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中旬，周恩來親自飛赴廣州，從15日晚上開始，連續三天召開群眾組織座談會。期間，針對廣東「一二二」奪權講道：應該說趙紫陽他們懂得，這不能夠怪學生。因此我們說他讓位不對。人家要印是有權利要的，你為什麼讓呢？你不簽字，我們相信革命的學生也不會把你怎麼樣。比如開群眾大會，群眾大會就是鬥嘛！你不交他也沒有辦法，而且你可以說要請示中央嘛，就解決了。你也不請示中央，連書記處、常委都沒開會，就交了，這不失職呀！是極其嚴重的。舊省委的領導犯了很多的反動路線的錯誤，當時還說到反動路線。趙紫陽在回答的時候，他就集中到讓位讓印這個問題上，他說這是一個反革命犯罪行為。
趙紫陽於1965年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一、亦步亦趨的1966年
1965年2月，四十五歲的趙紫陽，接替比他年長十二歲的陶鑄，就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成為全國最年輕的省一級黨委第一把手。
翌年5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突襲中國。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通知》，以前所未有的嚴厲語氣聲稱：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此等言詞，振聾發聵，不能不引起以趙紫陽為首的廣東省委的極大震動。
三天之後，5月19日，中南地區文化革命動員大會在廣州中山紀念堂舉行。國務院副總理、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大會上作了文化革命的動員講話。會後，廣東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得不跟隨着中央的部署，亦步亦趨地展開。
隨着「彭、陸、羅、楊」先後倒台，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調陶鑄任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6月1日，陶鑄離穗北上，惟廣東問題，尚在陶的關懷注目之下。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6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及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大黨委的消息同時由新華社公佈。在趙紫陽的督促下，6月7日，廣東省委決定；立即從省直各機關單位抽調幹部900人，組成工作隊，分赴各高等學校幫助和領導正在興起的文化大革命，並提出要堅決地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將思想領域重要陣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徹底。1同日，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與中南局主管的《羊城晚報》同時發表署名文章《全面系統地反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一株大毒草——評秦牧的〈藝海拾貝〉》，批判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
6月9日，省委發出《關於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的指示》，指出：「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各級黨委和領導幹部，尤其是文教戰線各部門，大大落後於形勢，跟不上群眾要求，甚至處於被動的狀態。這是異常危險的。」指示決定大學停課一個月至一個半月，高中停課一個月參加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的形式，其鬥爭鋒芒應集中指向那些黨內黨外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2後由於運動發展遠超預期，大、中、小學實際上長期「停課鬧革命」。
6月22日，陶鑄從北京打電話給趙紫陽，請他研究大、中學校里的奪權問題。陶鑄提醒省委，派到學校里的工作組，要處於省委的嚴格控制和監督之下。學校里一哄而起的學生運動，一定要由工作組加以控制。他還特別指出，要慎防以左派面目出現的敵人奪權。6月26日趙紫陽召集廣東省委派駐各單位的工作組組長會議，傳達了陶鑄的指示。3趙紫陽還稱，「我們頭腦要清醒，對形勢要有正確估計。現在是有一些不健康的苗頭，有些亂，還要準備繼續一個時期。一些學校的運動，我們掌握不了領導權，一些不正確的意見佔了上風，個別的甚至可能為壞分子所操縱。……總的來講，除了個別單位以外，至今我們還處在被動狀態。所謂被動狀態，就是說，這個運動我們還未真正領導起來，運動的領導權還未真正抓到手，學生還不太相信我們；或者有些是工作隊已初步取得了領導權，但很不鞏固，還時刻有脫離領導的危險，學生有一股革命熱情，但缺乏經驗，盲目性大，判斷是非能力還差。我們跟不上去，他們就會離開工作隊的領導。」
7月12日，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研究重新部署文化大革命運動問題。鑑於文化大革命戰線太長，部分地區出現動亂，為了穩定局勢，決定縮短戰線，重點放在中等城市以上的文化、教育部門，已揪出了「牛鬼蛇神」的單位，應組織力量進行批判，轉入專案處理。並規定，不論機關學校或其他單位一律不許搞自發奪權，力求將運動置於各級黨委的領導下，控制在一定範圍內進行。7月15日，在北京的陶鑄針對當時出現的亂鬥亂搜亂抄家的嚴重狀況，指示省委：「搜查主要是反革命，政治性的，藏有武器和反動信件。此外，便不要搜查，不是一般的不搜，就是不搜。」還指示「戰線太長，同意收縮；宗教，暫不搞；文物不動。」
7月18日至20日，全省地、市委文革小組組長會議，討論運動情況。會議指出，在運動的第一階段，應着重解決三個主要問題：揭發右派；組織左派；暴露隱蔽的假左派真右派，從而掀起一個大揭發、大暴露的新高潮。7月21日，趙紫陽在廣州高等院校工作隊長會議上稱，「要讓各種人物登台表演，要有意識地亂一陣，給予表演的溫度和條件。」「要把假左派、真右派引出來，要讓『紅皮白心』的人跳出來，抓住它，聚而殲之。」
北京的風向，很快就發生了變化。7月下旬，在南方半年多後返京的毛澤東，對北京地區文革表示極不滿意，提出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此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北京市委發出了《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7月29日，李雪峰在「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宣讀了這個《決定》，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講話，對派工作組一事承擔了責任，並稱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大會結束時，毛澤東在主席台上露面，以此表示他對這個決定的肯定和支持。
7月30日，正在北京準備列席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趙紫陽及準備出席全會的中央候補委員、省委書記處常務書記區夢覺，得知毛澤東已在工作組問題上明確表了態，遂匆匆寫信給省委，對撤退工作組作了緊急佈置：從現在開始，就要把學校的文化革命運動逐步地交給革命師生員工中的積極分子去領導，放手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對於前一段群眾中對工作隊不太滿意，工作隊壓抑了群眾的革命積極性的情況，工作隊要主動進行整改，主動改變作風，可召開小型座談會主動徵求意見，甚至主動登門道歉。隔了一天，8月1日晚，趙紫陽又打電話給廣東省委，指示儘快解決工作組問題。因為北京已經宣佈撤銷工作組，廣東也應這樣做。他說：「工作隊可以集中，也可以不集中。一個系搞好了撤一個系，一校搞好了撤一個校，陸續撤。不用等我回來一起撤。」他還解釋說：「所謂搞好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或籌備委員會，能夠領導運動了。」
8月6日，省委遵照趙紫陽「工作隊馬上撤出」的指示，匆忙作出了撤銷各大專院校工作組的決定。8月1日至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着重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
