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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網首發 魏紫丹:泛反共主義論

當今社會,一個正常的人,他人性的現實性底線就表現在反共這一點上(參看附錄1)。只要是堅持了人性底線的人,我們就要廣泛地團結起來。中國人“人咬人”的劣根性,務必剔除。

“當今”是個什麼樣的“社會”?

在國際社會,共產主義絕大部分已經壽終正寢、進入墳墓。在東亞社會,中共習氏和朝共金三胖的極權主義已步入了登峰造極、物極必反的階段。也就是說,作為尚未進入墳墓的部分,他們正在拚命地自掘墳墓,累得滿頭大汗也顧不得揩去,用盡吃奶的力氣在掘出最後一銑土,免得功虧一簣、死無葬身之地。當年馬列毛詛咒資本主義那一套惡毒謊言,歪打正着,恰好可以用在“當今”共產主義身上。共產主義正處於腐朽、沒落、垂死的階段,正在做着最後的掙扎。他們在“中國夢”中想再開幾大,以便豎立墓碑:“禍害百年、遺臭萬載”。雖然中共的最終結局是不得好死,但人們也不能樂觀得太廉價了,畢竟是雞子臨死還要蹬三蹬。有道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何為“正常的人”?

一般說,就是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人。起碼說,不是傻子,不是狂人;只要能生活自理,還具備人之常情者,就算正常的人。一個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做人底線是什麼呢?就是反共。這是仲維光先生的觀點,對此觀點我曾舉雙手表示贊成,並寫過一篇專文略加展開:《對仲維光“做人底線”之論證》(即附錄1)。

正本清源談“反共”

以1957年為界,之前我是個青年教師,在中學教數學,並且還是數學教研組組長。之後,我以同情儲安平“反對黨天下”的右派言論被打成右派。以情節特別嚴重,性質特別惡劣,被打成極右派、死硬派,卒被處以第一號處分:開除團籍、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直到1978年暑期後才被改正錯劃、恢復教職。

以上共四句話,每句話都足以寫一部長篇故事。。。。。。不堪回首憶往年。不嘆妻離子散、九死一生,唯幸青山猶在、有柴可供內中燒。我的義憤填膺蓄勢待發、遂誠於中而形於外。教委領導找我談話:“人家改正後,都表示感謝黨給予第二次政治生命,要再努力為黨好好工作幾年。哪像你那樣耿耿於懷、滿腹牢騷!”我耐着性子解釋道:“鄧小平、胡耀邦都教我們要說兩句話,要把問題說全,可是,這些被改正後的右派們歡呼雀躍之餘,卻都是一言以蔽之,曰:“感謝黨給了第二次政治生命”;然後就戛然而止,閉起尊口。而我憋不住要說的,是第二句話。”

“你說,你的第二句話是什麼?”

“我的第一次政治生命哪裡去了?”

這位教委領導氣急敗壞,不正面回答問題,反而指責我:“你右派本質未變。”我這個未變的右派本質是什麼呢?就是:反對黨天下,反對共產黨絕滅人性的黨性。在當時給我(其實是所有全部右派)定的罪名是“反黨”。不言而喻,“黨”專指共產黨,不及其餘;其實就沒有其餘,黨外無黨。或有人大大地不以為然;毛主席不是還專門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嗎?豈不知,原來只有親近毛的人知曉他好肆無忌憚地大放臭屁,後來才逐漸國人皆知:誰也比不過毛放屁更響亮、更放肆、更自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反正都是由着他說。我敢說,他說話完全等於放屁。這絕對不是罵人,而是基於累累事實。(附錄2)也罷,而今我們,為了表述精準起見,特鄭重其事、直截了當地將“反黨”、正本清源為“反共”。

“反共”,怎麼能成為“主義”?

