。

筆者要說的是這個完整故事的前半段,於連在德瑞那家的最初感受是這個鄉下少年主觀臆造的,偏執的。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

3、蘇東坡的故事

蘇東坡幾乎是一千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首席,一向以瀟洒、豪邁之風格成為中國文壇不二之領袖。蘇東坡在被貶杭州時日子過得同樣很瀟洒,常常呼朋引友忘情于山水間。他有一個最好的朋友叫佛印,是聖山寺的高僧,兩人經常一起參禪、打坐。

東坡雖是大學士,卻童心未泯,喜歡與人鬥嘴,爭口舌之利。一般人當然都不是東坡的對手,唯有在佛印面前卻沒有優勢,往往在不知不覺之中就落處下風了,有時甚至輸得鼻青臉腫的。東坡當然不服氣,但是他畢竟是有修養的人,不能表現出牛二那樣下三濫的作風。他只是不放過任何機會與佛印斗機鋒,雖然從來也沒贏過,就那還要天天斗、月月斗。

有一天,兩人又在一起打坐。

東坡問:“佛兄啊!你看看這時候的我像什麼呢?”

佛印說:“我看蘇兄啊,你就像尊佛。”

東坡聽後哈哈大笑,對佛印說:“那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兒像什麼嗎?”

佛印說:“我不知道。”

東坡說:“就活像一攤牛糞。”

東坡說完又哈哈大笑。

佛印只是微笑,並不吭氣。

蘇東坡回到家裡,越想越得意,忍不住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相傳,蘇東坡有一個妹妹叫蘇小妹,後來嫁給了蘇門學士秦少游。小妹外貌平平,凸額凹眼且臉長,野史譏為“去年一滴相思淚,至今未流到腮邊”,但其學問絕對好。有一則“蘇小妹三難新郎”民間故事傳誦至今。

當時蘇小妹問:哥啊,看你樂的下巴都掉了,今兒有什麼高興事呀?

哥就將剛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妹。

哥說:妹啊,今兒為兄的總算贏了那賊禿一回了。

妹卻笑了說:否也,否也!哥啊,今兒你可又輸大發了。

哥說:妹啊,此話怎麼講?

妹說:哥啊,就你這個水平還參禪呢!你知道參禪的人最講究的是什麼嗎?

哥問:是什麼呀?

妹說:是見心見性。你知道不知道“境由心造”這個道理呀?心中有,眼中才會有。佛印說看你像尊佛,那是因為佛在他心中;你說佛印像牛糞,那是因為你心中儘是屎。

蘇東坡何等聰慧之人,一點通透,從此心態祥和,再也不跟佛印斗機鋒了。

以上三則小故事,是老夫七十人生的精華積累,望青年朋友們多多參悟。

三、毛同志在北大的感受

講完了這三個小故事,有條件言歸正題了。

話說毛同志於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從湖南來到北京。他後來在與斯諾談話中談到了這一段經歷: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坑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

“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不算少的數目——8塊錢。”(筆者註:酸溜溜了。嫌錢少呀!這很正常。)

毛說8塊錢不算少,那是自我調侃。那時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資高者有300多元。8塊錢,讓毛感到屈辱。

一個臨時工,圖書館助理員的崗位,8塊大洋的工資,這三項決定了當年毛同志在北大的地位。

毛同志對外國友人繼續回憶說:

“我的地位這樣的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筆者註:酸溜溜的情緒比前又進一步了。)

筆者推測,當時發生在北大圖書館的實際情況與毛同志的自我描述多有吻合之處。無論是師生,大家都在為生活、學習忙碌,讀報是為了了解時勢,也許是緊張工作與學習生活中的一種調劑,當然不是為了來與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聊天的。即使毛同志主動搭訕了去,遭受冷遇也是必然的。雖然偶爾也會有人願意聊上三、兩句,但又不大聽得懂他的湖南土話,那就更不願意聊了。

這是一種世間常態,甚至也夠不上世態炎涼,擱誰也一樣。談不上是那些“有眼不識金鑲玉”的書獃子們故意給我們未來的偉大領袖氣受。

當然,也不能排除當年確有幾個大學生或教授們,雖然也能聽懂湖南話,雖然也有時間,卻不願意與他聊。不願意聊就不願意聊唄!親戚有遠近,朋友有厚薄,何況你與他們非親非故的,何況你也沒有形成“品牌效應”,這與“故意給氣受”沒任何關係。當然你如果霸王硬上弓,非要纏着與其聊,那就真要遭白眼了。這大概就是毛同志所謂的“受了氣”了。

當年,毛同志在北大圖書館的心理狀態其實與於連有幾分相似。他自卑的心態以為大家瞧他不起,其實大家並沒有瞧不起他,只是正常地將他當作一名普通的圖書管理員看待,沒有將其特殊化,更沒有將他當大人物般重視。

