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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胡耀邦一生的問題:人本思想和黨文化的對立

—胡耀邦未能實現遺囑:我的問題20年後見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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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1月3日,胡耀邦在和一位朋友談話時,明確指出,中國從來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復辟資本主義,要復辟只能復辟封建主義,搞法西斯專政。對於四人幫的罪孽,他也不糾纏於什麼左呀、右呀、形左實右呀,而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有「兩大政策」,一是愚民政策,把思想、理論搞亂了;二是恐怖政策,大辦兩個「工廠」,扣帽子、打棍子,任意迫害好人。這就把他們的專制主義、法西斯專政的面目一下子揭露出來了。

胡耀邦看來,黨和國家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人民理所當然地應該在黨和國家之上。和胡耀邦不同,「黨國主體」論者,平時把「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喊得山響,一碰到「國家大還是人民大」「黨大還是人民大」以及「黨大還是法大」這類問題,就原形畢露,毫不遲疑地把黨和國家置於人民之上。人民,在他們那裏不過是工具而已。

1999年4月14日,江西共青城,人們緬懷中共改革派領袖胡耀邦

1987年夏天,胡耀邦下台半年左右,一位友人去看望他,安慰他說:「您在人民心中是不會磨滅的。」他回答說:「我問心無愧,我的問題二十年以後才能見分曉。」

現在,二十年過去。他的「問題」見分曉沒有呢?有的見分曉了,有的還沒有。

下台以後,他把在位前後十年間的全部講話、文章、報告、發言稿,集中清理出來,約數百萬言,花三個月時間,從頭至尾查看一遍。結果,「沒有查到原則性的錯誤」,他很感安慰。但是,他沒有去深思:自己說過寫過的東西,講過做過的事情,從意識形態高度看,和幾位超級老人以及參與整他的其他人之間,有沒有什麼相左的地方。實際上,正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才使得他們不僅把他當作犯了大錯誤的人,而且把他當作離經叛道的異端。

他下台時看到了某些落井下石的人的醜惡行徑。但是,他只覺得他們這樣做很不正派,卻沒有把這些做法和他們的意識形態背景聯繫起來。其實,這正是他們所服膺的黨文化使然。見利忘義,出爾反爾,趨炎附勢,落井下石,是這個黨文化在黨內鬥爭中很正常的表現。幾十年來,黨內鬥爭無數,有哪一次不是這樣對待不幸淪為鬥爭對象的人?何況,他不是別人,而是被認定為離經叛道之人。

由於沒有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上升到意識形態高度去反思。他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心中,還深藏着一個與黨文化完全不同的以彰顯人性為指向的人本思想。這個人本思想,類似於一種潛意識,看似默默無聞,實際上一直在引領着他的思想和行動:或者對黨文化作出好意的、人性化的解讀,或者和黨文化發生齟齬,甚至對立,並最終釀成悲劇。

這就是胡耀邦和他們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一邊是以彰顯人性為指向的人本思想;一邊是頑固而虛偽的黨文化。這也就是胡耀邦下台的意識形態背景。

一、真誠的「人民主體」論者

胡耀邦的以彰顯人性為指向的人本思想的核心,是對人民群眾發自肺腑的敬畏和關愛。他說過,一個人「不要把自己輕易地依附於什麼人,不要把自己輕易地綁在一個什麼車上」。但是,要「附屬於人民,歸根到底還是個人民,還是個人心。」又說:「共產黨人不能忘了人民這個主體,忘了人民要垮台。今天不垮,以後也會垮。」又說,我們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都是人民自己的事業。「革命勝利以後,人民就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又說:「作為一個領導幹部,要時刻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切切實實幫助群眾解決問題。要走出辦公室,到群眾中去,調查研究,了解群眾的情緒,傾聽群眾的呼聲。」

類似這樣的話,其他領導人也不是沒有說過。但是,胡耀邦說了是要照着去做的;而許多人是說給別人聽的,說的和做的往往相反。胡耀邦是一個真誠的「人民主體」論者,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轉移。他們則是「權力至上」論者,一切以黨國的權力、實際是他們自己的權力為轉移。林彪說過:「有權就有一切。」這句話,言簡意賅,深刻地揭示了他們的內心世界,為黨文化作了非常精準的註腳。