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很快就要燒到各地各級黨委頭上。陶鑄在這次全會上雖然躍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央的「第四號人物」，惟中南各省、區黨委卻不能因此有更多的受惠，從而逃脫受衝擊的命運。
8月7日，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印發中央全會。毛的這段文字，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立即改變了全會原有的議題和日程。
敏銳的趙紫陽聞風而動，通過電話亦口述了一份題為「歡迎大家貼我的大字報」的大字報，由廣東省委的工作人員於8月8日貼到省委辦公大樓入口處，表示「引火燒身」，歡迎群眾貼自己的大字報，揭露、批判自己的錯誤。翌日，區夢覺、林李明、尹林平等廣東省委的書記、常委們，也聯名寫出一張內容大體相同的大字報，以表示歡迎群眾揭發、批判自己及省委的錯誤。
8月17日晚，從北京回到廣州的趙紫陽在省委常委會議上稱：「機關很快要起來了。機關壓制民主的不少，有些已有嚴重問題，有些就是屁股摸不得。文革小組這一段主要抓學校，學校還未轉上軌道，還要相當一段。」「當然，機關也要管，但這一段，主要是抓學校的。」「廳、局、部委貼省委的大字報，可貼在省委，機關是罷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
8月31日，清華大學南下串連的兩名學生給廣東省委貼出一張與毛澤東的「大字報」同名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該大字報稱，「廣州的文化革命冷冷清清，很多單位的階級鬥爭蓋子沒有揭開」，其矛頭直指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趙紫陽曾講過，廣東省委派出的工作隊的問題沒有北京那麼嚴重，沒有挑動群眾鬥群眾。該大字報則說，華南工學院出現的群眾相互對抗的現象應由省委負責。趙紫陽曾提出，選舉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要由各派代表組成。大字報則認為，委員會一定要由堅定的革命左派組成，決不能搞各派都參加的議會制。最後，大字報的作者斷言，廣東省委害怕革命的群眾運動，害怕革命的造反。
9月3日，廣州市紅衛兵第一次大會在中山紀念堂舉行。與會者有四千多人。中南局、廣東省委、廣州市委、廣州軍區、省軍區的主要負責人都參加了這次大會。陳郁、趙紫陽、郭成柱、焦林義等分別代表中南局、廣東省委、廣州軍區和廣州市委在會上講了話表示支持。在此前後，全省大中學校革命造反組織蜂起。
9月15日，一名廣東省委的普通幹部，在省委大院貼出一張針對趙紫陽的大字報，揭發趙紫陽出身地主，父親於土改時被處死，要求將此事搞清楚（趙父於1947年土改中受過火衝擊後在家鄉發病去世，並非如大字報所述被處死）。
10月5日，中央批轉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緊急指示》稱，「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鬥學生，要注意保護少數，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出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中央的批語則稱，「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緊急指示》下達後，因所謂「黑材料」問題，廣東省委陷入更深層次的被動挨打狀態。
11月4日，趙紫陽被迫代表省委作檢討（當時全國大部分省、區的黨委都作了檢討）。趙不得不承認省委犯有「方向、路線的錯誤」，承認省委在運動中「怕字當頭，不相信群眾，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怕衝破舊秩序，定了許多框框，在運動中採取了許多消極限制的措施，嚴重束縛了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但趙也辯解道：省委並沒有把學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沒有挑動學生鬥學生，沒有挑動工農群眾鬥學生。趙紫陽代表省委檢討後，廣州和外地來的一部分紅衛兵並不滿意，認為檢討是假的，是陰謀，是為了蒙蔽群眾。
中南林學院紅衛兵在10月成立了陶鑄問題研究小組。11月，他們就「黑材料」問題，和省委負責人展開長達三天三夜的辯論，要求趙紫陽等立即交出「黑材料」。11月5日，趙紫陽請示陶鑄：「材料問題，很尖銳。什麼叫打成反革命？排個隊也叫打成反革命？現在兩派都往省委沖，說我們抗拒中央軍委指示。」陶鑄在11月6日以電話答覆：「鑑於目前兩派爭執不下，處理材料有困難，材料暫時由你們保管，中央將有一個關於材料的補充規定，四五天之後就發下來，你們再按這個補充規定處理。」
11月16日，中央作出《關於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的補充規定》，內稱，「中央認為，對於文化革命中各學校、各單位編寫的整群眾的檔案材料，都應該宣佈無效，全部清出，一律當眾焚毀。」此前，11月9日，已有學生衝擊了省委專案組、秘書組、地區組，搶走了一部分材料，省委組織部檔案被封。此後，11月23日，大批紅衛兵從下午3時至清晨6時，包圍和衝擊省委大院，圍困趙紫陽長達15個小時，勒令他交出「黑材料」。趙紫陽在打給陶鑄的電話中焦急地說：「現在廣州情況越來越緊張，問題的焦點還是材料問題，很難處理。現在少數派（全市約一千多人）激烈得很。」「因為材料問題，省委同少數派的關係鬧得很僵，本來從北京開會回來後是準備同少數派在一邊的，但現在無法做到，反而越來越糟……平反問題，也與材料問題有互相聯繫，糾纏不清，在這種情況下，多數派與少數派的關係自然緊張，我們每天的時間，自己無法支配，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
11月27、28兩日，本地和外地的紅衛兵，繼續衝擊省委，搜查省委的「黑材料」。28日，省委被省直聯絡總部一些人和華工紅旗、中大八三一、珠影東方紅、北航紅旗駐穗聯絡站、地質東方紅、哈軍工和中南林學院等八個組織搶走文件、刊物378份，筆記本23本，包括有組織部記載幹部調動方案的筆記本。
12月3日，趙紫陽以電話向陶鑄報告：「最近學生到省委搶材料很厲害……在學校，少數派與職工多數派關係也很緊張。現在廣州各大專學校的少數派聯合行動，很容易衝突起來。」12月10日，趙紫陽向陶鑄匯報說，造反派的火力，「現在集中攻省委在十一中全會後和工作會議後，仍堅持反動路線，材料處理不下去，平反問題中央補充規定傳達得晚，省委挑動群眾排外，機關運動停下來等等。」12月11日、14日，部分群眾組織連續兩次召開十萬人參加的「批判廣東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大會，趙紫陽被揪去大會接受「批判」。
二、在奪權風暴的風口浪尖上
進入1967年1月，陶鑄最終被打倒以及發源於上海肆虐於全國的「一月風暴」，使已飽受造反派衝擊蹂躪的廣東省委，陷入更深重的危機之中。陶鑄的地位在1966年12月下旬已岌岌可危。1967年1月4日下午，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並作「重要指示」。陳伯達稱：「陶鑄同志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廣同他是有關係的。」這些話，在場的周恩來未有異議。1月8日，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就陶鑄問題表了態，說：「陶鑄的問題很嚴重，陶鑄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就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的問題我沒有解決，你們也沒有解決，紅衛兵一起來就解決了。」
1月5日，陶鑄被揪出的壞消息傳到廣州，趙紫陽對其他省委書記和常委說：「陶鑄被揪後，紅衛兵小將對省委的看法將會根本改變，省委書記處的同志，特別是我本人，可能會被揪來揪去，今後省委書記處碰頭的機會更少更困難了，希望大家獨立作戰，處理工作中的問題。」同一天，在省委碰頭會上，他還講道：「看陶鑄的問題是什麼性質，廣東省委就是什麼性質的問題。」「陶鑄被揪，省委很快就會癱瘓了。我是重點人物，準備被打成黑幫。」
