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有個朋友，精通俄語，文革前前蘇聯有人來內蒙古訪問，因為缺少翻譯，拉他去臨時救場。就因為這一次翻譯，他被打成了「蘇修特務」，文革中受盡摧殘，因不堪忍受，畏「罪」自殺。
活該那天他話多，他五十年代曾在莫斯科動力學院讀書，會議之餘，他向蘇聯的同志打聽起該校的情況，並拜託他們回去向老師們問好。他後來非常後悔自己一時興起多嘴，忘記了言多必失的古訓。
二
劉總是五十年代初被選派留蘇的大學生。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出訪蘇聯，在蘇的全體中國留學生接到通知，說毛要在當天上午九點在莫斯科大學禮堂接見留蘇學生，讓他們幾千人集中等候。可是學生們一直等到下午6點，夜幕已經降臨，毛才姍姍來遲。心直口快的劉總在日記中寫道：「說來又不來，他一個人只一個小時，而我們幾千個留學生每個人就等了幾個小時，總計耽誤了幾千個小時。作為領袖還是應該有點時間觀念，應該講點信用……」在接見中，毛有一段著名的講話：「你們年輕人……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未來是屬於你們的。」
想不到後來中蘇交惡，文革中清查「蘇修特務」，這個被毛澤東譽為「早晨八點鐘的太陽」的年輕人被列為重點清查對象，在家中抄出了那本日記。結果屬於他的未來，只是一顆冰冷的子彈。
三
文革時，內蒙古地方病研究所，有個「日本特務」，姓什麼我記不清楚了，只聽說他是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的高材生，抗戰後回國。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不知什麼原因沒有一同回來。因為沒有離異，他在國內一直獨身，中日沒有建交，他也無法去日本探親，過着無望、悽苦的日子。「建國」後，就因為他有個日本妻子，一直說他裏通外國，歷次運動他也解釋不清。文革來了，他又被打成了「日本特務」，天天被批鬥，日日被毒打。
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結束兩國之間的不正常狀態，建立了外交關係。但他在1971年就被折磨死了，終於沒有等到這一天。
1973年，他的兒子和女兒來中國領取他的骨灰，我永遠無法忘記那兩個青年懷抱父親的骨灰盒離去時悲戚的目光。
四
文革初，毛澤東下令全國「停課鬧革命」，電建公司老張的小兒子無所事事，唯玩耍而已。一天，孩子在垃圾箱裏撿到一個機器匣子，覺得好玩，就拿回家來。當晚，老張下班回來看到那個機器匣子，認出是一台老式收音機。第二天就把收音機送給了公司的軍管會。
軍管會發現這台破收音機有「USA」字樣，於是責令「群專」組織通報追查。消息一出，馬上有人出頭檢舉：這台收音機是土建工地一個「老右派」的。
「老右派」立即被抓了起來，他說收音機是他過去在國民政府工作時，一個美國朋友送的。一直用着，近來有些零件燒壞了，沒有備件更換，只好扔掉。軍代表和「群專」組織卻不認為這是真的，他們以高度的「階級鬥爭」覺悟推斷：這台收音機可能是偽裝電台，「老右派」一定與美帝國主義還有更深的聯繫，說不定還是美國特務機關安插的臥底！
於是「老右派「被斷然地安上了「美蔣特務分子」的罪名，關進「牛棚」，繼續接受審查。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中，他被抓進「群眾專政指揮部」，上老虎凳、灌石灰水，整得死去活來。逼迫他交代與之聯繫的「美國特務組織」、招認「裏通外國」的罪行，不交代、不招認就繼續刑訊逼供。1969年，他因實在不堪忍受，上吊自殺了。
五
1975年，學校組織我們去土左旗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活動，我的房東老漢1960年去外蒙古種過菜，屬於國家組織的勞務輸出。他沒文化，在那裏呆了好幾年，後來回來趕上了文革，就被打成了「蘇修特務」。他感到好冤枉，他不但不懂俄語，沒見過蘇聯人，就連蒙古人也很少接觸，只是經年累月地埋倒頭種菜。不知何故，竟然也給他戴上了特務的帽子。