胡耀邦擔任黨的總書記以後,抓住一切機會到全國各地去調查考察,去貼近民眾,去感受他們的氣息,他想「走遍全國所有的縣」。在位期間,除西藏5個、青海2個、雲南3個地區外,他踏訪了全國331個地區(州、市);在1600多個縣(佔全國2112個縣的四分之三)留下了自己的身影。1980年到1987年的七個過年,有六個在基層,同人民群眾一起度過。這在中共領導人中,是極為罕見的,甚至是絕無僅有的。胡耀邦走訪基層,並非像批評者說的「嗚嗚走一圈」。「嗚嗚走一圈」是面上的調查,他還深入到點上去研究。他走到一個地方,就出一個政策,推動全國工作。他到太行山調查後,看到人民很貧窮,感到對不起人民,就出了一個「扶貧政策」。他到東北調查後,就出了中蘇邊境貿易政策。許多政策,都是在外地,在基層調查研究時醞釀出來的。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有着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個人特點:他所關注的,是社會實踐中的實際問題,不是一般的理論問題。他是革命家、思想家,不是理論家。他的人本思想,不成體系,甚至連「人」這個人本思想的核心概念,都是藉助於「人民」、「群眾」或「人民群眾」這些普通的政治術語來表達的。但它絕對符合人本主義的基本精神。他所理解的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概念,更不是可以拿來自我標榜的符號,而是由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組成的實實在在的群體。所謂人民的幸福,人民的痛苦,都是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幸福和痛苦。他的這種思想,在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過程中,表現得最為鮮明:他強調,政策要落實到每一個人,不允許用「多數」或「大多數」這類空泛的言詞去搪塞。他說:「落實黨的幹部政策,要一個人一個人地解決,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解決,光說空話不行。」他的「人民主體」思想,真正是以「人」為本的,是人本主義在當代中國條件下的獨特體現。

文化大革命後,人們從痛苦的反思中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國家和人民的關係;一個是「黨性」和「人民性」的關係。兩個問題的實質是,究竟黨國至上,還是人民至上?提出這兩個問題的目的,是想為人民群眾爭得一點權利,以避免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災難重演。這兩個問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相當的尖銳性。胡耀邦從他的「人民主體」論出發,對它們都作了合乎民意的解答。

胡耀邦說:我們的同志一定記住,「我們共產黨要時時刻刻為人民着想,使人民富裕起來。只要人民富裕起來,我們就有辦法了。決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國家的利益對立起來,國家的利益離開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沒有意義的。試想,離開了人民,還有什麼國家」?

認為國家利益同人民利益相一致,這是傳統的黨的觀念,是黨國自己創設的不容爭辯的說辭。問題是誰跟誰一致、怎麼一致?是人民利益在上,國家利益服從人民利益這樣的一致呢,還是國家利益在上,人民利益服從國家利益這樣的一致?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前者是民主主義,主張人民至上。後者是國家主義,主張國家至上。如果把這種觀點塞到社會主義名下,那就是國家社會主義了。「黨國主體」論者故意把二者的真實關係掩蓋起來:只講國家利益同人民利益相一致,不講誰的利益在上,誰跟誰一致。

「黨性」和「人民性」的關係問題,是胡績偉先生1979年3月在全國新聞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提出來的(當然,往早說,上世紀四十年代延安時期就已經有這個問題了),他認為「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以後又作了進一步解釋和發揮,認為「黨性來源於階級性和人民性」。就為了這個「人民性」,胡績偉遭到胡喬木嚴厲批判。胡喬木認為「黨性來源於人民性」的觀點是錯誤的:「人民性」是一個「含混不清」的概念。其實,「黨性」何嘗不是一個「含混不清」的概念?問題不在於概念是否清晰。真正使胡喬木不能容忍的是,在奉為至尊的「黨性」旁邊,胡績偉居然給安了個「人民性」,而且還是「黨性」的來源。這豈不是說,「人民性」是老子,「黨性」是兒子,「人民性」高於「黨性」嗎?這個問題的實質,同國家和人民的關係是一樣的,說直白一點,是黨大,還是人民大?胡喬木顯然認為黨在人民之上,黨比人民大。