1月7日，省委發出一封題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致省內各級黨委、紅衛兵組織及其他革命群眾組織的信，承認「省委過去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表示「堅決支持造省委的反的人」，同時希望「同學堅決揭露和批判省委的嚴重錯誤」。1同日，省委常委、副省長王闌西被指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極為嚴重的錯誤」，經中央批准，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1月12日，根據毛澤東的要求，《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三十二個造反團體的賀電。賀電中雖然沒有正面提及上海造反派的奪權行動，但既然公開號召全國「學習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不言而喻，就是號召和鼓勵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區的黨政領導機關「奪權」。前此，1月8日，毛澤東就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被奪權說過，「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
幾天以後，中央報刊對於奪權問題的宣傳調子更為明朗。1月15日，新華社播發《紅旗》雜誌1967年第2期的評論員文章，內稱，「我們同黨內一小撮
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最根本的，就是奪他們的權。只有奪了他們的權，對他們實行專政，才能把他們鬥倒，鬥臭，鬥垮。」「毛主席教導我們，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評論員文章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團結廣大群眾，在偉大統帥毛主席的領導下，展開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堅決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1月21日，新華社播發《人民日報》翌日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社論在開頭即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節日來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喪鐘敲響了！讓我們高舉起雙手，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好得很！就是好得很！」廣東的奪權，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發生的。
1月20日，中大紅旗、紅旗工人、珠影東方紅、暨大東方紅與省直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省直站）等本地群眾組織與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等外地組織駐穗聯絡站在中山大學開會，商討奪權問題。會議決定成立「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省革聯」），先奪省委、公安機關、廣播電台和報刊的權。
1月21日下午，省委機關的群眾組織在省委黨校禮堂召開「批判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趙紫陽參加了大會。會後，中大紅旗、中大八三一將趙紫陽、區夢覺、尹林平（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根生（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等拉到中山大學。當晚，趙等人被留住在中大。一些造反派問趙對奪權有什麼感覺，趙說，奪權問題要由革命造反派決定，一種是派代表監督，一種是奪權。
1月22日清晨六時許，中大紅旗的兩名代表把趙紫陽單獨叫進另一房間，宣佈：「從現在起，我們造反派奪了你們省委走資派的權！」然後宣讀了省革聯《奪權通告》。當日在《南方日報》發表的《奪權通告》聲稱：「我們莊嚴宣告：今天，我們革命造反派奪了廣東省委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權！」「長期以來，在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把持下的省委，結黨營私，招降納叛，陽奉陰違，欺上壓下，干盡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勾當，把廣東省搞成了他們的獨立王國。……」為此，「從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零時起，廣東省委的一切權力歸我們革命造反派所有，任何人不得有敵視，破壞的行為。」
同日，省革聯發出《通令》，宣佈：「從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零時起接管廣東省公安廳、廣州市公安局。」「接管後，廣東省公安廳、廣州市公安局有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決定均須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通過後方能生效。」
學生念完《奪權通告》後，問趙紫陽有什麼意見，並要他把省委、省委辦公廳和省委文革辦公室的印章交出來。學生說：「以後你們聽我們的，我們聽毛主席的。」
趙紫陽表示，奪權是毛主席的號召，奪權要由革命造反派決定，你們奪權我支持。他當即給在省委值班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林李明寫了一張條子：「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奪權，這是革命行動。請把省委、辦公廳、文化革命辦公室三個印交給他們。」（大意）林李明看到趙的條子後，表示交印的事最好由省委做個決定，並要請示中共中央辦公廳。未待得到北京答覆，林李明已被揪到中大，同時，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張雲也到了中大。
林李明1967年2月3日和省委機關紅旗革命造反兵團講述奪權經過時說，他向趙紫陽提議，最好告訴中央一下。然後，紅衛兵一個個問他們同不同意交印，大家都同意交印，他也說了同意，但要報告中央一下。趙紫陽說，考慮到請示中央也不能馬上答覆，就決定一邊請示中央，一邊交印，在場的書記都簽了名。
當大家同意交印以後，由趙紫陽親筆起草，在座的省委書記處成員共同簽署了一份交印協議。協議稱：「省委書記處（一部分同志未到會）決定省委大印立即凍結（短時期），辦公廳、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監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監管並一律轉移地方。上述印章在使用時，必須在造反派派出之監督人員同意時方能使用。鑰匙掌握在造反派派去的人手裏。」趙紫陽還口頭強調：「不是交印給他們帶走，是派人監督使用。」
「交印協議」與林李明所稱趙紫陽給他的條子的口徑顯然有很大區別。「交印協議」強調省委大印只是「凍結」，辦公廳、省文革的印章只是「由造反派派人監印」，而並非直接將「三個印交給他們」這麼簡單。
參與了省委奪權全過程的中大八三一負責人黃意堅後來稱：「廣東省革聯的奪權與全國都不同。是『我聽毛主席的話，你聽我的話』。它只派監督小組進駐省委，省委書記處是不解散的，還要繼續工作，整個省委沒有癱瘓……老周（指周恩來）看到後如獲至寶，因為上海的奪權方法，老周是不能接受的。22日上午，那天我在八三一，老周辦公室打電話來：你們的形式好。」黃意堅說：「老周是點了頭的。」
惟沒有實行「三結合」的廣東「一二二」奪權，中央最終並沒有予以肯定。
1月22日下午，趙紫陽等被造反派「釋放」。省委書記處召開會議，研究起草中廣東省委《告全省黨員、幹部、人民書》。同時決定當晚召開常委擴大會議，省委各部委、各戰線負責人出席，省革聯也派代表出席。會議主要是表明省委對這次奪權的態度，並要求各部委、廳局支持這次奪權。趙紫陽在會上作了三點指示：（1）省委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對此錯誤長期以來覺悟得慢，認識得差，改正不夠。（2）各級黨委在造反派提出奪權時，只能接受，不得抗拒牴觸。（3）我們不僅要像過去一樣工作，而且要更加努力工作，各部門幹部都要堅守崗位，機關工作、接待工作照常進行，不能癱瘓。趙強調，奪權以後，要繼續積極工作，否則就是對抗奪權。
1月23日，省委發表由趙紫陽審閱、省革聯監督小組通過並批准印發的《告全省黨員、幹部、人民書》。該書稱，「省委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方向、路線的嚴重錯誤。由於我們對自己所犯的錯誤認識很差，改正很慢，已經產生了嚴重的惡果。現在，省委置於革命造反派的監督之下，將更有利於我們改正自己的錯誤，更有利於清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惡劣影響，更有利於我們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告全省黨員、幹部、人民書》強調：「省委鄭重表示；我們在革命造反派和廣大革命群眾的監督下，將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彌補過去所犯嚴重錯誤帶來的巨大損失。省委在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監督之後，一定要更加積極工作，決不消極怠工，敷衍塞責。我們認為，任何消極怠工，敷衍塞責，都是同革命對抗的犯罪行為，是決不允許的。」
