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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蘇聯核襲:14位中共高層逃跑方案

—林彪「緊急指示」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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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也擔心蘇聯人甩導彈、原子彈。他指示:中央領導人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下來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分散到外地:毛澤東去武漢,林彪去蘇州,陶鑄去合肥,劉少奇去開封,朱德、李富春去從化,鄧小平、陳雲去南昌,董必武去廣州,葉劍英去長沙,劉伯承去漢口,陳毅去石家莊,聶榮臻去邯鄲,徐向前去長辛店……

毛澤東也擔心蘇聯人甩導彈、原子彈。他指示:中央領導人都集中在北京不好。周恩來汪東興研究提出疏散方案:毛澤東去武漢,林彪蘇州,陶鑄去合肥劉少奇去開封,朱德、李富春去從化,鄧小平陳雲去南昌,董必武去廣州,葉劍英去長沙,劉伯承去漢口,陳毅去石家莊,聶榮臻去邯鄲,徐向前去長辛店。

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中國解放軍士兵與繳獲的蘇聯T62坦克合影

毛澤東說「要準備打仗」

20世紀60年代,由中蘇兩黨意識形態分歧引發的中蘇兩國關係緊張,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惡化到了難以調和的程度。蘇聯沿中蘇、中蒙邊境蘇、蒙一側陳兵百萬,不斷挑起邊境衝突和摩擦。1969年3月2日和15日,蘇軍入侵我烏蘇里江中的一個小島——珍寶島,中方打了一場自衛反擊戰。珍寶島之戰,我方獲勝,擊斃擊傷蘇軍百餘人,擊毀、擊傷蘇坦克、裝甲車十餘輛,並把一輛沉入江底的蘇Τ62新式坦克撈上來,運到北京軍事博物館展覽。蘇方尋機報復。8月13日,在新疆塔城鐵列提克地區,蘇軍出動一個營的兵力,在坦克、裝甲車及武裝直升機支援下,伏擊我一個30人的邊防巡邏分隊,我方人員全部犧牲。

這期間,我方獲取的情報顯示:蘇打算動用中程巡航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級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多方面的情報表明,當時的蘇聯確實動了對我動武的念頭。

在此形勢下,毛澤東發出了「要準備打仗」的號召,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報告指出:「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按照這個精神,全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全民戰備活動。毛澤東堅信,中國人民一定能夠打敗「蘇修」的「烏龜殼」。

9月11日,中蘇兩國總理在北京首都機場會晤,雙方商定互派代表團,10月20日開始在北京進行邊界談判。但是戰爭陰霾並沒有被驅散,我方仍不斷獲取情報,蘇方沒有放棄對我進行「先發制人」打擊的企圖,仍在繼續加緊戰爭準備。中共領導人擔心,蘇聯可能利用談判做煙霧對我國實施入侵,因而對蘇聯可能發動的包括對北京在內的核打擊保持高度戒備。這一時期,林彪從中蘇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蘇軍一旦發動進攻可能採用的方式、主要突擊方向,到我方可採取的應對措施,特別是在敵主要突擊方向上的兵力部署、戰略設防等,都做出過指示。

