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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文革:在毛天下與黨天下之爭中同歸於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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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的種種痕跡,在鄧小平只做不說的努力之下,慢慢地淡出。對於中國人民的遺忘本事,鄧小平充滿信心。只消大家都忙着賺錢,忙着買房子買地買車買妓買文憑,誰也沒空懷念什麼毛澤東。毛澤東最後真的成了鍾馗那樣的符號,讓人們用來避邪避災。以邪避邪,以災躲災。在迷信背後似乎也透出一種生存的智慧。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說起毛澤東想哭,毛澤東時代以後的中國人說起毛澤東想笑。

內容提要:十年文革乃是毛澤東的文革。作為史無前例的千古一帝,毛澤東集秦始皇與陳勝、吳廣於一身。毛澤東在帝王史上的另一個史無前例,乃是集帝王和聖賢這兩個角色於一身。毛澤東不僅手握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且擁有以前的帝王所從來沒有擁有過的話語,或者說,思想體系。1949年,毛澤東成功地領導共產黨奪得了天下。1966年,毛澤東又同樣成功地把共產黨的天下,變成了毛澤東的天下。即以毛澤東、江青夫婦為核心的家天下或曰毛天下,取代了共產黨的黨天下。毛澤東的文革最後是以失敗告終的。毛澤東的權力和毛澤東的話語、毛澤東的帝王之尊與毛澤東的造反有理、毛澤東的思想和毛澤東的烏托邦,最後全都同歸於盡。

毛澤東讓中國人民在他腳下站起來

早在井岡山把共產黨從五四黨變成山黨的時候,毛澤東就開始走進幾千年來綿綿不斷的歷史輪迴(參見拙作《論毛澤東現象的文化心理和歷史成因》)。從陳勝吳廣到洪秀全、孫中山,二千多年來,在那個長長的行列里,與毛澤東的成功比較相近的有劉邦朱元璋李自成。1949年10月1日,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一說是在政協大會上所言)的時候,人們應該意識到,這其實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皇帝宣告誕生了。假如中國人幸運的話,那麼,這應該是最後一個中國皇帝。

發生在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可以說,是從打倒皇帝開始,到毛澤東步入中南海重新坐上龍庭結束的。這場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的革命,充滿了滑稽和反諷。江湖革命家孫中山無數次地組織起義,及至標誌歷史轉折的武昌起義爆發,此公卻偏偏不在場。革命家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後繼地致力於推翻滿清王朝,而真正解決那個王朝的歷史人物,恰恰是後來復辟稱帝的袁世凱。袁世凱以爐火純青的政治手腕,把紫禁城變成了滿清王朝的墳墓。不放一槍,不流一滴血。整個過程之精彩之高妙,不要說孫中山和毛澤東,就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華盛頓,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寵兒拿破崙,乃至英國革命的克倫威爾,都難以望其項背。孫中山的革命結果是引狼入室,將蘇聯革命的恐怖和專制嫁接到中國傳統的草莽造反和江湖起義。毛澤東的革命完成了烏托邦專制和中國傳統極權的雜交,所謂革命成功,無非是毛澤東戴着共產主義的面具,坐上秦始皇和朱元璋同樣坐過的龍庭。比起毛澤東冠冕堂皇地入主中南海,袁世凱的稱帝庶幾成了冤大頭。袁世凱不知道,中國歷史到了二十世紀,皇帝已經不再叫做皇帝,而是叫做領袖。假如當年的袁世凱宣稱,他是中華民國的領袖,那麼得到的就不會是反對和譁變,而是歡呼和擁戴。聰明一世的袁世凱,實在是糊塗一時。他竟然都不知道,稱領袖做領袖也一樣的可以皇恩浩蕩,一樣的可以專制極權,一樣的可以嬪妃成群,一樣的可以踐踏法律,一樣的可以把國家玩弄於股掌之上。

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的話語能力確實過人。他不僅知道把皇帝的稱呼改成領袖,而且還懂得把自己的稱帝,說成是「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叫做欲擒故縱,要讓國人擁戴他的稱帝,非但不提皇帝這個詞,而且還把自己的入主中南海說成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人民確實站起來了。1949年10月1日走過天安門城樓的所有中國人民,全都感覺自己站了起來。他們當中沒有人意識到,他們是在毛澤東的腳底下站起來的。毛澤東只消輕輕一踩,中國人民就成了粉齏。這與其說是中國人民太愚昧,不如說是中國人民太聰明,竟然能夠和毛澤東心照不宣。在有皇帝的時代,中國人民動不動就想起來造皇帝的反。而一旦沒有了皇帝,中國人民又覺得很難受,很想找個偉大領袖作代償。東方紅,太陽升,並不是毛澤東自己唱的,也不是毛澤東逼着中國人民唱的,而就是中國人民自覺自愿地唱的。沒有了皇帝的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再沒有偉大領袖。這兩者都沒有了的中國人民,就像沒了爹娘的孩子,在沒有皇帝和領袖的黑暗裏瑟瑟發抖。那東方紅、太陽升,不唱行麼?

毛澤東把自己的稱帝叫做「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無疑是高明的,而中國人民心領神會地高唱東方紅、太陽升,也不失為一種偉大。毛澤東的偉大,建立在中國人民偉大的基礎之上。沒有中國人民的偉大,哪來的偉人毛澤東?毛澤東的偉大,只不過是集中了所有中國人積攢了幾千年的偉大罷了。因此,毛澤東的偉大無論在中國人民心目中,還是在西方知識分子心目中,尤其是美國左派知識分子和美國左右兩派政客心目中,都是毋庸置疑的。尼克遜基辛格在各自的回憶錄中,對毛澤東如何偉大表示五體投地,並不是客套,而是對毛澤東的心悅誠服,也是對整個中國人民和中國歷史的心悅誠服。猶太人的聰明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唯有中國人的偉大,卻還沒有達成共識。

偉大的中國人民和偉大的毛澤東,在1949年以後的政治運動中,配合得相當默契。一部分人民跟着毛澤東,不斷地打倒着、乃至在肉體上消滅着或者說清除着另一部分人民。基於一種拉幫結派的傳統,中國人民很知道如何劃分界線,把自己劃入革命派,把別人劃入反動派;把自己劃入勝利者,把別人劃入失敗者。失敗者的行列中,在農村有地主富農,在城市有資本家,在知識分子中有右派,在無業游民中有壞分子。假如說,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暴虐猙獰的專制舞蹈,那麼無論是領舞者毛澤東,還是群舞者中國人民,全都跳得十分投入。過去魯迅筆下的看客,如今有了把別人置於死地的機會和肆意地折磨同胞的快樂。所謂的中國歷史,真的如同毛澤東說的那樣,變成了「一些階級消滅了,一些階級勝利了」的歷史。通過不斷地消滅另一部分失敗的人民,勝利的那部分人民鬥志昂揚、意氣風發地走在毛澤東指定的那條叫做革命的大路上。毛澤東喜歡這樣的歷史遊戲。毛澤東不僅敢於玩弄這樣的歷史遊戲,毛澤東也善於玩弄這樣的歷史遊戲。這是以往中國歷史上的秦始皇們和朱元璋們所望塵莫及的。

假如沒有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沉緬於不停地打倒別人的中國人民是絕對不會感到疲憊的。信奉鬥爭哲學的毛澤東,深知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已經養成了狼狗一樣互相撕咬的習性。即便是餓得頭昏眼花,只要一說有敵人,馬上就會眼睛發亮,怒髮衝冠。用發現新的敵人來代替飢餓的感覺,使毛澤東輕而易舉地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轉危為安。彭德懷不過是像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一樣,做了毛澤東的替罪羊。指鹿為馬的本領,在毛澤東進一步上升到了隨心所欲地看風使舵。

毛澤東以善變保持其英明偉大

比起鎮壓反革命,屠殺地主富農,消滅資本家,1957年的反右運動,毛澤東的英明不在於明察秋毫,而在於順勢作變。坐了龍庭的毛澤東,在鎮壓了所有失敗的階級之後,一時間有些輕飄飄。小人得志,即便在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澤東也未能免俗。在把黨外的敵人趕盡殺絕之後,毛澤東開始把鬥爭的目標鎖定在黨內的同夥身上。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有傳統的。做皇帝的從來不把平民百姓當作對手,而總是與官吏們過不去。尤其是皇帝身邊的大臣重臣,通常是皇帝的主要鬥爭對象。這與其說是皇帝與官僚階級天然相剋,不如說是皇帝不喜歡官僚們動不動與聖上分享權力。退一步說,就算是一夥強盜搶銀行,到了分贓的時候,領頭的那個總是把充滿狐疑的目光投向歡天喜地的同夥。

發動知識分子向黨提意見,不能說是毛澤東的陽謀,而是他想給黨內同夥敲敲警鐘,至少是提醒他們不要忘了是誰給他們帶來了勝利:喝水不忘掘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在這之前的批判胡適唯心主義,批判胡風,批判《紅樓夢》評論上的非毛式意識形態傾向,雖然聲勢不可謂不浩大,但畢竟不過癮。敲打文化人,只消一聲令下,中國人民立馬一涌而上,吐痰潑污水,熱鬧得很,但也無趣的很,沒幾下就玩膩了。生性好動的毛澤東,接下去產生了反過來玩遊戲的衝動,讓文化人向黨提意見。這個遊戲的玩法不再是批判文化人,而是放手發動文化人,讓文化人大鳴大放。