1月28日，省委機關三個由一般幹部組成的戰鬥隊，「勒令」趙紫陽和省委書記處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搬出省委東一樓，將東一樓讓給他們作總部。趙紫陽冷靜地對他們說：「你們的革命行動本應支持，有些具體情況是否可以商量一下，因為省委書記處在東一樓集中辦公是與省革聯商定的。」「奪權是象徵性的，當時我們在中山大學提出兩個方案，一是象徵性奪權，由小將們監督，二是我們徹底靠邊站。小將們選定了第一個方案。現在省委是在省革聯監督下工作，既然還需要工作，那就還要有辦公地點。」趙明確表態後，「勒令」也就不了了之。
2月8日，省革聯發動屬下三十多個群眾組織衝擊廣州軍區領率機關大院，以示支持受到壓制的軍內造反派組織，提出「萬炮齊轟廣州軍區黨委」、「打倒黃永勝，解放廣州軍區」等口號。省革聯與已介入地方支左的廣州軍區關係迅速惡化。延至2月21日，廣州軍區聯合辦公室宣佈省革聯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代表」，不承認它的合法性。
廣州軍區表態後，2月23日，趙紫陽在省委大院貼出大字報，題為《對於「省革聯」問題的聲明》內稱：「1月22日『省革聯』向省委奪權，我當時的中心思想是：一，認為奪權是大勢所趨，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造反派起來奪權是革命行動，應當支持。二，當時出面的是中山大學『八·三一』和紅旗公社，武漢大專院校駐穗聯絡站紅衛兵，還有哈軍工和北航『紅旗』駐穗聯絡站等，我一向認為這些單位是造反派，既然是造反派奪權，我認為只能支持，不能抗拒。三，對當時廣州地區造反派的大聯合，我是不清楚的。聽說他們有很多單位參加。根據當時情況和我處的地位，不可能先問他們大聯合的情況，然後再去決定對奪權是否接受。四，在1月22日之前《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關於奪權的一些重要社論和一些省的經驗，當時沒有公佈奪權是怎樣奪法，我心中無底。」
同日，廣州軍區就廣州奪權鬥爭的新形勢等問題，給中央軍委等寫了報告。
次日，毛澤東就此報告寫了一段批語給周恩來：「請告廣州軍區，查一查趙紫陽區夢覺二人政治態度如何，其他省委書記、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趙、區二人來京和陳郁、黃永勝一道談一次，加以開導。」毛澤東似對趙紫陽站出來參加三結合寄予一定期望，趙等隨即到京。
2月27日，周恩來報告毛澤東稱：昨日與廣東來京同志座談了一天。廣東方面同志有黃永勝、陳郁、趙紫陽、陳德、區夢覺等七人。今晚，我們在文革碰頭會上討論了廣東問題，一致建議：廣東立即實行軍管，準備籌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目前以黃永勝為主，陳德為副，主持廣東全省工作，幫助省委同志檢討，估計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眾通過。雲南情況，與廣東頗似，擬亦先行軍管，準備三結合的條件。毛澤東閱後批道：「同意這樣做。」周恩來表態之後，趙紫陽站出來短時間內已無可能。他也沒有如某些省、區第一把手留在北京受到保護的運氣，很快就被令回到廣州，繼續接受批判。
3月15日，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正式成立，標誌着廣東省的權力中心正式轉移到廣州軍區。廣東省委徹底癱瘓。
4月中旬，周恩來為處理交易會事到廣州，多次與廣州各群眾組織代表進行了座談。在4月18日的座談會上，周恩來談及了廣東「一二二」奪權和原廣東省委等問題。周恩來稱：廣東一·二二奪權的大方向是對的，但是我們應該說「省革聯」和一·二二奪權是有極嚴重錯誤的。我們要指出，我們很坦率，現在要說清楚，二月底三月初，我們當時看到廣東省的工作已癱瘓了一個月，急得很，覺得非要找趙紫陽，陳郁同志，還有林李明同志，寇慶延同志，還有區夢覺這些人不可（當然陳郁是已經到中南局了），軍區同志也找了幾位，主要是陳德同志，把他們找到了北京，黃永勝同志當時在北京。主席看到這種情況就叫我們辦了。那種奪權不能繼續下去。雖然大方向對，實際上這個大方向對是抽象的，實踐的結果證明是犯了嚴重的錯誤。你不能夠這樣面向前方（前邊所說的兩種情形，特別第一點所說的情況），不僅面臨港澳，還有美帝、蔣幫、日本軍國主義等敵人，不能夠在這種情況下使革命領導權中斷，所以一定要也只有建立軍管。趙紫陽、區夢覺他們是犯了嚴重錯誤，他們是一種問題。小將們犯了嚴重的錯誤，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要把它弄清楚。到了北京，果然弄清楚了。在我們看，一·二二奪權前後，舊的省委以趙紫陽、區夢覺他們兩人為代表，當然還有其他人，那次尹林平（到中山大學談判交權）去了沒有？去了嘛！簽字有他嘛！中大同學可以證明。趙紫陽靠邊站以後，還要尹林平召集書記處會議，是不是這樣子？（中大同學答：是。）所以至少這三個人應該提出來吧，趙紫陽、區夢覺、尹林平（他本來叫林平，是老紅軍，他是江西人，興國佬，後來不知怎麼轉到南方留下轉到地方工作，然後七轉八轉，到抗日戰爭就轉到東江縱隊），前省委以他們為首，在我們看來那是起了作用的，至少是利用了這次奪權。
……
一·二二奪權當時就犯了錯誤了，成了一個秘密奪權，不公開的，參加奪權的只有兩個學校的革命左派組織，一個工人聯合的組織，一個機關的造反組織，加一個珠影，就是五個單位，加外地四個單位來支援，九個單位。奪權的形式成為一個不公開的談判的方式，就是一個要印，一個讓印，就是讓權。這種形式是不足為訓的，不可效法的，是錯誤的。奪權的方向是對的，但辦法是不可取的。我們不願意公開來指責，因為在南京也是用這樣的方式談判，安徽也是這種方式。所以對奪權的方向我們都沒回答。……趙紫陽和舊省委利用了這個錯誤，是他的責任。他很善於說話，到北京以後，我們批評這個讓權不對，沒有去強調奪權的問題。強調讓權不對，你是省委書記，中央還沒有免你的職，你怎麼可以在一個小範圍會議上，在中山大學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談判你就簽字，就讓了印了呢？革命的小將要奪印還有根據，咱們有出《奪印》的戲，掌權掌印嘛！那是戲裏形象化的名詞。真正的徹底的奪權，那個印有什麼要頭。所以後來奪了印的那些革命派，印拿到身上也沒有辦法，後來把印交給軍區，代為保管了。
……
所以，應該說趙紫陽他們懂得，這不能夠怪學生。因此我們說他讓位不對。人家要印是有權利要的，你為什麼讓呢？你不簽字，我們相信革命的學生也不會把你怎麼樣。比如開群眾大會，群眾大會就是鬥嘛！你不交他也沒有辦法，而且你可以說要請示中央嘛，就解決了。你也不請示中央，連書記處、常委都沒開會，就交了，這不失職呀！是極其嚴重的。舊省委的領導犯了很多的反動路線的錯誤，當時還說到反動路線。趙紫陽在回答的時候，他就集中到讓位讓印這個問題上，他說這是一個反革命犯罪行為。這句話他說了以後，我當時沒有注意，回來一想，這個不妥。因為省一級的讓權的很多，至於地委、各個企業、部門裏頭被人家把印搶去的更多得很。如果凡是把印交給人家就叫犯了反革命的罪，這個就不勝其數了。所以，在他走以前我就打了個電話，我說這件事可不能叫反革命罪，是犯了極其嚴重的錯誤。因為讓位讓印這一件事，就叫反革命現行犯，這個案辦起來也沒有多大辦頭嘛！其它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一套通通可以不管了？當時我沒有覺察，後來一想，他這句話有點很調皮哩！所以我同時打一個電話告訴黃永勝同志。那曉得他回來以後，就把我說的讓權不是反革命罪這句話擴而大之，說他沒有犯反革命罪。這樣他就躲開了，反革命修正主義，都可以躲開了。現在看起來，他很調皮咧，所以，你們問我到底說了沒有，我是說了。我是指的那一件事情不能說叫反革命罪，因為這類事情多得很哪，如果這一件事就說是反革命，實際上是避重就輕了，是不是？這件事，我應該把它說清楚。
……
在這個地方，要嚴防前省委的復辟的逆流。譬如說，剛才說的這些人，特別是趙紫陽、區夢覺、尹林平，安知他們不利用另外一個機會搞復辟，當然那也不一定同一個對象，他可以找另外一些左派，另外一個對象，你們要警惕，嚴防趙紫陽、區夢覺、尹林平的復辟的逆流。
趙紫陽得知周恩來講話之後，給黃永勝寫了一封信，說他沒有講過類似「反革命犯罪行為」這樣的話，可能是總理記錯了，請黃司令員幫助回憶一下。以趙當時的處境，並沒有寄希望黃會幫他證明，只是想申明一下而已。幾天後，黃的秘書來電話，說黃讓他告訴趙，黃的印象與你（趙）是一致的。黃為人正直，此舉令趙頗為感動。
