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陳小魯生前常說「我就是瀟灑一點」，細想一下，如果他說的是「我就是力求超脫」，可能更合度些。按說「瀟灑」這樣的詞兒，和「質樸」（以及同類的「本色天然」和「性情中人」云云）一樣，本來不宜用於評價和形容自己。筆者這個想法起於幾十年前，當時動輒聞說「我們勞動人民」（或「無產階級」或「貧下中農」等等）如何之具備「樸素感情」，讀後聽後感受不能明說，但心下越來越確定：像「質樸」這樣的概念，一旦懂得，再用來要求自己就是一個低標準了。換言之，一個人，無論文化與否，一旦明了「質樸」所指為何，他或她就不可能再質樸了。旁觀陳小魯的人生閱歷，竊以為他不會不懂得自己應當以誠實為言——用「誠實」作標準（誰都知道那很高）要求於自我，做到沒做到讓人家說，至少，為人的出發點無咎。
從來沒見過陳小魯，知道他全從聽說，但不是文革中幾乎流布全國的那些有鼻子有眼的傳言。從當年北京八中的高中生口中，知道陳小魯對風行一時的中學紅衛兵在學校和社會上的很多行為（包括「西糾」和「聯動」成員所為）都認為是胡鬧，他不去沾邊。後來就只知道他「失蹤」了。直到文革後期及再以後，又陸續得知他的真正經歷。
看來，文革以後，直到「六四」發生之前，他還是有志於用世的，也許並不追求聞達，但仍願在政治改革中起積極的作用。對「六四」之變，他有不同意見，因此意欲有所不為，讓自己的公開身份悄悄避離了官場。
但是，從商，在陳小魯的身份地位，卻無法視為超脫（即他的「瀟灑」和「自由」）。從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經江朱與胡溫，直到現在，「紅二代」和「官二代」中無論曾經是怎樣的學業和工作背景，幾乎人人都成了經濟長才，爭相出任這個那個公司的董事乃至「掛長」！是為「改開」大潮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各種網文小編們樂用的這句濫俗完全適合描述這個現像）。陳小魯未能免俗，雖然他可能曾經努力要做到不俗。首先，他是高層世家，加料「紅二代」；其次，他曾供職於特權機關總參情報部（各國駐外使館的武官處都是情報處，這在外交界是公開的秘密）。這兩個背景使他在中國政治特權層浸淫很深，從商，絕不可能讓他從這兩個背景中洗脫，相反，只能加深疑雲疑霾。
陳小魯和「安邦」公司關係至深，這一點絕無可疑。他所堅持否認的，是他在「安邦」內部的位置，說白了，就是否認他是「安邦」的業主。其實，這後一點真相為何關係不大。而前一點給他帶來的（一生中最後一次）糾纏和麻煩卻正是值得關注的中國政治變動的風向標。
帶着權勢背景「下海」從商，此風起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鄧這句名言聽起來是半句話，即只提「先」怎樣怎樣，既不講也不許問「然後」如何。得風氣之先的「紅二代」很自然地就把「先富起來」變成了公然的權錢結合。例如《財經》雜誌２００７年１月刊發的《誰的魯能》一文披露，有名的某「紅二代」的「二代」之發家有路，簡單地說就是通過銀行貸款，在某企業入股，其後在企業「轉制」時以極不相稱的低價買下巨量股份，股份（全部或部分）變現還清最初貸款自不成問題，一切洗白······其中哪一步都離不開以權勢推進。再說「安邦」，國內人皆知它之所以令人矚目，主要是其飛速「爆炸式」增長，正常經營不可能有那樣的效績，那只能是財富轉移的結果。
不管怎麼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經濟改革的標語口號，也是「太子黨」—「紅二代」先前的共識。至於以後社會如何發展，制度如何改革，他們顯然談不上共識，而是人心隔肚皮，各有各的見解，各有各的盤算，外人只能猜想，無法準確判斷。然而，使「先富」階層利益固化的路線圖到底未能再由各路「太子」相安無事地進行下去。據黨媒傳出的信息，那「一部分人」中的一部分富可敵國，足以動搖邦本，再不中斷他們的發財過程，那就不是老百姓看着眼紅，而是黨和政府要眼紅頭炸了。到了這個坎上，莫說「安邦」，你就是給自己起名兒叫「安黨」，中央核心也要下手制裁剝奪。
這一役發展到目前，可以看出其動靜意義非輕。鄧設計師含糊設計的大項——一國兩制，政治改革（如不再一人終身領導，如黨政分開等等）——都要撤火更張，現在連市場化和「讓一部分先富」也要收縮回去，終於使多年來自詡瀟灑的人也受不住了。
他不幸猝然離去，讓家人和朋友震驚悲痛。接近他的人聆受過他的親和與識見，膚知其經歷的人感嘆他際遇不凡，與他相距甚遠的觀察者如筆者也不免同情。他曾經表示過終生信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筆者願相信這是他的初心。
比起個人能否超脫的問題，國家社會的前途安在更值得深思。胡耀邦對兒子說過「我們這個國家要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趙紫陽曾表示擔心「我們現在不培育反對黨，一旦（社會）有事會很危險」。這些都是超越一黨之私的當國知言。「紅二代」整體而言志大才疏，見不及此，的無一個是男兒。所以還在為建立上下尊卑的等級社會忙得不可開交，「改革」雲者，若有底牌和自信，於今可見的就是這麼個古老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