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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武統台灣毀於頭號共諜 台省委書記曝高層驚人內幕

台灣人蔡孝干為中共台灣省委書記,1928年加入中共,曾隨中國工農紅軍進行長征。二戰後潛回台灣,發展中共間諜組織。1950年,被台灣國民政府逮捕後,供出中共在台間諜組織,令毛澤東和最高司令粟裕同年底的攻台計劃,宣告破產。蔡孝干被逮捕後加入國民黨後,1956年官拜中華民國國軍少將。蔡孝干撰寫出版了《台灣人的長征紀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一書。在這本書中,蔡回憶了當年中共高層在蘇區混亂的男女關係,揭示了在中共控制的江西蘇區,民間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

據《中共攻台大解密》一書披露,毛澤東和中共最高司令官粟裕,一開始希望能在1950年底進攻台灣,但攻台所需要的不只是船、飛機和軍隊,還需要潛伏在台灣的特務組成情報網絡。這些特務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策反國軍將官,等到共軍登陸時協助共軍作戰。

除了誘使高階將官叛變,這些特務還需要挑起社會動亂、組織暴動,並在台灣參與破壞行動。

蔡孝干潛回台灣當共產黨間諜

共諜潛伏要追溯到1946年4月,當時〝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後,隨着時間推移,這個秘密組織在台灣發展出了由地下黨員組成的廣大網絡,準備在關鍵時刻出手。

這個黑暗組織的領頭人物就是蔡孝干,中共台灣站的頭號間諜。

公開資料顯示,蔡孝干早年參加台灣文化協會,因此左傾。之後,曾任公學校代用教員(代課老師)。後前往大陸,入上海大學就讀。之後回到台灣,有意將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共產黨合併。

1928年,蔡孝干前往福建廈門,經漳州,到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加入中共。同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蔡又受命加入台共並獲選為中央常任委員。1934年,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入延安,是唯一參與長征的台灣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蔡孝干成為審訊、策反日軍戰俘的專家,同時也翻譯、分析日軍文件。身為一個在日據時期出生的台灣人,他的日文相當流利。

隨着時間過去,他的才能漸漸廣為人知,後來共產黨甚至請他撰寫教材,訓練後進的特務。

1946年上半年,日本向盟軍投降後幾個月,蔡孝干來到上海,準備進行他的下一個任務。共產黨精心挑選了他,來領導潛伏在台灣的特務。

1946年7月,他以新的身分返台潛伏在故鄉,他和其他特務很快就融入當地生活。

他發展了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任中共台灣省委委員、常委、書記。

他們展開任務之後6個月內,就招募到了70位當地人士加入特務團隊;到了1948年,他們已掌握了約285位特務。

特務情報網被國民黨攻破,蔣孝干供出中共在台間諜組織

1949年,國軍大批撤退來台,在這黯然敗退的氛圍中,蔡孝干一手建立的情報網也迅速擴張。

同年12月,據稱他掌控的地下情報員多達1300位,另外更有多達5萬個線民。這些人大多都不知道自己受到控制,這些人都可以用來發動罷工、抗議遊行以及校園暴動。

蔡孝干告訴第三野戰軍高階官員,他的秘密部隊已經準備好了,中共軍隊登陸前就可以先煽動社會齊心顛覆中華民國政府。他還建議,攻台計劃最好在1950年4月發動,因為那時候的天氣最適合兩棲登陸作戰。

但是,1949年秋天,蔣介石開始把兵力往台灣集中。在大陸經歷過情報體系大崩潰,以及重要部隊叛變後,他決心要根除潛伏在台灣的共諜。

1950年4月,台灣的特勤人員把矛頭指向蔡孝干。迅速逮捕了他。

經過長時間的審訊,毛澤東手下最優秀的諜報人員——蔡孝干投誠了。

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高級參謀中將陳寶倉、國民黨東南行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上校交際科科長聶曦、中共女特務朱楓等約多人被捕。台灣省工委會重要幹部幾乎全部一網成擒。中共台灣省工委會遭到毀滅性打擊,組織幾乎全部瓦解。