今天回過頭來看，周恩來對廣東省委及趙紫陽本人的指責，實在很難令人信服。（1）正如趙紫陽在2月23日聲明中所申述，奪權在當時「是大勢所趨，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周恩來自己也說「廣東一二二奪權的大方向是對的」，廣東省委及趙紫陽本人沒有理由公開抗拒，只得承認「造反派起來奪權是革命行動，應當支持」。（2）周恩來既然說「人家要印是有權利要的」，又說「你為什麼讓呢？你不簽字，我們相信革命的學生也不會你怎麼樣」，這段話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為避免與響應毛澤東號召的「革命群眾」發生衝突，趙紫陽等人只能出此下策。正如周恩來自己所說，「因為省一級的讓權的很多」，「在南京也是用這樣的方法談判，安徽也是這種方式」。如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恆般以死抗爭的，畢竟是唯一的例外，但未見得周恩來是要求各省、市、區第一把手以衛恆為榜樣吧？！（3）周恩來指責趙紫陽「你也不請示中央，連書記處、常委都沒有開會，就交了，這不失職呀！是極其嚴重的。」事實上當時並非沒有請示，而是中央（中央辦公廳）沒有答覆。此外，交印時，在場的書記都簽了名。（4）趙稱，中央「當時沒有公佈奪權是怎樣奪法，我心中無底」，此為實情。如果說要追究責任，周恩來也有他自己的一份。況且，所謂交印，其實只是監督使用，「辦公廳、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監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監管」，趙還強調，「不是交印給他們帶走，是派人監督使用。」黃意堅更說，省革聯「只派監督小組進駐省委，省委書記處是不解散的，還要繼續工作，整個省委沒有癱瘓」。這在當時的環境下，已是最好的處置辦法。
三、被「監護」的日子
1967年5月5日，周恩來向廣州軍區下達了「對廣東省幾個當權派實行監護」的指示，並令黃永勝將執行情況上報。三天之後，執行監護任務的廣州警備區向軍區提交了題為《對趙紫陽、區夢覺、尹林平實行監護鬥爭的措施》的報告。
報告稱：「為貫徹總理5月5日關於『對廣東省幾個當權派實行監護』的指示，經有關革命組織協商，廣州市警備司令部於5月5日22時30分之前，已將趙紫陽、區夢覺、尹林平三人送往監護駐地（軍區白灰場特務營營房）。警司確定，由工交武裝部政委負責，並抽調參謀、幹事三人，警衛戰士三人，在警司成立一個監護組（簡稱二組），採取二對一的辦法實行監護，另由特務營抽調一個班負責駐地警衛。對趙、區、尹在駐地的活動採取半自由式，即可以外出散步，但不能走得過遠，三人之間不能互相往來和交談。在某單位拉去鬥爭時，監護人員同行，鬥爭結束即返回駐地，監護人員主要負責安全、生活、思想活動，並及時向上反映。給每人訂閱兩份報紙及《紅旗》雜誌等。三人的伙食，每天按八角至一元開支。監護中應注意的問題，初步考慮有五條：一，保證安全，不許武鬥，有去有回；二，要做好鬥批的準備；三，事先看好會場；四，研究確定往返路線；五，掌握鬥爭時間。」
實行軍方所執行的「監護」之後，趙紫陽等人雖未「定性」，但已失去人身自由。惟比起在造反派手中無休止的批鬥，他們的人身安全卻有了最基本的保障，生活上也有了最低限度的安定。批鬥已受到一定的約束和節制，有軍隊監護人員在場，起碼可以做到「掌握鬥爭時間」，「保證安全，不許武鬥，有去有回」。
關於趙紫陽等人的態度，警司的報告稱：「趙紫陽、區夢覺、尹林平到警司後，副司令員和副政委分別與他們談了話。趙、區反映較好。他們認為：『這樣很好，對於人身安全、生活學習都有較好的保證』，也願意考慮自己的問題。」惟「對趙紫陽正面突破比較困難，曾經鬥爭、批判了五個通宵，但收效甚微。他對搞經濟主義、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表示承認。群眾在鬥爭時喊『打倒趙紫陽』，『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趙紫陽』時，他也舉手，但群眾在鬥爭時喊『打倒劉鄧陶』口號時，他堅持不舉手。」這也就從側面說明，在惡劣的環境之下，趙紫陽仍對原則有所堅持。自此，趙紫陽在軍隊監護、禁錮的氛圍中度過了整整三年的光陰。
1968年2月21日，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除軍隊幹部及群眾代表外，原中南局陳郁（第三書記）、王首道（書記處書記）作為革命幹部結合進省革委領導班子，成為省革委會副主任。原廣東省委常委林李明、羅天、趙卓雲、寇慶延四人結合為省革委常委。成立大會給毛澤東的致敬電，黃永勝、劉興元（廣州軍區政委）等在大會上的講話均點了陶鑄、趙紫陽的名，稱之為「中國赫魯曉夫和反革命兩面派陶鑄及其在廣東的代理人趙紫陽之流」。唯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為廣東省革委會成立而發表的社論《「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僅以陶鑄「在廣東的代理人」指代趙紫陽，稍留有餘地，沒有直接點名。
在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前夕，1968年2月3日，趙紫陽在「專案組」的要求之下，寫了一份一萬餘字的《我的檢查》。在檢查中，趙紫陽只承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及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嚴重錯誤，執行了劉鄧陶的路線，並不承認自己是「走資派」和「三反分子」。趙紫陽承認自己沒有突出政治，沒有狠抓階級鬥爭，只注重生產而忽視革命等等。在與陶鑄的關係上，他承認，由於陶鑄對自己長期重用和支持，自己對陶有好的印象，長期形成「盲從」，並在文革中接受陶的指示，成為陶在廣東的代理人。
在談到自己「犯錯誤」的主要原因時，趙紫陽寫道：「我之所以犯這樣多、這樣嚴重的錯誤，我的立場和世界觀之所以長期沒有得到改造，最最根本的問題，還在於我對毛主席、對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態度有問題。我沒有真正地『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對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是『理解的要堅決執行，暫時不理解的，也要堅決執行，在執行中去努力理解』。這是我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根本態度上的不忠。我對於毛主席的著作、對於毛主席的指示學習很差，沒有下苦功夫，沒有堅持學習的毅力，不是如饑似渴，至今對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還是粗枝大葉，一知半解，很不熟悉。因此當解決問題時，對於毛主席的教導，不是忘掉了，就是根本不知道，還是憑自己的『想當然』去辦。」
趙紫陽接着檢查道：「我過去對待許多重大問題，採取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在處理問題時，往往不是首先去對照一下，看是不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原則，着重地去考慮根本的、長遠的、政治方面的後果，而是多從眼前的效果、特別是眼前經濟方面的效果出發去考慮，依靠自己的『感想』自作聰明地去想一些小方法，打一些小主意。結果就不能不脫離毛澤東思想的軌道。」
趙紫陽在檢查中寫道：「對待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我理解了的，合乎自己的想法的，執行起來堅決、迅速，抓得緊，但遇到不理解的和不合乎自己的想法的，執行起來就不那麼堅決，抓得不那樣狠，不是立即拋掉自己的想法，徹底排除自己思想的干擾，緊緊跟上堅決執行。更嚴重的是，我有時不是努力領會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和實質，按毛主席本來的意思去理解毛主席的指示，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帶着自己的傾向去接受毛主席的指示，把毛主席指示中某些合乎自己思想的話，片面孤立地加以強調，這樣形式上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卻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更是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不忠誠。」
當時的趙紫陽，是懷着某種負疚的心情來作檢查的。凡是經受過文化大革命初期衝擊的老幹部，大都經歷過這麼一個思想階段。趙紫陽在自己的檢查中，真實地記錄了這一點。趙紫陽的檢查，並不能使他免於被批判。相反，他的檢查變成了射向他本人的箭靶。