根據孫中山先生的解釋,主義就是思想——信仰——力量。反共就是我們的思想、信仰,並且,以此為動力我們要、也必然會發出一種力量。反共不是反對共產黨員,也不是反對共產黨組織,而是反對共產黨的主義——共產主義、極權主義。郭文貴說:“共產主義就是烏托邦主義,就是騙子主義,就是撒謊主義。”有人賣弄說:我們現在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郭文貴說,中國特色就是、他撒謊還要逼着你相信。至於說社會主義社會,那就更是離題萬里了。兩個“社會”夾着一個“主義”,看似重視社會,其實是國家把社會擠壓得再無存身之地了。說成是毀滅社會的主義,倒還差不多。所以我們把“反共”就定為我們的綱,實際上它業已成為20、21世紀之交的國際社會的共同政治綱領。這和如今的反恐是一個性質,因為共產主義非他,就是實施國家恐怖主義,就是國家壓跨社會的主義。反共,在中國,其要義就是反禍國殃民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綱領是什麼?根據毛澤東的說法,是“二綱”:一曰“階級鬥爭為綱”——為反對鄧小平的“以三項指示為綱”,他說:“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其餘”,到底包不包括“路線”呢?此處出現了邏輯溷亂,即,他又二曰:“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有人為毛打圓場說:“路線鬥爭就是階級鬥爭”。可周恩來在階級鬥爭最為火烈的文革環境中說:“不能說犯了路線錯誤就是反革命,路線錯誤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其實,毛邏輯溷亂不止這一處、多去了,信手拈來皆成例證。(參看附錄3)是不是只能有一個綱,其餘都是目呢?倒也不是。歷史上封建社會所謂的“三綱五常”,源遠流長。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是仁義禮智信。傳到文革時期,便有“二綱五常”。二綱是階級鬥爭為綱、路線鬥爭為綱,五常是打砸搶抓抄。

根據毛太祖遺訓,應該說,反貪僅是目。習近平卻以選擇性反貪為綱,因為當今天下無官不貪、制度性貪、系統性貪、史無前例地貪,而以貪反貪、以黑反貪、以警反貪,雖手段違法,但從效果上講,反一個準一個、把政治對手打得落花流水,習家軍高唱極權主義凱歌、旗開得勝。而這樣的所謂反貪腐,卒致越反越貪、越反越腐者何也?蓋因共產主義者,貪腐之溫床也,萬惡之源頭也。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政治是經濟的集中反映。經濟上的共產主義:先化私為公,即化私產為共產黨產,也即所謂“公有”;然後再化公為私,讓紅色家族得而私也,一代、二代。。。世代相傳。這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超越法律暴力奪權、暴力掌權、暴力謀財害命,並且絕對不與外人分享公權力。結論自然而出: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盜國主義。所以共產黨無官不貪既是現實、又合邏輯,是基因使然。所謂反貪,也只能是選擇性反貪,爭權奪利的狗咬狗;只能是大狗咬小狗,大貪台上作廉政報告,小貪台下戴手銬腳鐐,大貪官反小貪官、紅色血統貪官反草根血統貪官;也就是說只能是非法反貪,製造駭人聽聞的冤假錯桉,而反出的臟物又盡入反貪者腰包,人民則是屎殼郎攆屁一場空喜、毫無獲益。這就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你要反貪、必先反共。因為共產主義就是不受監督的極權主義,必然形成盜國主義,所以是貪腐的制度根源。這是歷史提供的反共、滅共的摧枯拉朽的契機,是轉換基因的必由之路,是擺在國人面前的唯一正確選擇。

古人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其說必將無可焉。”(《墨子.兼愛下》)

由此可見,毛澤東“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立論,實不足為訓也。因而我們要更加明確無誤地確認:“破和立,需要同時兼備、二者並舉,絕不會單打一、而另一即在其中也”。這是事實認識;關於價值認識,諺語說得好:“能壞不能成,人家稱你大狗熊(毛澤東算一個);能成不能壞,人家稱你老奶奶(想不出誰可對號入座);能成又能壞,人家稱你是大元帥(蔣經國可以當之無愧)。”這裡的“壞”就是“破”、破壞;“成”就是“立”、成立。

按我的意思就是,把毛的話“非”之,而“易之”為:“破字當頭,立字當腳”。當頭要“破”的是共產主義,是毛澤東的“二綱”;腳踏實地要“立”的是三民主義,是反共為綱。當然,我們也聽到過異議的觀點:說立三民主義是不與時俱進。但我們認為,三民主義之所以具有生命力、能與時俱進,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在於,它既適合普世價值(如林肯說的民有、民治、民享),又合乎中國國情,同時如台灣三民主義社會已經實現的那樣,把容忍異議的觀點視作自己題中應有之義;不似馬列毛的共產主義視自己為宇宙絕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準,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再從我們親身的經歷來講這回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老百姓的說法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其實遠未回到解放前,只是把三民主義當做救命湯喝了幾口、沾了點邊兒,就贏得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美名、取得了經濟有所發展的實效。要是學樣蔣經國先生領導下的三民主義模範省台灣呢,就更會像他創造了世人有口皆碑的“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奇蹟那樣;鄧也將完全可以預期,會創造出“全世界N條大龍之首”的奇蹟。

怎樣定義“泛”?