作為一個鄉下來的師範生,毛同志當然很羨慕那些大學生,更羨慕那些穿長袍或着西裝的教授們。毛同志又是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他在湖南第一師範時早已經嶄露頭角了,一向都是師生們的聚焦中心。他又十分關心時政,所以希望廣交朋友,被人注意,聽他發表高見。然而,他受到了冷落。大家各忙各的,沒有人了解他的過去,更沒有人去預測他的將來,甚至也沒有人特別注意到他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一個普通人也會很自然地產生一種孤獨和寂寞之感,何況毛同志,淪落風塵,錐處囊中,一個自負、自傲、自大、敏感得遠遠超過常人,且也確有大才、大識、大志、大謀的非凡之人呢?於是毛同志感到了失落,進而就覺得受到了傷害。

這其中就有那個聲名顯赫的周作人教授,還有幾個很有名氣的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和張國燾等。

當周教授的長衫出現在讀報室中,並在毛同志手上借報還報之時,毛同志是很注意的,多次趨前企圖與他攀談,他們也就算是認識了。但粗心而忙碌的周教授卻沒有給機會,甚至連多抬幾次頭多望他幾眼的眷顧都沒有。

毛同志又打算去和傅斯年、羅家倫這些有名的大學生去攀談,可是他們與周教授一樣沒有給機會。

毛同志在最初的努力失敗後,很快就轉化為對他們的鄙視。他在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

“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那些留學生們,大學教授們,人事糾紛,複雜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說,目笑存之”。

毛同志寫的很生動!但心中酸,文字之間就已流露了憤怒。在毛同志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裏,凡是無暇或不願與他攀談的人,他都認為是看他不起。

這樣一來,就成了到處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丟斧子的人的眼中到處都是偷斧子的人。毛同志每天都處在這樣一種自造的心態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無奈,於是自卑情緒就發展了,反過來對他們充滿了輕視、蔑視與仇視。你看不起老子嗎?老子還看不起你呢!

據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孟真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麼優秀。”

聽聽!這叫什麼邏輯?這裡有太多的混亂邏輯。

劉備是梟雄,毛同志當然也是梟雄,梟雄與梟雄也是大不一樣的。劉備受到諸葛老三的冷遇(其實,也談不上是“冷遇”),能以一顆平常心對待;而毛同志受到教授、學生們的冷遇(其實,也根本談不上是“冷遇”),卻產生了強烈的不平心與報復心。

四、張申府慧眼一世,眼濁一時

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外,另一個所謂對毛同志造成“傷害”的,肯定就是張申府先生。

1918年時,張申府曾是北大圖書館的代理館長(關於張是否是代理館長一事,還有另外的說法),正是臨時工毛同志的頂頭上司。

說起這個張申府,卻又是一個大大不簡單的人。

如果中共黨史將張申府先生定性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是並不為過分的。當年中國共產黨尚未正式成立時,在各地就只有寥若晨星的極少數幾個共產黨小組,北京算一個。北京的共產黨小組最早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李大釗,另一個就是張申府。後來才發展了第三個人張國燾,再後來又發展了鄧中夏、劉仁靜、羅章龍等。

1920年底,張申府遠赴法國里昂中法大學執教。他在法國首先介紹了一名天津女學生劉清揚入了黨,劉後來遂成為張夫人;隨後張又與夫人一起介紹周恩來入了黨;再後來在德國時,張申府又同周恩來一起介紹朱德入黨。

張申府回國後,正值國共合作,廖仲愷請他推薦國外留學生回國工作,他開列了一個15人的大名單,其中赫然列於第一名的便是周恩來。所以,周恩來一回國就當上了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也有人說周恩來回國時手中還持有“共產國際”的介紹信。不管是怎麼一種說法,張申府對周恩來的影響總是大大的。

按照舊時中國老百姓的說法,像周恩來這樣久據宰輔之位的名臣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而十大元帥之首的朱總司令則無疑是武曲星降世。張申府先生一人既識文曲星在先,又識武曲星在後,這是多麼不得了的慧眼啊!張先生的“神奇”堪比《三國演義》中說出“伏龍鳳雛,二者得一,可安天下”的水鏡先生了。

當年水鏡先生望着劉備遠去的背影還喟然長嘆道:卧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啊!而申府先生所推薦的周恩來、朱德一文一武則雖得其時,不得其主啊!

歷史嘛!總是那樣顛三倒四,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娘希匹!