1968年4月14日，廣東省革委會召開全省電話會議，聲稱「特別值得廣東省四千萬革命人警察惕的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趙紫陽，與『二月逆流』翻案妖風北呼南應，於今年二月拋出了他的所謂《我的檢查》的萬言翻案書，向全省四千萬革命人民進行反攻倒算。這說明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沒有絲毫調和的餘地，你不把他徹底批倒批臭，打翻在地，他就要反撲。」電話會議「號召全省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革命群眾緊急動員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增強階級鬥爭觀念，提高路線鬥爭覺悟，進一步掀起深入持久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打一場革命大批判的『人民戰爭』，迎頭痛擊廣東黨內頭號走資派趙紫陽及其在各地區的代理人翻案的妖風，把混進黨里的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和混進革命隊伍里的反革命兩面派統統揪出來，批倒批臭，徹底粉碎他們的翻案復辟陰謀，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於是，一場對趙紫陽的「革命大批判」驟然而至。趙紫陽以往的言論被精心收集、斷章取義，編成所謂的《廣東黨內最大的走資派趙紫陽的反動言論摘編》，對趙紫陽的指責，可以說，是極端的牽強附會。例如，趙紫陽於1966年10月在北京開會時曾對一位領導幹部半開玩笑地說：「在天子腳下嘛，京官難做。」這被說成是「惡毒地反對毛主席」。趙紫陽於1965年8月在廣東省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會議上講：「學習毛主席著作要自覺自愿，不能強制，奉命學習，那是徒勞無功的。」這被說成是「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趙紫陽於1959年1月說：「糧食問題已成為農村輿論的中心，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的焦點。」這又被斥為「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鼓吹物質第一」。趙紫陽講「產量責任制是既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又能調動農民個人生產積極性的最好措施，是經營管理方面的新發展，可以把集體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這被指責為「鼓吹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推行「三自一包」。趙紫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贊成學生上街遊行，這被斥為「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在廣州「工人糾察隊」組織的批鬥趙紫陽的大會上，有一個幹部上台揭發了一件所謂的「趙紫陽瘋狂反對毛主席」的事例，即1962年秋，當趙紫陽在省委擴大會議上傳達毛澤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指示時，一位幹部在下面講了一句「剛剛好了一點，又來了」，當場即有「忠於」毛主席的幹部站起來，指出這是反對毛主席的行為，主持會議的趙紫陽只說這是認識問題，沒有追究。這就構成了趙紫陽的「反動問題」了。
這場對趙紫陽的「革命大批判」，從1968年4月開始，搞到五六月份，即成為強弩之末，揭不出什麼「爆炸性」的問題，只好草草收場。
1969年4月20日，九大召開期間，負責趙紫陽專案的廣東省軍區第五辦公室，向廣東省革委會報送了《關於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趙紫陽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的審查報告》。報告開頭便稱：經過廣大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小將的廣泛揭發，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明廣東黨內頭號走資派趙紫陽，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勾結反革命兩面派陶鑄，瘋狂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頑固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而從右的方面，時而又從極「左」的方面，破壞廣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該報告在歷數了所謂趙紫陽破壞文化大革命，死保陶鑄等「罪行」之後，又專門講到趙紫陽的「假讓權，真反撲」：「1967年初，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偉大的『一月革命』風暴席捲全國，廣東四千萬革命人民，堅決響應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的偉大號召，奮起向以趙紫陽為首的廣東地區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奪權。趙紫陽看到他瘋狂鎮壓、籠絡利誘革命群眾的種種陰謀已經遭到破產，資產階級司令部開始全面崩潰，特別是看到他的主子，反革命兩面派陶鑄已經被揪了出來，更加惶恐萬狀，眼看『權』保不住了，但他又不甘心失敗，出於其反革命的『寸權必爭』的反動本性，打着『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旗號，於1月22日玩弄一個假讓權真保權的陰謀。結果，嚴重地破壞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和革命大聯合、三結合的偉大方針，干擾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這是趙紫陽反革命修正主義真正目的一次大暴露，是他頑固地站在資產階級司令部一邊，向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瘋狂反撲。」
省革委會將《審查報告》報到北京後，一直未得到中央批准。趙紫陽的問題被「掛」了起來，沒有結論。
後來，趙紫陽曾與家人談起文革舊事，說他最感絕望的階段，是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開除劉少奇黨籍時。他當時認為，隨後將會輪到像他這樣的各省頭號走資派，相繼被開除黨籍。他說：「我當時曾想過，如果通知我參加省黨代會（當時以為劉出席了全會），我是否還能走得動？想的結果是，還是走得動的。」
四、重新工作的五年趙紫陽沒有被開除黨籍。且所幸的是，1970年6月間，趙紫陽的政治生命迎來了一線曙光。在失卻自由整整三年之後，趙紫陽被解除監護，下放到工廠參加勞動。此一處置辦法，標誌着趙的問題起碼已按「人民內部矛盾」看待了。
這一年的6月30日，趙紫陽化名趙明，下放到湖南省漣源縣境內的地方軍工企業——981廠（國營湘中機械廠）勞動。同行的還有夫人梁伯琪和兩個十六七歲的子女。在車間的歡迎會上，趙紫陽懇切地對工人們說：「我是來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今後大家就叫我趙老頭吧！」
趙紫陽以為，在下放勞動一段時間後，中央可能會安排他在湖南當地工作。譬如，到一個縣裏，擔任抓農業的副手，把一個縣的農業搞好，已心滿意足矣！萬萬沒有料到的是，不到一年，他的命運又發生了重大轉折。1971年4月底的一個深夜，趙紫陽突然被通知連夜乘汽車到長沙。行車一夜，深思一路，不知禍福。最後認定不致太壞，否則會有人押送。到長沙，廣東省革委會一軍人處長已在等候，即陪同換乘火車赴京，問何事，答一概不知。火車一進北京站，直接被拉到人民大會堂去見周恩來。甫一見面，趙誠惶誠恐地對周說：「我過去對自己的問題認識不深，……」周擺了擺手，打斷他的話，說：「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一致同意，讓你到內蒙工作，馬上走，內蒙的黨代會馬上就要召開了。」
趙說：「這麼多年了，我什麼事情都不知道。」周說：「已經為你準備了文革以後的全套中央文件。」從人民大會堂出來，到北京飯店住下，趙一宿未眠。
1971年5月11日，中央同意北京軍區內蒙古前線指揮部黨的領導小組《關於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補台」工作的請示報告》，同意尤太忠任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增補徐信、鄧存倫、趙紫陽為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兩天後，內蒙古「三大」在呼和浩特召開，尤太忠當選為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吳濤、徐信、鄧存倫、趙紫陽當選為自治區黨委書記。這樣，趙紫陽成為了內蒙第五把手，分工主管全區的農牧業生產。