關注「三北」

我國「三北」(華北、東北、西北)地區是與蘇、與蒙邊境接壤地區,尤其是「北線」(華北地區),由於蘇在蒙古駐紮軍隊,建立軍事基地,距離北京最近,大部地區地形地貌比較適宜敵機械化部隊運動,對我安全威脅最大。所以,林彪指示,加強「三北」地區的防禦要以「北線」為戰略防禦的主要方向。林彪還認為,蘇如果對我動武,很可能會像一年前入侵捷克那樣,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他說,蘇軍一旦入侵,就會天上地下一起像洪水一樣鋪天蓋地壓過來。他指示有關部門切實加強情報工作,及時發現、報告敵對我發動突然襲擊的蛛絲馬跡,事大事小都要報。由他提議設立的防止敵人突然襲擊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防突辦」,設在總參作戰部),及總參情報部專門向林辦派資深參謀,隨時聯絡報告情況。林彪讓「防突辦」搜集整理「二戰」以來突然襲擊的戰例,如德國閃擊波蘭、日本偷襲珍珠港、盟軍諾曼第登陸、中東「六七」戰爭等,特別囑咐要把蘇聯入侵捷克編進去。《二戰以來突然襲擊戰例》編成後,分送給毛澤東和其他幾位政治局常委。林彪自己研究,還特地要我送給林立果一本。林立果組織人寫了一篇《要準備應付敵人突然襲擊》的文章,登在《空軍報》上,還找來一些「二戰」中突然襲擊戰例的電影資料片放給林彪看。林彪提出,加強部隊「三打三防」(打飛機、打坦克、打傘兵,防原子、防化學、防空降)訓練,加強戰略預備隊建設,加強防空體系建設。9月下旬,軍委辦事組主持召開「三北」作戰會議,全面部署戰備工作。林彪在會上講話,要求全軍「用準備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北京地鐵開通那天,林彪乘地鐵視察,指示說,地鐵是戰時重要運兵和疏散通道,要充分利用。林彪還讓秘書通知有關部門,讓他們搜集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和蘇聯國防部部長格列奇科的個人信息資料。他認為,蘇聯領導人的性格、經歷和個人品質會影響戰爭與和平的取向,以及戰略戰術的運用,對指導戰爭十分重要。

「國慶」20周年前夕,林彪特意坐車到北京西郊機場轉車,回到住地毛家灣便叫秘書通知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分管作戰的副總參謀長閻仲川前來開會。林彪對他們說:「這個仗看來八成是打不起來,但要做八成可能打起來的準備。明天就是「國慶」節,在節日舉行大型群眾集會,在人們正歡歡樂樂的時候,說不定戰爭就打響了。如果敵人趁我們過節,對我們來個突然襲擊怎麼辦?蘇聯設在蒙古的空軍基地,距北京只有幾百公里,飛機用不上一個小時就到了。如果打導彈,只要幾分鐘。我剛才坐車到西郊機場轉了一下,看見飛機還一排排地在那裏明擺着,似乎沒有一點應付意外的準備。這不行,也很危險。因此,要立即採取措施,改變這種等着挨打的狀況。第一,北京附近幾個機場的飛機,除留下作戰值班的以外,其餘一律要在今天夜間轉移到外地的機場去。第二,要在機場跑道上設路障,以防止敵空軍實行機降。第三,留在機場的值班人員,要全部配發武器,準備打敵人傘兵。另外,節日的其他戰備工作也要搞好。關鍵是10月1日、2日、3日,1日又是關鍵中的關鍵。只要在這關鍵的幾天裏不出什麼事,問題就不大了。」林彪特別強調:「只有我們準備充分了,敵人才不敢貿然發動進攻。」

按照林彪的指示,軍委辦事組和空軍連夜組織實施,「國慶」節的戰備方案也報到了林辦。

「國慶」節前,林彪住地也進入了戰備狀態。地下工事內進一步完善了工作、通信、生活設施;重要文件和機密檔案全部轉移到了地下;秘書安排了戰備值班,內勤研究了林彪緊急避險方案。

視察華北

「國慶」20周年慶典是在表面平靜、歡樂的氣氛中度過的。但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這種外松內緊到了何種程度:「三北」部隊奉命高度戒備,中遠程雷達不間斷偵測敵方動態;總參作戰部一名副部長等人帶着電台在天安門城樓值守,隨時聯絡報告情況;天安門城樓電梯設專人守護,確保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隨時撤離;故宮午門外空地上一架直升機隨時待命;有關內衛人員都被告知緊急情況下的應對措施。這一切只為爭取7-9分鐘——那天留給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從天安門上撤離的時間只有7-9分鐘!因為,蘇軍如果從伊爾庫茨克或在蒙古的軍事基地發射導彈,到達北京上空只需飛行7-9分鐘。

「國慶」節平安度過了。可林彪認為,在10月19日以副外長庫茲涅佐夫率領的蘇聯邊界談判代表團到達北京之前,每天都存在着蘇軍入侵的威脅。他甚至擔心,一年前發生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會在北京重演——從降落在首都機場的蘇聯飛機上走下來的不是友好使者,而是荷槍實彈的蘇軍特種兵!