但是,張申府饒得有如此之慧眼,卻仍有致命的眼濁之誤。在1918年的北大圖書館裏,一代紫微星君,一個日後君臨華夏27年的真命天子此刻正坐在他的面前,站在他的面前,成為他的屬下,成百個日夜,張申府先生卻眼濁了。

眼濁還不打緊,還恁地這般得罪了。

作為一個圖書報紙管理員,毛同志是不大合格的。諸葛亮曾在劉備面前評介龐統(即水鏡先生所說的鳳雛先生)說“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糊塗,倦於視事”。毛同志倒也並非“以酒糊塗,倦於視事”,其時之毛同志正無“事”可視,自以為是,我行我素,對於所擔負的這項工作太不認真勤勉了。管理員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製作卡片,卡片的功能是為了讓借書人檢索用的,所以字要寫得好一點,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端正,這是最起碼的要求。可是毛同志連這一點也做不到,他也不屑於做到這一點。他用那種龍飛鳳舞、潦草的、並沒有多少根基的草體字書寫圖書卡片,顯然是很不合適的。何況那時,他的字其實是很差的,遠遠還不是後來被奉承的那樣獨樹一格,有懷素體風格的毛體,說得好聽點是“草字出格,神仙不識”。因此,很正常地受到包括張申府在內的高級職員的訓斥:“你寫得這樣潦草,誰能看得懂呢?”“這是圖書卡片,能不能端正點?”這是很可能發生的事,也是任何一個圖書館裏經常發生的事。張先生甚至要求發回重做,毛同志當然沒有理由拒絕,卻恨聲不絕。他不知自省,不願改正,過分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嚴重的傷害。

所以,毛同志在給家鄉的友人寫信時流露:“受夠了洋教授的窩囊氣。”

其實,當年在北大,尤其是在北大圖書館裏,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了不得的對毛同志歧視、傷害的事情。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沒功夫搭理他;寫卡片因字跡潦草遭張申府批評;還有月工資只有8元錢這三件事外,幾乎沒有第四件了。

所以,毛同志所說的“受夠了洋教授窩囊氣”,完全是自身心態不正常的病態感受。與其說受氣,不如說是嫉妒。如果抱着劉備的“人各有事,豈可相強”的態度,什麼事都沒有了。

英國大學者培根當年說過這樣一句話:

“在人類的一切情慾中,嫉妒之情恐怕是最頑強、最持久的了。”

誠哉斯言矣!

五、“五加一”對毛同志的特別青睞

細加詳察,我們發現毛同志的北大圖書館管理員的生活過得既不寒酸也不冷清,而是相當熱鬧、繁忙、充實、有聲有色的。

是金子何處不發光呢?當時在北大最著名的大教授中,已經有相當多的人對毛同志投下了特別青睞的目光。筆者所能舉出名字的有下列五位:

楊昌濟、李大釗、陳獨秀、邵飄萍、胡適。

第一位就是楊昌濟教授。

教授《倫理學》的楊教授在北大的名頭並不算很大,他是靠了他的湖南老鄉且留日老朋友章士釗的推薦才得以在北大高就的。但他是毛同志在湖南第一師範求學時的恩師。楊在“一師”任教時就對毛同志倍加激賞,他說我們的毛同志是湘鄉山中出的一名“資質俊秀”的農家弟子。那時的湖南一師流傳着“楊門男三傑”及“周南女三傑”的說法。“楊門男三傑”是指蕭子升、毛澤東、蔡和森,但為首的並不是毛同志,而是蕭子升。子升書香門第,性行淑均,他才是楊教授最欣賞、最喜歡的弟子,一度曾欲以愛女開慧許之。但楊教授也深知蕭與毛蔡之區別,在論到革命救國之事時則認定唯毛澤東和蔡和森兩人將來會成為國家的棟樑。及至臨歿,竟囑書於好友章士釗熟視之。

楊教授調北大在先(1918年6月),毛赴北平在後。而毛同志1918年8月的北平之行究竟出於什麼目的?我們並不能確定。有可能是楊教授主動召他去的,也有可能他是奔着楊開慧去的,最大的可能是為了送蕭子升、蔡和森等同學赴法國勤工儉學,同時也是為了來北平見世面、開眼界。當然也可能是綜合因素,多種原因兼而有之。毛同志到了北平後,一開始是吃住在楊家的。楊教授還人託人幫他找工作。愛女開慧對毛同志產生情愫,平時有眉眼來去,楊教授也不可能全然不知。雖說楊教授擇婿首矚之人不是毛而是蕭,卻因蕭家中已有妻室而作罷,但也並沒有很快下了擇毛為婿的決心。儘管如此,楊仍然是對毛傾心傾力照顧關懷的,遠遠超出了一般師生之誼。

所以楊教授不可能是給毛同志受氣之人,而是有大恩大德之人,且在兩年多後即有翁婿之誼,雖然此時楊教授已然死了。此謂之一。

第二個就是李大釗。

堂堂北大圖書館館長,由於楊教授的人情,蔡校長的指示,很爽快地給了毛同志一份工作,工資雖說少了點,但也是隨行就市。作為一名北漂師範生的第一份工作,能掙8塊大洋,也就很不錯了。誰不想要多掙點,也得慢慢來呀!