號稱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毛澤東,在領導其黨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之後,內心深處產生了莫名的反黨衝動。很難從意識層面上解釋這樣的衝動,因為這多多少少帶有潛意識的成份。且不說毛澤東在成為領袖之前曾經被這個黨折騰得苦,即便是黨的許多紀律,也使不願受束縛的毛澤東感到不耐煩。連討個老婆都得通過政治局討論。更不用說,黨得了天下之後,毛澤東再英明再偉大,也不得不首先承認,這是黨的天下而不是他毛澤東的天下。在打倒了所有黨外敵人之後,接下去的鬥爭,不知不覺地漸漸朝另一個方向聚焦:究竟是黨坐了天下,還是毛澤東坐了天下?這是1957年大鳴大放最為深層的歷史背景。這個背景無論在黨還是在毛澤東,都是潛伏在其無意識層面里的,而不是被明確意識到的,更不被訴諸語言文字,因此是絕對不可能在任何文件里找到的。哪怕把天底下所有的秘密檔案翻個底朝天,也翻不出這樣一個隱秘的背景。真正的歷史,不是隱藏在文件里,而是潛伏在無意識之中。

毛澤東和黨內官僚的梁子,其實早在1957年的大鳴大放中就已經結下了。只是在當時,彼此誰也奈何不了誰。結果當然是達成妥協,拿那些當真大鳴大放起來的書呆子們出氣。在這個過程當中,鄧小平那樣的黨內權貴是積極的、主動的,而毛澤東起先則是消極的、被動的。鼓勵文化人向党進攻,本來就是毛澤東本人的意思。一如當年高崗劉少奇周恩來發難,得到過毛澤東的默許。但無論是高崗還是1957年的知識分子,全都不懂得毛澤東的善變本性,不知道毛澤東的因勢利導本事。再說,毛澤東讓知識分子大鳴大放的本意,也不過是以此跟黨開個玩笑,至多只是鬧個彆扭。一旦從鳴放中聽出諸如輪流坐莊之類的意思,毛澤東的龍顏即便不怒,至少也斷然不悅。一句「事情正在起變化」,就像八股文中起承轉合的轉字訣,一下子將鬥爭的矛頭轉向了正在鳴放的書呆子們。

真正是風雲突變。剛才還是個鳴放的春天,轉眼便成了知識分子的地獄。千百萬右派紛紛中箭落馬,在地上痛苦得翻滾不已。此時此刻,毛澤東和黨內權貴們卻兩情相悅,「根,相握在地下;葉,相觸在雲里」;每一陣風過,彼此都互相致意。毛澤東和黨內官僚階級,就這樣達成了默契,就這樣一笑泯恩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究竟是毛天下還是黨天下,可以慢慢說,要緊的是彼此同心協力地把這天下給坐穩了。

就當政了的中國共產黨而言,毛澤東既是大救星,又是麻煩製造者(Truoble Maker)。1957年的大鳴大放,差點弄得彼此都下不了台。好在有千百萬書呆子填底,彼此踩上一腳,省卻了不必要的誤會。這邊廂剛剛擺平,一轉眼,大躍進造成的饑荒又成了個難題。毛澤東的好大喜功,以千百萬中國人民的性命作賭注。趕超英美,大煉鋼鐵,多快好省,高產衛星,一日千里……搞建設就像變魔術,贏了證明偉大領袖的英明無比,輸了只好請中國人民自己承認渺小。像螞蟻一樣的中國人民,餓死成千上萬,也不過是偉大領袖和同樣偉大的黨為了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所交付的學費。他們的生命本來就是領袖和黨給的,關鍵時候獻出去,也不枉了領袖和黨疼愛他們一場。這原本是在黨和人民之間不言而喻的事情,更是偉大領袖和黨內官僚心照不宣的隱秘。1959年的廬山會議,假如大家能找出個替罪羊來,讓偉大領袖仍然偉大,讓黨繼續正確,一切都將平安無事,就像1957年大鳴大放造成的危機一樣,毛澤東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便和黨內官僚們安然度過,彼此皆大歡喜。問題只是在於,誰是替罪羊?

按說,在跟隨毛澤東搞大躍進的許多個省級官僚中,隨便找一個出來,就可以擺平大躍進造成的尷尬。無奈彭德懷太天真,稀里糊塗地扮演了一次說出皇帝新衣的孩子,而且還是指着皇帝說新衣,這比當眾將皇帝扒光了還要讓皇帝老羞成怒。面對可憐的饑民,彭德懷良心發現,忍不住喊道:我為人民鼓與呼。為人民呼籲是不錯的。可是,向誰呼籲卻大有講究。向黨呼籲意識着黨是罪魁禍首,向毛澤東呼籲則意味着要毛澤東承擔罪責。彭德懷不假思索地選擇了向毛澤東呼籲。這與其說是彭德懷赤子之心尚未泯滅,不如說是彭德懷本能地維護着黨的聲譽和清白。總不能讓黨替毛澤東承擔罪責吧?按照一個共產黨人的黨性,個人服從組織,毛澤東再偉大,也不能比黨更偉大。彭德懷下意識地認為,毛澤東應該為黨承擔責任。就算責任本身並非全在毛澤東一人身上,也理應如此;更何況大躍進還真的是毛澤東的好大喜功所致。必須注意到,彭德懷如此呼籲的前提是,在黨和毛澤東之間,必須有一方承擔責任。正是這麼個前提,讓彭德懷吃了大苦頭。

彭德懷犯了一個與袁世凱相反卻又相近的錯誤。袁世凱稱帝是為了袁氏的家天下,彭德懷呼籲是為了天下的黎民蒼生。此其相異之處。袁世凱當年是搞不清楚皇帝和領袖之間的微妙區別,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是沒有明白黨不能承擔的罪責,毛澤東也同樣不能承擔。袁世凱沒有擺平諸候,彭德懷沒有提防黨內同僚。此乃相近之處。彭德懷不懂、但一些黨內權貴們卻深知,毛澤東的錯誤是必須有別人來認領的,只是苦於一時找不到替罪羊。於是,彭德懷十分及時地跳了出來,成為在毛澤東和黨內官僚階層之間心照不宣地認定了的冤大頭。此時此刻,毛澤東再一次顯示了他的話語能力,不是把彭德懷打成大躍進的替罪羊,而是借力打力地將彭德懷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真是機變神速,廬山會議開始之後,起先的政治風向還是力圖糾正大躍進的偏頗,突然間就變成了矯枉過正。這是無法從邏輯上解釋的。加在彭德懷頭上的罪名,竟然不是大躍進的偏頗,而是大躍進還不夠偏頗,饑民還不夠多,餓孚還不夠遍野。但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黨內官僚,全都顧不上邏輯和事實,先把彭德懷踩下去再說。在毛澤東和黨之間產生危機的時刻,平衡是當務之急。而要獲得平衡,又必須有人做替罪羊。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向彭德懷一發怒,黨內諸公馬上跟着毛澤東,群起而攻之。這與其說是這些攻訐者人品太差,不如說是他們的黨性太強。即便是朱德林彪一類當年與彭德懷生死與共、內心深處又很不以倒彭為然的同僚,也不得不屈從他們的黨性。此時此刻,黨內權貴中假如有什麼聰明人的話,那麼應該從彭德懷的下場中看出自己的未來。

毛澤東發動文革是聖上與眾愛卿長年齟齬的必然

在1949年以後執政了的中國共產黨權力階層中,有二個特點是不得不指出的。一個是文官當朝的傳統,一個是五四啟蒙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上,武人治國從來沒有好結果。所謂的五胡亂華,最為突出的一個特徵,就是武夫當朝。以馬上取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幾乎成了歷代統治者的共識。就連朱元璋都知道這個道理。文治武功,武功者,打天下也;文治者,坐天下也。

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後,當紅的權貴當然不是武夫,而是文官。首輪政治鬥爭,就是在文官當中進行的。自以為是的高崗,不以劉少奇周恩來為然,結果落得被毛澤東不得不遺棄的下場。高崗的自討沒趣,連站在他一邊的毛澤東首席親信林彪,都只能袖手旁觀,無能為力。林彪雖然同情高崗,但骨子裏並不熱衷權力鬥爭。林彪是個相當有自知之明的人。他不僅明白全國解放之後,理當退到一邊,而且還知道毛澤東的熱衷於鎮壓反革命,有點類似秦始皇。在共產黨的高級將領里,有三個元帥是淡泊的,不以權爭為然的。一個是朱德,因其天性的忠厚。一個是劉伯承,知道戰爭一結束,就應該飛鳥盡、良弓藏了。再有一個就是林彪。雖然林彪戰功最高,又深得聖上的信任,但一則受了重傷,一則本性淡泊,始終退居,隱居。朝鮮戰爭,林彪辭戰。元帥授勳,林彪請假。要不是毛澤東一再相逼,林彪本來是絕對不會那麼招人現眼地出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總之,這三位元帥明白,安邦治國,不屬於他們的職權範圍。

相比之下,彭德懷不太明白。韓戰拔了頭籌不說,還不小心丟失了太子毛岸英。平日裏見了皇上張口閉口叫老毛,還愛管皇上的私生活,竟然把去中南海陪皇上跳舞和侍寢的文工團叫做後宮什麼的。毛澤東對退到一邊的明白人林彪,趕着上架;而對事事強出頭的糊塗人彭德懷,只好暫且隱忍不發。就算彭德懷不在廬山會議讓為民鼓與呼,早晚也會被毛澤東找個藉口打發出中南海。彭德懷的糊塗在於,即便學不了朱德,至少也該學學劉伯承,找個軍事學院做個教頭,平平安安地了卻餘生。

