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黨報總編輯王若水講過這樣一件事：1949年開國前，解放軍進城後，有一天晚上，北平市委在東交民巷原德國大使館的禮堂舉行京劇晚會，毛澤東來看戲。那天晚上演的節目裏，有一個是兩個人打賭，「議定誰輸了誰脫褲子。輸者一輸再輸，褲子脫了一條還有一條，一直脫了六七條，終於不能再脫了。」王若水奇怪，「毛主席為什麼喜歡這種戲呢?」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由西柏坡到達北平
褲子繫於腰間，附於雙腿之上，後掩排泄孔道，不免讓高貴人士視為不雅之物。幾百年前的英國紳士們，在社交場上提到褲子的時候，常用indescriables(不能夠描寫的東西)、one-must-not-men-tion-『ems(決不可以提及的東西)或unspeakables(別說出來的東西)等委婉語來指代。陳原解釋說：「那時上流人等神經過于敏銳，或者說他們都是假道學之流。一提到褲子，就會想入非非，竟至於想到不道德行為。」
上世紀四十年代，這座大山被中國的現代「愚公」搬走了，「脫褲子」不但堂堂正正地上了黨報，騰於眾口且響徹會場，而且還向縱深發展——先是從「脫褲子」聯繫到「割尾巴」，後來又走向了全面化——「洗手洗澡」。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由胡喬木撰寫、經毛澤東修改的社論：《教條與褲子》，社論批評某些領導幹部和留蘇知識分子在整風運動中不能觸及自己：「他們高叫道，大家要洗澡啊，大家要學習游泳啊，但是有些什麼問題發生在他們的貴體下，他們總是不肯下水，總是不肯脫掉褲子。」「有些好心的同志說，褲子是要脫，但是只能秘密地脫，在群眾面前脫不但有傷大雅，而且敵人和反共分子還會在旁邊拍手。」這裏的「褲子」和「脫褲子」都是比喻，「褲子」相當於遮羞布，「脫褲子」是把羞處露出來。羞處指的是教條主義。應該說，胡喬木很有想像力，這個比喻很大膽，很恰當，也很粗俗。
學者說，延安改變了文風，把五四時的現代白話改造成了革命白話。後者的功績之一，就是使「不登大雅之堂的村言土語，毫無阻攔地進入『高貴』的文學聖殿。原先令文化人有心理障礙和視覺障礙的字句，從此也不被忌諱地使用……過去目為粗下的語言，以『人民群眾』概念取得由政治保證的優勢。」「脫褲子」就是借着這個優勢升堂入室。
「脫褲子」之粗之俗，源於生活。魯迅說，他小時候聽女傭阿長講故事：長毛占城時，「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王蒙的老爸北大哲學系畢業，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育系留學三年，回國後一直從事教育，最高做到北京市立高級商業學校校長。王蒙說他小的時候，「父親與母親吵鬧，大打出手，姨媽順手拿起了煤球爐上坐着的一鍋綠豆湯，向父親潑去……而另一回當三個女人一起向父親衝去的時候，父親的最後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龍堂的土特產：脫下褲子……」
從無知無識的女傭到北大畢業的海歸校長，都如此執迷於脫褲子的威力，可見其文化底蘊之深厚。如此深厚之文化勢必會在藝術中反映出來，也勢必會博得大多數人的欣賞。王若水講過這樣一件事：1949年開國前，共軍進城後，有一天晚上，北平市委在東交民巷原德國大使館的禮堂舉行京劇晚會，毛澤東來看戲。那天晚上演的節目裏，有一個是兩個人打賭，「議定誰輸了誰脫褲子。輸者一輸再輸，褲子脫了一條還有一條，一直脫了六七條，終於不能再脫了。」王若水奇怪，「毛主席為什麼喜歡這種戲呢?」
儘管「脫褲子」只是一種比喻，也免不了讓人想入非非。王若水對這個詞就頗有腹誹：「那時，把一個幹部做檢查也叫做『脫褲子』。我很不習慣。心想還有女同志在場。啊，女同志做檢查也這麼叫嗎?」