解放前夕,毛同志在西柏坡回憶李大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李犧牲得太早,與毛交往有限,毛一生對李沒有微辭。此謂之二。

第三個就是陳獨秀。

毛同志在北大時與陳獨秀有什麼過從交往?筆者沒有看到相關資料。但能在《新青年》上發表毛同志之《體育之研究》,這可不能算是尋常的關係。據說這篇文章是楊教授推薦給陳的。

另從建黨之初陳對毛的器重推測,毛同志也不可能受過陳獨秀什麼氣吧。

當時湖南出席一大的代表是毛澤東和何叔衡兩人,但為主的是毛同志。一大後,陳獨秀又將湖南建黨大業委託給了毛,並任命毛為湘區書記,實際上也就是第一任湖南省委書記。

中共三大前,陳獨秀更是出於對毛的欣賞及對工作的肯定,將毛同志調至上海中央機關工作。中共三大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常設機構為中央局,由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五人組成。後由於譚平山調職,改為王荷波。陳獨秀時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局委員長,毛同志為中央局秘書,羅章龍為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由此看來,毛同志在中共三大時實際上不僅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且是政治局常委了。

這是毛同志早年政治生涯中的第一高峰。

正因為毛同志在中共“三大”有如此之高的地位,所以在隨後的第一次“國共合作”中才能被選為國民黨一大的修補執行委員,其後又由汪精衛舉薦擔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如此顯赫的職務。

由此,毛同志不僅僅是一名“湘士”,而且是一名“國士”了。毛澤東的大名漸漸與聞華夏域中,皆得益於陳獨秀的賞識與提攜。此謂之三。

第四個便是邵飄萍。

邵飄萍(1886~1926),浙江東陽人。是中國新聞理論的開拓者、奠基人,被後人譽為“新聞全才”、“一代報人”等。

1918年毛同志在北大期間,邵正在北京創辦《京報》,同時與北大校長蔡元培及教授徐寶璜一起創立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

1918年至1919年間,毛同志曾在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學習半年,是獲得聽課結業證書的55名學員之一。隨後毛同志才回到湖南創辦了《湘江評論》,由此聲名鵲起。毛同志一生是伴隨他的辦報活動登上中國革命舞台的,邵飄萍的新聞課對他的影響無法言喻。

邵飄萍雖然也聽不懂毛同志的湖南話,卻與毛同志過從甚密,私交頻繁。毛同志常去邵家做客,與他交談。有一次,毛同志上門時,邵飄萍正在睡覺,毛便在客堂間靜坐等候。電話響起,家裡人起身去接電話,毛就很有禮貌地站起來鞠躬致意。家裡人過意不去,便叫醒了邵飄萍說:你可以醒一醒了,那個你叫“小毛”的又來了。

1936年毛同志在延安向斯諾介紹自己生平時,特別提到他曾受過兩位老師的影響,一位就是邵飄萍,另一位是李大釗。毛同志說:“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26年他被張作霖殺害了。”

1920年,毛同志在上海寫信給羅章龍,打聽邵飄萍的情況,他說飄萍是他所關心的人。

1949年3月,中共中央駐地遷到北平,毛同志委託擔任新北平第一任市長的葉劍英關心飄萍夫人湯修慧的生活。同年4月21日,毛同志在有關報告上親筆批了“照辦”兩字,確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

50年代,毛同志有一次對新聞界人士談話時說:“胡適在台灣吹,說我是他的學生。其實,我是邵飄萍的學生。”此謂之四。

第五個便是胡適。

胡適先生的名氣在當時的中國文化界中僅次於蔡元培,遠超李大釗諸人,大約與陳獨秀伯仲之間,

而這個當年中國最大的教授不僅沒有給毛同志“窩囊氣”受,還屈尊與之有很多交往。仔細考究毛胡之間的交往,在胡這方面幾乎是有求必應。此謂之五。

有關“毛胡”交往之細節,筆者將另闢一節。

此外在北大學生中,毛同志也並非一無斬獲。其中同為“中共一大代表”、未來的“中國托派老祖宗”的劉仁靜就與毛同志相當交好。

劉是湖北應城城關人,當然聽得懂毛同志的湖南話。

其時劉仁靜只有16歲,毛同志比他大九歲。由於年齡的差距比較大,照理說毛有可能不屑與劉交談才是,但劉的身上有特別的光環吸引了毛對他的重視。

首先,劉仁靜是李大釗特別眷顧的得意門生。劉家境貧困,李大釗多次為其擔保甚至代交學雜費。

其次,劉仁靜是學英語專業的,李大釗讓他研讀英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劉仁靜年齡小,記憶力超強,人又特別聰明,很快就熟讀了許多馬克思的著作,而且在與人談話時,開口閉口都是馬克思如何如何說,當時的北大人給他一個諢號“小馬克思”。

有資料稱劉仁靜在北大讀書時大部分時間在圖書館學習,由此結識了在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二人一見面總有說不完的話”。