相比之下,那些個文官重臣,一個比一個聰明。周恩來的圓通是不用說的了,劉少奇也從來不糊塗。劉少奇的商人秉性,比猶太人還精明。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可謂共產黨生意經中的至理名言。至於後進顯貴鄧小平,更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沉着機靈,遇事不慌。假如沒有毛澤東,或者毛澤東在革命成功之後,便像周武王那樣早早地撒手人世,那麼這黨天下便由劉、周、鄧再加上陳雲一類的官僚們鐵板釘釘地坐定了。就安邦治國的黨天下而言,毛澤東乃是多餘的。這些個紅色官僚們,玩權爭玩不過毛澤東,說話語也說不過毛澤東,但安邦治國的本事,卻個個都在毛澤東之上。

無庸置疑,毛澤東不是不知道這樣的反差,而是太知道這樣的對比。毛澤東的應對,乃是先發制人,用大躍進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將安邦治國那麼精細的事業付諸翻江倒海般的群眾運動,從而將那些精明的官僚們一下子壓倒。大躍進的荒唐,官僚們心知肚明,只是敢怒不敢言罷了。官場上的權力運作和官場上的遊戲規則,牢牢地捆住了官僚們的手腳,也堵住了官僚們的嘴巴。這是一種廟堂內的心照不宣,官僚們讓聖上始終活在聖明的光環里;作為回報,聖上自然也把官僚們叫做眾愛卿。誰要想破壞這樣的遊戲規則,誰就是自取滅亡。

從官場的遊戲規則上說,彭德懷的自取滅亡,是沒人同情的。但從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傳統上說,彭德懷的敢言,迫使他們不得不回憶一下當年的「五四」精神。雖然毛澤東的革命把當年的「五四」精神改變成了打天下和坐天下,但是「五四」精神依然存活在許多共產黨人的內心深處。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許多老共產黨人如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被打成右派,不是因為他們黨性不強,而是由於他們依然舉着「五四」的火把。正如「五四」在過去燭照出的是傳統的專制黑暗,此時此刻,「五四」精神燭照出來的,卻是一黨專制和黨天下的黑暗。雖然共產黨在1949年以後走進了專制極權的黑暗,但許多共產黨人的內心深處,卻依然「五四」不已。文革以後的80年代,以胡耀邦為首的黨內改革派,其基本的精神資源,就是當年的「五四」精神。專制猶在,精神的火把卻從來沒有熄滅過。文革以後的共產黨之所以能夠起死回生,也跟共產黨人心中的「五四」精神很有關係。

由此可見,做了皇帝的毛澤東,不僅要面對黨內權力階層中的安邦治國派,還要面對他們尚未完全泯滅的「五四」精神。即便以科學和民主來概括「五四」精神,也足以使毛澤東原形畢露。在科學面前,大躍進是絕對荒唐的。就民主而言,毛澤東的獨裁和家長製作風,也是有違民主原則的。官僚們不敢跟毛澤東公開比試安邦治國的本事,但他們可以按照「五四」精神,委婉地向毛澤東暗示,天子再聖明,也有犯錯時。一向玩弄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毛澤東,終於躲不過官僚們無言的審視,只好在七千人大會上,吞吞吐吐地下了個罪己詔。

假如在毛天下的前提下,毛澤東下個罪己詔,乃是無傷大雅的事情。但偏偏是在還沒有分出這天下究竟姓毛還是姓黨的情形下,毛澤東一下罪己詔,就等於明明白白地宣告了這天下不姓毛。這是毛澤東最不能容忍的窩囊。然而,官僚們卻不明白箇中奧妙。毛澤東的敗北,使官僚們得意忘形。劉少奇代表着黨內的權貴們,喜滋滋地與毛澤東平分秋色。他們滿心以為,只要把毛澤東高高地捧起來,遠遠地架空掉,那麼毛澤東再能說會道,也只好退居二線。他們哪裏知道,從此以後,毛澤東不管農業,也不搞工業,正好一心一意地搞起了階級鬥爭。當他說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時,等於在宣告:劉少奇一打就倒。

從安邦治國的角度說,毛澤東確實退居到了二線;但從政治鬥爭的角度說,毛澤東無意間又佔了個十分有利的位置。成了甩手掌柜的毛澤東,樂得什麼事情都不做。因為不做事,意味着不犯錯。任何一個做事者,在旁觀者眼裏都可能成為一個犯錯者。世上之事,不做是沒有錯的;一做便有錯,做對了有錯,做錯了更錯。中國古代的無為政治,是避免犯錯的政治。中國後來的有為政治,則是錯得不能再錯的政治。毛澤東站在不做事的有利位置上,以逸侍勞地時刻準備着,收拾劉少奇。那個七千人大會,與其說是毛澤東敗退一步,不如說是劉少奇自討苦吃。精明的劉少奇和糊塗的彭德懷,在毛澤東的棋盤上一樣屬於要被吃掉的子兒。對於毛澤東來說,彭德懷也罷,劉少奇也罷,都是毛澤東把黨天下變成毛天下的政治障礙。

「五·一六通知」的實質:全民動員,打倒共產黨

雖然不得不面對遠比自己擅長於安邦治國的官僚權貴,不得不面對時不時閃爍在共產黨人言詞中的「五四」精神,但毛澤東同時又深知黨內諸公再有本事也難免染上中國人的國民性。就像人性的弱點是獨裁者的溫床一樣,國民性的病根是產生毛澤東一類梟雄的心理基礎。毛澤東的本事與其說在於運動群眾,不如說在於擅長利用國民性。長年的孔儒教化,中國人早已學會了向強權低頭,向流氓致敬。講道理的畏懼不要命的,不怕死的害怕不要臉的。張聞天認認真真地作了邏輯縝密的長篇發言,毛澤東一封短訊就把他給打發了:說他得了虐疾,叫他去讀《七發》。對付文官們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威脅要重上井崗山打游擊。擺佈許世友那樣的武人,毛澤東的方式是叫他去讀《紅樓夢》,而且一遍不行,起碼要讀四、五遍。周恩來要扮演《出師表》裏的諸葛亮,毛澤東正好始終以秦始皇自居。即便打擊劉鄧也是分而治之,一面抓住劉少奇懦弱的特點,將他置於死地;一面將鄧小平流放江西,不死不活地放在那裏以觀後效。一句刀下留人,把痛失丈夫的王光美感動得刻骨銘心。一幅龍飛風舞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硬將一避再避地退避在一旁的林彪趕進權力格殺的「鬥獸場」。正如對周恩來需要不斷地鼓勵那種「鞠躬盡粹、死而後已」的忠誠,利用林彪為毛天下保駕護航耍的是激發其「士為知己者死」那類義氣的手段。人是有弱點的,中國人是有國民性的,光憑着這兩點,毛澤東就足以天不怕地不怕,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毛澤東五十年代的反右和打倒彭德懷,乃是出於隨機應變,而六十年代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則是精心策劃的。雖然任何計劃付諸實施,都會順勢而變,但從大致上的發展軌跡來看,這場劫難絕對不是無心插柳之舉。

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從六十年代初開始,就充分施展話語權威,大造階級鬥爭輿論。那邊廂是劉少奇們在想方設法地修復國民經濟,以包產到戶的方式,鼓勵農民的積極性;同時開闢自由市場,讓民間有點生意可做。且不說如何的振興國家,至少是救饑民於水火。這邊廂卻是毛澤東危言聳聽地四處煽風點火,一會兒指責他人走資本主義道路,一會兒警告中央要出修正主義。那邊廂是周恩來陳毅向文化界表示安撫,讓驚魂未定的知識分子鬆一口氣,安一安魂。這邊廂是毛澤東大罵文藝界毒草叢生,私底下悄悄地物色姚文元之類的筆桿子,尋釁鬧事。及至六十年代中期,國計民生剛剛有點起色,一場風暴便鋪天蓋地的向整個國家整個民族襲來。

不錯,姚文元批判的《海瑞罷官》也罷,吳晗寫的《朱元璋傳》也罷,三家村專欄里的文章也罷,確實都有含沙射影之嫌。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小偷小摸尚且難逃法網,更何況犯下了餓死幾千萬人的彌天大罪。連劉少奇都忍不住地當面警告毛澤東,「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民雖然愚昧了點,都再愚昧也不能如此不把人當人。在舞台上出出怨氣,在雜文里發發牢騷,這已經是相當客氣的了。要不是中國人民被罩在一個巨大的革命神話里,要不是理想主義的幻覺掩蓋了現實生活的貧困,饑民們早就揭竿而起了。然而,歷史的荒誕在於,饑民們沒有造反,反倒是犯下了製造饑荒罪的毛澤東卻大聲疾呼:造反有理!