「國慶」節一過,10月5日,林彪就在吳法憲、閻仲川及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參謀長馬衛華等人陪同下,乘飛機視察北京北部地區及張家口、大同、雁門關一帶地形,接見當地駐軍負責人,對北線的戰備工作做出指示。幾天後,又專門聽取北京軍區關於北線設防問題的匯報,並就在山口地區如何阻滯和殲滅敵機械化部隊談了自己的意見。

大戰之前看地圖、看地形,將未來戰場情況熟記於心,是林彪指揮打仗的一貫做法,他曾把這一條當作打勝仗的訣竅向他人傳授。在這次備戰部署中,林彪也認真研讀了「三北」地圖,在空中看地形的幾個地方也是他親自選定的。

「國慶」節前,也就是在「三北」作戰會議期間,林彪接連幾天看「三北」地圖。這幅長寬都有4米多,質地柔軟,印刷清晰,裝裱精美,帶軸的百萬分之一軍用地圖,是總參作戰部專門為林彪繪製的,捲起來有碗口粗,扛起來有20多斤重,平時就放在保密室文件柜上。那天,一聽內勤說林彪要看「三北」地圖,我趕忙把地圖取下來送到林彪那裏。因為圖幅太長,辦公樓通往客廳的走廊無法通過,我是從東院繞道西院從大門扛進客廳的。地圖掛不到牆上,只能鋪在客廳的地毯上。

林彪站在地圖前端詳了一會兒,先讓我報告比例尺,然後就開始點地名。他每說出一個地方,我就在地圖上指出它的位置,並按照林彪的要求,用米尺在圖上量一下這個地方到北京城的大致直線距離,然後報告給他。

「居庸關。」這是林彪點的第一個地名。我立即用打桌球的球杆,指出居庸關在地圖上的位置並向他報告:「居庸關。」然後把量出的居庸關到北京城的大概直線距離報告給他。

「南口。」林彪點了第二個地名,我又馬上指出南口的位置並報告南口距北京城的距離。

「官廳水庫。」「密雲水庫。」林彪接着點,我就接着報。

這幾個地方及它們與北京的距離,林彪並不陌生,20年前他指揮平津戰役時就是知道的,但我還是按照他的要求一一報告給他。南口、居庸關是京城的北大門,戰時必守之地。官廳水庫、密雲水庫則是北京市的水源,與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戰時一旦遭敵機轟炸造成潰壩也會對人民生命財產構成危害。為此,林彪曾建議排水,後請示周總理,周派人調查後認為,水庫只有「半盆水」,「對北京影響不大」,遂放棄排水。

接着,林彪又相繼點了張家口、大同、五台山、雁門關這幾個地方和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幾個長城沿線的口子,還點了紫荊關。

內蒙古一線,林彪先讓我指出的是從蒙古經二連、集寧、大同、張家口通往北京的鐵路、公路及兩側地形情況,然後讓我指出包頭、呼和浩特、集寧、多倫、赤峰、通遼這一線的草原、沙地,及通遼到瀋陽、通遼到長春一帶的地形。林彪看這些地方的地圖時,長時間蹲在那裏拿着放大鏡看,邊看邊喃喃自語地說:「草場、沙地是暢通無阻的喲!」他可能是擔心蘇軍會利用有利地形,以大集群坦克和機械化部隊突然從正面向北京撲過來,同時從東、西兩面迂迴威脅北京。

蒙古方面,林彪提到的是烏蘭巴托和喬巴山這兩個地方。節前他同黃、吳、李、邱談話時說:「蘇聯設在蒙古的空軍基地,距北京只有幾百公里,飛機用不上一個小時就到了。如果打導彈,只要幾分鐘。」林彪說的蘇軍在蒙古的基地中就有喬巴山。從地圖上看,就在北京北方不遠的地方。