筆者謂此楊昌濟、李大釗、陳獨秀、邵飄萍、胡適五大教授加上一個學生劉仁靜為“五加一”。

莫謂誰人不識君,天涯何處無芳草。感謝“五加一”曾經給了毛同志特別的青睞,否則他還要加倍感到不自在。

1966年7月25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在北京大學。

六、胡先生對毛同志幾乎有求必應

胡適1917年7月自美國返回,9月到北京大學任教。毛同志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同時旁聽胡適的課,成為胡適的學生。毛不僅聽課,課後也時有請教和交流,並深受胡適的影響。這有許多許多的例證。

例如毛同志對於留學問題的獨特見解就深受胡適影響,這有歷史文件作證。

毛同志在1920年給好友周世釗(師範時的同班同學)的信中說:

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劭西兩位,他們都以為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新民學會資料》第63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可見,當年毛同志請教胡適時,胡作了認真肯定的答覆,並沒有“目笑存之”。

毛同志在延安曾對斯諾說:

五四前後,“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為我們的楷模”(斯諾《西行漫記》第125頁,董樂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

如果當年胡適也是給毛氣受的洋教授,那毛就不可能說出上述一番話來。這就是二人感情互動的一則證據。

又例:毛同志於1919年7月14日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與此同時,胡適在北京的《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毛同志按期將《湘江評論》寄給了胡先生。胡在8月24日的《每周評論》第36號上撰寫有《介紹新出版物》,高度評價了《湘江評論》,並表示支持湖南的學生鬥爭。他說:

“《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樂觀。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此處,胡先生所盛讚的“民眾大聯合”正是毛同志的宏文。

又例:1919年9月1日,毛響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的號召,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寄給北京大學的鄧中夏,刊發於10月23日的《北京大學日刊》。《問題研究會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項問題(有互為兼容),是對胡適文章中所提出的問題的具體展示。不僅思路和主旨與胡基本一致,實實在在也是響應了胡先生的號召。

又例:1919年12月18日,毛同志第二次到北京。毛同志在北京為反對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湖南學生運動做一些呼應的具體工作。他在北京曾代表“新民學會”上書胡適,是想爭取胡適對湖南學生的支持。胡適直至晚年都清晰地記憶這件事,曾對助手胡頌平回憶道:

“毛澤東在湖南師範畢業後到了北平,他和五個青年上書於我,——這封信,我是交給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戰期間,放在上海,竹淼生怕生出事,把它燒掉了。”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35頁,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版

毛同志親自登門拜訪胡先生的事,在胡適的日記中也有記錄:1920年1月15日的胡適日記中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

再例:1920年4月11日毛同志離開北京去上海,從上海回湖南後,毛同志寄給胡先生一張明信片,內容如下:

適之先生:

在滬上一信達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新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之處,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

此頌

教安

毛澤東寄於長沙儲英源楚怡小學校

——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4冊第626——627頁,黃山書社1994年版)

再例:關於自修大學

胡適晚年旅居美國,讀了蕭三的《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和胡華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後,追憶起當年他對青年毛澤東的吸引和影響。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記上,胡適回憶說:

“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7冊,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適所說的這件事實,在毛給朋友的信中也能得到印證。毛在離開北京前曾於1920年2月和3月14日分別給陶毅(毛的初戀情人,新民學會會員)、周世釗的信中說:

“湘事平了,回長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預計一年或兩年,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新民學會資料》第61頁

“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所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裏實行共產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學成了,自修有了成績,可以看情形出一本雜誌。”

——《新民學會資料》第64—65頁

隨後的事情發展是:1921年8月16日毛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同時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9月,毛同志利用船山學社校舍開辦的自修大學開學,原船山學社的社長賀民范為校長,毛任教務長。1922年4月,自修大學的校刊《新時代》創刊。11月《自修大學》和刊物均被湖南政府勒令停辦。

綜合上述,足見毛同志與胡先生交往之多,交往之深。胡先生對於毛幾乎有求必應,我們的毛同志則從中受教、受惠多多。

如果說毛同志也受了胡先生的氣,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吧!

七、桶水之恩,緣何滴水不報?

上述“五大教授”中,楊昌濟病逝於1920年;邵飄萍於1926年4月26日,以“宣傳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橋被奉系軍閥政府殺害(其真實的原因另有他說);整一年後的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也被張作霖絞殺於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內。

這三大教授死時,我們的毛同志尚未成氣候。無從言報,自在情理之中,後人不必苛求。

我們就看看毛同志在成就氣候後對活着的陳獨秀是如何回報的?後來在成就大業後對異國的胡適又是如何回報的?

(一)毛同志如何回報陳獨秀?

陳獨秀一生五次蹲過北洋軍閥與國民黨的監獄。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走出國民黨位於老虎橋的江蘇第一監獄,這是他的最後一次出獄。此時的陳獨秀已經58歲了,出獄後該往何處而去呢?