與趙紫陽同時被毛澤東「解放」的文革前夕的省一級黨委第一把手還有兩位：譚啟龍，原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被安排到福建任省委書記；張平化，原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被安排任山西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雖然未「官復原職」，比起那些仍被關押審查的原與他們地位不相上下的大批幹部，三人已屬相當幸運！
1972年3月，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半年之後，經毛澤東同意，廣東第一把手劉興元調四川主持工作；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接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調趙紫陽回廣東，任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此時，排在趙前面的省委書記，還有孔石泉（廣州軍區第二政委）、陳郁、王首道。與在內蒙的地位相同，趙紫陽仍為第五把手。
3月24日，趙紫陽出席回到廣東後的首次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孔石泉在會上說：「丁盛同志任省委第一書記，是個好班長；趙紫陽同志回省里工作，我們一致表示熱烈歡迎。趙紫陽同志在廣東工作了近二十年了，經驗很豐富，我們要向他學習。」王首道也說：「趙紫陽同志回廣東擔任省委書記，是非常恰當的，也是必要的。」
在常委會上趙紫陽也講了話。他說：「向同志們交心。我是犯了大錯誤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都犯了錯誤。毛主席、黨中央要我到廣東來工作，對我是寬大，是信任，也是寄予希望，給我在哪裏犯錯誤就在哪裏改正的機會。」「我身體還好，有積極性，過去在一些大的問題上嗅覺不靈、模糊。今後要很好地學習馬列主義，努力做好自己分工的工作，鼓足幹勁，振作精神，以功補過，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隨後，在省委分工中，趙紫陽分管工農業生產和科技工作。
7月4日，趙紫陽在廣東省農林科技會議上發表講話。他先說了些套話：「一定要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農林業生產和科研領域中，要清除他的流毒。」「現在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把批林整風和各個領域裏的路線問題結合起來，同三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同各個領域中存在的實際問題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批得深。」
接下來，趙紫陽着重講到正確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係問題：「目前我們廣東，總的來講糧食還是偏緊，群眾的口糧還是緊張，市場也比較緊張，歸根結底反映了什麼問題？反映農業基礎薄弱，農業生產跟不上去。所以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進一步加強農業基礎和加快農業發展速度。一些同農業沒有直接關係的，還沒有那樣迫切的工業基本建設戰線，還應當進一步的縮短，這樣我們才可以擠出資金和材料支援農業，我看這是考慮農、輕、重關係中的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他還講到農業和副業的關係問題：「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問題，必須貫徹『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要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不能單純搞糧食不搞經濟作物，不搞林、牧、副、漁，不搞其他。其實，只搞糧食，糧食也是上不去的，就是上去了也是不能夠鞏固的。這是辯證的，不能有片面性。在指導思想上必須明確這一點。另外也有實際問題，糧食如果繃得很緊，搞得群眾一個月吃三十斤糧食，再講發展也發展不起來。農民首先考慮的是吃飯問題，所以糧食如果搞得很緊張，農民擔心口糧問題，他就沒有心情去搞多種經營。」
在趙紫陽的主持下，《南方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論述秋收分配問題。文章寫道：「不折不扣地貫徹黨的分配政策，是搞好秋收（年終）分配工作的保證。」「要堅持貫徹『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分配原則；要處理好集體積累和社員分配的關係，要認真搞好糧食分配；要進一步解決超支戶的問題，切實兌現分配。」當時，對於農村的分配問題，也只能講到這個程度。
1973年1月26日，廣東省委作出《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進一步開展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的決定》。《決定》要求進一步落實農村經濟政策，繼續貫徹執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和允許社會經營正當的家庭副業等政策，認真加強經營管理工作，要尊重生產隊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生產、收益分配等自主權。
3月18日至31日，省委召開全省工業學大慶會議。在會議結束時趙紫陽講道：「批判林彪一夥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的罪行和謬論，教育幹部、群眾堅持『政治是統帥，是靈魂』，堅持『政治和經濟的統一』，全面貫徹『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把批林整風煥發出來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引導到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步伐上。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既要批判『政治可以衝擊其它』也要批判『生產就是最大的政治，防止在克服一種傾向的同時，掩蓋着另一種傾向。」1這無非還是一些套話。作為省委書記，在公開講話中，不能不使用當時的通行語言，情有可原。
8月，趙紫陽出席在北京舉行的「十大」並當選為中央委員，第一次進入黨的中央委員會。
12月，中共中央將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許世友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各大軍區司令員不再兼任地方黨政職務。翌年4月4日，中央決定：趙紫陽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廣州軍區政委，廣東省軍區第一政委。趙又一次成為廣東的第一把手（而且是黨政第一把手）。從1967年5月被監護到今天，趙紫陽離開這一崗位整整七年。
吸取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血的教訓，重新成為廣東省第一把手前後，趙紫陽在他力所能及的權力範圍之內，對某些人和事採取了較為人性化的、寬容的處理。
原廣州旗派頭頭之一、「華工紅旗」負責人高翔，1968年2月曾作為「廣州三司」的代表被結合進省革委會並擔任了常委職務。當年8月，被責令回校接
受批判審查，翌年被免去省革委常委一職，後被分配到廣東省翁源縣工作。1973年，任縣革委工交辦副主任。1974年3月22日，趙紫陽和省革委會副主任、廣州軍區第二政委孔石泉在廣州找高翔談了一次話。2一開始，趙紫陽向孔石泉介紹高說：「他們在廣州是最早造反的，就是那個『北京來信事件』。那時還沒有『八三一』他們。以後，對北京來的人在廣州寫的那篇文章（指《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也是最早批判的，敏感性比較強……」
高翔想不到趙紫陽會對他做出如此善意的評價。這個開場白就像在介紹一個老朋友給別人認識一樣，語氣中還略帶一點賞識之意。
當高翔談到廣東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時，趙紫陽說：「七千人問題，我總有個考慮，你們怎麼能調查到這個數字，我不是說七千人這個數字不准，我也