蘇蒙邊界一線,林彪首先點到的是蘇聯的伊爾庫茨克,然後是赤塔。我隨即指出這兩個地方,並把到北京的距離報告給他。這兩個地方都是蘇聯東部地區的軍事重鎮,伊爾庫茨克還是蘇聯後貝加爾軍區所在地,我方不少有關蘇軍活動的報告中經常提到這兩個地方。林彪關注蘇軍在遠東和蒙古的軍事動向,自然重視伊爾庫茨克和赤塔。

林彪踩在地圖上,隨着我的球杆不停地挪動着腳步。一會兒站着讓我指着地名地形報告給他,一會兒又蹲下來拿着放大鏡自己看,往往一蹲下去就看許久,我攙着他才站得起來。開飯了,地圖仍擺在地毯上不讓動,下午繼續看,直到他說不看了,我才能把地圖收走,第二天接着看。葉群則抓緊時機,叫攝影師為林彪照相。

一連幾天,林彪就這樣看「三北」地圖。他不僅對重要城鎮名稱張口叫得出來,而且對山脈、隘口、河流、平原、草場、沙地、鐵路、公路等也不陌生,連京西陽原、京東遷安這樣的小地方都能隨口說出。如果我平時不是一個地圖迷,曾幾次研讀過「三北」地圖,真不知道會怎樣尷尬。林彪研讀地圖的方法和細心、耐心都是我不曾想到的。

看地圖的那幾天,林彪還不時口述幾句話讓我記錄下來。其中有這樣的內容:在敵坦克和機械化部隊必經的山口地區,可採取炸山拋石、挖壕、鑿洞等辦法,構築工事,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多個層次,多種火力,立體設防,以阻敵滯敵,為大量殲敵和加強縱深防禦贏取時間。

後來,我方搞了不少「卡口子」工程,就是根據林彪這一指示進行的。林彪還提出加緊研製、生產反坦克武器,加強部隊打坦克、打飛機的技術戰術訓練等,都很快得到落實。

「緊急指示」

毛澤東也擔心蘇聯人甩導彈、原子彈。他指示:中央領導人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下來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分散到外地。根據這一指示,10月14日,政治局會議做出決定,由周恩來、汪東興研究提出疏散方案,汪東興負責具體實施。中央要求,除周恩來、黃永勝留京主持工作外,其他人在10月20日前必須全部撤離北京。黃、吳、李、邱等人組成軍委前指進入西山指揮所。

我看到,周恩來向毛澤東、林彪報告的疏散方案是:毛澤東去武漢,林彪去蘇州,陶鑄去合肥,劉少奇去開封,朱德、李富春去從化,鄧小平、陳雲去南昌,董必武去廣州,葉劍英去長沙,劉伯承去漢口,陳毅去石家莊,聶榮臻去邯鄲,徐向前去長辛店……這是中央在臨戰前採取的保障領導人安全的一項措施。

10月14日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便動身去了武漢。林彪10月16日到達蘇州,18日下午5時許向秘書張雲生口述了一份給黃永勝的電話稿,部署當前戰備工作。主要內容是:一、要防止蘇聯利用邊界談判做煙霧對我進行突然襲擊,特別是10月19日、20日要高度警惕;二、對重型武器裝備、飛機、艦船等要立即採取疏散、隱蔽措施;三、要設法確保武器彈藥的供應,特別要加強反坦克武器的生產;四、二炮(戰略導彈部隊)要做好發射準備,隨時待命;五、要組成精幹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六、要加強作戰值班,保證通信聯絡暢通。

張雲生給林彪口授的電話稿寫的標題是《首長讓我給黃總長去電話》。經請示林彪後,他與葉群商定,「壓兩個小時」,由葉群將「六條」報告正在武漢的毛澤東,由張雲生傳給在北京的黃永勝。事後回憶時,張雲生堅定地認為,「按葉群平時一貫突出主席的心態,她打這個電話的時間不會比我晚」(見張雲生《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上冊第568頁)。