從劉少奇們在六十年代的一些作為上看,共產黨並非沒有安邦治國能力。在幾千年的中國專制文化里,同樣也有悠久的文官傳統。在專制的權力框架里發揮文官治國的優勢,曾國藩李鴻章的成就,不失為一個先例。如果說,劉少奇鄧小平的治國能力在六十年代只是初顯身手,那麼在文革後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中,鄧小平的主政則成了一個歷史經典。要不是毛澤東的興風作浪,劉鄧式的安邦治國,或許也能走出一條現代化的道路來。但也許是命定如此,歷史並沒有照着劉鄧的意願走,而是轉向了毛澤東的造反有理。

如果撇開道德上的是非,僅僅從操作的成功與否來看,毛澤東的打倒劉少奇,確實是一部政治傑作。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為馬,橫加罪名,中國式政治遊戲中的種種流氓手段,毛澤東幾乎全都用上了。從當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評論中得到啟發,毛澤東起用姚文元那樣的小人物,向吳晗發難,向北京市委開火。從北大學生貼出的大字報中獲得靈感,毛澤東咄咄逼人的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比起當年啟發文化人向黨提意見時的欲蓋彌彰,毛澤東此刻的矛頭指向十分明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是這樣的定性,順理成章地揪出了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

為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動用了所有的資源,連自己的老婆也被他推上陣去,還硬逼着林彪站在後面助陣,製作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文藝座談會》的謊言。毛澤東深知,讓文藝界打頭陣,必須得有槍桿子墊底。文藝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向來是用作娛樂的。唯有槍桿子,才是實力的標記。而在所有的將領當中,林彪無疑是一枝最具威攝力的槍。不管林彪願意不願意,必須為他毛澤東站台。江青上陣,是求之不得。林彪出場,卻是勉為其難。文革之後,有許多人不理解林彪的助毛為虐,有不少人以為林彪也是個野心家。殊不知,在共產黨所有實權人物當中,林彪恰恰是個十分鮮見的屢屢直言犯上者。林彪為毛澤東站台,在很大程度上是抵不住「聖上知遇之恩」的心理壓力。共產黨的首席戰將林彪,骨子裏卻是個恪守儒家信條的文士。從現今解密的《林彪工作札記》中可以得知,林彪不僅深知毛澤東的胡作非為,而且也十分明白自己不得不屈從的處境。

毛澤東的利用林彪,要的是武力的威脅。毛澤東的使用江青,用途在於得有人衝鋒陷陣、得有人四處得罪人、得有人做他毛澤東不便公開做的惡人。這類惡人在過去的歷史上,通常有太監扮演。雖然毛澤東身邊不缺類似於太監式的人物,但一旦使用上了,難免會因此坐大。與其讓一個貼身保鏢坐大,不如讓自己老婆扮演一下八面威風的皇后娘娘。可惜的只是,江青終究不過一個戲子,既沒有慈禧太后那樣的心計,也沒有《紅樓夢》裏王熙鳳那樣的能耐。毛澤東的使用江青,其實是將就着用的。要是毛岸英不死,毛澤東也就沒有必要那麼辛苦地栽培自己的老婆了。比起皇后娘娘,太子的作用無疑要大得多。二十四史爛熟於心的毛澤東,不會不知道那樣的奧秘,只是天公實在不作美罷了。

通過林彪抓住了槍桿子,通過江青握緊了筆桿子,毛澤東籍此舞動起那條意在縛住蒼龍的長纓,把國家主席打下寶座,把黨內的權貴階層掃蕩殆盡。他的那張大字報是一聲號角,逼着政治局通過的《五·一六通知》則是一個動員令,動員全體中國人民起來造反,以打倒黨內走資派的名義,打倒共產黨。餓得頭昏眼花的中國人民不是心裏有氣麼,被打倒遭迫害的那部分中國人民不是懷恨在心麼?毛澤東給了他們出氣的機會,給了他們報仇雪恨的機會。全體中國人民不由眼睛一亮:敵人又出現了。

偉大的中國人民有一個特點:他們不吃飯可以,但他們不能沒有敵人。因為中國人民是看《水滸傳》、看《封神演義》長大的,那裏面的英雄,全都是靠着敵人的存在而存在的。沒有老虎,哪來的武松?沒有紂王,哪來的姜子牙。自以為是武松是姜子牙的中國人民,即便沒有老虎也要找一隻老虎出來打一打,即便沒有紂王也要立一個紂王出來殺一殺;更何況毛澤東告訴他們說,老虎出現了,紂王出現了,就在我們身邊,就是躺在我們身邊的那個赫魯曉夫。中國人民能不憤怒麼?中國人民能不起勁麼?最為重要的是,敵人也是中國人。這是讓中國人民最來勁的原因。假如敵人是日本人或者俄國人,中國人民憤怒是憤怒的,但打人家的力氣是不足的。一旦敵人也是中國人,那麼中國人民具有與憤怒一樣足夠的力氣,把敵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被打死的敵人永世不得翻身。在中國人的歷史上,中國人打中國人遠比中國人打外國人要狠,要來勁,要殘酷,要毫不留情,要非得置於死地而後快。

可憐的劉少奇,他以為他搞活了經濟,中國人民就會感謝他。他也不看看以前的曾國藩李鴻章,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立下汗馬功勞,中國人民感謝他們過沒有?中國人民從來不把給他們帶來豐衣足食的人當回事。端起大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毛澤東的流氓氣本來就是來自中國人的流氓性。中國人民一向敬服的是,在歷史的一輪輪流氓比賽當中最終勝出的那個最大的大流氓。中國人民會匍伏在那樣的大流氓面前,唱着熱烈的讚歌,跳着表忠的舞蹈。敬愛的萬歲爺,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有多少貼心的話兒要對您講,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兒要對您唱。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既像是一部《水滸傳》的演習,又像是一部《封神演義》的操練。不要以為中國人民在那場革命中是痛苦的,他們也許從來沒有如此幸福過。敵人是明確的,方向是正確的,發嗲效忠的對象更是清楚的。中國歷史上哪裏有過如此陽光燦爛的日子?

應該說,在這場革命中被折騰得死去活來的共產黨人,確實是長了見識。革命革命,革別人的命是好玩的,但革自己的命卻一點都不好玩了。幾乎被遺忘了的「五四」精神,從被關進牛棚或者坐進牢房的共產黨人內心深處,重新激發出來。結果是,文革過去之後,形成了以胡耀邦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派和黨內改革派。正是靠了這批開明的要求改革的共產黨人,在鄧小平主持的改革開放年代裏,共產黨得以起死回生,從革命黨過渡到了執政黨。

在這場革命中,中國人民也確實得到了鍛練。那樣的鍛練絕對不啻是出出氣而已,而是從中學會了如何對付官僚專制。一場文革,讓毛澤東教會了中國人民如何造反,如何對官僚們說不。雖然就現代政治的層面上說,那樣的造反未必導向民主政治,但畢竟對官僚們形成了一定的制約,也對在專制體制中迷戀權力的統治者構成了壓力:凡事不要太過分,官逼民反的可能並非不存在。或許正因如此,在文革過後三十年的新世紀背景下,有人提出了人民文革一說。既然毛澤東讓人民在文革中出過氣,那麼以文革的方式造反,也就成了中國人民對付專制的一個傳統。七十年代的「四五」也罷,八十年代的「六四」也罷,多多少少都帶有文革的印記。

記得馬克思曾經預言過,階級鬥爭的最後結局,乃是鬥爭的雙方同歸於盡。一場文革,最終並沒有贏家。所有的參與者,全都是犧牲品。得利的,被利所傷;作孽的,被孽所作;造反的,被人所反;殺人的,被人所殺。向黨天下挑戰的毛澤東,最終並沒有把天下變成他的毛天下。

《五·七一工程紀要》:毛澤東文革的轉折點

正如在網上公佈的《林彪工作札記》讓人難以確信,《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真實性也始終疑竇重重。假如說,《札記》可能是出自他人對林彪處境的一種理解,那麼《紀要》在當時則可能出於政治對手的欲加之罪。當時同時作為中央文件下達的另一個文件,即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致江青的那封信,也同樣是出自抹黑林彪、維護毛澤東形象的需要。假如以往所有的黨內鬥爭都可以讓毛澤東振振有詞的話,那麼與林彪的分道揚鑣卻是讓毛澤東最難解釋的。

從林彪對毛澤東的追隨來看,林彪似乎並不在意這天下究竟姓黨,還是姓毛。但從對九大政治報告的重心強調來看,林彪很在意在打倒了劉少奇之後,究竟是繼續搞文化大革命,還是轉入國計民生的考慮。為此夾在林彪和毛澤東之間受了天大的冤屈的陳伯達,晚年如此回憶道:

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後,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請了總理、林彪、康生、謝富治和我,討論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久。總理講了經濟停滯、社會無政府主義、大批幹部被打倒等問題。主席聽着,有時用鉛筆記着。林彪講:『同意總理意見。要發展經濟,發展國防,整肅社會派別、山頭。』我也講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已經取得徹底勝利,要發展經濟,團結大多數。』主席怕(文革)結束,他講:『鬥批改還剛起步,鬥爭還有反覆,徹底勝利!還要不要革命?看來,今天我又是少數。』康生、謝富治當即表態,站在主席一邊。當時氣氛很沉悶。總理說:『我對主席的教導、對主席思想的學習、領會還是很差,要很認真總結、檢討,否則,在工作上會犯大錯誤,還迷惑着。』主席講:『總理,檢討不要勉強。黨內有不同觀點、有不同立場,我不驚奇。』他說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訂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事後,總理見了林彪,也打了電話給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檢查,緩和政治局常委內部的氣氛。為此,林彪給我打了電話,表示理解總理善意,顧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聽不得一點不同意見,比斯大林更專制,國家會有災難降臨。——摘自《陳伯達回憶錄》