沒有調查。只是感到你們沒有條件進行這個調查。」孔石泉說：「非正常死亡還不止這個數字。」高說：「我的數字是各地參加旗派人員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當地旗派組織報的，不是全部人員。」趙紫陽說：「這些被殺的人是在什麼情況下被殺的？是一派殺了一派還是怎樣？」孔石泉說：「當時的形勢很亂，有個歷史條件，其中有壞人挑動。」高說：「當時的歷史條件是只有一派有力量殺人。」趙紫陽說：「我了解潮陽縣殺了幾百人，其中百分七十是一派的人。梅縣地區就搞不清楚殺的主要是什麼人，那個地區殺人最多的。」這時高感到趙紫陽是以平等的姿態在和他討論問題，完全沒有居高臨下的態度了。
在高翔談到幹部問題時，趙紫陽說：「幹部問題還有這麼個情況，希望你們考慮一下。整個幹部隊伍中，大部分的骨幹對文化大革命是不理解的，看不慣，但這些幹部一貫表現很好。有些幹部雖然支持了旗派，但一貫以來表現不一定很好。廣州的幹部中，一貫較好的，支持旗派的較少，這是個基本情況，能不能籠統地說支持旗派的幹部得不到重用呢？如湛江地區又不一樣，那裏的老幹部支持旗派的較多，站出來的也較多，那裏東風派很有意見。」高說：「幹部問題主要存在的是對同一類型的幹部，卻有不同的兩種態度。反對過黃（永勝）的就抓得緊一些，小事變大，大事變性。反過來又不一樣。」趙紫陽說：「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我認為是存在這種情況的。但支持旗派的幹部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一貫表現好，運動中又支持旗派的；一種是一貫表現不好，有不滿情緒，運動中支持旗派的，不能說明他們的路線覺悟高。」孔石泉說：「當前幹部確有對新生事物看不慣，對新生力量看不慣的思想。這就要做長期的工作，而且將來還會有這種人。」高說：「一般情況下，這是認識問題，但也應該看到這種思想反映的是路線問題。在當前來說，這種思想妨礙了政策落實，正是這次運動要衝擊的。不完全是慢慢來，長期教育的問題。廣州的問題是對那些一貫表現好，文化大革命支持了旗派，路線覺悟較高的幹部的看法，還不如一貫表現一般而支持了東風派的幹部。」在幹部問題上，趙紫陽先是引導高看幹部不能只看他是否支持旗派，還要看他的一貫表現。針對高的這段話，他又進一步分析說：「支持旗派的幹部分三種，一種是一貫好，開始支持旗派，路線覺悟高，後來比較清醒；二是一貫好，支持旗派，但後期跟着旗派犯了錯誤的幹部，對他們的錯誤看得過於重一點；三是一貫不很好，支持旗派的幹部。」他層層深入的分析令高信服。
談到落實政策的問題時，趙紫陽提出說：「落實政策不夠全面徹底，和林彪、黃永勝路線的流毒問題是否有一條界線，是我們的工作做不到家還是林黃流毒的問題。」高翔說：「政策的落實是現象，阻礙政策全面落實的根源是林黃路線流毒的影響。」趙紫陽接着說：「『一打三反』、清查『516』都是中央有指示、有部署搞的，與黃永勝在廣州的路線之間要有一個區別，恐怕不能認為是黃的路線，這提法上要慎重考慮。」孔石泉說：「清查『516』在北京總理、康老、江青等同志都是講了話的，我們是按照中央的。」高翔說：「同樣是中央傳達下來的精神和部署，但各個省貫徹起來都有差異，如卜占亞在湖南搞『一打三反』和清查『516』就有路線錯誤的問題。」趙紫陽說：「有七八個省份都有這些問題，但這些省都點出了上賊船的人，廣州沒有點出這些問題來。」高翔說：「中央也沒有表態說廣州沒有問題。中央文件有指出黃永勝『對反對過他的人進行打擊報復，私立專案，私設監獄草菅人命等』，他在廣東的具體表現是否存在呢？他的清查對象是對着一派革命群眾組織，而這個清查方向一直到『913』事件以後還不變。」趙紫陽說：「『一打三反』、清查『516』能不能認為是黃永勝搞的還是值得考慮。」孔石泉說：「有些具體的情況你們不清楚，中央是有精神的。」
高翔說：「省委對整個情況也未必很清楚，可能有人背着你們兩位干一些事情也不一定。在發動群眾揭開蓋子之前，我們都不必先有一個統一的意見。我是傾向於廣東會揭發出一些問題來的。」趙紫陽說：「我倒傾向於廣州再揭也揭不出太大的問題。對劉興元、丁盛中央講了話，我是相信中央的，今天還是這個看法。」孔石泉說：「是要發動群眾，對黃永勝問題，另立中央問題等群眾有懷疑，有看法應該發動大家揭發，揭發以後還沒有什麼問題，這懷疑就解決了。」
談到揭蓋子的問題時，趙紫陽說：「考慮解決揭蓋子的問題，我們最擔心的是重新挑起兩大派矛盾。68年時有個歷史條件，那時毛主席對幾個學生領袖的講話，在北京開串聯會的問題中央有表了態，正是旗派犯錯誤的時候解決派與派的問題條件較有利。這次最好避免像四川那樣翻來翻去的局面。這兩大派的問題是當前比較難解決的。既要揭發矛盾，解決矛盾，又不希望走太大的彎路。老實說，我是有點留戀目前比較平穩正常的形勢的，有點怕亂了。」
這次談話，雖然他們之間的觀點不盡相同，有時還近乎在辯論，但高翔感到了趙紫陽的坦率和誠懇，平添了對他的信任。最後，趙紫陽還對高翔說：「我們還準備找你們這邊幾個人座談，省委的同志也多來些。多聽幾方面的意見都是有好處的。」
3月26、27日趙紫陽、孔石泉、王首道等10位省委領導，兩次與劉繼發、丘學科、周焱等10位旗派的代表開座談會。以後，孔石泉調回軍區，趙紫陽和王首道、林李明、焦林義、寇慶延等還多次找群眾組織的代表開座談會。
4月22日，省委二秘通知高翔晚上7：30到趙紫陽辦公室開會。高去時，見到只有趙紫陽一個人。這次他和高談到深夜。談話的主要內容是：（1）趙詳細地詢問高對一些幹部以及各派群眾組織負責人的看法；（2）趙提出為了發動群眾又防止兩大派產生矛盾，打算由旗派的劉繼發和東風派的孫亦武成立聯合辦公室，參加領導運動；（3）對廣州問題嚴重性的估計，趙強調說：「對廣州的問題要有一個基本的估計，中央對廣州的問題是有處理的，殘餘勢力總不能比原來的更嚴重吧。」最後，趙紫陽談到恢復廣東省革委常委的問題，問高有什麼打算。高的回應是：（1）我是作為群眾組織的代表參加省革委的，我自然要為他們解決問題。廣東的遺留問題很多，希望省委認真落實政策。（2）我願意協助省委維護廣東的安定局面。我和一些東風派負責人的私人關係也不錯，可以做聯合兩派的工作。高翔說：「趙紫陽在廣州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多次與各派群眾組織代表開座談會，面對面的直接對話，既聽取各方意見，又坦率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事實證明，他的這些做法對保持社會的安定局面是行之有效的。」
1974年9月，高翔被安排到廣東省第二工業局（軍工局）任副局長和黨的核心組成員。
1974年11月初，廣州的李正天等三位青年署名「李一哲」，在市內北京路口先後貼出題為《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序言》、《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的長篇大字報。大字報名為批林彪，實質批江青，並對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提出了與官方口徑不同的獨特見解，一時引起鬨動。廣東省委迫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和各種壓力，於12月初印發了署名「宣集文」的批判「李一哲」長篇論文，下發各單位。當月，廣州市批林批孔運動辦公室全文印發「一張反動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和長篇按語，並與一些批判發言一道匯集成冊，分發群眾，人手一冊，以供批判（其實無形中也擴大了「李一哲」大字報的影響）。
根據趙紫陽的指示，有關方面對李正天等人採取了讓其講話、不限制其人身自由等較為寬鬆的政策，召開了一百多場讓其講話的「大辯論」大會。當時流傳一句話：「上面發了話，對李正天不要抓，不要殺，讓他講話，看你們有誰能把他駁倒。」
李正天後來稱許道：「在四害橫行的當時，在很多大是大非問題被他們搞得混亂不堪的歷史條件下，當時省委主要負責同志明知我們是反對江張姚的，他既不把我們打成反革命，也沒把我們投進監獄，相反，他對批判會作出了一系列的規定，保護了我們的公民權利，這在當時是有膽識、有魄力的。」李正天所說的「省委主要負責同志」，指的就是趙紫陽。
1974年，廣東全省夏糧豐收，徵購入庫比1973年同期增長28%。全省三千多畝早稻大面積豐收，平均畝產量和總產量都比前一年同期增長一成多，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這在當時各省的政績中是名列前茅的。這些成績的取得，與趙紫陽卓有成效的內行領導關係甚大。1975年，廣東的農業生產在遇到嚴重自然災害的情況下仍取得早稻豐收，全省三千多萬畝早稻，總產量和單位面積產量都保持了1974年大豐收時的水平，改變了歷史上大雨大減產的狀況。趙紫陽在這場抗災鬥爭中所起的作用，是無庸贅言的。2趙紫陽在廣東取得的成績，受到當時仍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的重視。
1975年10月，鄧小平對趙紫陽、韋國清說：你們倆換一個地方，紫陽到四川，國清到廣東。鄧特別叮囑趙：四川搞成這個樣子！希望你能三年改變面貌！趙隨即到成都，就任中央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四川省革委會主任，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他不負重託，只用了一年半時間，已使四川的面貌基本改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