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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星期新聞》分析:習近平或許像是六四前的趙紫陽

media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3月11日投票 路透社

根據意大利《星期新聞》(Settimana News)分析,習近平目前的處境,似乎與當年六四之前的趙紫陽有點相似。時任黨總書記的趙紫陽為了擺脫老人政治,以及釐清黨政軍權力的混淆,他的班子提出了所謂的「新權威主義」論,目的是要將所有的決策權統統交由黨的總書記執行,今天中共7個常委之中的王滬寧,就是當時這個「新權威主義」論的鼓吹者。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後,趙紫陽還突然之間推動物價改革,解決價格雙軌制下的一系列複雜的經濟問題,包括地方諸侯經濟,但此舉卻引起通脹,商店貨物被搶購一空,並且還引起中共黨國元老的猜忌,兩年之後,還觸發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天安門事件。

分析指出,在中共十九大和今年的全國兩會之後,黨總書記習近平成功地掃除了所有的障礙,將黨政軍大權一把在握,黨對政府和軍方的領導擁有無上的權威。習近平有沒有可能因此而推動改革呢?分析文章指出,當年國際對趙紫陽的改革滿懷憧憬,但經過30年之後,西方對中國的改革似乎已經不再那麼樂觀,對習近平會否推動有如趙紫陽當年未竟全功的改革,懷疑多於希望。

分析指出,西方政治的自由制度其實是從極度高壓權力的桎梏破繭而出。在17和18世紀,英國和法國開始將權力集中在一個領導人的手上,例如英國的奧立佛·克倫威爾和法國的路易十四,他們奪去了自從羅馬帝國在第五世紀崩塌之後,基本上與皇帝共享管治權的一群貴族官僚的權力。

在新的領導架構下,國家所有的官員都須要依賴一個統治者,這個管治方式像是當年耶穌會以及新形成的資產階級所引入的中國模式。官員們成為公僕,而資產階級則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引擎。他們須要個人的本領,取代過去天生獲賦予為貴族的人,官員們要靠他們的政績,而資產階級則要有賺錢的能力。最終,他們權力的效率強大到足可取代皇帝的絕對權力。在英國,這個轉變可以說是和平演變,英皇逐步交出權力,儘管名義上英國還有一個皇室,又或者像法國,演變是血腥的,1789年一群新貴推翻了皇朝。

中國會發生同樣的事嗎?最終的結果又將會是什麼?

分析指出,中共十九大之後將黨的權力凌駕一切之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它可以引起正面或反面的後果。理論上,黨國的分界,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後的結果。當時的軍方處於權力最高峰,也是最後真正的權力所在,但它卻置身於黨的管轄之外。

繼而出現的是一個奇怪的政府架構,中共有一個五人政治局常委,由趙紫陽領導,趙也是軍委的副主席,但軍委的主席鄧小平以及另一個副主席、身兼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卻不在五個常委之中。

中國在這個時候締造了一個古怪的三頭馬車權力架構,軍委處身權力的最高峰,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只不過是軍委的副主席。這個架構本身無疑引起混淆,因為黨大會重申黨是最終的領導者,因此身為總書記的趙紫陽,其權力理應在鄧小平和楊尚昆之上。

分析指出,猶有甚者,這個架構還擁有其它古怪的機制,例如一個由鄧小平領導,成員都是80歲或以上的黨國元老們所組成的委員會,它擁有指導權力但卻不需負責決策,但一旦假如五個政治局常委未能達至一個共識,這班老人就會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其權力之大還在五個常委之上。

分析指出,上述這個架構用意本來是提供一個辨證的空間,防止毛澤東當年一人大權在握的錯誤,從而為這個老人政治提供介入的空間。但由於他們年紀老邁,未能親自過問日常事務,因此將權力交由年輕一輩執行。