雖然個人記憶不能作為歷史本身來看,但陳伯達的這段回憶,可信度很大。在打倒劉少奇之後,最高層出現這樣的分歧,是在情理之中。林彪和周恩來不約而同地誤以為,打倒了劉鄧及其一大批追隨者,毛澤東的目的也算達到了,應該回過頭來安邦治國了。這應該就是陳伯達說「徹底勝利」的意思。他們的共識既不是出於黨性,更不是出於與毛澤東有什麼貳心,而是基於常識,出於在長年累月的政治鬥爭絞殺中尚未泯滅的良心。他們哪曾料想,毛澤東會惡狠狠地作出「還要不要革命」那樣的反應。

此刻的毛澤東一如當年打進天京殺人殺紅了眼的湘兵,整人整出了癮。這個信奉鬥爭哲學的湖南蠻子,全然成了一個政治吸毒者。相比之下,當年的朱元璋倒十分乾脆,把功臣們一鍋端,省得花時間一個個收拾,結果把自己弄得很變態。文化大革命的瘋狂,很大程度上源自於毛澤東的變態。一百多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是激進的殺死不激進的,然後再由更激進的殺死激進的。革命和吸毒十分相像,也跟賭博不無近似。栽進賭場的賭徒,無可救藥的吸毒者,沒完沒了整人的獨夫毛澤東,全都是一回事。這樣的革命狂,放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是應該被送進精神病院裏去的。無奈他偏偏雄踞在數億患有皇帝崇拜的不治之症的國民頭上,得以興風作浪。

在毛澤東拂袖而去的蠻橫面前,周恩來、林彪和陳伯達三個人的反應,頗有象徵意味。陳伯達自然是不敢吭聲,但從他後來在廬山會議上的帶頭向張春橋發難,也不失為一種勇氣,不管那樣的勇氣是基於田家英式的書生氣,還是受了林彪等一大批軍人支持的激勵。陳伯達式的柔弱和勇氣,從大致上勾畫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周恩來立即投降不說,還低聲下氣地說出了那番「奴才該死」式的話來,把個諸葛亮活脫脫地扮演成了李蓮英。周恩來這種唯唯諾諾,代表了絕大多數混跡於紅色官場的官僚。這三個人之中,最為精彩的無疑是林彪。畢竟是身經百戰的軍人,雖然不得不同意周恩來的所謂顧全大局,但還是把個腰背挺得筆直,把話說得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毛澤東「比斯大林更專制,國家會有災難降臨」。林彪這種不服氣秉性,可能僅為共產黨人中極少數精英所具備。

跳出陳伯達所描述的具體場景,將彼此的分歧置入歷史的語境,中國式的權力鬥爭圖景就更為清楚地呈現出來了。在林彪、周恩來、陳伯達發展經濟、結束階級鬥爭的要求背後,蟄伏着一句意味深長的潛台詞:劉少奇是無辜的。因為被毛澤東所指責的劉少奇,其罪責無非就是發展經濟,不搞階級鬥爭。非常反諷的是,劉少奇被打倒之後,無論是誰主政,最終都得回到劉少奇曾經做過的事情上去。且不說林彪、周恩來和陳伯達,就是以提出破除資產階級法權而贏得毛澤東歡心的張春橋,主政上海時的主要政績,恰恰也是發展經濟。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的經濟成了全中國的國民經濟支柱。上海的輕紡織產品,成為中國百姓的購物首選。但張春橋的城府在於,他從來不提自己治理上海的政績,而是順着毛澤東的心思,高唱繼續革命。在熱衷於鬥爭哲學的獨夫毛澤東的專制之下,發展經濟是只能做、不能說的。即便是在發展經濟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得歸之於滿腦子權力鬥爭的毛澤東的英明領導。假如劉少奇明白這樣的奧妙,他應該在七千人大會上像林彪那樣,把所有的功勞全部記到毛澤東的名下,把所有的錯誤全部歸之於沒有遵循毛澤東的教導。如果說,在這樣的權力鬥爭里還存在着什麼悲劇意味的話,那麼悲劇在於,無論是劉少奇,還是林彪,抑或是周恩來,雖然都不得不屈從於毛澤東的淫威,但畢竟都是天良未泯之人。假如他們真的犯了什麼罪孽的話,那麼無非就是良心罪。在當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是劉少奇犯了良心罪。在打倒劉少奇之後,則是林彪犯了良心罪。在毛澤東的獨裁之下,思想早就不存在了,任何原則也都已經喪失了意義,最後剩下的,不過良心而已。而在權力鬥爭的格殺當中,成為輸家還是贏家的原因,恰好也在於良心的有無。有良心者必輸,沒良心者必贏。

周恩來原本是憑着良心說話的,只是一看毛澤東的臉色,嚇得趕緊將良心收了回去。周恩來的這一退縮,使林彪和陳伯達一下子處在了非常尷尬的境地。好在大家全都是在那樣的環境裏掙扎過來的,對周恩來的低聲下氣,林彪非常大度地表示了理解。不僅如此,林彪還打電話給陳伯達,特意表達了他對周恩來的理解。這三個在毛澤東專制面前由於為國為民而犯了良心罪的同案犯,彼此臨難之際,還頗有一種以沫相濡的人情味。難怪林彪後來慘死之後,周恩來會忍不住地失聲慟哭,聽憑當初那顆收回去的良心,在痛哭聲中和着淚水盡情地流將出來。

就林彪個人而言,當然並非完人。為了迎合毛澤東,或者說報答毛澤東的知遇之恩,林彪說了許多違心話,做了許多違心事。但林彪在毛澤東面前最終表現出來的寧死不屈,卻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許多黨政軍首腦們所難以面對的。這可能也是鄧小平復出之後,始終不願為林彪平反的原因之一。儘管鄧小平對林彪抱有許多個人成見,但非常重要的隱衷可能在於,鄧小平難以直面林彪的不畏強暴。比起林彪在毛澤東面前的絕不低頭,鄧小平可是一再寫了檢討書一再保證過永不翻案的。如此鮮明的對比一旦大白於天下,鄧小平還有什麼臉面站在敞蓬車上向全國人民招手?在林彪的悲劇面前,苟活下來的鄧小平,縱然有改革開放的豐功偉業,也比林彪矮了一大截。只是中國人民也許不會如此看問題,他們會把鄧小平的苟活,看着是一種生存智慧。假如中國人民全都像林彪那樣直面暴君,那麼要麼是中國人民早就死絕了,要麼就是暴君在中國歷史上早就絕跡了。二千多年之前的殷商遺民,不管周公如何殘殺和鎮壓,始終不屈服於周朝的統治。二千多年之後的所謂中國人民,卻變得如此容易被暴君所征服。歷史難道真的像有些人斷言的,是不斷前進和發展的麼?

整個一場文化大革命,還真是幸虧留下了一份《五·七一工程紀要》,否則,被暴君如此折騰的人民竟然連暴君一詞都不曾說出來過。雖然許多中國人民讀到以中央文件形式下達的這份《紀要》時,依然崇毛不己,盲目痛罵林彪,但還是有不少中國人民,因此猛然醒悟,原來如此:

「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摘自《五·七一工程紀要》

不管鄧小平與林彪有多少個人恩怨,在如此一番真話面前,竟然能夠說出「林彪不死,天理難容」,其人格也就不言自明了,其「六四」作孽也就順理成章了。雖然事功和人格經常是分裂的,但在指出其事功的同時,很有必要指出其人格。林彪沒有機會做出鄧小平那樣的事功,但林彪在毛澤東的專制面前,做出了鄧小平做不出的事情,說出了鄧小平說不出的話。不管林彪有沒有看過這份《紀要》,不管林彪知不知道這份紀要,能夠把毛澤東看得如此清楚者,非林彪莫屬。有其父,才有其子。因為有林彪的洞察,才會有林立果在《紀要》中的如此直言。

從《五·七一工程紀要》反觀林彪和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的發難,可以看出,他們的心地過於宅厚,他們的反抗太過有限。他們一方面把毛澤東看得很清楚,是秦始皇式的封建暴君。其實早在五十年代初,林彪就曾當面以秦始皇焚書坑儒一說,向毛澤東提醒過不要重蹈秦始皇的覆轍。但在另一方面,當他們真的準備有所作為時,卻完全低估了毛澤東的不可理喻。更不用說,林彪還不忍心將矛頭直接指向毛澤東。林彪和陳伯達一樣,基於在九大政治報告上的分歧,把怨恨僅僅集中在張春橋頭上。或許是出於對毛澤東的這種迴避和退讓,陳伯達等林派軍人在廬山上向張春橋的發難,有類於西漢時的清君側。只是張春橋雖然是像晁錯般的文人,但毛澤東卻並不是漢景帝那樣的帝王。

假如毛澤東只是漢景帝那樣的帝王,那麼廬山會議上的清君側,確實有成功的可能性。不要說身為毛澤東秘書的書生陳伯達那麼起勁,就連毛澤東最信任的貼身衛士汪東興,都站在林彪一邊。這些人一個個在權力鬥爭中飽經風霜,不說魄力如何,至少眼力是不錯的。張春橋再受毛澤東青睞,也抵不過與毛澤東有着幾十年生死之交的林彪。即便不算毛林間的友情,就拿林彪和張春橋在實力、人氣、威望等等上的各種指標來衡量,毛澤東也不至於取張舍林。這就好比一場豪賭,就連知根知底的汪東興,都把賭注押在了林彪這一邊。這情形很像1989年的「六四」期間,不少人都誤以會,事情鬧到這個份上,鄧小平再蠻橫也不至於真的下令開槍屠城。他們沒有設想過一個簡單的邏輯推理:一個可以一再作檢討一再表示永不翻案的人,一個可以在林彪慘死之後馬上乘機向毛澤東表示效忠的人,怎麼不可能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斷然開槍?在不顧臉面和沒有底線這一點上,檢討效忠和開槍殺人,是全然統一的人格。

