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4年考入北大俄語系的，唯讀了兩年書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25日，當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之時，我和我們班的幾個同學基本上是持反對態度的。我們不了解大字報的背景和內幕，僅從內容判斷，其主要矛頭是指向當時的北大校長陸平的。我們認為這是將工作中的人事關係矛盾擴大化、政治化，以求將對方打倒，這是那個年代的人們常用的手段。鬥爭哲學嘛，就是鬥，你不鬥別人，別人也要鬥你，要不怎能升遷和出人頭地呢？但對聶等人採取的擴大事態、上綱上線的做法，我們難以理解。因此對他們的人品有些懷疑，甚至是反感。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一貼出，反擊的大字報立即貼滿了校園，人們的判斷是：反對陸平就是反北大校黨委，反北大校黨委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右派。接着有傳言說，他們貼大字報的地方是1957年右派分子向党進攻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的地方。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我們幾個人決定也寫一張，並於26日晚貼到了學三食堂里的牆上，題目是「質問聶元梓們：想幹什麼？」沒想到6月1日晚，風雲突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將其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幾乎所有的人都懵了，不知如何是好，看來聶元梓的來頭一定不小。回過神之後，我們忽然想到學三食堂還貼有我們「圍攻」聶元梓的大字報，於是趕緊去撕。沒想到看守大字報的校友高低不讓我們撕，好說歹說，在確信是我們幾個人所寫之後，他才勉強答應了。到了第二天，整個校園幾乎就沒有了反對聶元梓的大字報了。我們這些「保皇派」（保陸平）一夜之間變成了「造反派」（擁聶）。後來武鬥、打派仗時，許多人津津樂道自己不是「保皇派」而是「造反派」，甚為幼稚可笑。其實，當時有幾個人知道聶元梓是何許人也？即使知道，也不過是一場賭博罷了。過了一段時間，七位在「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上簽名的人互爭「貢獻」大小，又傳出大字報不是聶元梓寫的，是別人寫完後，她在大字報最後面添了兩句口號。因為她官最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所以署名排在了最前面。
北大亂了套，課也不能上了，接下來就是揪鬥陸平和各系主任、書記、「反動學術權威」等，開始了打人、戴高帽遊街、抄家。6月18日，西語系一幫人在38樓樓前把系副主任嚴寶瑜、團總支書記趙雲閣（女）等人揪上台階，給他們扣上紙糊的大白高帽子，當眾羞辱、毆打，有人將廁所里盛便紙的紙簍扣在他們的頭上，從頭上往下澆墨汁，還把嚴寶瑜從六七層高的台階上踢下去……嚴寶瑜畢業於清華大學英語系，精通英、德、法多種語言，當過雲南王龍雲的翻譯。平時氣質儒雅，衣冠楚楚，突然間竟遭此奇恥大辱。我不忍再看下去了，匆匆回到宿舍，噁心得晚飯都難以下咽。我不知道別人是怎麼想的，反正從此以後，我對所謂的運動再也提不起精神來了。