既然爭論這麼激烈,胡耀邦不能不表明自己的觀點。他說:「我們的新聞工作有很高的黨性。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離開人民性就不叫黨性。」

在胡耀邦看來,黨和國家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人民理所當然地應該在黨和國家之上。和胡耀邦不同,「黨國主體」論者,平時把「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喊得山響,一碰到「國家大還是人民大」、「黨大還是人民大」以及「黨大還是法大」這類問題,就原形畢露,毫不遲疑地把黨和國家置於人民之上。人民,在他們那裏不過是工具而已。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哲學史上的人本主義,例如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或人本學不同。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是一種哲學,是用來解釋世界,揭露宗教本質的。它的對立面是神學,或者也可以說是神本主義,用他在《關於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中的話說,「神學的秘密是人本學」。意思是說,不是上帝創造人,而是人創造上帝: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願望和想像創造出來的虛幻的存在。費爾巴哈是哲學家,而且僅僅是哲學家。在他那裏,人只是他的哲學的出發點,具有解釋學的意義,並不是他在實踐中為之效力的對象。哲學世界以外、現實生活中的人,在他的視野之外,不是他所關心的。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所包含的思想內容和社會功能,和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不可同日而語。胡耀邦的人本思想,不是哲學,不是用人來解釋世界,說明歷史的,而是一種道德理念和做人的原則,是對人的合乎人性的看法和態度。胡耀邦生性善良,不是好鬥的人。但是,凡屬違反人性,不把人當人的事情,他都毫不含糊地與之鬥爭。可以說,這是他生平事業中最輝煌、最感人的篇章。

二、反對一切違反人性的東西

在我們國家,對人民群眾危害最烈、最可恨的東西,就是官僚主義、個人崇拜、終身制、封建主義,以及以這些東西為基礎的制度安排和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國人一生中遇到的煩惱、困擾和痛苦,主要不是來自於私人領域,而是來自公權力。官僚主義、個人崇拜、終身制、封建主義這些違反人性的東西,就寄生在這個公權力之中,並且以公權力的面貌出現,因而使人無可逃遁。胡耀邦深知這些東西的危害和人民群眾的痛苦,特別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以後,認識更加深刻。他在黨的最高崗位上這些年,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和這些東西作鬥爭。

胡耀邦平生最痛恨的是官僚主義: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不關心人民群眾的冷暖痛癢,頤指氣使,把人民當作可以任意使喚的工具。他給官僚主義畫像:「忘記了自己的權力是人民給的,忘記了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的神聖職責,把自己主管的單位或地方視為獨立王國,獨斷專行,壓制民主,破壞法制,侵犯人民的民主權利和人身權利;或者做官當老爺,把自己主管的單位或地方變成一潭死水,無所用心,不關心人民痛癢,遇事不負責任,不分是非,對好人好事不支持,對壞人壞事不處理……」

至於那些貪污腐敗、以權謀私的官僚,他更是痛恨有加。有一個地方的官員鋪張浪費,違反財經紀律,他嚴厲批評說:「把人民的錢拿來供自己和少數人享樂,這是什麼思想?這是歷史上的腐朽沒落的走下坡路的階級的思想,危害很大。凡是統治階級到沒落的時候,都是這樣。」「封建上升的時候也不是這樣。」某市為了迎接一個中央領導,在半個城內戒嚴三個小時,群眾反映強烈。胡耀邦說,為了一個領導人的某種方便,竟然置人民生計於不顧!隨即在一份情況簡報上批示:「行為惡劣,無法無天。」每逢看到這類擾民行為,他都很氣憤。他堅決主張廢除那些助長封建意識的東西。他說:「我們領導幹部,包括中央領導幹部到下邊去,不要那些前呼後擁、戒備森嚴的做法,也不要組織什麼群眾歡迎。」他自己率先垂範,出門輕車簡從,不事張揚。對親屬子女嚴格要求,從不利用手中的權力,為他們提供哪怕一點小小的方便。他兄長胡耀福去世以後,家鄉父老送一副輓聯,上書24個大字:「國中有典型,兩袖清風作赤子;天下無先例,一代皇兄當農民。」

