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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談反右八個字 暴露把反右當戰爭看

——蕭乾淪為右派的歷史關節

毛澤東在其親自起草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中稱:「我們隨後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講:怕釣魚,或者講: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並唔好釣。」在呢度,毛澤東使用了「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這樣的軍事語言,可見他係把反右派鬥爭當做一場戰爭來看待的。

反右運動

邦良先生髮表於《歷史學家茶座》總第十二輯的《蕭乾係如何淪為右派的?》一文,對蕭乾淪為右派的歷史內情做了有益的探討。作者否定了蕭乾及其夫人文潔若回憶錄中“太情緒化”的結論:“自己後來一切的苦難應歸咎於張光年,係張光年設置了圈套讓他鑽了進去的。”並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蕭乾即使唔去《文藝報》,不擔任副主編,他在別的單位別的崗位,也同樣有可能被打成右派的。”征諸歷史事實,作者的這一結論,合情合理。

然而,作者對蕭乾如何淪為右派的解答卻陷入了悖論:一方面認為“要想弄清問題的真相,還必須假以時日,等待有關檔案的進一步解密”,另一方面卻武斷地講:1.“毛澤東係在1957年6月初才決定全面反擊右派的”;2.文潔若根據黃秋耘的回憶所得出的“5月18日”係文藝界開始“引蛇出洞”、“劃分敵我友的關鍵歷史時刻”的結論,不足為憑。

我認為,在“有關檔案”沒有“進一步解密”之前,“5月18日”作為文藝界乃至整個反右運動中值得注意的歷史關節,係無法率意否定的。

反右序幕係何時拉開的?

關於這個問題,魏邦良先生認為:

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毛澤東係在1957年5月18日作出“反右”決定的。一般的睇法係,毛澤東係在1957年6月初才決定全面反擊右派的。6月7日,毛澤東寫信給胡喬木,要他將《文匯報》上刊登的《知識分子應怎樣對待整風》一文在北京報刊上轉載。6月8日,毛澤東起草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對“反右”作出了具體部署。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這係為咩?》,“反右”的序幕由此拉開。

其實,能夠證明“毛澤東係在1957年5月18日作出‘反右’決定”的“充分證據”,就係起草於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這也係關於這段歷史的研究者比較一致的結論;而“毛澤東係在1957年6月初才決定全面反擊右派的”的結論,卻唔係“一般的睇法”。

1957年中央決定“反右”時,對右派實行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陽謀”,係有着周密準備的。據毛澤東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該批判》一文所講,它實施於“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這個時間表係毛澤東自己講的,那麼“他老人家的內心世界到底係在咩時候風雲突變的”,唔係一目了然嗎?何來“外人很難知曉”的判斷?

以可證的正式文件看,就係作於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那麼,事情係如何起變化的呢?

粗略地統計一下歷史,1957年的春天,係一連串的會議和毛澤東“遊說”的足跡串成的歷史,而這一連串的會議和毛的足跡,也營造出1957年的春天。——“營造”這個詞係從陳晉的《文人毛澤東》嗰度借來的,我覺得特別貼切。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後,由於以往歷次政治運動所帶來的創傷,使大多數人仍然存有些隔岸觀火的心理。這個大多數有幾多,毛澤東後來的估計係:在地師級以上的幹部中,贊成“雙百”方針的人,如果有十分之一就不錯了。

毛澤東決心打破這種可怕的沉默,他親自出馬來給鳴放以有力的推動。1957年1月18日到27日,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的幾次講話中,對“雙百”方針作了一系列解釋;2月27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向各方面人士1,800多人講話,從下午3點講到7點,講了4個鐘頭。

最高國務會議開過沒有幾天,3月6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又開幕了。在與會的800多人中,黨外的有關專業人員有160餘人。會議開始,先讓大家聽了毛澤東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的錄音。接着,毛澤東分別邀集到會的教育界、文藝界、新聞出版界的部分代表開座談會。3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了要開門整風的意見。3月16日,在批示完《中共中央關於傳達全國宣傳會議的指示》,毛澤東當天就離開北京南下了。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也分赴各地,倡導“雙百方針”和整風鳴放。

