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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真普選」芻議

「真普選」這一概念雖由香港民眾因一時一事而提出,但它非常重要,對全球民主化事業具有廣泛的警示意義,具有深刻的理論價值和長遠的歷史意義。這一概念簡潔精練,比羅伯特·達爾的多元民主政體的指標體系、自由之家近二十條之多的評分體系要簡單得多,更適合初行民主的國家的政黨和公民們溫習。

三年多前,香港“雨傘革命”發明了一個政治新詞:“真普選”。香港人民用一場規模浩大、曠日持久的和平反抗運動,表明他們寧可暫時不普選、也不樂意假普選的鮮明態度,這似乎也說明了,他們已經在“真普選”與“真民主”之間划上了等號。

相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所推出的令香港人民大失所望的所謂“普選”方案,“真普選”一詞可謂一針見血,切中要害。因為“八三一決定”透露的核心信息是:無論是通過小圈子選舉,還是通過所謂“普選”,中央政府都只願意接受一個由北京預先認可的香港特首人選和一個由建制派占多數議席的香港立法會。換言之,北京所要的香港“普選”,只是穿上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外衣,走一下普選的過場,但“普選”的結果卻仍然是可操控的、甚至是可“欽定”的。在許多香港人看來,這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橡皮圖章”。

北京操控香港“普選”,採取的是提名委員會預先篩選、排除異己的辦法。實際上,這也正是中國大陸的村民委員會直選、基層人大代表直選和各級“兩會”選舉、所有黨內選舉所一直通行的操控辦法。只不過,在中國大陸,選舉操控術非常簡單粗暴,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不像“八三一決定”這般精緻,無需提名委員會這種高大上設置,而是由黨的各級組織部門根據“組織意圖”和“一把手”授意進行摸底考察、組織談話、對外公示等例行程序,越俎代庖行使一切選舉的實際提名權(至於民主黨派的所謂黨內選舉,則是由中共各級統戰部代為行使實際提名權),再由各級黨委常委會秘密討論、一錘定音以敲定候選人名單。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候選人數與當選人數相等,提名權事實上取消了選舉權,“等額選舉”是常態,“差額選舉”倒是非常態(可惜,曾主持推廣“黨內民主”、“差額選舉”的李源潮先生據說因為有“篡黨奪權”的嫌疑,已經在習近平一統大權的中共十九大上徹底失去了提名資格,連“差額”的機會也得不到了)。

中共操控選舉的運算邏輯是這樣的:與其控制選舉權,不如控制被選舉權;控制被選舉權的方法,除了摧毀異己力量的組織能力之外,最關鍵的手段就是牢牢掌握候選人的提名權;直接控制了提名權,也就間接控制了最終投票結果;提名權控制得越嚴密,提名權的份量就越重,選舉的競爭性就越低,選舉權的分量就越輕,那麼選舉與否,普選與否,也就越是無關緊要了。

說到底,中共之所以敢於答應香港特首普選,就在於他們自以為有辦法讓普選不出“意外”,有辦法讓他們不中意的人物不出現在候選人名單之內。若不能滿足這一條,中共是不可能答應香港普選的。這樣一種“普選”,說它是假普選,當然毫不為過;香港人民摒棄假普選而要“真普選”,當然也就毫不為過。

稍顯遺憾的是,香港民主活動人士並沒有從理論上講清楚何為“真普選”、何為假普選,沒有指出當今世界上哪些國家是“真普選”、哪些是假普選,也沒有說明白為什麼香港民主化之路必須以“真普選”的形式一蹴而就,而不可能(或不應該)經由某種民主含金量不足的選舉方案的逐步修正與完善而漸進實現。

事後思之,“真普選”這一概念雖由香港民眾因一時一事而提出,但它非常重要,對全球民主化事業具有廣泛的警示意義,具有深刻的理論價值和長遠的歷史意義。這一概念簡潔精練,比羅伯特·達爾的多元民主政體的指標體系、自由之家近二十條之多的評分體系要簡單得多,更適合初行民主的國家的政黨和公民們溫習。這一概念的重要性在於,它揭示了一個普遍存在於半民主國家、民主化失敗國家、以及那些定期舉行不公正、不自由的“非民主選舉”的假民主、真威權國家的“民主選舉”真相。