胡耀邦反對個人崇拜,非常堅決。不僅揭露它的危害,而且提出一些防範措施。在1980年11月19日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談到個人崇拜,他開列四大罪狀,予以討伐:「搞個人崇拜這個東西,是我們黨的一大教訓。搞個人崇拜,第一,根本談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談不上實事求是;第三,根本談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復辟。可以說,危害之烈,莫此為甚。個人崇拜永遠不能搞了。」此前,1978年8月中旬,他出席並主持全國信訪工作會議,談到個人崇拜必然要搞封建復辟時,引司馬遷《秦始皇本紀》中的話說:「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言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天下已亂,奸不上聞」這兩句,不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生動寫照嗎?他引歷史經驗,告誡全黨,個人崇拜搞不得。

為了制止個人崇拜借屍還魂,捲土重來,胡耀邦提出和支持三條措施:一條是,今後二三十年內,一律不掛現任中央領導人的像。一條是少宣傳個人,多宣傳人民。再一條是,堅決不搞終身制。三條措施中,廢除終身制是最為關鍵的,他不僅贊成,而且身體力行。他曾打算「成為黨內首先自覺退下來的一個」。

現在,我們國家終身制是沒有了,這是一個進步。但「變相終身制」還在,這就是退而不休,垂簾聽政,操控高層人事,特別是指定接班人,甚至指定隔代接班人。指定接班人,就是權力私相授受,就是用另一種方式延續自己的權力。這比我國古代的太子制度、君主制國家的王儲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有這個「變相終身制」在,退下去以後,照樣有人吹喇叭,抬轎子,仍然被排在一人之後眾人之上,稱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下台了,怎麼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這究竟符合黨章,還是符合憲法?不過,我相信,這種格局不可能延續太久。一個文明世界怎麼能容忍這等封建遺毒長期存在?

個人崇拜、終身制、家長制、一言堂,是專制制度最直接最赤裸裸的表現,其社會歷史根源就是封建主義遺毒。胡耀邦堅決主張肅清封建主義遺毒。

1979年底,李維漢因病住院,胡耀邦去探望他。談到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李維漢說:「文化大革命歷時十年之久,據我看,關鍵在於封建餘毒在我們黨內、在我們國家實在太深了。」

胡耀邦對李維漢的看法深表贊同。他說,自己也考慮過這個問題,感到此事關係重大,建議李維漢向鄧小平直接談談。李維漢接受胡耀邦的建議,和鄧小平作了交談。

1980年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政治體制改革。胡耀邦說,要從兩個根本問題上考慮肅清封建主義影響,一個是制度問題,一個是思想輿論問題。從制度上說:十月革命到現在63年了,從我們自己講也30年了,革命成功以後,黨沒有搞好,國家制度也沒有搞好,權力過分集中,終身制,鐵飯碗,能上不能下,這方面我們比資產階級差。這個問題必須從制度上下決心解決。思想輿論方面,我們沒有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洗禮。資產階級民主同封建專制來比,是很大很大的進步。我們革命成功後,無形之中發展了封建的東西。我們現在的宣傳再不能搞封建這一套了,再搞下去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現在看來,李維漢、胡耀邦的講話,以及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充其量只是提出問題,唱了個開篇。但是,即便如此,如果真正循着「清算封建遺毒」這個方向,去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那還是有很大意義的。

三、平反冤假錯案:人本思想的傑作

胡耀邦在位七年,加上此前三年,前後十年,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做了大量工作,內政外交,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無不留下他的業績。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三件大事。一件是組織和推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一件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一件是發展生產,改善民生。三件大事,件件見證他的人本思想。這裏我想着重講一講第二件大事。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直接關係人的命運,這是胡耀邦人本思想的傑作,將永垂青史。