但係,5月上旬,當統戰部組織的啲民主黨派座談會的材料陸續報上來的時候,毛澤東的思路“起變化”了。5月15日這天,他寫了一篇《事情正在起變化》,原題就叫《走向反面》。雖然這篇文章在後來進行過多次修改,但黨內高層人士則明白,“5月15日毛主席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出了反右派的信號”;而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的“一般的睇法”係:這篇文章係開門整風到“引蛇出洞”的反右派運動的轉折點。

據後來披露的材料,此文最初曾用“本報評論員”的名義,似乎準備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但很快又改為擬發黨刊,而最後以文件形式發給“中央一級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委的時間,係在6月12日(黃一龍《關於反右派的“公開動員令”》,《書屋》1999年第2期)。

在這篇當時作為機密文件印發黨內的文章中,毛澤東寫道:

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咩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對於右派來講,都係假的,切記唔好相信。不論係民主黨派內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學藝術界的右派,新聞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係如此。

我們隨後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講:怕釣魚,或者講: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並唔好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469-476頁)

在呢度,毛澤東使用了“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這樣的軍事語言,可見他係把反右派鬥爭當做一場戰爭來看待的。

如何“誘敵深入”?從5月中旬至6月初,中央接連發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多次開會,制定反擊右派鬥爭的策略;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係讓右派進一步暴露的策略,即讓右派任意鳴放,他們“愈囂張愈好”,黨員暫不發言,“按兵不動”,預作準備,後發制人。

5月14日,《中共中央關於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指出:“最近各地黨外人士正在展開對於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這係很好的現象,這不但會大大幫助我黨的整風,消除同黨外人士的隔閡,而且可以在群眾中暴露右傾分子的面貌。我們黨員對於黨外人士的錯誤的批評,特別係對於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唔好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道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係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道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

5月16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指出:“最近啲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啲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唔好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

5月20日,《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指出:“現在的情況係,在上海、北京等運動已經展開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論頗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動面目還沒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夠”,“左翼分子前一時期不宜多講話,共產黨員則採取暫不講的方針”,“在一個短期內,黨員仍以暫不發言為好”。

後來,毛澤東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一文中回顧當時的做法講:“報紙在一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

如果講上述指示還都係黨內的,並且係“絕密”文件,限制在一定級別的範圍內傳達,莫講普通黨員,就係級別較低的黨員幹部都不知道;那麼,5月25日,毛澤東接見青年團代表的談話,則發出了“反擊右派的公開動員令”。這一天,毛澤東在接見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時,鄭重指出:“中國共產黨係全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係完全錯誤的。”

黨內高層已經基本上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到5月25日以前,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一連發了三個文件,不公開即秘密的動員正在進行。中央書記處為準備反擊右派的最後一次會議,也在這個月月底結束。

這個計策,就係後來被稱之為的“陽謀”。此後的整風鳴放不免帶上了陽謀的味道了。在這樣的大形勢下,蕭乾的命運如同其他啲人一樣,出現了悲涼、濃重的一筆。

上述歷史細節,才係“一般的睇法”,不知魏先生何以視而不見。

5月18日係咪劃分敵我友的關鍵歷史時刻?

這句話係蕭乾的夫人文潔若根據黃秋耘的回憶錄而得出的結論,魏先生認為“不能同意”。理由兩條:一係,“在6月之前,一切有關風向要轉的消息都係小道消息,周揚打電話給邵荃麟透露的消息恐怕也只係某位高層領導對毛澤東內心世界的猜測而已”,不足為憑。可在下文中,魏先生又講“周揚知道了內幕消息”,前後表述則自相矛盾;二係,“周揚知道了內幕消息”,《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卻蒙在鼓裡”,還發表了蕭乾成為右派的重要證據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對於第一條,從我在上一節陳述的歷史事實看,周揚給邵荃麟電話,顯然唔係對毛“內心世界的猜測而已”,而係體現了毛的整體部署,此其一。其二,魏先生引用了文潔若回憶錄中所引述的黃秋耘的自述,但因對上述兩條理由的認定,使魏先生把黃秋耘的回憶當成了孤證,進而作了否定。其實,黃秋耘的回憶唔係孤證,親歷當年的文藝界前輩的回憶錄中,也有類似回憶,可為黃秋耘的回憶佐證。

