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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雲台:保富法──一篇曾轟動上海灘的奇文

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誇耀我有的東西都勝過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譽、學問是錢辦不到的,這些富人無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寶、房屋、器具上爭豪鬥勝,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處的客人來恭惟奉承。

聶雲台(後排中)的母親曾紀芬90壽辰時其一家。

《保富法》作者聶雲台先生,是清代名臣曾國藩的外孫,舊上海首任商會會長。他從自家的經歷和在上海所見所聞的富人家庭的變遷,來談富裕人家的持久發達之道。很值得一讀,特別是在當代。

本文曾在上海《申報》連載,轟動上海,激蕩時人之心,一時引起各界紛紛捐贈助學金四十七萬餘元(大家想當時的四十七萬元相當於現在多少錢),柳亞子等各界名流紛紛響應,一時傳為佳話。

印光大師、柳亞子等佛學高士撰文傾力推薦。

民間自發紛相印贈此書,至今在港、台地區和東南亞商人圈仍廣為流傳!

正文:

俗話說:發財不難,保財最難。我住在上海五十餘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以後,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了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有錢人,有的做官,有的從商,都是煊赫一時的,現在已經多數凋零,家事沒落了。有的是因為子孫嫖賭不務正業而揮霍一空;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大約算來,四、五十年前的有錢人,現在家產沒有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百家之中,實在是難得一、兩家了。

不單上海是這樣,在我的家鄉湖南,也是一樣。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中興時代的富貴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鎮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現在也已經多數蕭條了;僅剩下財產不多的幾戶文官家庭,後人還較好。就我所熟悉的來說,像曾、左、彭、李這幾家,是錢最少的大官,後人比較多能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

曾文正公(曾國藩)的曾孫輩,在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六、七位,擔任大學教授的有三位;

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幾位曾孫,也以科學專業而聞名;

李勇毅公(李鴻章)的孫子輩,有擔任大學教授的,曾孫也多是大學畢業;

彭剛直公(彭玉麟)的後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

凡是當時的錢來得正路,沒有積蓄留錢給子孫的心,子孫就比較賢能有才幹。其餘文官比較錢多的十來家,現在後人多數都已經蕭條了;武官數十家,當時都比文官富有,有十萬、廿萬銀兩的,各家的後人,也是多數衰落了;能讀書上進的,就很少聽見了。

我家與晚清中興時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數都是世代相交的關係,所以各家的興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於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豐厚的,遠遠勝過了湘軍諸人,但是今日都已經凋零敗落,不堪回首了;前後不過幾十年,傳下來才到了第三代,已經都如浮雲散盡了。

然而當時不肯發財、不為子孫積錢的幾家,他們的子孫反而卻多優秀顯達。最明顯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時候只有兩萬兩銀子;除鄉間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間房子,也未曾買過一畝田地。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兩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家裡只要有一張鹽票的,就可稱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別諭令曾氏一家人不準承領;在他逝世後多年,後人也沒有一張鹽票。若是當時化些字型大小、花名,領一、兩百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面上並不違法。

然而藉著政權、地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為是無礙良心,而君子卻是不為的啊!這件事,當時家母知道得很詳細,而外面人卻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說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文正公曾經對僚屬(同事下級)宣誓:“不取軍中的一錢寄回家裡”,而且是數十年如一日無違誓言;這與三國時代的諸葛公(諸葛亮)是同一風格的。因此,當時的將領僚屬多數都很廉潔;而民間在無形當中也受益不小。所以,為官者躬行廉潔,就是暗中為民造福;如果自己貪錢,那麼部下將領官吏,人人都想發財,老百姓就會受害不小了。

