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將文革浩劫定性為「艱辛的探索」，引發眾怒。圖為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革。（網絡圖片）
十年「文革」如何定性？按照三十多年前中共官方決議，「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領導者是誰？人人心裏清楚，就是要打啞謎。為尊者諱，於此可見一斑。
其實，「文革」十年，無論是在當時煌煌典籍上，還是在官方各種媒體上，無不白紙黑字寫着、鏗鏘有力地宣稱：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老人家似乎也沒對這番表述提出過異議。
所以，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上，冠以領導者，似可不必，徒給人以思想上混亂，更給對要了解這段歷史的後人，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至於被反革命集團利用，就更費解。文化大革命，是被毛澤東視為一生乾的第二件最得意的大事，也是最後一件事。寫腳本的是他，總導演也是他，製片人還是他，可謂在茲念茲、情有獨鍾，寶貝得不得了。以他對《二十四史》興亡治亂爐火純青的研究和犀燃燭照的洞察力，怎麼可能被反革命集團利用！重複的還是「皇上聖明、奸臣弄權」的老故事。看來，官家說辭，不管集中了多少人的智慧，終究還是不能不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
但無論如何，對十年「文革」是災難、內亂、動亂、浩劫的定性，從官方到民間，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就達成共識。持異議的人不是沒有，但無非是兩岸的猿聲，是秋後的蟬鳴，是毛澤東所說的幾聲悽厲、幾聲抽泣。
人們對歷史的認識，總是要隨着時代的發展變化而深化而提高。對「文革」的定性，決議不是完美的終結，而是良好的開啟，也許還是當時所能提供的最大公約數？不好說。
解放思想，就包括對已有的結論，哪怕是權威的結論的懷疑、批判和揚棄。定於一尊，祖宗之法不可違，現成的結論不能變，從來與解放思想絕緣。循此，說「文革」是給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恐怕還不夠，不夠在國人對歷史教訓更深切的認識與把握上。好在，從那以後，國人對那場浩劫沒有停止思考和研究，對「文革」的定性更準確更實事求是有太多的期待。
文革摧毀中華傳統文化，詆毀神佛，侮辱孔夫子。（網絡圖片）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就有人對「文革」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給出了自己的說法，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明確提出，「文革」是國恥，值得探討和研究。
李先生在1998年2月撰寫的《只有一個顧准——的補充》一文中，鄭重地指出，「……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真能改造好人們（不僅顧准）的思想上，而在於它居然能把八億人口的大國改造成一個普遍說假話的大國。」，「所以我認為，歷來的所謂『國恥』，其實不過是各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國難』，『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國恥』。」
同年底，在《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送別錢鍾書先生》一文中，李慎之先生說：「錢先生為楊絳的《幹校六記》寫小引，說其實還漏了一記——『運動記愧』。我想這篇文章其實是應該由全中國人來做的，中國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國這一段的國恥的。」
李先生所言極是。
所以言者，概因「文革」是當時的國家實際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開展「文革」的《5・16通知》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是經毛欽定和在他主持下被最高當局認定和通過的。
沒有證據證明這個通知和決定的起草、出台是草率的，也沒有證據證明當時台上袞袞諸公，有誰在這個禍國殃民的通知和決定出籠前後，要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公開發出不同的聲音，甚至面析廷爭，從而為這個國家留存了一抹睿智的目光，一根挺直的脊樑，一份天地間的正氣。
不錯，當時黑雲壓城，壓力山大，但你既然佔着那個位子，你就是國家的棟樑，就有抗爭的義務，就得有所擔當。
可惜，我們看到的是，在「文革」發動之初，廟堂中竟然無有一人是男兒！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