蔣介石與國民黨是歡迎他的,當然是為了利用。蔣介石派教育部長朱家驊找陳談話,開出了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條件:資助2萬元加5個編製,讓陳自己獨立組織一個黨派,並以獨立黨派代表的名義擔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長。

然而,陳獨秀想都沒想就一口拒絕了。

陳獨秀的內心希冀着去延安。為了能去延安,他修改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專程來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向葉劍英、博古表示,他贊成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當時的黨中央是毛洛體制,張聞天是名義上的總書記,毛同志是軍委書記,毛澤東與張聞天提出了陳獨秀來延安的三個條件:

1、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的全部理論和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

2、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3、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要人做書面檢查,是毛同志的一慣嗜好。可是陳獨秀是何等之人,豈能甘受其辱,於是回說:“回黨固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礙難從命。”事情就這樣僵住了。

接着,王明和康生,分別在《解放》雜誌、《團結》周刊上發表文章,把陳獨秀稱為“匪徒分子”、“日寇偵探”,“領取日本津貼的漢奸”。王、康的文章是不是秉承了毛同志的意旨呢?筆者不能確定。當時的王明剛從蘇聯回來,正氣傲着呢,所以還有一定的獨立性,不一定會聽毛同志的話;但是康生這個巨奸,一回國就看清了毛的優勢,鳳凰要把高枝攀,已經無條件地棄王投毛了。

1938年3月17日,陳獨秀給《新華日報》寫了一封公開信,質疑中共中央歡迎自己到延安的誠意,表示“百思不得其故”。

陳獨秀與共產黨的關係就此徹底破裂了,毛同志沒有作出任何補救措施。

1939年,陳獨秀在重慶寬仁醫院養病時,周恩來剛好來到重慶,曾專門去探望陳,表示想把他接到延安去。陳獨秀想都沒想就拒絕了。

其後,周恩來又到江津去看望陳,再次請他回延安,並表示這是毛澤東的意思,陳獨秀依然拒絕了。周恩來留下的100塊銀元也被他堅決地退了回去。

1942年5月27日,這位曾被毛同志一再譽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的陳獨秀終於在貧病交加中逝於江津,享年63歲。

1957年2月27日,毛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將陳獨秀、王明、張國燾、李立三、饒漱石等同時列為知識分子中出壞人的例子。

(二)毛同志如何對待胡先生?

中國有句聞名的老話:滴水之恩,湧泉相報。主張將“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毛同志對於這句話自然是不以為然的。

胡先生對毛同志的恩德不可謂不大,不可謂不厚,不可謂不誠,可是毛回報了嗎?如果將胡對毛的恩德比作一桶水的話了,那麼毛同志是“一滴水”也不肯回報的。當然另一種意義上的“回報”是有的,那就是也回報了“一桶水”,不過是“髒水”。

1954年,毛同志親自指導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運動。批俞硝煙未滅,接着就轉向批判胡適,稱他為“實用主義的鼓吹者”、“洋奴買辦文人”、“馬克思主義的敵人”。

由此,在毛同志治下的中國大陸,胡先生由學界泰斗一下子就變成了聲名狼藉的“帝國主義走狗”。

50年代中期“討胡戰役”後,毛同志在懷仁堂宴請知識分子代表時說:

“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

這段話真是稀奇古怪,誰能猜得透毛的皮裏陽秋啊?筆者猜測毛同志其實是在作一種許諾:老胡,你就回來吧!你只要回來稱一聲“老奴”,朕就封你一個文華殿大學士。

可是胡先生就是“胡不歸”,他早在1949年離開北京南下之時就已識透留下來,不僅沒有民主,連麵包也沒有。

另一次,毛同志在對新聞界人士談話時說:

“胡適在台灣吹,說我是他的學生。其實,我是邵飄萍的學生。”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就不必了,但“一日為師,終身為師”的古訓還是能成立的。連老師都不承認了,又何能照顧老師的兒子呢?

胡適的次子胡思杜不幸留在了大陸。在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中,胡思杜也寫了批判文章《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在《中國青年》上發表,香港《大公報》、台灣的《中央日報》、美國的《紐約時報》等都轉載了他的文章。文章中說:“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性的。”胡思杜同志斥責自己的父親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表示要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小衚衕志雖然真誠地表示了對毛同志的歸化,對自己父親的背叛,但一點屁用也沒有。

反右運動前期,小胡還想入黨,於是積極地響應毛同志的號召幫助黨整風,主動地給他所在院、部的領導提建議。學院領導馬上就將其定為‘右派’分子,說他是向党進攻,並抬出他的父親胡適一齊批。批鬥大會開了許多次,胡思杜終於精神崩潰了,於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殺”。

胡適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那留在大陸的小兒子早已“畏罪自殺”了!

(三)毛同志如何對待張申府?

在毛同志的腦海里,當年張申府要他重填卡片的臉色是永遠不會被忘記的。

延安時期,凡有北平到延安的,毛同志都要有意無意地打聽打聽張申府的情況,末末了,都要不陰不陽、不冷不熱地說上一句:“張申府!張老闆面色很難看啊!”