《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孟子》說:“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因為貪財與不貪財,關係著別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發財便能造罪,不貪財方能造福。世人都以為積錢多買些田地房產,便能夠使子孫有飯吃,過得幸福,所以拚命想發財。今天看看上述幾十家的事實,積錢多的,反而使得子孫沒飯吃,甚至連子孫都滅絕了;不肯取巧發財的,子孫反而能夠有飯吃,而且有興旺的氣象。平常人又以為不積些錢,恐怕子孫會立刻窮困;但是從歷史的事實、社會的經驗看來,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顧己,不留一錢的人,子孫一定會發達。現在我再舉幾個例子來說。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窮秀才的時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濟眾人。後來做了宰相,便把俸祿全部拿出來購置義田,贍養一族的貧寒。先買了蘇州的南園作為自己的住宅,後來聽見地理風水家說:“此屋風水極好,後代會出公卿。”他想,這屋子既然會興發顯貴,不如當作學堂,讓全蘇州人的子弟在此處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興發顯貴,那樣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將房子捐出來,作為學堂。

他念念在利益群眾,不願自己一家獨得好處。結果,自己的四個兒子都發達顯貴,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個個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他的兒子們曾經請求他在京里購買一所花園宅第,以便退休養老時娛樂,他卻說:“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園林甚多,而園主人自己又不能時常遊園,那麼誰還會不准我游呢!何必非要自己有花園才能享樂呢?”范文正公的幾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將入相幾十年,所得的俸錢,也都作了布施救濟之用,所以家用極為節儉,死的時候,連喪葬費都不夠。

照普通人的心理,以為這樣太不替子孫打算了,誰知道這才是替子孫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單是四個兒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繼承他父親的思想,舍財救濟眾人。所以,范家的曾孫輩也極為發達,傳到了數十代的子孫,直到現在,已經是八百年了,蘇州的范墳一帶,仍然有很多范氏的後人,並且還時常出優秀的子孫後代。世人若是想替子孫打算,想留飯積福給子孫,就請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說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軍師,軍事多數是由他來決策,他卻是藉此而救全了無數的百姓。因為元太祖好殺,他善於說話,能夠勸諫太祖不要屠殺。他身為宰相,卻是布衣蔬食,生活儉樸。他是個大佛學家,利慾心極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時候,諸位將領都到府庫里收取財寶,而他卻只吩咐將庫存的大黃數十擔,送到他的營中。不久,就發生了瘟疫,他用大黃治療疫病,獲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做宰相的卻有十三人之多。這也是一個不肯積蓄私錢,而子孫反而享大發達的證據。

再說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則徐),他是反對英國侵略以致於引發鴉片戰爭的偉人。他如果想發財,當時弄個幾百萬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認為鴉片貽害人民非常嚴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燒毀了鴉片兩萬箱。後來,英國人攻廣東,一年攻不進,以後攻陷了寧波、鎮江。清朝不得已,就將林文忠公革職充軍,向英國人謝罪談和。林公死了以後,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都是書香不斷,曾孫輩中尚有進士、舉人,至今日仍然存在顯達者。數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長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這又是一個不肯發財,而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再看與林公同一個時候發大財的人,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就是廣東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鴉片場里發大財至數百千萬銀兩的。書畫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內有名的古字畫碑帖,多數都蓋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圖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經在這三家收藏過,可見得他們的豪富。但是幾十年後,這些珍貴的物品,又已經流到別家了。他們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別家作妝飾、木器了。他們的後人,一個聞達的也沒有。這三家的主人,總算是精明能幹,才會發這樣的大財。當時的林文忠公(林則徐),有財卻不肯發,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職辦罪,總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數十年以後,看看他們的子孫,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間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卻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闊老很多,我所認識的,也可以舉幾個例子:一個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揚州鄙岳蕭家,就認識這位元大富翁(當時的這兩家同是鹽商領袖)。有一天,周翁到蕭家,怒氣勃勃的,原來是因為接到湘潭分號經理的來信,說是湖南發生了災荒,官府向他們勸募捐款,他就代老闆周翁認捐了銀子五百兩,而周翁嫌他擅做主張,捐得太多,所以才發怒。那時他已有數百萬銀兩的財富,出個五百兩救濟,還不捨得。後來住在上海,有一天,譚祖安先生(譚延闓,曾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與他同席,問他,如何發到如此的大富?他說,沒有別的法子,只是積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歲才死,遺產有三千萬元,子孫十房分了家,不過十幾年,就已經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孫,略能做些好事,這一房就比較好,但也是遭遇種種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錢也不多了。