王若水的擔心是多餘的，那些經過整風的知識女性，神經元早已鍛煉得如老樹皮一般粗糲，臉皮早已磨蝕得像木乃伊一般麻痹，「脫褲子」一類的語言對她們來說，實在是小菜一碟。因此，當艾思奇要求剛「解放」不久的知識分子「脫褲子要徹底，把最後的遮羞布也要去掉」的時候，她們不但沒有一點反感，而且很樂於向未經此役的知識女性們傳授以前「脫褲子」的經驗和心路歷程。「脫褲子」只是開始，脫下來是為了「割尾巴」。在上述社論里，胡喬木告訴那些「紅色教授」：因為「他們的貴體下」「躲着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而且每個人「尾巴的粗細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此只有先脫掉褲子，才談得上「用刀割」。「褲子上面出教條，這就是教條和褲子的有機聯繫，誰要是誠心誠意地想反對教條主義，那麼他第一着就得有脫褲子的決心和勇氣。」
顯而易見，這裏的尾巴，也是一種比喻。這個比喻很形象，很生動，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六七十年代，農村大搞「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把農民在房前房後種的莊稼菜果，多養的雞鴨羊豬統統割掉。這個比喻還有很強的再生能力，「翹尾巴」、「夾着尾巴」、「露出尾巴」紛紛由「割尾巴」生發出來。
「褲子」聯想到的是人的私處，「尾巴」聯想到的是動物的肢體。「脫褲子」儘管帶有色情意味，但畢竟還是把人當人，「割尾巴」、「翹尾巴」、「夾着尾巴」、「露出尾巴」就不同了，它是把人當成了豬狗馬羊猴。
中共建政初，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來了，考慮到這些知識分子沒有經過整風的洗禮，神經還不夠粗，臉皮還不夠厚，於是把「脫褲子」改為「洗澡」。這裏的「洗澡」，其實是「洗腦」——在公眾場合，向領導、同事、學生交代自己的經歷和思想，做自我檢查和批判，由與會者進行幫助。如果上級想放過他，大家又沒有什麼意見，這「澡」就算是「洗」完了。對於一些需要教育的重點人物，運動的組織者則發動積極分子給他一洗再洗，並加大「水溫」和「搓澡」的力度。如果被洗者表現不好，就把他「掛起來」。
從社會語言學上講，「洗澡」既是「脫褲子」的委婉表達，又是「割尾巴」的邏輯引申。
為了讓這個「澡」洗出效果，浴池的經理們想出了各種辦法，也就演繹出一連串巧妙而形象的比喻。首先是「水」的多少，洗大盆、中盆還是小盆。這裏的「水」，指的是群眾;盆，指的是會議;盆之大小，指的是會議的規模，參加者的多寡。一般說來，職位高的，如校長、院長之類，洗「大盆」;職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普通的教職員工雖然自己不洗，但也不能閒着，他們得給被洗的搓澡。在具體洗法上，各校有所不同，多數學校規定，沒有多大問題的教授洗個「小盆澡」即可。清華大學則把洗小盆的標準降低到了講師一級。
其次是「水」的溫度。「冷水澡」是交代和批判都大大地不夠，「溫水澡」表明揭發批判得還不徹底，「熱水澡」是給那些問題大、態度惡的人準備的，比如北大法學院的教授周炳琳就洗了多次「熱水澡」。
「洗澡」的效果與被洗者的心理承受力有關，最壞的是把人「洗」死——清華大學化學系主任、著名的無機化學家高崇熙不堪大盆之洗，仰藥而死。北京大學有七個人自殺身亡。其次是把人「洗」得死去活來，如清華的華羅庚因保留了出國護照被扣上了懷念美帝的帽子，華不堪誣衊，決然赴死。復旦的劉大傑上課吹牛去過歐羅巴，「洗澡」時被揭穿，面子過不去，跳了黃浦江。北大的沈從文屢次過不了關，先割喉後切腕。值得慶幸的是，這些人都獲救未死。周炳琳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強，但總過不了關也不是事兒，後來毛澤東替他說了話，才出了浴盆。極少數的頑固分子因為不好好「洗澡」，在運動後期被「掛起來」——在主辦者眼裏，他們成了衣帽一類的東西。
越十年，四清來了，因為有個清賬目、清倉庫一類的反貪內容，而貪污又是伸手的結果，因此「洗澡」之外又加了個「洗手」。又過了兩年，「洗手洗澡」進了北京市委的文件：「採取集訓辦法的好處：……便於教師洗手洗澡，坦白交代，有利於工作組做到胸中有數。」漢語的粗鄙化漸由腠理而入膏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