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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寧:我與紅衛兵的幾次奇怪遭遇!

前幾天,北京友人發來一份電郵,附件是陳小魯發表遲到的道歉。讀罷獨坐良久,回想“文革”期間幾次與紅衛兵的奇怪遭遇,卻是哭笑不得。

我和陳小魯是北京男八中的同學,“文革”發生那年,他是高三,我是高二,教室在同一層樓,斜對門。可我們家庭出身不同,按照毛澤東的英明教導,隸屬兩個敵對階級,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陳小魯的父親是共產黨元帥陳毅,新四軍軍長,上海市長,外交部長,國務院副總理,政治局委員。我的外祖父是國民黨高官陶希聖,委員長侍從室組長,國民黨中常委,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蔣介石文膽。

因為家庭出身關係,我在學校十年一直努力裝孫子,整日默不作聲,低頭來往,只希望老師同學感覺不到我的存在。同時我也相信,外祖父名列毛澤東親點的四十三名國民黨大戰犯,這般家世怎麼也瞞不住。每年“十一”,男八中和女附中合組一個體育大軍方陣,參加遊行。從九月一日開學,兩校男女生每天練隊,十分辛苦。九月二十七日,專門選我生日那天,學校通知,我不能參加十一遊行。全校獨一份,再沒有腦子,也都立刻知道我是什麼人家子弟了。

陳小魯那麼聰明的人,自然心知肚明,所以“文革”發生之前,雖然每天上下課,我們在樓道里抬頭不見低頭見,可只會相互點點頭,幾乎沒有說過幾句話。不過我對他的印象不錯,從來沒有覺得他架子大。他那時候嘴唇下面留點小鬍子,每天騎個單車,而且是輛很舊的破車。也從來沒見他穿過軍裝,永遠是一身灰藍色的普通制服,而且總把褲腳卷到腿肚子上,像個打魚的,很好笑。

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國遭了劫。學校中廳貼出大字報,宣言成立紅衛兵。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一副對聯,看得我心驚肉跳,只想找個地洞鑽進去。可是紅衛兵們暫時顧不得我,急着打倒當權派,校長溫寒江和書記華錦。溫校長剃了陰陽頭,每天在校園裡掃地。華錦書記受不了侮辱,在監禁室里自殺了,說是把褲帶綁在門把手上勒死的。

我在學校雖然裝孫子,可心裏從來沒有尊敬過老師,特別痛恨學校領導,他們天天喊叫階級鬥爭,強迫學生吃憶苦飯,禁止我參加“十一”遊行,批判過多少好人,坑害過多少無辜。我一直盼望有一天,他們自己也倒點霉,所以現在看到他們挨整,雖說不無同情,但也多少覺得高興,嘗嘗挨整的滋味,看你們今後還整人不。

我們班裡有好幾個木樨地各軍兵種司令部大院的子弟,旭東,進東,小晉,皖平,冀才等等。同學樹東,因為家在西山軍區,太遠,平時住校。每周一和周六,蘇制吉姆轎車開到校門口,勤務兵接送。當時吉姆車,只有黨和國家領導人才能坐,可知其父軍職有多高。

這樣的同學,自然都是男八中第一批紅衛兵。也許他們有更要緊的軍務在身,顧不得隱藏身邊的階級敵人狗崽子,我。整個“文革”期間,我在學校里沒有挨過罵,沒有挨過打,甚至沒有遇見過紅衛兵讓我報出身。我也覺得奇怪,但說不出道理來。

要說紅衛兵多少顧及一點同學情誼吧,有一次他們率領全體學生,趕往府右街,衝進一個院門,揪住一個女人,掄着銅頭皮帶,拚命毒打。我見旁邊站個青年,像是高一的同學,抱着他的妹妹痛哭。我看不下去,溜走了。

後來知道,那個同學再也沒有來過學校,他的母親被活活打死了,只因為她解放前做過舞女。對那個慘劇,對那個同學和他的母親,我無限同情,一輩子也忘不了,更覺不能饒恕那些心狠手毒的紅衛兵們。

破四舊開始後,我們學校紅衛兵捉來宣武門的流氓集團紫錦隊,在中廳里輪番毒打,說是練習如何打傷人內臟而外部不露痕迹。那天晚上,我從中廳走過,聽見一個紫錦躲在樓梯下面哼叫。他被打傷,無法動彈。我看了,實在不忍,便關了電燈,把他扶出中廳,然後拿單車,推他離開學校。當時心裏恐懼得要命,兩腿發軟。一個反動派狗崽子,救護一個流氓,被紅衛兵抓到,兩個定要一塊打死。從此我就不敢到學校去,好在學校早已不再上課,沒人管。

兩個月後有一天,我悄悄到學校逛一趟,不想在中院碰見陳小魯。他還是穿着灰藍布衣,褲腳卷得老高,臂上沒有紅箍。他說:好久不見。我答:我不常來學校。爸爸媽媽都有病,在家休養,要我照顧。他說:過一個禮拜,紅衛兵要在天安門集會,你也來參加。我說:我又不是紅衛兵,紅衛兵開會,我參加算怎麼回事?他說:那天會有很多外地來的紅衛兵,不懂規矩,出了事不好,我們北京的紅衛兵要負責維持秩序。我說:我算幹嘛的,去了找誰?沒人會理我。他說:就說是我請你來的,有人問,讓他們來找我。我是咱們學校革委會主任,我說了算。