若是以常理來說,無論如何,每房子孫都有三百萬,不會一齊敗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實上卻是如此衰敗。若是問他如何敗法?讀者可嘗試着閉目想一想,上海闊少爺用錢的道路便能夠明白,不用多說了。這位老翁,也是正當營業,並未取非分之財;不過心裏慳貪吝嗇,眼見饑荒,而不肯出錢救濟,以為積錢不用是聰明。卻不知道此種心念完全與仁慈平等的善法相違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獨富之心,而不顧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極處。除了本人自己受到業報外,還要受到余報的支配,也就是《易經》所謂的“餘慶”、“餘殃”的支配,使獨富的家敗得格外的快,使大眾親眼見到果報的昭彰,能夠醒悟。

再說一家,是上海十幾年前的地皮大王陳某,家中的財產有四千萬銀元,兄弟兩房,各分兩千萬。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過一次飯,他住的房屋十分的華貴,門前有一對石獅子,是上海所少見的。他的客房,四面的牆壁全部都裝了玻璃架,所陳列的銅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指著這些古董告訴我說:“這一間房子里的銅器,要值銀元一百五十萬,中國的有名古銅器,有一半在此。”這幾句話,正是主人最高興聽的。原來,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誇耀我有的東西都勝過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譽、學問是錢辦不到的,這些富人無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寶、房屋、器具上爭豪鬥勝,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處的客人來恭惟奉承。在我見了他之後,不過才七年的時間,上海地價忽然慘跌,加以投機的損失,以致於破產。陳家的古銅珍寶、房屋地產,一切的一切,都被銀行沒收變賣,主人也搬到大陸家鄉去了。

再說一個實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園的主人,近日報紙上常有譏諷的評論:說他們生平對於慈善事業不肯多多幫助,並說他有遺產八萬萬銀元。試設想一下,財產八萬萬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來計算,每年也應該有一千六百萬,如果他們肯將這尾數的六百萬元,用作救濟貧民之用,那麼全上海的難民,就可以得救了。

在三年前,上海的難民所中,有十萬人,每人的糧食,以每個月兩元計算,全年不過才兩百餘萬元。到去年米貴的時候,難民所中的難民才不過一萬幾千人,每人的月花費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萬元,也還不過是他們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罷了。

再說上海死在馬路上的窮人,去年將近有兩萬多人,前年不過一萬多人,再前年不過是幾千人。就單說去年米貴,死人最多的時候,如果辦幾個庇寒所和施粥廠,養活這兩、三萬人,也不過一年花個五、六百萬元就夠了。

這在富豪們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然而這一毛,他們卻捨不得拔。如果能花幾百萬元,就能救幾萬個窮民。他自己的家用,若是沒有特別的揮霍,就算出手如何得闊綽,還是可以將一年所余的上千萬利息來用作儲蓄的。這樣一來,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譽,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萬的積蓄。這樣的算盤,實在是通極了。

然而他們卻沒有這樣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這一千六百萬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銀行賬上,歸為己有,任意揮霍。竟然沒有想到這肉身是會死的,自己既無子女,結果財產全歸了他人。幾萬萬的財產,一旦變為空花,只是徒然帶了一身的罪業去見閻王,而且又遺下一片“為富不仁”的口碑,留在這個社會。

他們也掛着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藥師經》上開宗明義,就詳細地說明了慳貪不舍的罪過。經上說:“有諸眾生,不識善惡,惟懷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報;愚痴無智,缺於信根,多聚財寶,勤加守護。見乞者來,其心不喜;設不得已而行施時,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終,生餓鬼界,或畜生道。”