泛者,廣泛也,泛愛眾而親仁。仁者人道主義也,人性也。只要是有人性的人,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我們就要搞五湖四海,廣泛地“愛”、廣泛地“親”。

我們反共、反黨,因為共產主義黨性是反人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現和產物,是與人性不共戴天的。對具有人性的共產黨員及其領袖人物,我們不僅不反、反而要泛愛。對他們,如趙紫陽、胡耀邦,若加以排斥,就縮小了“泛反共”概念的外延。這樣進一步延伸至國際,如俄國的戈爾巴喬夫、美國的班農也可以被“泛”進來。至於對不論國內、海外的華人,更是要反共一家親、同進一家門了。

或有人曰:有些媒體明明是中共的狗腿子,卻也發表一些反共、批共的言論,據說是因為不如此便會斷絕稿源、斷絕受眾。我認為這是一個反共真假的問題,倒可以作如是觀:假反共的出現,就證明真反共的勝利;就證明真反共得民心、合民意,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至於假反共,我預料它的最終歸宿必然是二者擇一:或者弄假成真,或者身敗名裂、同中共偕亡。

與此相反,也有的人發誓熱愛黨,例如貧下中農,高歌“天大地大沒有共產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剛剛土改後不到兩年,毛主席號召合作化,我經過深入調查了解,斷定90%以上的貧下中農願意單幹、反對走合作化。同理,資本家敲鑼打鼓慶祝公私合營、跑步進入社會主義。我確信他們心口不一,骨子裡都在反黨。寧信諺語所云:“賭咒不靈,放屁不疼。”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臭老九,也大都在拍着胸脯聲稱:“竭誠擁護共產黨!”對他們,“泛反共主義”論者應取如此態度:“我理解你的聲稱,更誓死保衛你有聲稱的權利!但把你“泛”進來,也是我的願望和權利,更合乎實事求是。”

如此說來,“泛”是否就是個無邊無際的垃圾筐呢?答曰:“否”。它是有邊界、有底線的,超越邊界或底線就叫做“泛濫”,一旦泛濫就會成災的。我們反共,具體說是反中共,在這一點上,最強烈、最徹底的是中國國民黨,而認識中共的危害性、險惡性,最清醒、最徹底的是前中華民國總統、國民黨主席蔣介石、蔣經國二位先生。但是,可惜呀可恨!當今國民黨及其衍生黨的上層,不能說是100%,至少說也是90%以上,都被中共藍金黃而淪落為國民黨的無恥叛徒、領袖二蔣的忤逆之子。“爾忘共匪數以千百萬計地屠殺爾輩同志、父兄乎?爾輩安能見利忘義、傷天害理、不要嘴臉而至於此極!”我們對這般豬狗不如的東西,只能將之拋出“泛”外,以純潔陣營。

“人咬人”的劣根性,務須剔除

狗咬人(壞人整好人)、人咬狗(好人斗壞人)、狗咬狗(壞人窩裡斗),這些我都以常情、常理、常識、平常心視之,並不太在乎、也無異常的感覺,而使我們深惡痛絕、令我們咄咄嗔怪、認為大謬不然者,是“人咬人”這種怪現象。既然大家都是好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有話好好說,強梁不如商量嘛!

我年老,記憶力衰退,但僅憑可憐的記憶力所及,就能夠一撥拉一大堆特務:胡平、楊建利、唐伯橋、辛灝年、龔小夏、盛雪、劉曉東、魏京生、郭文貴、郭寶勝。。。

就此,我有三點認識或想法:第一點,既然民運隊伍中充斥着特務,且大多數特務都位居要津,那麼,乾脆由其主子中共盜國賊公開加以收編,定番號為:“五毛大軍”;豈不更浩浩蕩蕩?豈不更名正言順?豈不更指揮得手?何必扭扭捏捏、羞羞答答、賊頭鼠腦、充當偽類、不敢見天日呢?