1970年,第二次廬山會議上的發難者,也沒有設想過一個簡單的邏輯推理:既然毛澤東連向他表示投降的劉少奇都不肯放過,豈會饒了向他挑戰的林彪及其同黨?就利害的權衡來說,林彪的份量確實是張春橋所不可比擬的。但問題在於,份量越重,毛澤東越忌憚。熟諳官場的汪東興,至少有二點沒有想到。其一是,打倒劉少奇之後的毛澤東完全處在一種非正常的狀態里,勝利就像是一種特殊的興奮劑,或者說一種革命的春藥,讓毛澤東欲罷不能。勝利後的毛澤東不愁鬥爭不己,就恨沒有敵手。其二,毛澤東雖然深知林彪沒有野心,從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林彪趕進權力鬥爭中心,但毛澤東卻同樣深知林彪有個老虎般的兒子和自己沒有那樣一個兒子之間的微妙區別。這是無論如何不能用革命理論路線鬥爭之類來解釋的。這是只能用中國傳統的帝王術和權力術來解釋、才會一目了然的秘密。網上有文章說,林彪縱容他人吹捧林立果,乃是其在政治上的最大敗筆。此言確然。毛澤東在南巡期間,並非偶然地曾經對地方軍政大員一再說起:一個毛頭小子,捧為超天才,沒有好處。假如當時在場的官員之中,有點悟性的話,可以從中聽出毛澤東的潛台詞在於:如此吹捧你的兒子,是不是欺我毛澤東無後呀?倘若我家岸英不死,又豈是你家林立果所能比得上的?

毛澤東並不是個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的庸常帝王,而是個佔有欲如同秦始皇一般強烈的絕代暴君。他不僅看重生前的權力,而且也同樣在乎身後的名聲和身後的權力所屬。雖然天公不作美,絕了他的後,但他依然把目光緊緊地盯在他死後這江山能不能繼續姓毛的焦點上。林彪處處小心,卻還是因為對兒子的鐘愛而有所疏忽。按照暴君政治和江山歸屬的邏輯,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之後,接下去還要消滅一連串政治對手,無論是浮出水面的,還是潛伏水底的;也無論是林彪,是周恩來,還是張春橋,或者是其他對毛家江山構成威脅的任何人。政治只有利益沒有朋友,暴君政治只有不斷地消滅對手,沒有任何容忍對手存在的可能。眼看着林立果青雲直上,就算林彪不向張春橋發難,毛澤東也會找個籍口將他除掉。客氣點,打入冷宮。不客氣起來,那就是打入地獄。毛家無後,林家豈能有後?這可能是當時所有當事人都沒有弄懂的一個秘密。不要說林彪不明就裏,不要說陳伯達不知輕重,就是汪東興也沒有弄明白個中堂奧,自作聰明地站到了毛澤東「親密戰友」林彪一邊。

不過,神機妙算的毛澤東,有一點沒有算到:事事稱臣的林彪,骨子裏卻對毛澤東是何許人一目了然。真不知毛澤東在批發那份印有《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文件時,懷着什麼樣的心情。他應該知道,在把林彪打入地獄的同時,那份《紀要》也同時給了他毛澤東一巴掌。林家父子的刺秦之劍沒能出手,但這份《紀要》之銳利,絕不下於一把刺殺暴君的利劍。這份《紀要》使高高雄踞在神壇上的毛澤東原形畢露。毛澤東此刻也許應該明白,他早該在林彪對他「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和「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溢美之詞中,聽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的潛台詞來。毛澤東沒想到,林家父子會在死後留下一份明鏡般的《紀要》,照出他毛澤東的真面目。

據毛澤東身邊人士回憶,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大病了一場,神志不清,嘴裏不停地說胡話,而且句句說的是林彪。經由林家父子的血祭,在毛澤東昏話中度過的那段歷史,開始在毛澤東的胡話中起死回生。需要指出的是,林彪雖然不接受毛澤東的繼續革命,但他骨子裏卻並沒有刺秦的意圖。這也是林彪掉進悲劇的原因之一。以林彪的軍事才能,一旦啟動刺秦行動,絕對不會做得像林立果那麼稚嫩。相反,毛澤東卻以防備林彪那樣的戒心和警惕,佈置了對林家父子的反擊。初生牛犢林立果雖然行事不夠老練,但他的斷然出手,也確實抓住了歷史的要害:面對瘋狂到了不可理喻的暴君,除了博浪一擊,別無選擇。按照毛澤東自己的說法,就好比景陽崗上碰到了老虎,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還不如放手一搏。中國人民雖然迷信帝王,但對於敢做荊軻的猛士,倒也一向心存敬意。

林彪事件及其《五·七一工程紀要》,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轉折。這個轉折按說在九大開過之後,就應該出現。要是毛澤東還聽得進別人意見的話,那麼早該儘快結束文革,發展國民經濟。由於毛澤東的一意孤行,導致了這個轉折直到林彪反抗失敗之後,才姍姍來遲。為此,鄧小平趕緊上書效忠,陳毅得意忘形,拼着一付老命,落井下石。原先被打倒的權貴們,紛紛從地上抬起頭來,盼望着聖上扔出赦令。於是,毛澤東再一次發揮出因勢利導的變色龍本事,把以往的作孽朝林彪身上順手一推,朝着倒地的權貴們和顏悅色地做起了好人。且不說這些權貴被打倒之前做過些什麼,就憑着他們這付下賤的模樣就可以想見,沒有一個是冤枉的。只是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林家父子的慘死,總算換得了「抓革命、促生產」這六個字。在革命的名義下,生產總算有了合法性。換句話說,在瘋狂得不知如何了結的互相殘殺中,大家總算有了活下去的可能性。

從天下退向床笫,毛澤東家天下的末日

如果說,九大以後的毛澤東不用頭腦思考,而是憑着意志行事;那麼林彪事件之後的毛澤東,不再以思想和原則取人,而是跟隨着身體的感官起伏了。毛澤東從林彪事件上吸取的教訓之一,也許就是思想是靠不住的,原則也是隨時可以變動的。唯有跟他同床共枕過的女人,或者血緣關係上的親屬,肯定不會背叛他。比如,是他床上的女人,發現了有人在他的專列上安裝了竊聽器。更不用說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替他衝鋒陷陣。即便是從他龍床上畢業出去的謝靜宜,不管權力地位如何的不斷升高,對他的忠心耿耿卻是始終如一。據毛澤東最信任的侍妾回憶,毛澤東晚年最後定下的政治局常委名單,毛澤東的女人佔了二席(江青,張玉鳳),毛澤東的親侄子佔了一席(毛遠新),毛澤東的大內侍衛佔了一席(汪東興),毛澤東的忠實信徒佔了一席(華國鋒)。可說是個典型的毛家班底。那位侍妾還回憶道,當江青不解地問毛澤東、為什麼沒有王洪文和張春橋時,「主席當即指着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往左右方各斬一刀,說:『老帥,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

不讓老帥們掌權,無疑是吸取了林彪背叛的教訓。不讓王洪文和張春橋進政治局,則是對這二個人不放心。王洪文是個劉盆子式的人物,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張春橋又過於老謀深算,無論是毛澤東的女人還是毛澤東的親侄子或者毛澤東的侍衛,全都壓不住這個軍師般的政治人物。在毛澤東的權力中心裏,張春橋扮演一下亞父范增出出主意是可以的,但高踞決策層卻是危險的。且不說毛澤東的這個如意算盤是否把機關算盡,也不說那位侍妾的回憶是否真切,更不說網上流傳的這個回憶究竟有多少可信度,能夠肯定的是,毛澤東對身後的權力所屬,確實非常上心。

一個獨裁者,在打敗了所有的對手之後,在感到終極勝利的孤獨之餘,最為牽掛的也許就是死後的權力歸屬。嬴政將自己奉為始皇,意思是皇位將世世代代傳下去。這在毛澤東,牽掛的就不啻是皇位,還有他的話語權力能否得到承傳。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線,這些勞什子本來不過是用來唬弄黨徒和欺騙人民的,一旦成功,連毛澤東自己也迷上了。正如秦始皇四處求仙,追尋長生不老之藥,毛澤東處心積慮地安排後事,求的無非是身後的權力猶在。就算身後的接班人不姓毛,執政的思想和路線也必須屬於毛澤東。秦始皇以求仙緩解對死亡的恐懼,毛澤東以尋找接班人填補他死後的空虛。毛澤東明白,肉體的消失是無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但精神的不死卻是無論如何也要拼死一搏的。連秦始皇都知道自家的王朝要永遠延續下去,毛澤東豈能不懂得權力應該千秋萬代承傳下去?天下的男人信不過,還有床上的女人嘛。

假如上蒼再給毛澤東十年、二十年的壽命,那麼不僅張玉鳳升入政治局常委,還有謝靜宜,王海容等等一大批毛澤東的女人們,進入權力中心,從而體現毛澤東的婦女解放理想,還可以美其名曰:讓半邊天們來擔綱整個天下。江青主政,張玉鳳主管內務部,謝靜宜主管教育部,王海容主管外交部,然後再找個小女兵或者美麗的文工團員在床上栽培一下,就可以主管國防部了。毛澤東的天下就此安排得妥妥帖帖。如此一個以床治國的新時代,如同躁動於母腹中的嬰兒,如同茫茫大海中看得見桅尖的航船,如同噴薄欲出的一輪紅日,從中南海邊冉冉升起。這是秦始皇所不敢想像的,也是秦始皇即便想得出來也斷斷乎做不到的。