蔡孝干之後加入中國國民黨,任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1956年又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後升任該室少將副主任兼中華民國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1982年10月在台灣病逝。終年74歲。

蔡孝干撰書披露中共高層在蘇區混亂的男女關係

蔡孝干是唯一參加過中共北上大逃亡的台籍人。他曾撰書《台灣人的長征紀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披露中共蘇區混亂的男女關係。此書於1970年,由台灣中共研究雜誌社出版。

蔡孝干在書中回憶稱,當年中共在江西建立的所謂蘇區標榜婚姻自由,男女關係極端紊亂。在中共統治下的江西蘇區和陝北蘇區盛行「一杯水主義」的自由婚姻關係,嚴重地破壞了中國固有歷史文化傳統和倫理道德觀念。書中寫道,中共在江西蘇區所推行的蘇維埃式的婚姻制度和中共高階層內部在婚姻關係上所表演的醜劇,深刻地影響了那些地區單純簡樸的農民家庭生活的劇烈變化,造成了嚴重的惡果。

據講述,當年蘇區的婦女離婚、結婚都是自由的、任意的,一個女子結婚三、四次,甚至五、六次者都是司空見慣。而這裏所說的,還是指公開的婚姻關係而言,至於非正式的「秘密老公」或「秘密老婆」之類的現象,更是非常普遍。

鄧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維映當年就曾在蔡孝乾麵前抱怨說:蘇維埃的《離婚條例》明明規定,蘇維埃公民離婚是自由的,不但男女雙方同意就可以離婚;即使男女任何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也可以離婚。為什麼非紅軍家屬離婚可以自由、而紅屬就沒有這種自由呢?但紅軍家屬在地下亂搞,年輕的紅軍家屬沒有「秘密老公」的實在太少太少了。這不就是對紅軍家屬過份的壓制所造成的惡果嗎?

書中還披露了當年中共高層男女關係的混亂狀況,其中特別細述了楊尚昆、李維漢、張聞天等人各自複雜的婚姻關係。

一九三三年鄧小平被國際派指為「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執行者,遭整肅,他的妻子金維映即與他分離,隨後調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不久就與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化名羅邁)沒有經過任何手續而結為「夫妻」,而且得到「公認」。但好景不常,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大批的女學生湧進延安,李維漢很快就另有新歡,金維映成了黃臉婆。最終,她和賀子珍(毛澤東妻)、劉群先(博古妻)都遭遇了同樣的運命:被她們的丈夫以「留學」的名義送到莫斯科,實際上就是被她們的丈夫遺棄了。

據講述,張聞天秉性浪漫,在莫斯科時曾與一俄女結婚。入江西蘇區後即鰥居,時張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黨報委員會書記。劉伯堅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長期在前線。劉伯堅的妻子王淑貞初在瑞金紅軍學校任教,後調入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任秘書。不久,王淑貞就成了張聞天的「秘密夫人」。此事在當時中共高級幹部中成了公開的秘密。

一九三五年紅軍西竄到四川省松潘的毛兒蓋,張聞天就與劉英同居了。而這個劉英,也是中共內部婚姻史中「一杯水主義」的典型。

抗戰初期,劉英也被送到莫斯科「留學」去了,張聞天則又與劉英的胞妹李霞(化名)姘居。李懷孕後,不得已被送到新疆去「生產」,生一子未取名,中共駐新疆辦事處主任陳潭秋乃為取名曰「鴻聲」,以影射「聞天」。此事,當時中共高級幹部幾乎無一不知。

蔡孝干叛變後加入國民黨,任台灣當局「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1956年又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後升任該室少將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蔡和另外叛變的陳澤民、洪幼樵等人長期被嚴加警衛,深居簡出。1982年10月在台灣病死。著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台灣》、《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等。1970年,台灣中共研究雜誌社出版了蔡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

阿波羅網孫瑞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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