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李安東。（維基百科）
1951年8月17日，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日子，有兩名外國人在北京被槍決，一個是意大利人李安東，一個是日本人山口隆一，罪名是「炮轟天安門，暗殺毛等中共領導人」。次日，中共《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佈相關報導，還同時全文刊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判決書」。在當日的第四版則全文刊登了「北京市人民檢察署對美國特務間諜陰謀武裝暴動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案起訴書」，第三版刊登了「美國特務間諜陰謀暴動的罪證」。從官方通報的嚴厲程度看，這個案子在中共看來顯然是「驚天大案」。
根據中共的說辭，意大利人李安東，是一名狂熱的法西斯信徒。二戰結束後，他於1946年加入美國戰略情報局（即美國中央情報局），並接受任務於1949年潛伏在北平。美國情報局為他們配備了間諜工具和武器彈藥，並讓他們伺機刺探情報，從事暗殺活動。間諜小組的核心人物是美國原駐華使館武官包瑞德。1950年1月李安東與山口隆一、魏智·亨利、甘納斯、馬迪懦、哲立、馬新清等一批國際間諜，密謀在中共「十一」慶祝時炮轟天安門，刺殺毛、周等中共領導人，後被中共偵破，兩人被處死，其餘人被判無期徒刑等。
這個案件當時震動了全國，也在國際上掀起波瀾，更給中國人的仇外情緒火上加油。然而，不少人認為，這個案件疑點重重，很可能是中共炮製出來的，其目地是警告西方各國。因為當時中共所處的國內國際環境十分複雜，國內異議之聲此起彼伏，國際上因中共倒向蘇聯，並支持朝鮮侵略者，而被西方國家視為敵對國。也因此，中共對任何懷疑是敵人的人，都採取了嚴辦的手段，那些在華西方人首當其衝。
外界的質疑
在由著名的法國漢學家杜明（Jean-Luc Domenach）所撰寫的、1992年由法國法耶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被遺忘的古拉格群島》一書中，第74頁和第75頁專門談及了此事，現節錄如下：
（1950年）10月份過後，氣氛日趨緊張，召開了「全國安全工作會議」。當務之急是要鎮壓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和與外國人有交往的中國人，要給點顏色瞧瞧。前者被視為「間諜」，而後者則是「叛徒」。一樁莫須有的事件掀起了攻擊的序幕——刺殺毛澤東的陰謀。在一場熙熙攘攘的喧鬧之後，宣佈逮捕六個外國人和一個中國人，這些人被控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指示，策劃在10月1日國慶節炮擊天安門的主席台，謀殺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
1951年8月，六人被判重刑，其中包括兩人死刑，立即執行——兩人均為商人，一個是意大利人李安東，另一個是日本人山口隆一。這一事件至今猶疑雲層層，令人費解。不僅因為這個案件是徹頭徹尾地依靠虛假的檔案，憑空捏造的證據和子虛烏有的推斷，同時關係到多宗如法炮製的涉外案件。而且，因為這案件是建國以來直至迄今為止唯一涉及謀殺 中共領導人的案子。當時的目地只是向西方各國發出警告。中國政府將對任何敵對行為採取嚴懲不貸的政策。說實在的， 中共當局亦算是煞費苦心，因為這批案犯中沒有一個是美國人。
而畢業於羅馬大學中國歷史系並在中國留學過的意大利記者白楊，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曾以漢學家和作家的雙重身份，對事件進行了持久嚴謹的調查和細緻入微的分析，並寫成了24萬字的近乎案件調查報告的「歷史紀實小說」《刺毛陰謀》。