這樣一個欠缺穩固基礎的上層建築,跟西方式的權力分配大相逕庭,儘管不太牢靠,但無疑也存在西方三權分立的影子。

不穩固的利益和需求所產生的混淆,兩年之後引發了天安門事件,並且還可能導致中國權力的諸侯化直到今天。

趙紫陽似乎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1988年夏天,趙推出物價改革方案,一下子解放所有的物價,但改革帶來了重大的通脹危機,商店貨物被搶購一空,領導人都為之緊張兮兮。物價改革於是立即被叫停,趙對經濟管轄大權亦遭到旁落。到了1988年秋季,趙和他的一些班底推出了一個中央集權的理論,即所謂的新權威主義,當時還算年輕的王滬寧,就是其中一個鼓吹者。

分析指,新權威主義認為,所有的權力都應該集中在黨總書記一個人的手上,然後經過必須的架構改革之後,透過民主改革逐步將權力分配。

但這個論調遭到當時的自由派學者批評,因為他們不相信在權力集中之後,會出現一個民主化的結果,中共的元老們則害怕他們會失去權力。這個改革無疾而終,但30年來,民主改革一直是中共的陰影。分析指出,天安門事件源自如下的這個弔詭:到底是趙紫陽的共黨還是鄧小平的軍方造成這個結果?這個弔詭本身又導致1990年代江澤民時期的權力鬥爭。從外空降進入權力核心的江澤民,企圖製造一個空間隔開老人、軍方和當時存在的團體。

這個弔詭一直都沒有獲得解決,反而在2002年的黨大會上得到提升。當時的政治局常委增加到九個人,江本人出任國家主席以及軍委會的主席。此外,九個常委各司其職,每一個人都有個別管轄的職權,而當出現職權混淆時,就需要開會討論解決。

不但如此,退休的領導們仍然有權過問和提供意見,他們缺乏透明度,他們之上也沒有任何規管。到了後來,沒有人知道誰是真正的領導人,誰要負起責任。

分析指,每一個決定都須要經過中國權力走廊反反覆覆及累人的磋商,唯一的推動能源就是派系之間的利益交換。因此,經過1990年代末改革的國企,管轄大權由自治落入中央手上,國企的資金則為政治野心充當融資的來源,彼此相互照顧利益。

分析指,周永康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是中國當時最大最賺錢的石油國企的大掌柜,他爬升到管治全國內外的政法部門的頭目,一個真正的權力核心。憑着這個權力,他幫助當時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崛起,或者甚至可以說是幫助薄熙來政變。

美國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之前,中國的情況大致是:權力混淆不清問題越形嚴重,民主化或可能解決問題,分析指出,共產黨大概有一半人認為,民主或可正式解決混亂的問題,而另一半人認為希望繼續延續這個混亂情況,因為他們可以藉此而撈取利益。

但金融危機爆發,改變了一切,並且使得幾乎所有的人相信,中國必須審慎作出政治改革。但在此同時,問題依然存在:誰領導國家、誰領導黨以及誰領導軍方?誰有能力擔當那一個位置?一切都是那麼的不穩定,每樣事情都依靠個人政治操作的能力。薄熙來對此最清楚不過,並且更利用這個情況顛覆黨。

在過去的五年內,習近平基本上就是要釐清這個混亂的情況,做法就是消除國家、黨和軍方之間的區分,製造一個清晰的指揮制度。

今天黨領導一切,領導國家和軍方,已經是非常清晰,同樣非常清晰的,就是再度取得權力中央化的中共,將是一個啟動未來政治改革的地方。當然,沒有人可以肯定這會發生,又或者中國的改革會否達到西方的預期。

分析最後指出,趙紫陽當年的理論30年之後終於可以實現,但中國已經改變,世界亦已經改變,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像1989年那個時候,對北京不再那麼的正面和樂觀。今天中國集權於一人,會不會之後進行權力的分派,又或者會不會達到世界的預期,對此外界顯然會大表懷疑。

責任編輯: 林億  來源:法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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