冤假錯案,堆積如山,令他寢食難安。他說,1957年開始的二十來年,一個又一個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人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更是弄得到處是冤假錯案,人人膽戰心驚。沒有被坑害的只能裝啞巴,甘當「白痴」;因為「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開不如睡」,談不上還有什麼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激情來充分發揮他們的真才實學。那麼剩下來的,則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鷹犬了!他說,這樣的社會,還能談得上什麼突飛猛進?這二十多年在經濟上,為什麼我們會落在日本、韓國、新加坡後面?甚至連台灣、香港都趕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惡的界限搞混了,與我們原來的宗旨背道而馳。這些年為什麼求神拜佛的人越來越多?他引顧炎武的話說,就是因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訴之於神」嘛!他說:「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立志改天換地的共產黨人,竟也會像歷朝歷代封建統治者那樣,製造出大量的讓人有冤無處申的冤假錯案!」

為了替受難者申雪冤情,解除痛苦,他下定決心,敢於擔當。他引但丁《神曲》中「我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詩句取譬:「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後來,他又引孔子《論語》中的話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又引李大釗的名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來勉勵所有參與平反工作的人。他自己則抖擻精神,廢寢忘食,夜以繼日,爭分奪秒地工作。

在他的領導和推動下,從1978年到1980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290萬人;到1984年底糾正文化大革命前的歷史遺留案件188萬件。複查改正錯劃右派54.7萬人,糾正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2.5萬人。這些案子牽涉的人,不是幾百萬,也不是幾千萬,而是上億之多。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胡耀邦組織和指導的《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一文,這是落實幹部政策的第一聲春雷。文章提出,要敢字當頭,敢於衝破阻力,敢於推倒四人幫一夥在審查幹部中所做的錯誤結論。一切強加給幹部的誣衊不實之詞,一定要推倒,顛倒的幹部路線是非一定要糾正。文章引起了熱烈的反響。而有的領導當天早晨聽到文章摘要的廣播後卻說:「簡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論!」當天刊登這篇文章的《人民日報》,他不屑一顧,隨手扔進垃圾箱,連聲說「大毒草!大毒草!」

還有更高層的領導,在接見組織部核心小組成員時說:「這篇文章有錯誤,在適當的時候要糾正。」他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兩個凡是」的聲勢,不准中組部召開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佈置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為了衝破他的壁壘,胡耀邦輪流召開省、市組織部門的小型會議,名曰「疑難案例座談會」,號召「不願意亡黨亡國的同志,都必須挺直腰板與這種錯誤思潮鬥爭。」他毅然提出「兩個不管」以對抗「兩個凡是」。他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與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簡單地說,就是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付『兩個凡是』的盾。」這是何等氣魄,何等的責任心!

一樣是共產黨人,一樣喊着「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口號,為什麼有人拼命阻撓和反對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而胡耀邦卻把這件事情看得比天還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可以說,因為那些人仍然堅持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路線,而胡耀邦已經從這條極「左」路線中擺脫出來了。這當然不錯,但還遠沒有說到根子上。

極「左」路線從哪兒來?證諸歷史,沒有一次不是起因於對人的命運、人的生死禍福的漠視。為了貫徹某種「主義」,或者反對某種「主義」,或者實現某種「理想」,全然不顧人民群眾的死活,發動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推行一條又一條極「左」路線,一個大躍進,就餓死三四千萬人。1959年,彭德懷「彭大將軍」在廬山會議上提出來,要顧一顧人民的死活,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頭子,批得死去活來。實際上,凡屬極「左」路線,都是蔑視人,不顧人死活的,都把非人的東西置於人之上,把人置於非人的東西之下,因而都是違反人性,都是反人類的。

拒絕和反對為冤假錯案受害者平反、落實政策,就是因為漠視人的命運,不把受害人的痛苦當一回事,和那幾個被批評為「見死不救,見冤不申」的人,一樣冷酷無情。

作為人本思想者,胡耀邦的道德風貌,還表現在遭人迫害而不計前嫌。最典型的,是為劉瀾濤平反。1964年11月16日,胡耀邦任職陝西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到任後,他敏銳地發現,陝西四清運動過火,打擊面寬,抓人多,開除黨籍多,開除公職多,廣大幹部群眾心情緊張,生產形勢十分嚴峻。他與省委研究後,採取果斷措施,糾正這些過火做法,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熱烈歡迎。不料,卻遭到劉瀾濤為首的西北局和陝西省委的嚴厲批評,直批得他突發大腦蛛網膜炎,醫生說有生命危險,才被搶救住進醫院。1965年6月20日,他搭乘葉劍英元帥的軍用專機回京。臨登機時,葉帥說:「耀邦走吧!這個地方不好搞啊!」一到北京,他就住進醫院。