第二點,既然沒有那麼多特務,又何必大家都對着屁股放屁——互相臭呢?誣指別人是特務的人,往往自己又被誣指。這些年民運內部,內戰打得不可開交,完全亂成了一鍋粥。造成這種親痛仇快局面的內因是私慾旺盛、爭權奪利,外因是盜國賊遣使特務進行挑撥離間、分化瓦解;卒致外因通過內因而奏效。

第三點,問題繼續發展,會使民運消亡得無生無臭、無影無蹤;卒致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高掛天空,可望而不可即。山窮水盡,柳暗花明;車到山前必有路。我的設想是:“寓攘外於安內”。具體做法是,首先由有志於民主事業的仁人志士、特別是民運領袖,群策群力,運用其道義威信、政治威望,發出號召,說明肅清特務、純潔隊伍對民主事業生存發展、生死攸關,對其“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再也不能執迷不悟、等閑視之。其次,以身作則、帶頭付諸行動。怎樣行動呢?因為誰說誰是特務,不可能偷偷地幹活,只有公開宣傳才能達到擴散的目的。這樣一來,誰說誰是特務就成了光天化日下的行為。民運領軍人物,首先帶頭揭露,是誰告訴他——“某某某是特務”的。這様一直抽絲剝繭,最後查出始作蛹(俑)者;便是我們追蹤審查特務的目標。以此類推,查出其他搞污名化等類鬼蜮伎倆者,更不會比這更難。

最後,還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就算是我們取得了初戰大捷,也不能指望一勞永逸;更何況我這個反共單幹戶,現在還只是在做紙上談兵、以期達到拋磚引玉之目的呢?

附錄1:對仲維光“做人底線”之論證

首先,我把論方的基本論述摘引如下:

仲維光:人性的底線

共產黨的每一個發展和擴張,都是他們無視正常法制,無視人間倫理、契約,殘暴肆虐的結果,共產黨每一個退縮和失敗,包括他們時常說的所謂落實政策、平反冤獄,都是民眾對抗和反對,顯示出自己的力量而讓他們感到恐懼時的結果。沒有一個歷史事實證明不是如此。

共產黨從來沒有過因為天良發現做出了退讓或悔改,這甚至包括那些在黨內受到過整肅的爪牙。這就是給劉少奇平反,劉家閉眼不追究根源和罪犯;給鄧小平平反,鄧小平不反毛澤東;被整肅多次的胡耀邦就是到最後也沒有反對共產黨的衝動的原因。單就這一點就可以說,共產黨徹底毀滅了人類的天良!

所以歷史的答桉就是共產黨自己所承認的,共產黨不是普通人類製造的,這也就是說,共產黨不是我們所說的“人”!

他們伸出中指,不只是拒絕共產黨,還要我們每一個人審視自己作為“人”的良心!為此,我們要感謝廖亦武先生、穆勒、施萊博先生!如果你問人間天良何在,就請直視廖亦武先生的照片……而如果你直視照片,你就一定會清楚,反共,是每一個人做人的底線!- See more at: http://hk.aboluowang.com/2014/1227/491959.html#sthash.9By88Qev.dpuf

孫豐:仲維光,“反共是做人的底線”此話不妥

何為“做人的底線”所追問的是人為什麼能夠做人?而“反共”只是為能正當地去做人所必須的條件,因而反共是歷史或時代做為合規律的過程所提出的任務,也可以表述為是歷史的使命,或歷史的現階段的進程。與“做人”的底線無關。

人所以能夠“做人”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的目標,也不是為了反共。請想想:65年前共黨尚未統治中國時,難道那時及以前的人就不做人了嗎?那時的人也必須“做人”呀!在還沒有共產黨的條件下,他們又哪來的“共”可反?難道他們無“共”可反就沒有“做人”的底線了嗎?不會吧?(<消息樹>時政雜談)

後面,再展開我的論證:

我們把宇宙間一切可感知的事物(事是占時間的一部分;當然不能脫離空間。物是占空間的一部分;當然不能脫離時間),統名之曰“形”。形一分為二:形而上之謂道;形而下之為器。道再一分為二:陰、陽之為道;器者物也,物再一分為二:礦物與生物。