若以一人一票的總統選舉或國會選舉作為民主政體的門檻性標準,有人說,當今世界有120多個民主國家,有人說有160多個,似乎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已經當之無愧獲得了民主國家的冠名權。對於全球民主化的現狀,也許我們有些過於樂觀了。因為人們不難發現,某些國家的普選實在是差強人意,明顯缺乏基本的公正性和起碼的競爭性,而某些國家經由普選產生的“民主政府”,雖然他們往往有比較高的、甚至是高得離譜的選舉支持率,但其統治方式卻一點兒也不民主,在打壓反對派、控制NGO、操縱媒體、剝奪公民的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權方面,與那些糟糕的威權政府的表現極近相似,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伊朗、敘利亞有普選,巴基斯坦、土耳其有普選,柬埔寨、緬甸有普選,剛果、津巴布韋有普選,俄羅斯、白俄羅斯有普選,烏茲別克、哈薩克斯坦有普選,委內瑞拉、海地有普選,但恐怕我們即使喝醉了酒,也不樂意承認這些國家是合格的民主國家。相反,倒是作為全球民主化標杆的美國,其總統大選從來不是以普選而是以間接選舉方式產生,美國公民一人一票所選出來的只是總統選舉人而不是總統(其中,小布殊擊敗戈爾、特朗普擊敗希拉莉這兩場世界聞名的選戰,正好出現了選舉人票與普選票相反的選舉結果,但美國人民依然承認小布殊、特朗普是完全合法的民選總統,並不會說他們是違反多數選民意願、不符合一人一票原則而當選的偽總統)。白俄羅斯為延長盧卡申科的總統任期,以全民公決的方式通過了憲法修正案——普選的推崇者通常將全民公決視為多數民意的終極表現形式,而美國自立國以來從未舉辦過任何全民公決(美國人通過憲法修正案的程序既複雜且冗長,但美國制憲精英卻不願意向擁有主權的人民直接求助,以簡單明快、一了百了的方式訴諸全民公決。我贊成美國的修憲處理方式。)難道美國的民主程度反而不及盧卡申科獨裁之下的白俄羅斯?我們即使喝醉了酒,恐怕也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那麼,為什麼有些國家的普選反而不如另一些國家的“小圈子”間接選舉,某些國家在普選中以超高支持率當選的領導人的民主表現,反而遠遠不如另一些國家在激烈選戰中微弱領先、驚險獲勝的領導人?我認為,香港“雨傘革命”中應運而生的“真普選”一詞,可以解釋其中相當一部分原因。讓我們直截了當地說:伊朗、敘利亞、巴基斯坦、土耳其、柬埔寨、緬甸、剛果、津巴布韋、俄羅斯、白俄羅斯、烏茲別克、哈薩克斯坦、委內瑞拉、海地等國家之所謂普選,大約均可歸入假普選之列。

所謂普選,通常是指成年公民一人一票的直接性、全國性選舉(在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其自治議會和行政首腦的一人一票直接選舉亦可謂之普選)。這裡有三個要點,即選舉權的普遍性、選舉結果的直接性、被選舉機關的全國性,以此區別於小圈子選舉、間接選舉、非自治地方性選舉及非政府組織選舉。普選通常適用於下議院選舉和總統選舉。在中國大陸,中華民國開國之後的首屆國會,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逃往台灣之前的國民大會,是僅有的兩個以普選方式產生的國會。

中共一向厭惡選舉,尤其厭惡普選,因為普選票基數巨大、且高度分散,使得操控普選的難度很大,操控露餡、操控失敗的機率很高。相比較而言,操控小圈子間接選舉就要容易得多。但一般來說,如果政黨制度足夠優良、選舉制度足夠紮實、政治文化足夠健康,設計良好的間接選舉未必劣於直接普選。

普選與間接選舉各有利弊,通常情況下,普選造勢易於陷入民粹主義,間接選舉的小圈子化則易於通往精英主義,這就需要有恰當的憲政機制予以修正和規範。所以,如果籠統地說“真普選”必定最好,間接選舉必定次好或不好,真民主必須實行“真普選”才行,那倒也未必;正如說全民公決必定優於議會表決、“圓桌會議”或專家論證一樣,那可不一定。

但是,無論如何,普選也罷,間接選舉也罷,都必須是真選舉,否則當不起“民主”二字。而假選舉之所以假,倒不一定是選舉權不夠普遍、一人一票得不到落實,也不一定是有大範圍的選舉舞弊或拒不承認選舉結果(比如中共政府拒絕任命某位選舉產生的香港特首)的情形出現。習近平、普京、盧卡申科、穆加貝們告訴我們,讓普選和間接選舉變為假選舉的方法還有很多很多,比如迫害反對派,防控公民團體,操縱媒體給選民洗腦,還比如搞“等額選舉”,控制候選人的提名權,剝奪反對派、少數派和異己勢力的組織能力和競選能力,等等。

2018-1-6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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