劉瀾濤文革中在劫難逃,也被打倒了,文革後成了平反對象。談到他的平反,胡耀邦說,人家在文革中吃的苦也不少。況且整人的人自己挨了整,一定會從中吸取教訓的。以前的事一律不許再提。他指示,把劉瀾濤接到北京治病,要抓緊時間為他平反。胡耀邦不僅為他平了反,而且,推薦他擔任中央的重要工作。胡耀邦擔任總書記後,劉瀾濤到家裏當面賠禮道歉。胡耀邦說:「這件事我早就忘了。」「早就忘了」,當然不是從記憶中消失了,而是融化在他那博大寬厚的人道主義胸懷中了。

四、他的人本思想是去世後被發現的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是一個藏量頗豐的寶庫,但至今沒有被充分發掘出來。這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話語方面的原因。他和我們大家一樣,生活在黨的話語系統里。他的人本思想,其中包括「人」這個核心概念,不可能直截了當地加以表達,只能涵蓋在「人民」、「群眾」、「人民群眾」這些概念之下。二是身份方面的原因。作為共產黨的官員,而且還是一個大官,他不能不受到黨員和官員雙重身份的制約。在他的文章、報告、談話、批示中,特別是在他主持起草或定稿的文件中,官方意識形態的概念和術語出現的頻率,不比其他人少。三是在一些問題上,他仍囿於黨文化的藩籬。正因為如此,他的人本思想是不完整、不成體系的,有時還自相矛盾。例如,他說過「無產階級專政最文明」。他這個話是在批評「一提專制就是鎮壓,一提鎮壓就是殺、關、管」時說的,本意是希望這個專政文明起來,因而明顯的是一個「應然判斷」,而不是一個「實然判斷」。實際上,只要是專政,包括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主義者聖茹斯特、馬拉和巴貝夫的「革命專政」,都不是文明的。

由於這樣三個方面的原因,如果不仔細加以鑑別和分析,不從他的實際傾向上去體察,並把他與其他人加以比較,他的人本思想便難以凸現出來。所以,他生前的形象,充其量只是比他的同僚開明一些,多一些人情味,多一些民主作風,待人接物比較熱情,好打交道。

直到1987年1月,從總書記的位置上下台,特別是1989年4月離開人世後,人們才從他的生平事跡,為人處世,以至音容笑貌中,逐漸認識到,胡耀邦是一位與眾不同的偉人,是一個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人。

對於許多人來說,胡耀邦是去世後被發現的。這和美國總統林肯的情況頗為相似。生前,人們只知道他是是革命家。去世後發現,他原來還是一位人本思想者。他力圖把共產黨官員和人本思想者兩種身份統一起來。對他來說,這是「自以為可為而為之」。每當兩種身份發生矛盾,他都非常為難,非常痛苦。這就陷入了「道德衝突」:黨命不可違,人心更不可違。他左右為難,進退維谷。

胡耀邦是一個忠實於信念的人。為了共產主義理想,他貢獻了畢生精力;為了踐行他的人本思想,他不惜扮演悲壯的殉難者的角色。人們重新發現了他,也就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他。

「我死了,不想去八寶山。」胡耀邦在和夫人商量後事時,這樣說。這是一句非常激憤的話,說明他對身後之事有一種冷峻的思考。對身後之事的思考,就是對生前之事的思考。他不願意死後和某些人為伍。這種決裂當然是有限度的,只是和某些人決裂,並不是和黨、和他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理想決裂。在他看來,這些人違背了黨的宗旨: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共產黨員,尤其是黨的領導人,怎麼可以把黨和國家置於人民之上,怎麼可以只講階級性,不講人性?他認為,他和他們的分歧,本質上是他們和黨的宗旨的分歧。他沒有錯,是他們錯了。可以想見,糾纏在這樣的思想死結中,胡耀邦生命中最後那兩年多時間,內心該有多麼痛苦!