那個老漢姓羅，是個漢族。說是老漢，其實當年也就四十來歲，只因經年在地里勞作，面相顯老。據說，他去外蒙務農幾年攢下幾個錢，回村就蓋起三間大正房。青磚漫地、紅瓦覆頂，炕圍子油畫的非常艷麗。那時，大隊書記也想蓋房，錢有點不湊手，找他來借，只因他蓋房已把錢花得精光，拿不出手，從此與大隊書記結下樑子。文革來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地富反壞右」都被揪出來批鬥，他也被順勢揪出來整肅。
羅老漢被當成特務抓出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家有個鏡框，裏面鑲著許多他在外蒙時的照片。其中有一張，他穿一件白色的襯衣，下擺扎在褲腰裏。兩手卡腰，胳膊上還搭著一件藍色的上衣。背景遼闊，十分神氣。那時，土旗農村還沒有人把上衣扎進褲腰裏的，一是因為村民很少有皮帶，一般都是棉布褲帶；再者，村民也不穿西式襯衫，都是自己縫的中式布扣對襟上衣，扎進褲腰十分難看。
鬥他的人問：「照片在哪照的？」他說：「外蒙。」
「外蒙哪？」
「地方說給你們也鬧不機密，反正往我身後坐火車，一天就到蘇聯了。」
他說身後是蘇聯，人家便認定他是蘇聯特務。開批鬥會的時候，他嘴硬，說：「我不是特務。」鬥他的人說：「你到過蘇聯，還不是特務？」
「我沒到過蘇聯。」
「你說過坐火車一天就到了蘇聯。」
「我說是坐火車到蘇聯需要一天時間。」
「你連時間都算好了，還不是想往蘇聯跑？」
「那是列車時刻表上說的。」
無論他怎樣辯解，人家還是堅定地把他當成了特務，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游鬥。
後來，他終於熬過來了，老婆卻因此事驚嚇而亡。那天派飯到他家，飯後，他端坐在炕頭不停地抽旱煙，和我們說起此事長吁短嘆。他和兒子兒媳在一起生活，孩子們對他還算孝順。
六
文革時，得勝堡來了幾個收尿硝的人，是福建人。他們拿着大口袋，五毛錢一斤收購廁所里經過長年積澱起來的黃白色尿硝。他們說是福建一家炮場的，收購的尿硝用來製造鞭炮。雁北生活苦，一年到頭就靠爛醃菜下飯。早上稀粥炒麵爛醃菜；中午蓧面山藥爛醃菜；晚上炒塊壘爛醃菜。南蠻子吃不慣爛醃菜，也吃不慣蓧面山藥蛋，其中一個年輕一點的問：「你們一年到頭就吃這個？」
都說：「是的。」
那個年輕人兩隻手伸出來，做出在游泳的姿勢說：「要是我們常年吃這個，就上那邊去了。」意思是偷渡到台灣或是東南亞其他國家。
他們一行四人就成了特務，在村子裏游鬥。逼他們也戴上紙糊的高尖帽子，敲著鑼站在村子裏的碾盤說：「我們是台灣來的特務，收購尿硝不是製造鞭炮的，是製造炮彈的。」
年紀大的那個人說：「我們真不是特務。我們住在海邊，曾有人偷渡，但是我們沒有偷渡。我們真是縣裏花炮廠的，不信你們打電話問問。」
民兵排長說：「問，也要鬥幾天再問。」
七
說起特務來，還真的有一個，不知道嚴格說起來算不算。內蒙古衛生防疫站五十年代有個蒙古族大夫叫扎木蘇，是北京醫科大學畢業的高材生。1960年，中國醫療代表團訪問蒙古時，他有幸成為團員。就在代表團到達烏蘭巴托的當晚酒會後，他就離開賓館，不知去向，後來才知道叛逃了。「我方」向蒙古國進行嚴正交涉，蒙古國曾讓他和我外交部的人員見了最後一面，見面的地點在一個很大的房間裏，中間還隔着一堵玻璃幕牆。外交部的人員勸說他立即隨團回國，但他執意不肯，他說，他的主要直系親屬都在外蒙古定居，他在國內隻身一人，因為實在餓得嗆不住了，不想回去了。謝謝黨多年來對他的「培養」，他絕不會做對不起祖國的事情。「我方」再三勸說無效，無功而返。
戲劇性的是，後來這個大夫官運亨通，一直升任到蒙古國衛生部部長。1963年，他率團來華考察，最後一站蒞臨他的原工作單位——內蒙古衛生防疫站。原先土眉混眼的他，那天西裝革履，打扮得人五人六，說話也拿拿捏捏。有一個和他當年很要好的同事，在會議之餘，竟悄悄和他打趣說：「圪泡，你還認得爺不啦？」他尷尬萬分，父親聽到後掩口而笑，蒙方人員則一頭霧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