當年9月9日成立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11日選舉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聶元梓取代了陸平。接着各系也紛紛成立了系文革，取代了原系領導。10月的一天，我收到了父親的一封來信。信中說，這是他寄給我的最後一個月的生活費了，他已被打倒，全家和他一起已被遣送回農村老家接受改造，信是在路途中發的。他告訴我，如果能在北大呆下去就呆下去，如果不能就自己另想生存的辦法吧。這消息真如五雷轟頂，我一下子就被擊得渾身癱軟，站不起來了。我呆呆地望着宿舍的牆壁，淚水湧上眼眶，腦子裏一片空白。根據北大的現狀，我能猜出父親的遭遇。但不管怎麼樣，還得把家裏的事向組織匯報。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的好朋友岑萬洪，他是俄語系文革會成員，這完全是因為他出身好，而他本人是一個善良得要命的人。他安慰我別着急，說他向系裏匯報後就去找聶元梓。果然，大約只過了幾天的樣子，岑就告訴我，聶元梓已經批了，每月給我十七塊五的助學金，並轉告我要與家庭劃清界限，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當時北大助學金的最高標準是十九塊五，只有真正來自農村、出身貧下中農的學生才能享受，我能領到十七塊五的助學金，是做夢也不敢想的。這事發生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我想聶元梓可能早已忘記了。但她作出的這樣一個小小的決定，卻決定了我的命運。
就憑著這每月十七塊五毛錢，我在北大堅持了整整四年。每月除去十五塊五的伙食費，還剩兩塊錢零用。後來學校規定，節餘的飯票可以換錢，這樣我有時就不吃早飯或晚飯，每月還可再省出四五元錢買點生活必需品。
父親後來告訴我，他的罪名是「走資派」和「混進革命隊伍中的階級異己分子」。他被押送回鄉之後，鄉里曾派人到北大找到聶元梓，要求把我也弄回去接受貧下中農的改造，說我是富農家的狗崽子，這樣的人怎能在北大讀書？他們的要求被聶元梓拒絕了。聶說，家庭和本人是兩回事，只要和家庭劃清了界限，就是革命同志。那幾年，我都老老實實呆在學校里，沒敢回一次家。我知道，回去就可能回不來了。
故鄉對我是一個遙遠的夢，我愛她的青山綠水，那是我的祖先耕耘和安息的地方。我在那裏度過了童年。要是沒有人不斷地輸送仇恨和爭鬥，而是輸送文明和科學，那裏該是像奧地利、瑞士一樣美麗的地方！
1966年8月17日，毛澤東為北大校刊題詞「新北大」。8月19日聶元梓召集成立了北京大學紅衛兵組織。後來有一些人反對聶元梓，北大紅衛兵出現分裂，形成了「新北大公社」和「井岡山」兩個組織。這樣北大就出現了兩派，開始了武鬥，開了全國武鬥之先河。
1966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校園裏的大喇叭忽然傳出聶元梓的命令，說從清華大學附中過來了一批紅衛兵，要來北大「破四舊」，喇叭里號召北大紅衛兵緊急奔赴校西門，去保衛西門門口的兩隻石獅子和院裏的一對華表。我們緊急出動，手把手把華表圍了起來，在那裏整整堅守了一下午。後來聽說，那批紅衛兵見北大人多勢眾，沒有敢來砸。北大西門院裏的那對華表與天安門前的那對華表是一樣的，是北京僅有的兩對華表，無比珍貴。清華大學門前的石牌坊和獅子就是在那時被砸毀的，北京其他地方的古蹟文物那時罕有能逃過這一劫的。記得我曾到頤和園去過，在排雲殿東側，看到被砸毀的銅像，一片狼藉，目不忍睹。「文革」中紅衛兵挺身護「四舊」，這大概是絕無僅有的一例。
打人、拘禁人的事不斷發生。許多人被隔離審查，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殺的人多了起來。俄語系朱耆泉老師就被關在我們住的那一層樓，一天清晨就聽到窗外「咚」地一聲悶響，然後就有人喊：「有人跳樓了！」，我打開窗戶向下一看，只見樓底下蜷縮著一個人，腿還在抽搐著，鼻孔和嘴流出了血。朱老師是南方人，卻長得十分高大，白白胖胖的，他教公共外語，在沒關到我們樓之前我不認識他。後來知道除了出身是資本家，他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俄語系遭遇最慘的是田寶琪教授，他當過民國政府駐阿富汗使館文化參贊，1949年拒絕去台灣，繞道香港回到了大陸。「文革」開始沒多久他就被隔離了，一天早晨他被專案組叫醒：他的愛人、弟弟、弟媳都死了。愛人是上吊，弟弟是割喉，弟媳是投水……田先生呆站在那裏，囁嚅著：「他們自殺是……自絕於黨和人民……我，我一定和……他們劃清界限……」