在時代交叉點上,扮演悲劇角色,要比扮演喜劇角色崇高而有震撼力。在這個意義上,胡耀邦不僅偉大,而且榮幸:他是一個時代的代表,一個即將回歸人性時代的先知先覺。今天,人們早已不把他當作一位受屈的共產黨領導來看待,大家敬仰他,愛戴他,因為他是一個高尚而善良的人,一個真正的好人。他的聲望,他的形象,下台後比在位時更高,死後比生前更高。

五、可以不做事,但是還要做人

為了更好地理解胡耀邦,追蹤一下他的心路歷程,也許並非多餘。

1989年1月6日,胡耀邦在湖南省委一個招待所會見一位作家。談話臨近結束時,他神色凝重,目視前方,輕聲地說:「我可以不做工作,但是,我還要做人。」

「還要做人」,四個字,擲地有聲,道出了一個人本思想者一生的人格追求:不管位高位低,順境逆境,都堅持「做人」;現在下台了,做不了什麼事了,但「還要做人」。在他看來,「做人」是人生頭等大事。所謂做人,就是堅持正直、善良、熱愛人民、有同情心這樣一種道德理念和為人處世的原則。

胡耀邦一生,有四樣寶物與他相伴,幫助他從一個苦孩子成長為一個革命家,一代共產黨人的領導人,一個悲天憫人的人本思想者。這四件寶物是,出身、經歷、讀書、思考。

胡耀邦是從貧困山區走出來的苦孩子。參加革命以後,他經歷了艱苦卓絕的對敵鬥爭,也經歷了殘酷的黨內鬥爭。他經歷了太多的不幸和痛苦,內心不斷受到震撼,漸漸地形成了關心人的命運,同情遭遇不幸的人這樣一種思想感情。他常常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誡大家,不能搞過火鬥爭,對犯錯誤的同志,搞穩一點好。他說:「我很小參加革命,當時18歲,被人家誣為AB團,被逼供信,真是舉目無親。我對這件事情印象深得很。一個黨內鬥爭,一個社會鬥爭,都有深刻的教訓。」一次,和來訪的客人談起整人的問題時,他說,在這個問題上,自己覺悟得比較早。他反覆強調,「要實事求是,不要整人」。他對兩種人特別關心和同情:一種是貧苦農民;一種是在政治鬥爭中被冤屈的人。這和他的出身經歷顯然有直接關係。

出身經歷,對於胡耀邦形成自己的人本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僅僅有這樣的身世,還不足以造就他那樣的思想品德。這其中,多讀書,勤思考,至關重要。

胡耀邦參加革命前,只讀過半年初中,被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稱作「小知識分子」。但是,他好學深思,博覽群書,終於成為一個能詩善文、長於演說的大知識分子。他讀馬列的書,也讀《聖經》,讀洋裝書,也讀線裝書,各個知識領域,都儘量涉獵。讀書是他一生的愛好,是他的生活方式。即使在文革那樣的動亂年代,他也堅持讀書。他說:關「牛棚」也是一種鍛煉,靠邊站了,正是讀書的大好時機。文革中他總結了12個字的讀書箴言:「靠邊站,別閒着,多讀書,想問題。」

1987年,下台以後,他仍堅持每天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當讀到第21卷《卡爾·馬克思在科倫陪審法庭面前》一書序言時,被兩段話深深吸引了,他把它們抄了下來。其中一段說:「對歷史事件,不應當埋怨,相反地,應當去理解它們的原因,以及它們的還遠遠沒有完全顯示出來的後果。」他認為,「這是馬克思的一個重要觀點,一種歷史現象的發生,要尋找根源,發現隱藏在事物後面很深的東西。」接着他舉了文革這件事,末了又說,「對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觀」。看得出來,他一邊讀書,一邊思考,時刻感到胸中那鬱悶的塊壘。可惜,沒有一本書,可以解開他的心結。直到去世,他也未能找到「自己事件」的根源,發掘出「隱藏在事物後面很深的東西」。現在,他已經作古,這件事情只能由後人來做了。

胡耀邦是一個善於獨立思考的人。他不止一次地說過,「學習要獨立思考,不用聽什麼風」。他讀馬列的書,但不迷信馬列。他說:「不能把馬列主義看成是迷信的東西、宗教的東西,(否則)很危險啊!」文革結束以後,他在理論方面的勇氣和才能,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發揮,對幾十年來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作了深入的思考。

他是中共黨內最早起來批判「兩個凡是」的人。1977年1月1日、2日,連續兩天,他和來訪的朋友談話時,就進行了批判。他說,現在的問題是,只要是毛主席說過話的、點過頭的、畫過圈的,都要一切照辦,都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繼續「批鄧」、繼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在這種情況下,你要出來工作,就得說違心話,做違心事。他說,我才不干哪!與其去做違心事,不如在家抱兒孫吧!