沒有生命的物叫礦物。礦物沒有為物增加新的屬性,是物理學所研究的對象。生物為物增了加新的屬性,即生理性——生理上的新陳代謝。研究它的學問叫生物學。生物分為二:植物與動物。

沒有意識的生物叫植物。植物沒有為生物增加新的屬性,植物學所研究的仍然是其生物性。動物為生物增加了新的屬性,即意識性,其標誌是目的性。杯子里水淺、烏鴉喝不到,它會啣石入杯、提高水位。瓶子里的油,老鼠喝不着,它會用尾巴從瓶口插進瓶里、去蘸油。高級動物就更不用說了。在他們的行為中,或顯或隱地都含有目的性。動物再分為二:禽獸與人。

僅能用神經去感覺事物、展開活動的動物是禽獸。禽獸沒有為動物增加新的屬性,所以,動物學裏只研究禽獸、不研究人。因為人具有新的屬性,人為萬物之靈。“靈”在哪裡呢?曰:“心之官則思”。人有心、能思維。如果說,禽獸的認知與活動只限制在最低級的感性階段,那麼,包括知性在內的理性認識和包含理性認識的實踐,就是,具有“心之官則思”之屬性者,那是非“人”莫屬的。故曰:人者人心也。得其心者得其人——得到或得解他的心,就掌握或認準了這個人。又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就是理性;因而就把“理性”這個概念用來界定人,而把“獸性”這個概念留給動物。

如果一個人一點理性都沒有,你還能把他算成一個人嗎?屬於這個情況下,一點理性都沒有的“人”,在現實中有沒有呢?有。死人自不必說,活人也是有的,活人如植物人、瘋子、胎兒等。或有人問曰:“難道你說胎兒也不是人嗎?”敬請稍安勿躁,聽我慢慢道來。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胎兒尚不是人、尚是個生物體。”當他演化為社會體,具有了一點理性的時候,就有了做人的資格。所以我認為,有一點理性乃是做人的底線。當我對這句話、畫上句點時,刻不容緩的是立即對“理性”一詞加一分說:理性有好、壞之別。否則你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斯大林、毛澤東之流“絕對”有很高的理性,卻“把壞事做絕”呢?對此問題,我要做如下的解說:把理性比作一條數軸線,把“沒有理性”做原點(0);向右的射線表正數(+),是指好理性,其本源是出自良心、良知;向左的射線表負數(—),基本內涵是傷天害理。正數和負數互為相反數,0的相反數仍是0.上面我說斯大林、毛澤東之流“絕對”有很高的理性。這裡的“絕對”是指負數的絕對值而言的。負數的絕對值越大,則表明負理性越大,負能量越大,因而就進一步表明這個壞人是壞得越狠、反人性反得越決絕、越不留餘地。

當我說一個數是5的時候,無需加任何說明,它就是指(+5),你不會誤認為是指(—5)。同理,當我說“做人”的時候,斷然是指做好人、做人性健全的人,而不是做壞人、做絕滅人性、傷天害理的人。

對人的分類,以性別做標準分為男、女兩大類;以道德做標準分為好人、壞人兩大類;以階級做標準分為官、民兩大類;以年齡做標準分為老、少兩代人;以種族做標準分為白人、有色人種兩大類;以民族做標準分為少數民族和多數民族兩大類;。。。。。。在各種不同的分類中提取出的同類項,就是“理性”。有人說:“人是政治動物”;也有人說:“人是社會動物”。但都不如說:“人是理性動物”。理性把人從動物中提取出來。如果不講理性,猴群有猴王、虎群有虎王、蜂群有蜂王;螞蟻的活動也有組織性、紀律性、分工合作;它們不也都成政治動物、社會動物了嗎?但只因為它們沒有理性、沒有心智,所以只能是動物而不能是人。又,為什麼有的人會被稱為“人面獸心”呢?是的,只要有理性,你就不好說他不是人。但他的理性是負理性,雖俱“人面”即人形,卻沒有人心,不講良心、卻又俱“獸心”,那他到底算是個什麼物件呢?他到底是什麼、我並不關心,我的關切中心是,他總不能算是“人”吧!至此,是否可以這樣來界定:理性是人之為人的根本;而正理性,即人類的良心、良知,才是人性之根本呢?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篤若 來源:阿波羅網來稿首發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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