白楊表示，「為了撰寫這本書我參考了中意兩國的資料，有官方的文告，也有記者撰寫的文章，有回憶錄，有我本人親自進行的訪談錄。參閱羅馬的意大利外交部檔案，使我有幸了解自二十世紀初直至五十年代的中意兩國關係。「洛迪家族的繼承人希爾維奧•斯卡羅尼將軍記載意大利空軍教導團在中國活動的書，後來擔任羅馬大學漢語教授的意大利外交官裘里阿諾•貝爾圖克西奧利寫的證詞，艾達•齊亞諾的日記，這些著作為我提供了另一方面的資料。
她還稱：「我訪問了許多當時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閱讀了許多傳教士寫的回憶錄，特別是福爾圖那托•蒂貝里神甫，他在書中不但講述他在監獄裏受盡折磨的日子，而且讓我認識了中國和梵蒂岡的關係以及易縣的紅衣主教馬迪儒。令人遺憾的是梵蒂岡沒有向我開放他們收藏的檔案。
此外，白楊還採訪到了李安東的一個兒子，他向白楊介紹了他的姨媽、李安東的妻妹貝蒂娜寫的一本書，白楊在書中採用了其描寫李安東判刑和處決前的一些情節。顯然，白楊的書對李安東之死充滿了質疑。
疑點重重的案子
那麼，李安東案件的疑點究竟是什麼呢？網絡一篇由成子云撰寫的《一樁奇怪的間諜暴動案》進行了疑點分析，筆者總結如下：
一、中共公示的在李安東家中搜出的所謂炮轟天安門的迫擊炮口徑前後不一致。
當年中共檢察院的起訴書稱，「在李安東的住所中搜出陰謀武裝暴動所用的六零迫擊炮一門」；在起訴書所附的查獲罪證實物清單中也清楚寫明：「山口隆一測繪射擊天安門圖稿一幅；六零迫擊炮一門……」。也就是說，當年李安東企圖謀殺毛等人的作案工具是60mm口徑的迫擊炮。
然而，在近些年來中共官方的報刊雜誌和書籍上提到的卻都是其使用的為80mm口徑的迫擊炮。比如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的北京市公安局編寫的《炮擊天安門陰謀案偵破記》中就寫道：「這是一枚82迫擊炮彈。」保有此案全部檔案的北京市公安局為何會搞錯？
再如2004年7月《法制日報》記者根據外交部解密文件編寫的文章：《54年前炮轟天安門真相》一文中稱：「當時，間諜分子想用來『炮轟』天安門的工具是一門82迫擊炮。據這份外交部檔案記載，美國特務機關在北京解放前夕，把這門82迫擊炮掩藏在救濟物資中交給李安東。」外交部檔案和隸屬中央政法委的《法制日報》為何也這樣說？
頗感奇怪的成子云於是就1951年8月《人民日報》刊載此案的迫擊炮照片，諮詢了自己一位熟悉迫擊炮的朋友。朋友明確告訴他，這是民國20年式的82mm迫擊炮，改自法布朗德1930式81mm迫擊炮，因為這門炮的炮架是獨一無二的平板分離式炮腿，中國引進後改為扁平炮腿，並將口徑改為82mm，其它國家均無此種設計。彼時，只有中蘇兩國生產82mm口徑的迫擊炮。
由此引出的問題是：美國間諜為何要使用中國製造的迫擊炮呢？他是從哪裏獲得的呢？起訴書上說的「60迫」與後來的「82迫」，哪個是真？
二、從李安東住地向天安門發射炮彈射中目標的準確度不高。
按照中共的說辭，李安東他們「根據東京盟軍司令部情報機關老牌特務鮑爾德上校的指令」設計的計劃是：「十一」當天在中共領導人登上天安門並鳴放禮炮時，從李安東家的院子裏用迫擊炮向西南方向的天安門發射三發迫擊炮彈。
成子云的文章指出，迫擊炮的優點是沒有射擊死角，這對於翻越天安門屋脊，擊中主席台是有利的；但缺點是炮彈初速低，炮彈飛行時間長，準確度因此較低，彈著點散佈很大。根據蘇軍炮兵教程《迫擊炮》（美國沒有82迫），82迫在一千米的射程上，彈著點散佈範圍為47米Ｘ120米的橢圓形。因此，在所有迫擊炮教程中都特別重視試射和彈著點校正。至少要試射兩次，而李安東的住處——天安門東北方向的東四附近的甘雨胡同乙十七號，到天安門約有1800米，在這個距離上，彈著點散佈範圍更大，而且那裏是無法直接看到天安門主席台的。沒有現場試射和兩次以上的彈著點觀察校正，那是幾乎沒有可能命中的。
顯然，中共要回答這個問題，那就是山口隆一「經常親自跑到天安門去測量廣場周圍的地形」。由於當時並沒有現在使用的激光測距儀等先進儀器，山口也不可能明目張胆的拿出尺子丈量，他所能做的就是目測和步測。這樣的測量準確度會有多高呢？
對於如此沒有把握的行動，美國情報局和間諜們公開行刺無疑就是要公開送死。他們有這麼笨嗎？
三、中共官方公佈的迫擊炮部件不全，連底座都沒有，炮尾直接坐在地面上。