大約是1968年8月中旬，聽說鄧朴方也遭遇了不幸。他是從42號樓五樓跳下去的，這座樓在我們住的40號樓的右邊。我想他走這一步，肯定是出於無奈。十多天後的一天晚上，岑萬洪對我說：「鄧朴方摔傷躺在醫院裏沒人管，校革委會讓各系輪流去照看，每個系兩天，咱們系沒有人願意去，要不明天咱們兩個人去吧。」第二天一早，我們兩人來到北醫三院，在三層樓走廊的一個拐角處看到了他。因為醫院不肯收留他，所以把他擱到了走廊里。雖然同在一個學校，我對他也只是聞其名未見其人。第一眼看到他，就覺得他是一位很英俊的小伙子，儘管臉色蒼白，連鬢鬍子長得挺長，但濃眉大眼，透露出一股英氣。他的眼睛中似乎有些無奈與茫然。大部分時間，只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和牆壁，不說一句話。從他身邊來來往往的大夫和護士，沒有人願意看他一眼，好像他是一位傳染病患者，避之惟恐不及。一位護士交代我們，每隔兩個小時給他翻一次身，怕生褥瘡，然後就是接一接大小便。我們小心翼翼地試探著和鄧朴方說話，出乎意料，他沒有拒絕。談話中我們得知，醫院沒給他做手術，也沒進行任何治療，能收留他就已經是發揚了「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了；問他為什麼要走這一步，他說班裏同學全都不搭理他，沒人去看他，被關起來之後，有的只是不停地讓他交代和揭發他父親……我完全理解，人一旦陷入絕境，要是有人對他說幾句安慰開導的話，哪怕是幾句，也會喚起他的生的希望，然而卻沒有！問他今後打算怎麼辦，他說醫院攆他出去，過幾天他妹妹來接他。聽得出，他的話語裏充滿了後悔。多年後我才從報刊雜誌上知道，他從醫院出來先被接回北大校醫院，後來被送到清河福利院，吃了許多許多苦。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大。清理階級隊伍時，俄語系還有一位被稱之為「台柱子」的龔維泰先生自殺了。他的自殺叫許多人背地裏唏噓了好一陣子。他曾在蘇聯留學八年，學過許多不同專業，業務水準很高，但個人生活能力又非常之差。高年級的一位同學向我講過龔先生的一件逸事。說有一年夏天，烈日當空，氣溫非常高，龔先生給學生上課卻穿了一件大雨衣，真的是揮汗如雨。一些女生心細，課後尾隨其至住所，發現了一個秘密。原來龔先生穿衣常用「比較法」，衣服穿過往床底一塞，經常忘記洗，需要時再拿出來比較一下，哪一件稍乾淨就繼續穿。那天比來比去，實在沒有可穿的了，只好赤身穿上雨衣去上課。此後同學們就經常去給他洗洗衣服。凡聽過龔先生課的同學都知道，聽龔先生的課不僅是學知識，更是一種語言文學美的享受。他愛擺弄收音機，和一些朋友聚會常唱蘇聯歌曲，因此被懷疑在搞裴多菲俱樂部，是蘇修特務。隔離審查時，他躺在教學一樓水泥地的草墊子上，晚上用夾在《毛選》裏的刮鬍刀片割斷了頸動脈。看管他的人背對着他打盹，等發現腳下出現一灘血跡時，龔先生已經斷氣了。龔先生四十多歲才結婚，結婚不到三年就死了，據說妻子已懷孕七八個月了。
「文革」已經過去了近30年，今天的中年人，對那個時代所發生的事已經淡漠，更不用說青年人了。但對我而言，回憶仍然是痛苦的。現在看來，聶元梓不過是那場悲劇中的一個角色。假如沒有聶元梓，還會不會出來什麼張元梓、李元梓呢？
－－原載《老照片》第41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