既然人家這麼看得起我,話說到這分上,我如果堅持不去,就太不識相了。於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這個出身反革命大戰犯的子弟,去了天安門,站在金水橋前。身後的紅衛兵,看見毛主席登上城樓,胸膛鼓裂,淚流滿面,揮舞手裡的小紅書,喉嚨喊啞。我看着他們的模樣,覺得又好笑又可憐,但我什麼都不能表示。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見毛主席,胸膛里好像凍了一層冰,絲毫激動不起來。那個時刻讓我來天安門,佔去一個熱愛毛主席的紅衛兵的位置,真真的不該。

“八一八”之後,由陳小魯建議,成立起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男八中紅衛兵自然是核心嫡系。也是老天不長眼,北京那麼大的地盤,西糾偏偏到西四頒賞衚衕的九三學社機關安營紮寨。我家住在頒賞衚衕十三號外文出版局宿舍,剛巧跟九三學社斜對門,於是便成了西糾的鄰居。院門外面牆上,貼滿大字報,陶希聖和母親姓名都倒寫,打紅叉。我們家人走在衚衕里,鄰居大人孩子指指點點的手指頭,能在我們脊背戳出洞。可也許八中紅衛兵老早知道我的家世,從來沒有來找過我家什麼麻煩。

西糾沒顧上抄我家,可不知那裡什麼野雞學校的紅衛兵卻突然打上門。我扶着腿殘的母親,躲出院子,隱身門洞,瑟瑟發抖。剛巧這時,一批西糾隊員騎車到九三學社門口。我們班樹東看見我,便問:你在這兒幹嗎?我不敢隱瞞,答說紅衛兵正在抄我家。樹東一聽就火了:媽的,我們不抄,輪得到他們么?嘴裏罵著,把車一摔,就往我家院里走。西糾裏面我們班的大院子弟,也都丟了車,衝進院去。我閉住眼,心想這下子完了,非出人命不可。我們班那幾位公子爺,天不怕地不怕,發起脾氣來,真敢往人群里扔手榴彈。

還算好,沒幾分鐘,剛才凶神惡煞來抄我家的那些紅衛兵,垂頭喪氣走出院門,匆匆忙忙跑了。樹東他們隨後跟出來,對我說:別怕,以後再有人來抄你家,就過來找我們。我聽了,心裏很感動,連連點頭道謝,扶着母親回進院去。衚衕里鄰居們圍着看見,都覺奇怪,怎麼紅衛兵西糾會保護國民黨反動派的狗崽子呢?他們以後再欺負我們家人,還得留個心眼才是吧。

後來雖然各處紅衛兵還是來抄了我家好幾次,我也從來沒敢真去找西糾求援。後來西糾離開了九三學社,樹東他們都當兵走了。後來我們又搬家到東單,再後來我到陝北插隊,離開北京。可樹東他們解救過我家一次,我終生不忘。到美國之後,我曾想方設法找到地址,給樹東寫過一封信致謝,也不知他收到沒有。

一九六六年底,紅衛兵們都到外地串聯去了,學校成了空巢,我大了膽子,時不時到學校觀望一下。像我這樣的反動派家庭出身,參加不了紅衛兵,當然也沒有外出串聯的資格。有一天我去學校,碰見高二四班的紅衛兵頭目三猛和伯宏。他們不可能不知道我什麼出身,卻順嘴問:你怎麼還在學校,沒出去串聯?我無話可對,又不願自報家門,便反問:你不是也還在學校?他們說已經出去串聯過了,現在回來值班。然後又說:想出去玩玩嗎?他們手裡有大印,可以給我開介紹信。我說:出去玩,誰不想。

萬沒有想到,兩位紅衛兵頭頭二話不說,隨手就給我開了個路條:我校同學沈寧,非黑五類出身,請沿途紅衛兵接待站予以接待。北京八中革委會。然後蓋上八中革委會大紅印章,交到我手裡。我看了,誠惶誠恐。我是非黑五類出身,我是黑五類都包括不下的最黑一類,國民黨頂級戰犯。可我什麼話也沒說,帶了還讀小學的妹妹,趕緊上路串聯去了。

“文革”是中國空前(但願能夠)絕後的一大劫難,中國人民在“文革”中經受的苦難,怎麼都記錄不完。我家十年,歷盡磨難,四分五裂,母親被折磨致死。我對“文革”的憤恨,無以言述。但時隔近五十年,讀到陳小魯的道歉聲明,回想起來,我與學校紅衛兵的幾次直接遭遇,卻又真是非常奇怪,似乎於情於理,都難以成立。

我在學校沒有挨打挨斗,已屬非常。居然還被陳小魯請去參加“八一八”天安門紅衛兵接受毛主席檢閱,可謂天方夜譚。人都說西糾是惡中最惡,可西糾確實趕走抄家紅衛兵,救過我家一命,實出意外。而且八中紅衛兵,竟然給我開路條,讓我享受一次只有紅衛兵們才能夠享受的串聯特權。到底是怎麼回事?到底是因為什麼?我至今說不清楚,只好把這幾件事記錄下來,也算一段歷史。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寧成月 來源:網絡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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