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權力的結構里，沒有純粹的愛情。
師生相處之道有很多，但最不該的就是戀愛。
既然我們無從區分一段師生戀中，有多大程度是兩廂情願，有多大程度是迫不得已，又有多大程度是相互利用，那麼請旗幟鮮明地拒絕所有師生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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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原北大教授瀋陽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今天凡是提到師生戀，總有人搬出民國的那幾個成功案例說事，以此證明師生戀也可以很美好，也可以終成眷屬。
實際上，那只是後人幻想出來的。
民國的師生戀絕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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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為流傳的師生戀，也許並非人們想像中的那麼浪漫。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仰慕魯迅的女學生許廣平，鼓起勇氣給他寫去第一封信，魯迅很快回信，信中稱她為「廣平兄」。讀到信的當夜，許廣平輾轉難眠，兩人恐怕都沒有料到，一來一往兩封信，是他們日後婚姻的開始。
魯迅和許廣平。
魯迅和許廣平修成正果沒過幾年，名頭正響的青年作家沈從文，就愛上了自己的學生張兆和。一番波折之後，沈從文還是把張兆和追到手，看上去似乎也是一段文壇佳話。
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不少講述者都忽略了後面的故事。魯迅和許廣平之間，終其一生也只能保持着近乎師生的同居關係而備受煎熬，而沈從文和張兆和的互不理解，甚至令他們晚年分居。究其原因，也許張兆和從一開始答應沈從文的追求，就有迫於親朋長輩壓力的因素。
而這幾段還算成功的師生戀，也很有可能只是一種倖存者偏差。人們只顧着對那些順利結婚的戀愛反覆讚美，卻忽視了其中的悲劇才是大多數。
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的女生韓權華被教授楊棟林寫信追求。女生把教授言語曖昧的來信公之於眾，在北大校內引發一場「驅楊」運動。在校長蔡元培的督促下，楊棟林辭職。此事過後，韓權華也轉學去了其他大學，一場鬧劇才告收場。
民國時代造就師生戀佳話，本來就是一個偽命題。況且當時中國的大學制度尚不完備，這些師生交往的例子和今天基本沒有可比性。一味地援引沈從文和魯迅的例子來鼓吹師生戀的人，不是太蠢，就是太壞。
剛剛出道的林青霞飾演了電影版《窗外》。
後來的瓊瑤就是師生戀的「受害者」。1962年，二十五歲的瓊瑤出版了一本小說《窗外》，書中的愛情故事就以她自己的經歷為藍本。
18歲時，瓊瑤戀上了自己的語文老師。在考大學落榜之後，這段父母眼中的「不倫之戀」也被曝光。瓊瑤的母親大怒，把老師告到教育局，最終讓他失去工作，不得不離開台北，瓊瑤終生再未見到他。
在權力的結構里，沒有純粹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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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大學生和老師都是成年人，有自由戀愛的權利。
這種說法從法律層面講固然沒錯，但「自由」兩個字，還值得好好討論一番。
上過大學，尤其是文科專業的人都明白，三尺講台是教授展示風度的最佳場所。面對台下一雙雙憧憬的年輕眼神，引經據典、妙語連珠、侃侃而談，天然帶有長者光環的老師，很容易在學生面前掩藏身上的一切缺點，而不斷強化自己的長處。
韓國電影《熔爐》描述了一種最糟糕的師生關係。
在情竇初開的大學生眼裏，沒有生活的瑣碎，沒有對未來的思索，更沒有對一個人全面的審視，而只有猛烈爆發的一腔崇拜，和由崇拜產生的愛意。
除了來自傾聽者對講台的仰視而導致的崇拜、愛慕之外，大學的師生間，確實存在着一種更明顯的權力關係，無論在分數、獎學金，還是保研、科研成果上，老師顯然都處在一個更高的位置。師生一旦相愛，此間利益的單方面輸送和傾斜，無疑會造成對其他同學的不公平。如果沒有這層權力關係，那些學生還會愛上老師嗎？或者說，那些對女學生居心不良的禽獸老師還能夠得逞嗎？
身處權利關係中的人，勢必是不平等的。沈從文用老師的身份，向一個女生求婚，並且找來社會名流助陣，他們平等嗎？一段愛情開始於不平等關係，又談何自由呢？
沈從文對張兆和的追求，動用了胡適等名人。
我們無從區分一段師生戀中，有多大程度是兩廂情願，有多大程度是迫不得已，又有多大程度是相互利用。這樣看來，師生間壓根就不存在自由戀愛的可能性——面對老師，學生是不自由的，而面對青春洋溢的學生，那些已經成家立業的老師也是不自由的。
當然，不能就此完全否定師生戀愛擁有美好結果的可能性，畢竟在一些毒雞湯看來，「所有愛情都值得祝福」。但只要出現一個高岩，不就足以讓我們心痛萬分嗎？聯想到不久前的「北航陳小武事件」就不難發現，躲在象牙塔里哭泣絕望的，何止高岩一個人。
好的制度，應該防止最壞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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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件爆發出來後，憤怒的人們才募然發現，我們手中懲戒瀋陽之流的武器是如此單薄，只有「師德」二字不痛不癢地丟過去。這時候，就需要用制度來約束大學裏的師生戀。
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做過比喻，一個優秀的社會制度應該給人們提供向上攀爬的梯子，也準備好防止墜落的網。用制度禁絕師生戀，固然有一刀切的嫌疑，但也徹底避免了那些最壞結果的出現。如果師生真心相愛，制度並不會阻礙他們追求美好。老師大可以等待學生畢業，或者另謀工作，結束師生關係後再光明正大地戀愛。
《辭海》的編纂者、著名文字學家舒新成，就曾是自己夫人的老師。二人在學校里雖然相知相交，但並沒有戀愛，直到雙雙離開校園後，才結為夫妻。民國時著名學者張東蓀也曾在給友人的信里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夫在學校內為師者不得與女性學生有戀愛，此固為天經地義。然出學校以外，若謂對於凡曾為其所教之女子皆不能結為婚姻，此真狗屁不通之論也。」如果是真愛，又何妨等一等呢？
國外的很多高校對於教師性侵的防範非常嚴格，一些企業也明文禁止了辦公室戀愛，而我們為了防止悲劇的再發生，也需要早早確立禁止師生戀的制度，而不是只會翻來覆去地扯「道德」。在人性的欲望面前，制度往往要比道德來的更加可靠。
關上師生戀的大門，可以防止許多悲劇的發生。
4月8日上午，北京大學在瀋陽事件後，召開了「反性騷擾制度研究專項會議」，由校長組織討論《北京大學反性騷擾有關規定（建議稿）》。這是北大中外婦女問題研究中心組織來自社會學系、法學院、教育學院等專家起草的草案，如果能夠順利出台並嚴格執行，可說是中國高校在防止師生戀上跨出的重要一步。
有位作家回憶起她大學時代的師生戀，她和大學老師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對方「匯報了近況：我兒子2歲了」，仿佛有一種《明年今日》裏「離開你六十年，但願能認得出你的子女」的感覺。但在高岩父母那裏，只有多年的痛楚，和無處訴說的悲憤。我們希望，這樣的師生戀最好從制度上得到杜絕，永遠都不要再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