建國前,張因為第三條道路被開除民盟,成為“人民公敵”。

解放初期,章士釗仗着他與毛同志有些過厚不薄的老交情,仗着他於1920年時曾經向毛同志贈送過兩萬銀元的大恩惠,斗膽張口向毛為張申府求情:

章先生說:“張申府也是我們黨的老人了,他的工作應該安排一下。”

毛同志說:“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我怎麼敢安排他呢?”

一句話就將章老先生撂了個大馬趴。章由是知道毛對張的舊恨難消,從此不再提起。

1957年,張申府又被打成右派。

所有這些當然都與當年他給毛“受氣”有關。

誰讓當年你識得了文曲星,又識得武曲星,卻不識龍潛淺邸的紫微星君呢!

毛同志當然是中國歷史上最大最大的“大人物”,但“大人物”小氣量者,比比皆是。看毛皇陛下,這個大人物的氣量有時竟比“雞眼”還要小。

人生在世,親戚有遠近,朋友有厚薄,這是最正常不過的事。做人不能光記壞的,不記好的;壞的拚命放大,好的一筆帶過,甚至恩將仇報。

古人云:言而無信,不知其可。

其實,恩將仇報,睚眥必報的人,才是真正“不知其可”的人啊!

關於張申府的事,我們有必要再多說幾句。

在解放後相當一段時間內,張申府一直沒有工作。儘管張在共產黨高層的親朋故舊有的是,連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都是他。但要緊的是毛同志不肯安排,其它人投鼠忌器,也就沒那個膽兒。後來總算還是周恩來不忘故舊與恩師,轉了幾個彎,暗渡陳倉,通過北京巿市長彭真將張安排在北京圖書館工作。

張申府是有學問的人,他既是傑出的哲學家,對數學也很有專長,本來他想去北大當教授,但彭真勸他不要回北大。彭真說你去北大那樣的單位就保不住還會受衝擊,而北京圖書館是一個不大為政治注意的單位,正是你這種問題之人安身棲息之處。

張申府晚年之所以能過了幾十年清靜無為的日子,真是完全拜周恩來、彭真之所賜。

八、啊!北大啊,北大!

毛同志不僅記恨“北大”的這些人,也一併捎帶記恨了“北大”這個校。

1949年毛進京後,來過清華好多次,但一次也沒有去過北大。

毛到清華來一般都是在晚間來的。因為清華有個室內游泳池,冬天還可以加溫。毛從前沒有在室內游泳池游過,因此好奇。清華的這個室內游泳池在西大操場旁的體育館內,很小很小(可能25X50米),筆者也在那兒游過泳,甚至是在那兒學會游泳的,教游泳的體育老師也姓胡。(此事與本文無關,只是備忘。)

1949年4月30日,北大邀請毛參加“五四紀念會”,毛同志拒絕了。他說:

“感謝你們的邀請。因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們的會,請予原諒。慶祝北大的進步。”

顯然,“工作的原故”是一個託詞。

又後來,北大的校長馬寅初自以為與毛有些老交情(當然是在因“人口論”被批判之前),想請毛同志到北大給師生們做一次報告,毛仍然不肯去。1951年9月11日,毛在馬致周恩來的一封信上批示:

“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我不能去。”

為什麼“我不能去”呢?

不仍然是那箇舊傷疤在作怪嗎。我去了,師生們會怎樣想?就會想眼前這位偉大領袖原來當年只不過是我們校的一個小小圖書管理員。丟不起這個人啊。

不去北大!落魄之地;

不去北大!受氣之地;

不去北大!禁臠之地!

但這並不能說明毛同志對北大沒興趣,相反,他對北大的興趣大得很,每逢來了運動,他就對北大“關愛”有加。

(一)反右運動中,毛同志對北大的關注

1957年,北大共打了右派511人,其中教職工90人,學生421人。

北大的教職員工及學生人數與清華差不多。當時,清華共划了571個右派分子。其中教職工222人,學生349人。

但是,毛同志沒有對清華的反右運動發表特殊意見,卻對北大很不滿意。

毛同志認為北大當時的校黨委書記江隆基手太軟,就將鐵道部的陸平派來擔任校黨委書記。時任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鄧秉承毛的旨意、親臨北大直接指導。他說:北大的右派“不是一打的問題,而是一批的問題”。到了這年10月以及第二年春季,不少的單位已開始對右派進行甄別,給一些所謂搞錯的人“摘帽”。可北大卻反其道而行之,又搞了一場“右派補課”,補劃右派173人,總數達到了699人,其中教職工110人,學生589人。另外還搞出了一批“編外右派”。

有的資料中說北大右派總數為716人。當年北大師生總數為八千多人,右派佔比接近9%。除了正式劃為右派的,還有各級黨委內部掌握的“中右分子”,還有一些雖然沒有戴右派分子帽子,卻按右派分子待遇的人,這類人在右派改正時一般被“按右派分子對待”。北大的正式右派、“中右分子”、“按右派分子對待”,這三類人相加就有1500人左右。有一位北大右派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單”中說北大右派非正常死亡有26人,其中8人處決,被打死1人,教養期間病死餓死6人,自殺10人,死因不明1人。