當年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工作的塗光群回憶講:

據我的記憶,作協黨內一部分人知道這份文件最快也係在三天之後,即1957年5月18日、19日之際,或稍後幾天。因為這時曾對黨內少數積極分子進行傳達。我不僅聽了傳達,還受到作協一位領導同志個別關照。所以我成了幸運兒。儘管我響應黨的號召,對文藝界整風領導人提意見不落人後,並且發了些帶“刺”的雜文,但我已列在保護的範圍,往後只要謹慎行事,不會當“右派”了,這係後話了。而最明顯的信號係毛主席5月25日接見共青團代表時講的一句話:“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係完全錯誤的。”作協的排頭刊物《文藝報》,遲至1957年6月23日出版的一期刊物(第12期)才開始變調,轉向反右。也就係講,從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作協仍照樣進行整風、鳴放,但這時候的做法,不能不帶上“陽謀”的味道了,這就係服從上邊整體的部署,讓更多的“魚”浮上來。(塗光群《中國三代作家紀實》,第338頁)

後來被劃為右派的部隊作家徐光耀在回憶中講道,在鳴放時,啲“引蛇出洞”的徵兆已經出現,當時作協的張光年、侯金鏡等人早已知道要反右了:

如果稍許世故一點,我也許能避過這次失足。因為已有徵兆,足夠使人警惕。係侯金鏡又一次來到了大耳衚衕,在談及《文藝報》的內部情況時,他感情複雜地講:“這一回,唐因、唐達成、侯敏澤幾個,恐怕要吃虧。他們講了不少‘出界’的話,至今勢頭挺盛。咁落去,會栽跟頭的。”我聽了不免着急,問他:“為咩不提個醒兒,幫他們一把?”侯講,“不行啊,你一講,他們會在會上揭你,講你破壞‘鳴放’。”接着他又講,本來他也想講講的,可張光年不讓,至此,侯把拳頭往腰後一掖,講,“張光年要保持我這個‘拳頭’,到時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時太自信,太痴愚了,連咁明顯的“引蛇出洞”警鐘,也未放在心上。(徐光耀《昨夜西風凋碧樹——憶一段頭朝下腳朝上的歷史》,載季羨林主編《沒有情節的故事》,第175頁)

鳴放期間首先給作協總支和中宣部機關黨委寫信為丁玲鳴冤叫屈的徐剛,也從這個文件中看出了這期間的變化。徐剛在回答採訪者邢小群“係咪因為丁、陳在甄別時的態度,使他們又被打成右派”的問題時,他冷靜地分析講:

也不完全係。似乎事前已經設定好了。……在這期間,我看了啲黨的文件,如《事情正在起變化》等。這些文件沒有署名毛澤東,也不用中共中央文件的規格。我還注意看了報紙上的社論和文章,這些文件、文章,起到使我完全鎮定的作用,也起到使我震動的作用。我曾想,作家協會召開的黨組擴大會與《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件有關。在時間上,中央文件係在5月14日(呢度的日期有誤——筆者注)下達的,黨組擴大會係6月6日至8日召開的,丁玲發言後馬上休會。這係咪有蹊蹺?(邢小群《丁玲與中央文學研究所的興衰》,第130頁)

以上幾個當事人的回憶表明,5月18日周揚知道這個文件精神後,立即召集邵荃麟等作協領導人小範圍傳達,開始按照文件精神布置反右了。用徐剛的話講就係:“作家協會召開的黨組擴大會與《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件有關。”就整個文藝界而言,從5月18日直到6月6日開會之前,作協黨組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係緊緊圍繞着“引蛇出洞”的意圖進行的。這也就係塗光群所言的“不能不帶上‘陽謀’的味道了”。

郭小川1957年的日記(郭曉惠編《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100-118頁),提供了更為原始的證據:

5月24日:

