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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愛忠:社會主義國家轉型 前蘇聯係中國唯一可以得到借鑒的國家

——新權威主義無法實現中國的政治轉型

回顧新權威主義,我們就會發現其啲核心觀點本身就係錯誤的或者有嚴重的缺陷。新權威主義認為隨着經濟改革的深入,必然就會導致政治體制的改革。而現在中國的情況係,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改革根本就無法進行落去,這廿多年就係處在這種困境之中。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係互相促進的,兩條腿必須同時向前邁進。一條腿前進了可能會拖着另一條腿前進,但另一種情況係一條腿不前進,另一條腿也就無法前進,中國就屬於後一種情況。

新權威主義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吳稼祥,張炳九等人首先提出的一個政治轉型觀念。其理論基礎來自於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的觀點。認為社會變革過於急劇、新的社會集團被迅速動員起來捲入政治,而政治體制的發展又步履緩慢,就會造成社會的動蕩和騷亂,不利於現代化的轉型。因此,一個有效能的、權威性的政府能提供一個穩定的秩序,更有利於實現國家的現代化。

中國的現代化轉型開始於十九世紀中期,歷時已近兩百年,可係現代化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中原因就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一直受到戰爭和社會動蕩的影響而長期處於停滯的狀態,很多時候還在倒退。這種狀況印證了亨廷頓的政治學觀點,對於一個國家的全面現代化,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和有效權威的政府統治。但係另一個事實係中國近半個多世紀的全面現代化的轉型停滯不前的根本原因又恰恰係亨廷頓認為具有高效能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

據稱在1989年高層領導在向鄧彙報這種轉型觀念時,鄧很肯定的講“我就係這個意思。”新權威主義因此倍受當時的人們關注,並一直在中國的政治轉型理念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係自鄧以後,不管係執政黨本身還係個人領導的權威都係下降。這種轉型理念雖然一直存在,但不再受到大眾的關注。而最近這五年,個人迅速集權,很多人又開始對先個人集權,再推動政治改革抱有期待。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在保衛改革開放一文中提出“既集大權,請辦大事”的期許,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和支持。可見,新權威主義這種廉價的轉型方案相對於較劇烈的社會運動變革還係受到很數人的歡迎。

我們考察一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轉型,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在亨廷頓看來係有效能和權威的。但係社會主義國家都並沒有在高度極權的政治體制下有效的實現了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中國被認為係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比較好的推動了市場化經濟改革的國家,而實際上,中國的經濟現代化程度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相比仍然係非常的低,迄今為止美國和歐洲都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大體可以印證。而更為重要的政治現代化就更係沒有任何進展,與當初提出新威權主義的八十年代末相比,反而係倒退了。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越南大致也類似中國的情況,古巴就更係在經濟市場化方面都遠不如中國和越南。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方面,前蘇聯係中國唯一可以得到啲借鑒的國家。那麼蘇聯的最後解體,同時也係開啟了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的政治轉型,係咪通過新權威主義政治實現的呢。蘇聯的極權主義政治在斯大林時期達到巔峰,隨後的領導人就再沒有人能企及斯大林的高度。整體上看,此後蘇聯領導的權威都係呈現代際遞減的趨勢。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其權威的衰落係顯而易見的,從東歐國家開始要求擺脫蘇聯的控制,到波羅的海國家要求脫離蘇聯。最後係蘇共內部領導人葉利欽開始公然挑戰戈爾巴喬夫的權威,都係蘇共和蘇聯領導人權威衰落的證據。所以講蘇聯的轉型根本上唔係新權威主義所認為的路徑完成的,而恰恰係由於權威的衰落造成的。

迄今為止,朝鮮係唯一仍然高度保持了勞動黨和金家權威的社會主義國家,按理講朝鮮係最有可能通過領袖的個人集權去實現國家現代化轉型的國家。但係很顯然,沒有任何跡象可以表明朝鮮有希望通過高度的個人權威去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轉型。如果再往前推的話,還有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和毛時代的中國,他們都係完全有足夠的權威去推動國家的現代化轉型,但係他們除了不斷的攫取權力並維持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並沒有去推動國家的任何進步。鄧曾經對新權威主義思潮講過“我就係嗰個意思”,然而,從八十年代末提出新權威主義到一九九七年鄧的去逝,有差不多十年時間,仍然掌握黨政大權的鄧並沒有進一步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南方講話後的中國也只不過係要沿襲他八十年代初確定的有限的改革目標。

對於啲威權主義政體,比如同屬亞洲的韓國、台灣、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確實在強有力的權威之下推動了某些方面的現代化進程,特別係經濟的現代化。但係,這種推動唔係威權主義政體本身有這種價值追求,而係威權主義政治由於其缺乏合法性,需要通過促進經濟發展這種績效合法性維持威權政體的統治。台灣的蔣經國時代,由於其權力獲得的非正當性,其權威面臨更多的質疑和挑戰,迫切需要在政治上表現出更加民主以獲得權威。換言之,就係蔣經國時代的台灣民主化係伴隨其權威衰落過程進行的,而唔係新權威主義認為的係先集中權力再推動現代化改革。韓國的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沒有一個領導人係先集權然後主動推動了政治轉型,無唔係民眾的不斷抗爭才促使韓國最終走向了民主化。

有啲國家通過政府的權威力量比較溫和的推動了現代化轉型,但也並不能講係新權威主義路徑。中國晚清的立憲改革,係光緒和慈禧爭奪政治權力,光緒集團需要藉助更符合當時知識分子和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憲政政治與保守派鬥爭。類似的情況,比如伊朗的巴列維王朝,為了在與伊斯蘭教神權勢力鬥爭中獲得西方的支持,採取了發展自由主義經濟道路。中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根本上係體制自身走到了崩潰邊緣,需要實行政治路線的改革擺脫當時的處境。改革派也需要經濟和政治的改革與極左勢力鬥爭。待改革派完全掌控權力後,僅限於官僚制度層面的有限的政治改革也就趨於停滯,經濟改革無非也只係沿襲了當初的改革目標。

現在回顧新權威主義,我們就會發現其啲核心觀點本身就係錯誤的或者有嚴重的缺陷。新權威主義認為隨着經濟改革的深入,必然就會導致政治體制的改革。而現在中國的情況係,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改革根本就無法進行落去,這廿多年就係處在這種困境之中。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係互相促進的,兩條腿必須同時向前邁進。一條腿前進了可能會拖着另一條腿前進,但另一種情況係一條腿不前進,另一條腿也就無法前進,中國就屬於後一種情況。新權威主義認為培植一個中產階級,待中產階級壯大起來之後,就可以迫使個人放棄權威,自動讓位給民主政治。顯然這也不過係虛妄,在打壓了反對派,甚至連公民社會都遭到徹底壓制的情況下,原子化的中產階級根本就沒有力量迫使個人放棄權威。

亨廷頓認為一個權威的,有效能的政府更有利於推動現代化的轉型,在某些層面而言自然係符合其考察的結果。但係很顯然,同樣具有高權威,高效能的社會主義政權就沒有因此推動了全面現代化轉型的例子。中國和越南這樣的國家,雖然在經濟層面實現了有限的自由化,但也並非係新權威主義所持的先集權後主動放權的路徑,而恰恰都係伴隨權威的衰落而做出的不得已的選擇,這一點就係台灣和韓國這樣的威權主義體制也同樣如此。因此,在中國,可以肯定的係權力的集中不但不會推動政治體制的轉型,只會係社會遭到更加徹底的壓制,民眾面臨更加深重的災難。

2018年2月5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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