在成子云看來，這樣的迫擊炮雖說仍然可以發射，但是絕對談不上什麼準確度。而從李安東自己已經交代了炮擊的「陰謀」看，他也沒有隱瞞什麼炮座的必要。沒有精準的測量，也沒有保證精確度的炮座，美國間諜們如此魯莽刺殺毛的目地是什麼呢？
四、圍繞山口隆一繪製的「炮轟天安門」草圖的疑問。
據《炮擊天安門陰謀案偵破記》記載：「1950年9月18日，山口隆一寄往日本東京都的日洲產業株式會社的一封航空封，均以英文拼日文音用英文打字機打印，內裝有10封信。在這些信中，有一張繪製有天安門的射擊圖草稿。」因為圖上有一條直線箭頭，指向天安門城樓中央，並畫出了毛站在中央的位置，所以這被認作是炮轟的目標。
然而，成子云的文章指出，這張圖對於美軍情報機構是毫無價值的，一是所謂的炮擊射線是根本不現實的，誰也不會光天化日且戒備森嚴情況之下在天安門金水橋上架設迫擊炮射擊；二是毛等在天安門上站立的位置是公開的消息，美國情報部門根本不需要山口畫的這張圖。尤其是圖的右上角，留有山口的親筆簽名，作為一名「職業間諜」，這明顯是愚蠢之舉。
而山口對此圖的解釋是為說明進口「消防壓水機」功能而畫的，寄給東京「日洲產業株式會社」作為訂貨信件的附加說明。這個解釋是合乎邏輯的，若要證實是否屬實，中共大可查證以前是否有過在天安門試用消防壓水機這件事，但遺憾的是，判決書中並無隻言片語提及。
五、同案犯「羅馬教廷駐華公使」黎培里「北京代表」馬迪懦的表現也令人費解。
根據該案的起訴書，1951年被逮捕的馬迪懦為李安東「隱藏迫擊炮彈、步槍子彈、手槍子彈等二百五十九發，手榴彈八枚，迫擊炮彈彈頭和底火、兵器零件等二百七十三件」以及搜集中共軍隊「四平街戰役」等情報底稿六件。
有意思的是，馬迪懦被捕時距李安東被捕時間已相差7個多月，在如此長的時間裏，馬迪懦既不銷毀情報底稿也不轉移暗藏的軍火，本人也不逃匿，這樣的「間諜」着實少見。
六、迫擊炮彈數量不詳。
在破獲的這起案件中，關鍵的迫擊炮彈數量並沒有，而是籠統的說「迫擊炮彈、步槍子彈、手槍子彈等二百五十九發，手榴彈八枚」，為何最為重要的迫擊炮彈沒有單獨列出呢？此外，在《人民日報》刊登的物證照片上，幾乎可以看到所有的子彈和手榴彈，但卻只有一枚炮彈。只有一枚炮彈的李安東去炮轟天安門，可信嗎？
七、曾被指責為這起案件指揮者的美軍駐東京間諜頭子包瑞德居然被中共免去了罪名。
1951年的起訴書提到李安東等人是受「日本東京美國佔領軍總部和前美國駐華大使館駐北平武官處上校武官包瑞德指使」，實行陰謀的。然而《南方周末》2004年2月19日登載了李耀宇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延安美軍觀察組》中寫道：「1971年，周恩來與應邀來華訪問的謝偉思談話，明確指出，指控包瑞德捲入炮擊天安門案件是個錯誤，並表示歡迎包瑞德來中國訪問。然而包瑞德沒能來中國與他的延安朋友們相見，他終老北京的願望也沒有實現。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三藩市病故，終年84歲.」
李耀宇曾任中宣部管理員、美軍觀察組管理員，在延安與包瑞德和美軍觀察組有過密切接觸。按照他的說法，如果美軍間諜負責人包瑞德沒有參與炮轟陰謀，那就只有一種可能，就是李安東等人是擅自行動，但他們為何要將「炮轟圖」寄往東京呢？而且，為何美國人對幾名間諜並未大力營救、只是簡單否認了事呢？
種種疑點，都在傳遞這樣的信號：刺毛案的確有可能是中共炮製的冤案，至於目地前文也點出了。
偵案者冤獄七年
據徐小棣在《顛倒歲月》一書中提到，自己的父親就是「炮轟天安門」案的偵辦者之一，並因此受到嘉獎。他是一個根據「組織」指令在中共建政初期保持「灰色身份」的人。所謂「灰色身份」的人，是指給中共做事，但不保留黨籍，他當時的任務是在外交官員、國民黨「投誠人員」中搜集情報。
徐小棣的父親早年畢業於旅順法政大學，精通日語和英語，是中共地下工作者。1949年後，他雖是公安部在冊的幹部，但卻常常在外交場合做翻譯。而徐小棣的母親則出身豪門，自小家境富裕。二人因愛而結婚，但因為理念、生活習慣的不同而離婚。
文革期間，徐小棣的母親受到批判，其父親也被掛上「大特務」的牌子被批鬥，後又以「反革命裏通外國」的罪名入獄七年。這又是一個為中共效忠但最終被拋棄的例子，而其悲慘命運的始作俑者迄今仍在禍害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