要是真的弄出一個列女治天下的景觀,倒也不枉了毛澤東讀了場《紅樓夢》。只是毛澤東在床上栽培的那些女子,實在太平庸。且不說沒有一個及得上王熙鳳,更不用說找不出一個賈探春,就連及得上鴛鴦水平的,也一個都沒有。真是女到用時方恨庸。當初上床時也不考察一下人家治國平天下的本事,一味的猴急着滿足欲望,如同解決內急一般。結果弄得武則天空缺,慈禧太后空缺,王熙鳳空缺,甚至連晴雯鴛鴦平兒都通通空缺,終使以床笫治天下的創舉成為南柯一夢。

無法讓他的女人們來救急的毛澤東,最後只好在他不喜歡的男人當中周旋和折衝。周恩來,鄧小平,張春橋,王洪文,還有那個跟王洪文一樣平庸的親侄子毛遠新。這些人沒有一個能讓毛澤東放心,沒有一個能讓毛澤東真正信任。尤其是那個號稱人民好總理的周恩來,越是做出死心踏地的樣子,越是讓毛澤東不放心。

不管周恩來如何努力,毛澤東絕對不會相信這個當初跟劉少奇一起搞過國民經濟、又跟林彪一起向他建議結束文革回到經濟發展的忠實助手。在毛氏家天下和黨天下之爭的文革當中,毛澤東早就看清楚,周恩來始終站在黨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他毛家的立場上。周恩來的忠於毛澤東,不是因為毛澤東是天下的主人,而是由於毛澤東是黨的領袖。周恩來之於毛澤東的奴性,跟周恩來之於共產黨的黨性,緊密相聯。奴性和黨性,始終在周恩來身上此起彼伏。奴性一減弱,黨性馬上站起來。奴性佔上風,只是暫時的;黨性的堅定,才是主要的並且是不變的。就因為這一點,周恩來做死奴才也得不到毛澤東的信任。

毛澤東的起用鄧小平,實是在個無奈之舉。毛澤東雖然不把他所締造和領導的共產黨放在眼裏,但他發現把黨內當權派通通打倒之後,馬上就出現了一個權力的真空。也許是共產黨把舊時代的官僚階級掃蕩得忒過徹底,以致於等到他們填補上去之後,一旦全部打倒,再也找不出另一個官僚群體來替代。當個真命天子固然輕鬆自得,但國家機器的運作,還得由官僚階層來操辦。一場浩劫過後,就算是馬上恢復科舉考試,也來不及培養足夠多的管理人才維持一個國家的運行。憑着老繭上大學,一時興起玩玩可以,當真起來卻絕對誤國誤民。跟王洪文一樣無能的准太子毛遠新,以此討好毛澤東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此治國平天下卻不免會鬧笑話。權衡來權衡去,毛澤東最後不得不讓鄧小平重新復出。這與其是對鄧小平的信任,不如說是對黨內官僚集團的一個讓步。順便說一句,毛澤東的這種尷尬,可能也會讓將來的政治家碰上。雖說共產黨的治理帶有種種專制的因襲,但真的把共產黨一下子摘除掉,會不會像毛澤東當年那樣面對一個權力的真空?會不會像毛澤東一樣,在打倒劉少奇鄧小平之後,發現自己接下去面對的竟然是王洪文、陳阿大、毛遠新、張鐵生之流?暫且在此存疑。

雖然張春橋有政治頭腦,有理論素養,但毛澤東比誰都清楚,張春橋沒有林彪那樣的軍事天才,沒有鄧小平那樣的治國能力,沒有周恩來那樣的眾望所歸。唯一的選擇,只有在所有這些人當中走鋼絲,搞平衡。林彪事件出來後,毛澤東應該後悔自己的猜疑和不擇手段。毛澤東在林彪背後說的種種壞話,幾乎都是毛澤東的自畫像:不搞馬克思主義,搞修正主義;不光明正大,背着林彪搞陰謀詭計;不搞團結,要鬧分裂。林彪一死,原來的權力平衡頓時喪失。周恩來沒有了制約者,張春橋沒有了死對頭,江青沒有了忌憚者。原來被打倒的官僚們全都蠢蠢欲動,伺機翻案。逼死林彪,對於毛澤東來說真正叫做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林彪死後的毛澤東,最好笑的事情,莫過於提攜王洪文做接班人。從毛澤東的帝王術來說,這種手法頗類於當年鼓勵葉群入政,以此為江青的出山作鋪墊。明里提的是王洪文,暗裏準備的卻是毛遠新。但不管毛澤東懷有什麼樣的鬼胎,他對王洪文那些個可笑透頂的讚譽,卻鐵板釘釘,白紙黑字,怎麼也抹不去了。從此以後,中國人民一面讚頌偉大領袖,一面忍不住地會嘀咕幾聲:昏君。

毛澤東晚年的昏庸,有一個人看得十分真切。那就是大內主管康生。康生臨終之前,做出了一系列怪異的舉止。諸如揭發江青,指控張春橋,等等。康生的這些舉止,很像陳伯達在70年廬山會議上的作為。且不說其中到底隱含着什麼樣的奧妙,至少說明康生並非糊塗蟲一個。聯繫到康生曾經委婉地提請毛澤東向林彪讓步,林彪之死很可能對康生有所觸動。中國的政治雖然是黑幕,但透過黑幕,也能看到人心的些許亮點。即便可恨可惡如康生者,最後也對毛澤東的昏庸和一意孤行不無失望。

當然,康生應該慶幸他死得及時。要不然,很可能會像周恩來那樣,即便不想及時死去,也不得不及時死去。既然毛澤東的專制是架絞肉機,那麼被絞進去只是遲早

之事,誰也別想抽身逃避開去。就此而言,鄧小平不惜低聲下氣,苦苦哀求,也確實是不得已而為之。在毛澤東的專制高壓之下,能夠倖存的,唯有庸人。至於鄧小平的永不翻案,也確實是靠不住的,該哀求時則哀求,該潑辣時耍潑辣。毛澤東在床上沒能發現的王熙鳳,在被打倒的男性官僚當中,卻實實在在地存在着。由此也可想見,蒼天並不襄助毛澤東。

獨裁者的末日是淒涼的。且不說最後一個除夕過得如何悽慘,即便是千選萬選最後選中華國鋒主政,也實在可憐可悲、無可奈何得無話可說。帕金森定律,特別適用於獨裁者的專制政治:不是矮子裏拔長子,而是長子裏找矮子,越找越矮。中國人的退化,就是這麼形成的。專制確實給中國帶來了大一統天下,但同時也給中國文化造成了無可挽回的衰落。毛澤東耍流氓還知道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毛澤東以後的中國人耍流氓,卻只會說:我是流氓我怕誰?如果說毛澤東以前的流氓崇拜通常訴諸英雄崇拜,那麼毛澤東以後的流氓崇拜只能以崇拜流氓來表達。

從毛澤東侍妾的回憶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對自己死後中國會發生什麼事情,並非不清楚。這其實不用看侍妾回憶也可以推理出來的。如同秦始皇那樣,企圖永遠竊據江山,佔據國人之心,只能是一種夢想。這種夢想比毛澤東假裝信奉的共產主義烏托邦還要虛幻。毛澤東更加不會不清楚的是,他的成功,是建築在中國人的國民性之上的,一如專制通常建築在人性的弱點之上。這可能是讓毛澤東感到不無安慰的地方。只要中國人的國民性不改變,那麼毛澤東永遠像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這不是心靈的相通,而是下水道的連接。在一個精神病院裏,病人和病人之間,經常是互相會意的。

毛澤東感到不安的,是他的話語和他的所謂革命路線,是否能夠得以承傳。這可能是毛澤東跟以前的帝王不太相同之處。以前的帝王,以姓氏的承傳作為家天下的標誌,而毛澤東則以他的思想和路線能否繼續,作為毛氏天下有無香火的記號。這也是毛澤東跟其他同時代的東方專制者之間的區別。比如北韓的金日成,台灣的蔣介石,新加坡的李光耀。當然,毛澤東並非沒有家族觀念,並非沒有血緣意識,假如毛岸英不死,毛澤東會毫不猶豫地把江山傳給岸英皇太子。至於岸英皇太子會不會按照先父的思想和先父的路線行事,那就只能順從天意了。就此而言,老天確實並不眷顧毛澤東,把個窩囊廢毛遠新代償了英俊瀟灑的毛岸英。這是鄧小平以及其他所有讓毛澤東感到討厭的黨內權貴深為慶幸之處。這幫馬克思主義的偽信徒們,骨子裏對於王朝興衰的故事可是爛熟於心。大家全都在按照老皇曆行事,雖然嘴上說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並不擔心馬克思主義或者列寧主義能否在中國繼續下去。這跟他無關。林彪說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沒有說到點子上。毛澤東其實是當代最偉大的毛澤東主義者。馬克思列寧之類的,可以作為前提,但最好不要說出來。無論是作為思想資源,還是作為話語權力,馬克思也罷,列寧也罷,對於毛澤東來說,都不過是打鬼的鐘馗,利用過了也就利用過了。既然孫悟空都是從石頭縫裏爆出來的,毛澤東豈能有那麼多的精神之父?毛澤東的畫像一旦在天安門城樓掛起來,誰也別想隨便分享。