文革中,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一個壓倒一切的口號,多少坑國害民的事情,都是在這個口號下進行的。1976年11月3日,胡耀邦在和一位朋友談話時,明確指出,中國從來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復辟資本主義,要復辟只能復辟封建主義,搞法西斯專政。對於四人幫的罪孽,他也不糾纏於什麼左呀、右呀、形左實右呀,而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有「兩大政策」,一是愚民政策,把思想、理論搞亂了;二是恐怖政策,大辦兩個「工廠」,扣帽子、打棍子,任意迫害好人。這就把他們的專制主義、法西斯專政的面目一下子揭露出來了。

他對赫魯曉夫和中共《九評》的看法,也比較客觀,不再重複過去的老調。他說:1957年,(毛)主席的鋒芒轉了,從反「左」,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下轉到反右,對準了資本主義,對準了鐵托、赫魯曉夫。到寫《九評》時他就轉不回來了。赫魯曉夫這個人是不大好,批斯大林也批得不深,但主席開始還是肯定他批斯大林是「揭了蓋子」。後來全盤否定赫魯曉夫,給教條主義,給林彪、康生這些人開了綠燈。現在看來《九評》的基本方向是錯誤的,這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國際根源了。粉碎四人幫不過半年,思想理論方面,基本上還是文革時流行的「防修反修」那一套。胡耀邦能這樣看待赫魯曉夫和《九評》,真可謂大智大勇了。

1978年9月9日,他和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組開會,談到經濟問題。他說,經濟問題很多。如農業,理論上沒有搞清楚。把個體農民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是很大的錯誤。如果個體農民就是資本主義,那不是說幾千年就是資本主義?我們從1955年開始,把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提得太高了,以為合作化了,不管內容怎樣,就是社會主義。只要是單幹,不管內容怎樣,就是資本主義。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55年以後,一直高喊割資本主義尾巴,剝奪農民。他明確指出,個體不等於資本主義。個體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只能是引導的方法。胡耀邦講這個問題的時候,列寧關於「小生產每日每時產生資本主義」的論斷還深深地禁錮着人們的頭腦呢。

同年初夏,他在和一位來訪的客人談到我們這個民族不自由的生存狀態時說:禁錮我們這個民族創造力的,一個是精神枷鎖,一個是「組織枷鎖」,「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麼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呢」?

胡耀邦在讀書思考的時候,非常自覺地用美好的、高尚的東西,來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例如,讀《愛因斯坦文集》序言時,他感悟到,愛因斯坦「有一種獨特的精神力量、思想方法。他主張獨立思考,我們要從偉大科學家那裏吸取一點營養,吸取一點思想要素」。又比如,一次出席民盟中央的迎春茶話會,胡耀邦說到張瀾先生。他說,張瀾先生有兩條是值得欽佩的,第一條,他有很高尚的精神,這就是他的頑強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條,他有一個很優良的氣質,就是他有強烈的正義感。

胡耀邦就是這樣一個人:一生都在完善自己的人格素養,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無愧於人民、無愧於天地的人。

中華民族是一個缺乏民主、自由、人權和人道主義傳統、而封建主義流毒特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這份人本思想遺產,顯得格外珍貴。它對於我們沿着由普世價值鋪就的世界文明大道,進行現代化建設,尤其是進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現存的政治制度是按照黨文化,即「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建構起來的。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義,正是改革這種政治體制的最好的指南:它們既是「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的對立面,又是封建主義遺毒的強大的消毒劑。

(張顯揚先生是中國著名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前研究員,2013年9月18日因病去世,享年77歲。)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2014年第1期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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