周揚處來電話,要荃麟、白羽和我十時到陸部長處,我們先在白羽處談了一下昨天政治局會議的內容。

——5月23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由劉少奇主持,主要議程係聽取鄧小平關於最近整風鳴放情況和工作部署的報告。周恩來、朱德、陳雲、陸定一、康生等也通報了啲情況。最後,劉少奇講話。他講:小平同志的報告很好,這係在主席嗰度中央常委確定的,要根據這樣的方針、步驟來領導當前的運動。這次會議,應該係部署反右派的會議。

5月25日:

九時開碰頭會。討論了機關的整風運動,決定從三個方面動手“放”起來,即黨內、黨外、機關,下禮拜起堅決地動作起來。

——作協從三個方面“放”起來,講明“引蛇出洞”開始部署了。

5月28日:

二時開黨外作家會議。……看來,蕭乾真係右派,和我們有不可解的成見。

——不用等到6月,蕭乾已經被作協黨組副書記郭小川認定為右派了,鄧拓發表不發表他的文章,似乎也無關緊要了。

5月30日:

先係請黃其雲來彙報各單位的整風情況,《文藝報》已“放”出,作家支部昨天向部長提了很多尖銳的意見。

郭小川日記中用“放”這個字眼,殊可注意。

6月1日:

十一時,到《新觀察》參加他們的整風會……看來,顧慮已經不多,算基本上放開了。返嚟,見中宣部出了大字報。

——“引蛇出洞”的部署基本上成功了!

6月4日:

八時半開始領導小組會議,……會議討論了最近的整風情況,覺得已經放了,但還未到高潮,還準備繼續放,同時就保護積極分子問題商量了一番。

——或許,從5月25日討論整風的黨組擴大會開始,啲人已經就在整風中最突出的問題開始“放”了,在這些人中,有些被認為係應該保護的“積極分子”也不明就裡地講了啲“右派言論”,所以,在6月4日召開的整風領導小組(此時或許應該叫反右領導小組了吧?)會上,專門“就保護積極分子問題商量一番”。就這個問題進行“商量”,其目的一係像前引的徐光耀回憶中所講的,要保持好反擊時的“拳頭”;二係保護像塗光群這樣的“積極分子”。

6月7日:

晚飯後,又開支部大會,會議開得很有意思……蕭三看了大字報後主張向大問題大頭子引導。我覺得他係不考慮問題後果的。

——“不考慮問題後果的”一語殊可注意:郭小川已經知道這樣做的後果係咩了。

由此講來,不管係從文藝界人士的回憶,還係從郭小川1957年的日記來看,5月18日,顯然如同文潔若所言,係文藝界“劃分敵我友的關鍵歷史時刻”。

還需要指出的係,魏先生引用了一段《郭小川1957年日記》,我查閱手頭上的《郭小川全集》的1957年日記部分,沒有查到這樣的材料。從語氣上看,這當係來源於郭曉惠編的《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因書不在手頭,無法核對。不過,作協的排頭刊物《文藝報》,遲至1957年6月23日出版的一期刊物(第12期)才開始變調,轉向反右。也就係講,從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作協仍照樣進行整風、鳴放,但這時候的做法,不能不帶上“陽謀”的味道了,這就係服從上邊整體的部署,讓更多的“魚”浮上來。至於張光年、侯金鏡、陳笑雨等人係否知道,也並不重要,他們要按照統一部署來執行。總書記鄧小平保護他們過關,在很大程度上係因為他們在“引蛇出洞”策略的執行中有功。

關於魏先生的第二條理由,即為咩周揚知道內情而鄧拓卻蒙在鼓裡的問題,其實,不需用更多的筆墨來解釋。既然中央係“引蛇出洞”的部署,鄧拓知道也罷(他肯定應該知道),不知道也罷,也必須執行。這與“存心不良”無關——每一次政治運動中,就黨內而言,所謂的係非之心都大於做人良心。更何況:1.當時係胡喬木在主管《人民日報》,鄧拓只係執行的副手而已;2.鄧拓在1957年4月已經挨毛澤東的批評了,到了5月底毛已經有意讓吳冷西取代他(吳冷西《回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第39-42頁)。在戰戰兢兢中,鄧拓也只能執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歷史學家茶座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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