毛澤東也不擔心江青在他身後會遭殃,雖然江青對他的忠誠,無人可比。毛澤東在《蝶戀花》裏懷念的楊開慧,可能對毛澤東早已生了憎惡之心。斯大林的妻子是用自殺向丈夫表明自己的失望,楊開慧卻很幸運地以成為烈士的方式向毛澤東告別。稍許心高氣傲一些的女人,或者說,稍許有點精神追求的女人,都不會崇拜毛澤東那樣的男人的。就連江青,都嫌只知道吃紅燒肉的毛澤東土裏土氣。忠於毛澤東的女人,不管出身於平民還是世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心理前提:精神上沒有內容。順便說一句,孫維世的悲劇恰好源自於她是個有精神追求的女子。孫維世的藝術氣質使她既無法愛上苦苦追求她的林彪,也不喜歡霸王硬上弓的毛澤東。江青之所以非要將孫維世置於死地而後快,就因為江青感覺到在孫維世面前的自慚形穢。江青不會吃張玉鳳或者謝靜宜的醋,因為彼此都是同類。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異類是必須處死的。據說,孫維世死得慘不忍睹,赤身裸體,遍體鱗傷,腦門上還被釘進了一顆釘子。且不說其它,就憑孫維世死得如此悲慘,毛澤東也有足夠的理由,不必擔心江青日後會遭殃。

很難說,毛澤東的革命、尤其是他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悲劇,還是喜劇。就毛澤東所假裝信奉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而言,應該說是悲劇。因為毛澤東從那個烏托邦里最後引申出來的主張,乃是解放全人類。那與其說是胸懷世界,不如說是貪心不足蛇吞象。且不說其它,只消看一看紀錄片裡接見馬科斯總統夫人及其女兒的毛澤東,以如何貪婪的目光盯着人家母女的身子,就可以知道毛澤東的解放全人類是什麼意思了。要是讓馬克思在天之靈閱讀了毛澤東的這場革命,也許會後悔創立共產主義學說的。

相反,就毛澤東處心積慮地建立的毛氏王朝來看,則是一場喜劇。這場喜劇的高潮,乃是毛澤東最後擬定的那份政治局常委名單。毛澤東在那份名單里,一筆改寫了《紅樓夢》:指派花官和襲人,在焦大及其家丁們的護衛下,昂首闊步地佔領大觀園,就像當年派軍宣隊工宣隊佔領高等學府一樣。毛澤東不是不知道這個班底根本不是黨內眾官僚的對手,只是除此之外,毛澤東別無選擇。更為可笑的是,花官式的江青和襲人式的侍妾,還壓不住陣腳。最後,毛澤東無可奈何地選擇了焦大式的華國鋒,成為他的接班人。就權力鬥爭而言,爐火純青的毛澤東最後以白痴般的境界作結。就毛氏家天下和黨天下的爭奪而言,毛澤東最終向對手擺出的,竟然是一個豆腐陣,一推就倒,一踩便爛。只是僅就個性而言,流氓氣十足的毛澤東倒也不失為一個性情中人。從天下退向床笫的結局,並非是所有流氓都能夠享受的。洪秀全是死在床上的。孫中山還沒等到得天下,便命喪黃泉。毛澤東無疑算是最為幸運的,當然也是三個草莽當中最有能力的。也算是多勞多得吧。

彌留之際的毛澤東,可說是四顧茫然。理想的天下,猶如理想的接班人一樣,可遇而不可得。毛澤東以為,把黨內所有官僚通通打倒之後,會湧現出一大批充滿熱情充滿智慧的國家主人翁。按照毛澤東之於毛岸英的培養模式,既當過工人,又當過農民,還在部隊的大熔爐里鍛練過。可是,按照這樣的模式找到的王洪文,原來是個劉盆子。即便是直接從農民中提拔起來的陳永貴,也只有農民的愚忠和農民的狡猾,毫無治國能力。經過這一系列的諷刺,毛澤東應該發現傳統的科舉制是如何的有效,至少比以他毛澤東的方式拼湊官僚班底要強得多。科舉制難免腐敗,但毛澤東選拔的官僚們還沒進入運作就已經腐敗了。作為對毛澤東的莫大諷刺,王洪文的所作所為給那幅叫做文革的漫畫,添加了意味深長的一筆。

假如除去權力鬥爭的手段、陰謀、權術、韜略等等,所謂的毛澤東思想空空如也。要而言之:四個字,加上一句話。「造反有理」,加上「解放全人類」。造反有理的發明權,屬於陳勝吳廣,叫做「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帝王將相確實沒有種姓規定,洪秀全可以做,孫中山可以做,毛澤東也可以做。至於解放全人類,則是毛澤東一個貪得無厭的白日夢。經由一場文革,讓天下姓了毛不算,還想讓全世界都姓毛,遍地雞(既)毛。這種夢希特拉也做過,可是人家卻並不想讓全世界都姓希,而是想把日耳曼人推到世界之主的位置上。這可能是毛澤東和希特拉之間的區別。毛澤東也抬舉中國人,但前提是中國人必須站在他的腳底下。在毛澤東的烏托邦里,中國人都像孫悟空拔下的一根根毫毛。或者說,毛澤東從身上隨便什麼地方拔下毫毛隨口一吹,就變成了中國人。

這樣的中國人當然也不是沒有。比如把文革歲月說成是陽光燦爛的日子,就可能是毛澤東身上的什麼毛。但至少鄧小平不願做這樣的中國人。鄧小平不敢打倒毛澤東,而是小心翼翼地迴避着和毛澤東的話語發生衝突。然而,鄧小平的所作所為卻把毛澤東思想及其所謂的革命路線,不知不覺地扔進了歷史的垃圾箱。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秦始皇的江山,傳了三世。毛澤東時代卻隨着毛澤東的仙逝而歸西。毛澤東九月死,毛氏天下十月份就結束,快得足以讓秦始皇的孫子瞠目結舌。毛澤東機關算盡,也算不到結束得如此之快。好在鄧小平給毛澤東留足了面子,罪惡全部算在江青頭上。仿佛是江青而不是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是江青不是毛澤東打倒了黨內全體官僚,是江青而不是毛澤東處死了劉少奇等權貴。毛澤東九泉之下,應該感謝鄧小平的這種黨性,依然念着毛澤東是黨的偉大領袖。鄧小平只是把天下從毛家手中,收回到黨的懷抱里罷了。似乎是為了表明心跡,鄧小平不再讓家屬和子女像江青和毛遠新那樣等着接班,而是讓他們去經商致富,成為新一代富人。在一個沒有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時代里,鄧小平不聲不響地培植起了新的地主和資本家。要是有人對此提出質疑,鄧小平的回應是:不爭論。從毛澤東時代煎熬過來的鄧小平,深深地懂得,有些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說的。

毛澤東時代的種種痕跡,在鄧小平只做不說的努力之下,慢慢地淡出。對於中國人民的遺忘本事,鄧小平充滿信心。只消大家都忙着賺錢,忙着買房子買地買車買妓買文憑,誰也沒空懷念什麼毛澤東。毛澤東最後真的成了鍾馗那樣的符號,讓人們用來避邪避災。以邪避邪,以災躲災。在迷信背後似乎也透出一種生存的智慧。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說起毛澤東想哭,毛澤東時代以後的中國人說起毛澤東想笑。在外國人面前一產生自卑感,中國人馬上會想到,毛澤東已經讓中國人站起來了。看着電視上的中國官員朝着外國政客點頭哈腰,中國人民馬上會說,想當年毛澤東接見誰誰誰的時候,是個什麼光景。但也僅此而已,中國人民不想再回到當年的階級鬥爭年代,不會把光鮮的時裝脫下來,換上文革時期的破衣爛衫。這是鄧小平比毛澤東聰明的地方,也是鄧小平比毛澤東更知道中國人民的地方。一旦吃飽了,喝足了,還有誰關心這天下到底姓什麼?

作為一個受了五四啟蒙的影響從而有抱負有理想的五四青年,毛澤東轉向以他的名字為標記的革命,結局無疑是場悲劇。可是,作為中國專制傳統和造反傳統的承繼者,作為中國幾千年帝王史上的最後一個帝王,毛澤東上演的卻是一場喜劇。置身這場喜劇的人們,沒有一個笑得出來。那樣的殘暴,那樣的血腥,那樣的黑暗,不僅是中國歷史上,即便在人類歷史上,都是罕見的。好在毛澤東把這場喜劇演到了極致,後人即便再有毛澤東的雄心,也演不了那樣的喜劇。相反,毛澤東式的悲劇卻依然可能重演。由於鄧小平式的改革開放至今沒能獲得應有的徹底,致使革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將來的中國,任何一場可能發生的革命,結局都將是悲劇性的。毛澤東的時代是結束了,但毛澤東式的革命,卻依然是懸在歷史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中國的命運,前途未卜。

2006年8月23日寫畢於紐約

參考書目:

《從曾國藩到毛澤東――論中國晚近歷史》,《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三卷

《論毛澤東現象的歷史成因和文化心理》,《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第1期

《商周之交與百年激變》《當代》2004年第4期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李志綏

《鮮為人知的毛澤東》張戎

《林彪和江青》

《陳伯達回憶錄》

《晚年周恩來》高文謙

《我的父親鄧小平》毛毛

《文化大革命資料匯編》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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