(二)文革中,毛同志對北大的關注

文革初起,毛澤東又選定了北大作為文革策源地,將一個“八婆”聶元梓等寫的大字報,竭盡誇大其詞地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20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由此點燃文革潑天大邪火。

當初作者曾經反覆看聶元梓的大字報,就是看不出有什麼“巴黎公社”的影子,相信許多從那個年代走出來的人都曾有這樣的感受。

運動中,有人在北大歷史系貼出一副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李訥回家說給她老爸聽,毛同志說:

“什麼池淺王八多,要改一個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也許有的讀者會認為這只不過是偉大領袖對自己的女兒隨口說的一句戲語,可事實上毛對這句話非常得意也非常在意,特別關照李訥向已經在北大掌權的聶元梓傳達這句話。

偉大領袖的一個“深”字非同小可,表示了對北大運動現狀的不滿意,於是北大的“揪斗”又烈火烹油地升級燃燒了。

儘管如此,毛還是不滿意。

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聶蒯韓譚王“五大學生領袖”時,更是直接對聶元梓說:

“最近有些學校鬥了些黑幫,畫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幾個,就那麼點黑幫?我看不止那一點吧。”

於是又有無數北大教授和幹部“屋漏偏遭連番雨”,再次遭整肅。北大副校長、歷史系主任翦伯贊夫妻就在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雙雙吃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的。

憑什麼?毛同志說北大的右派不止這麼多;

憑什麼?毛同志說北大“池深王八多”;

憑什麼?毛同志說北大的黑幫“不止那一點吧?”

還不都是起源於1918年的那一點刻骨銘心、小雞肚腸的感受嗎。

啊!北大啊,北大!北大可太倒霉了。

我們清華雖然也倒霉,但似乎沒有北大這樣倒霉的!

九、附註

另有兩個問題要補充講清楚:

(一)、周作人究竟有沒有給毛同志氣受?

從周作人關於與毛交往所留下的片言隻語中,問題遠不是那麼嚴重的。

1、毛曾到過八道灣十一號拜訪過他,求教“新村主義”。

這件事在周作人日記中有記載。1920年4月7日的《周作人日記》記有:

“毛澤東君來訪。”

這次來訪的時間是毛澤東第二次去北京期間,離開北京四天前。

試問:如果毛在第一次去北京時就已經受了周的氣,毛已經對周心生惡感了,那麼還會有第二次拜訪嗎?

2、1940年,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要去延安尋夫並投奔革命,在賈植芳(詩人,李星華的小叔子,後來成為著名的胡風分子)與周作人的幫助下得以成行。臨行前周作人對李星華說:

“延安我不認識什麼人,只認識一個毛潤之,請你給他帶好。”

周作人說這話的語氣很平和,根本也看不出毛周之間有什麼交惡的過去。

當然也可以看出兩人的交情也不深,否則就不是帶口信,而是帶書信了。

但既然能帶口信,也就說明兩人的關係平平常常過得去。

3、建國後,毛澤東對周作人也是給了出路的。

周作人曾寫了一封信給周恩來。委託自己的學生把這封信送給董必武,請他轉交。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給了鄭振鐸。據有關人士回憶,毛曾看過這封信,看完之後說:

“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周作人後來的命運似乎就由毛的這幾話決定了。過了十多年的平靜日子,直至文革發生。

周作人為什麼不直接寫信給毛?

解放後,周作人心存僥倖的是,眼下這位黨國的最高領導,畢竟當年在北大圖書館與自己有過一面之交,而且後來又來寓所拜訪過自己。就算是普通關係,也或許會給予禮遇。又顧及“因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驚動”,所以沒有直接給毛寫信。

(二)張申府有沒有做過北大圖書館的代理館長?

關於張申府在1918年有沒有做過代理館長這件事,張的女兒張燕妮的回憶文章《父親張申府在中共建黨前後》一文中沒有正面提及此事。文中卻說:

“父親在北大任助教教預科,平時課程不大多,就在圖書館幫助李大釗做些工作。”

如果張申府沒有做過代理館長,那麼是不是就不可能發生因“圖書卡片”一事而引發的衝突呢?

也不是的。張燕妮的文章還說:

“暑假期間,李大釗組織一些學生‘勤工儉學’,課外幫助整理圖書,翻譯、編目、打印等,卡片,父親則負責檢查和校對。毛澤東來北大時,一度也參加了這項勤工儉學活動。”

張女的文章中為什麼要特別指出“父親則負責檢查和校對”,並指出毛澤東參加了這項工作呢?這就相對明確地回答了毛張二人間因“圖書卡片”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究竟有沒有發生衝突?張女肯定是知道的,但她僅點到為止。

將上述兩點補充解釋清楚了,本文也可結束了。

無需再結論,結論在每一個讀者的心裏。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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