因為大富之人,錢財有餘,自己放着也沒有用處,明知道多數人將會餓死,卻不肯施財救濟。若是從道德上責備起來,這簡直是間接的殺人。積錢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負的殺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見到一個小孩,站在井邊,快要落井了;有一個人在旁站着,全不開口,也不拉開這個小孩,而讓他落井死了。我們一定會說,這個孩子算是被他殺死了一樣。而富人的見災不救,正是一樣。何況是大富如此,連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麼馬路上死的幾千幾萬的饑民,豈不是要算他殺死的一樣嗎?殺死幾千幾萬人的罪過,難道是用驕慢心,以信佛作為幌子,勉強花點揮霍不盡的小錢,作點專賣面子的善事,就以為自己已經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過么?我想恐怕天地鬼神,決不會如此含糊地寬恕他。所以我說這一段事實,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分別真偽,打破心裏的慳貪,切不可蹈積財不施的覆轍!

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曾說過:“現在社會的人,左手進了一百萬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稱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這種行為是世界的通病。但普通人,還情有可恕,至於信佛的人,應當勉力改之。總要大家發起真慈悲心,救濟一切苦難同胞,以念佛修慧為正行,以力行種種善事、救人修福為助行,庶與佛法福慧雙修,正助分明才好。我略將上文結束,條例如下:

一、數十年來所見富人,後代全已衰落;

二、六十年(此文寫於1942-1943年間)來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後人不興;

三、惟有不肯發財的幾個大官,子孫尚能讀書上進;

四、官極大,發財的機會極多,而不肯發財,念念在救濟眾人的,子孫發達最昌盛,最長久,一一都有歷史事實為證;

五、上文舉幾個實例,有的三千萬,四千萬,及幾萬萬的幾家,忽然一旦全空,這幾家都是不肯做救濟善舉;

六、大富者,只顧自己闊綽享用,積錢留與子孫後代,見有饑荒,卻不肯出大宗的錢救濟災難,無異犯殺人之罪,是要受道德上的譴責、業報的支配的;

七、佛法的天理,就在人人心中。人人感謝的人,天就歡喜;人人所怨怒的事,天就發怒。古語說:“千夫所指,無疾而終”,《尚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華嚴經》云:“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所以欲求得福,須多造福於人,否則,佛天亦無可奈何;

八、富人求神拜佛燒香念經,若不起大慈悲心舍財濟眾,仍是不會與佛法相應。

總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須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遼遠的見識與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說范文正公等幾位,就是屬於此類。而其餘不善於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們不能使子孫長保富厚,只因為是自己的智慧不夠;能見到一點,卻遺漏了萬端;只看見表面,而看不到內涵;簡單點說,他們看曆本,只看見初一,還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會曉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這等愚痴的人,雖然很多,而社會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經人點撥,即可覺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會開朗了。

再講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請細細品味老子《道德經》上的兩句話:“既以為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本篇所敘述的範文正諸公的幾個例子,就是這兩句話的註腳。須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學中的一個。他的政治、經濟、軍事學也都極為高明,他的人生哲學是不能為時代所搖動的。老子學說的精義,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動。”大意是要反轉過來,就是幡然覺悟的動機;他的整部書多半都是在說明這個道理的。

再引兩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錢有勢,可以驕傲,乃人人所貪圖的;惟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是要避免這樣煊赫的氣焰,極力地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為天下溪”這句話是眾人反而歸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做大官,享大名,體面榮華,別人羨慕,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過來,卻要避免體面榮華,極力地韜光養晦退讓謙虛。《中庸》說:“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譬如穿着錦繡的衣服,卻要加上罩衫,不願意使錦衣露到外面。這是表明了君子實修善義,不務虛名,以避免產生負面的影響,此種人更為社會所敬重。這些見解,都是與世俗之見相反的。換句話說,違背了情感慾望,以求合乎理智,這種話,多數人是不入耳的,或者以為這是講天文學,不能懂。然而社會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當然是會讚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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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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