汪東興在回憶錄中說,葉群沒有通過他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看到的是中央從北京轉送到武漢的「電話記錄傳閱件」,這樣,就給林彪加了一個「背着」毛澤東「擅自」發佈戰備命令的罪名。那些年,汪東興與林彪、葉群的關係是密切的,往來也十分頻繁,通過他向毛澤東報告事情是常有的事。另外,林彪事先已表示此事要向毛澤東報告,葉群並說由她向毛澤東報告,就不可能不報告,也不可能將「六條」先傳給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周恩來,再由周恩來批出「電話記錄傳閱件」,送給遠在千里之外的毛澤東,緊急軍情不可能這樣輾轉。汪東興這樣說,是想躲避在「一號令」問題上他與林彪有關聯。當然,這一點完全可以從檔案中得到證實,即使毛澤東看過林彪的「六條」就「燒掉」了,但作為「傳閱件」,傳閱過程還是有據可查的。

1969年10月18日20時44分,軍委前指開始以電報形式將林彪的指示下發全軍執行。下發時做了文字加工,更具體、更明白、更便於執行了。總參作戰部的高參們給電報寫了標題、編了號,因為是軍委前指進駐西山指揮所下達的第一道命令,所以叫作「《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之後又陸續發出第二個號令、第三個號令。第二天一早,林辦便陸續收到各大軍區和軍兵種的報告,幾乎所有這類報告上都把貫徹執行第一個號令情況作為標題。

10月19日,即蘇聯代表團由伊爾庫茨克經蒙古入境那天,林彪打破午休習慣,在客廳來回踱步,讓秘書張雲生保持與總參作戰部的電話聯繫,隨時向他報告蘇軍動態和蘇聯代表團所乘飛機的飛行狀況,直到聽秘書報告說蘇聯代表團飛抵首都機場,機上人員已從飛機上走下來,庫茲涅佐夫由我方人員陪同乘車離開機場,我國「三北」邊境無異常情況,才肯去休息。

那些天,我們留守在北京的林辦秘書與在蘇州的秘書天天互通情況,在蘇州的秘書把林彪的「六條」用保密電話傳回了毛家灣,我們才知道「一號令」的詳細內容。我給蘇州傳回來的「六條」做了個標題,叫作《首長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謄清並交幾個秘書傳閱後存入檔案。第二年4月26日,林彪從蘇州回到北京,張雲生把他記錄的《首長讓我給黃總長去電話》原稿移交給我,一併歸檔。

「九一三」事件後,發佈「緊急指示」成了林彪的罪行並向全黨公佈。

《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2〕24號」所公佈的林彪罪證材料里,沒有採用張雲生的原始記錄,而是採用了我命名為《首長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和總參前指的發電稿《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中央文件上這樣寫道:「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這是「緊急指示」上的時間,我是根據蘇州電傳記錄的。這個時間比軍委前指下達「一號令」的日期早一天——作者),林彪背着毛主席、黨中央,藉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佈『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十月十八日,由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這是林彪篡黨奪權的一次預演。」

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裏,人們被這種說法誤導,對當年的戰備工作進行口誅筆伐,閻仲川甚至因為搞了「第一個號令」這個編號而被審查多年,並遭貶職。

1980年「兩案」審理時,沒有採納那個說法把林彪發佈「緊急指示」定為罪行。林彪分管軍事工作,在國家面臨外敵可能突然入侵的危機時刻,斷然採取防範措施,是職責所系,是對國家安全負責任的表現,不應該受到指責。按程序,林彪的命令是應該先報毛澤東批准後再發佈實施。但由於距蘇聯代表團抵京只有十幾個小時了,時間緊迫(這也是我把林彪口授的電話稿定名為「緊急指示」的原因——作者),林彪臨機決斷,邊斬邊奏,也不能說不可以。毛澤東並沒有制止命令的下達,也沒有制止命令的執行。再說,毛澤東本人在4天前就做出了緊急疏散在京老幹部的決定。

林彪發佈「緊急指示」也並不表明他認為中蘇之間一定會爆發戰爭。其實,林彪真實的判斷是「這個仗看來八成是打不起來」。他強調「必須立足最嚴重的情況做好戰備工作」,「要做八成可能打起來的準備」,完全是一種防患於未然的思考。準備打仗,並不意味着一定會打仗。整軍備戰,嚴陣以待,常常是扼制敵人侵犯的有效手段。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2015年第11期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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