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央視網的一篇文章列舉已落馬的黑惡勢力〝保護傘〞，其中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居首，有暗示支持薄熙來重慶〝打黑除惡〞的嫌疑。時事評論員崔士方分析，中共歷次「嚴打」運動都是走過場，並指出其中的兩個原因。
2月7日，央視網題為<落馬官員中的〝黑惡勢力〞：開賭場霸煤礦開槍殺人焚屍泄憤>的報導中提到，1月份，中共中央關於〝掃黑除惡〞專項行動的《通知》和全國公安機關電視電話會議都強調，〝掃黑除惡〞要和基層反腐〝拍蠅〞結合，深挖黑惡勢力背後的〝保護傘〞。
報導隨後列舉了7個涉黑的落馬高級官員，第一個就是已被薄熙來處死的重慶市公安局原常務副局長、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並稱其為重慶市〝最大的黑社會保護傘〞。
文章重複了當年重慶當局對文強的指控，稱其包養情婦，強姦幼女，組織和縱容婦女賣淫；並為黑社會團伙提供保護，任期內全市1400多起命案未破，500名殺人犯在逃等。
公開資料顯示，2009年7月，薄熙來在重慶啟動〝打黑除惡〞專項行動，文強案是此次行動的首要大案。2010年7月，被判死刑的文強在重慶執行注射死。
文強在位時，被稱為重慶〝黑社會大佬〞，貪污、受賄、強姦等無惡不做，並在江澤民對法輪功〝殺無赦〞的政策下犯下反人類罪行。
但外界認為，薄熙來扳倒文強真正原因並不是因為他涉黑，文強只是薄發動政治運動的祭品和中共內鬥的陪葬品。
薄熙來當年發動〝打黑除惡〞運動，除了藉機扳倒政治對手之外，也將近千名民企老闆打成〝黑社會〞，掠奪了他們的巨額財產。重慶〝唱紅打黑〞成了復辟毛澤東路線的代名詞。
中共十八大前，有6名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都曾到重慶為薄熙來〝唱紅打黑〞站台。但隨着薄熙來的倒台，〝唱紅打黑〞被視為薄熙來〝反黨路線〞的象徵，成了中共的一個禁忌詞彙。
北京當局此次部署專項行動，特意將沿用多年的〝打黑〞說法改為〝掃黑〞，也被認為是刻意與薄熙來劃清界限。
薄熙來藉助〝打黑〞之名，打擊異己，侵吞民營企業家財產，整個打黑完全變了樣。
中共在文革之後，共開展過四場「嚴打」，1983、1996、2001、2010各一場，力度最大、殺人最狠的是1983年那場。但是每次「嚴打運動」之後不過幾年，犯罪很快就出現反彈，於是乎走進了一個「一亂就打、一打就好、一好就松、一松就亂、一亂再打」的歷史怪圈。
時事評論員崔士方分析，這種怪圈至少有兩個重要原因。
其一、治標不治本。「掃黑除惡」如果不能清算中共黨文化、蕩滌人心，用真、善、忍的普世價值重新填充進去，僅僅表面上棒打幾個「黑社會小嘍囉」，是不會起什麼作用的，人心不變，出現反彈是遲早的事情。
其二、賊喊捉賊。每次「嚴打」，無可避免的要依賴最為強力的部門——公安機關。然後上頭有政法委（小組）的指揮，公檢法穿同一條褲，砍人頭如割韭菜，刑訊逼供、辦案異常草率。
公安機關的權力觸手可以合法地延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地方政府不論是辦合法還是違法的事，都需要公安機關「保駕護航」。此言是也。
中共治下的公安機關具有雙重身分，既是「大賊」，也是「抓小賊」之人。
當他們為地方官員辦違法之事鳴鑼開道（如強拆），充當地方黑社會組織、娛樂場所的保護傘（甚而自己搞黑社會、放高利貸），打壓維權律師、異議人士，迫害法輪功、地下教會等信仰者時，他們自己就是「大賊」。
而在平時的維護治安，偵破刑事罪案之時，他們卻是「抓賊人」。
如今「掃黑除惡」令旗一展，豈不是要公安抓公安自己，能辦得徹底嗎？所以，不破除這種賊喊捉賊的機制，很難想像新的一輪「嚴打」能走多遠。
阿波羅網林億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