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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妮出生於1925年，娘家在賈村二十里之外的曾村。她的父親有幾畝薄田，算不上大戶人家但也能維持生活。1944年，19歲的她嫁到現在的賈村，公公家世代都出秀才而且行醫，有不少的山林地產，也經營着全村唯一的榨油坊，而且還住在祖上留下的大宅子裏，在那個普遍貧窮的年代，也算是豪門了。
在剛剛嫁入的幾年，生活上算是人生中最好的階段，她說每餐飯都會有小魚乾或臘肉，抑或是新鮮的雞鴨肉，平常人家不捨得放的菜油，她隨時都可以用來拌飯吃，煎炸油果更是從來不缺。但唯一的遺憾是孩子都沒有存活。
結婚第二年懷上第一個時，因為幫忙在榨油坊里搬油渣餅，一不小心閃了腰，沒幾天就小產了。第二個孩子是生下來了，也是個白白胖胖的大小子，一家人樂呵的不得了，滿月時還擺了酒席宴請親戚朋友，大家熱熱鬧鬧的歡騰了一陣，說了各種祝福的話，可沒想到還沒滿周歲，忽然就長了豆子（天花），在房間裏藏了幾天，也讓叔輩的老中醫來開藥，本來也是正常的疾病，卻在藏了一個禮拜之後的一個晚上，孩子忽然臉就變色了。家公一邊叫來了叔叔看，哎呀，症狀不正常，趕緊開單下藥，另一邊又急急忙忙準備好了酒肉香燭去到社公小廟了供奉求助。
第二天更是請了道士，看了情況，畫了兩張符，一張用來洗澡，一張用來燒了煎水喝。但是，情況並沒有好轉，當晚孩子便不吃不喝更不會哭了，挨了一宿，天還沒亮就離開了人世。一家人的希望忽然破滅，她和家婆只能抱在一起哭。家公畢竟是男人，悲傷過後便很快決定，等天一亮就拿一個箱子，把孩子連同他穿過的所有衣服鞋子都放進去，然後讓孩子的父親背着箱子找個離家遠的山頭挖個洞埋了。因為在農村不管他生時候是個怎樣的寶，早死了就是不祥的，應該儘快處理，好讓新人再來。
這個孩子死後，除了龍妮之外，其他人很快就忘記了，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入到了懷新孩子上，為此家公家婆還特意叫人調製了可以生兒子和保胎的補藥。為了避免上一個孩子的晦氣，更額外的給她調了最好的房間。龍妮說自己也很爭氣，沒過兩個月就懷上了，然而這次卻並沒有想像中的美好和順利，到了胎兒六個月時，忽然腹疼，接着就流產了。
這次全家人都慌了，七嘴八舌的都開始議論並且找原因了。有人說龍妮的命不好，是不是隱瞞了八字，剋死了孩子；有人說祖上的風水哪裏出了問題；也有人說碰到了什麼邪物應該做法事；也有人說她住的地方是不是沖了煞氣，孩子扛不住。總之各種都查過試過，問題都沒弄清楚。後來某天家公到龍妮房間的床下找東西，發現了一大包多年前沒有還用掉的藥，找他懂中醫的弟弟一看，才知道原來是田七、紅花、天花粉這些讓人流產的打藥，孩子在肚子裏天天都能聞到這個氣味，不知道怎麼就沖了，一不小心就導致了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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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懷孕、流產、早夭、再懷孕再流產，轉眼間已經到了1950年，新中國建立，全國打擊地主的運動也全面開展。原本安穩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龍妮的家公連同兄弟姐妹子女全部被劃分為地主成分，隨之就是重新劃分他們的山林地產、榨油坊以及祖上的大宅子，很快他們就從全村最富有的家庭淪為最貧窮的家庭，好日子一去不回，一家人的注意力從傳宗接代轉移到了如何活下去的問題上。
1952年，因為連續政治與經濟的打擊，龍妮的丈夫覺得老家可能待不下去了。趕緊帶上了一些私藏的袁大頭，以及一藤箱衣服，乘着半夜抄小路避難去了，一路翻山越嶺逃到了福建南平，隱姓埋名。可誰也想不到的是這一走就五十多年，當他再次回鄉與龍妮見面時，雙方都已經是耄耋老人。這邊未改嫁，那邊卻已婚，而且都是子孫滿堂。當然，丈夫在身邊時，龍妮未能給他留下一兒半女，卻在丈夫離開後子孫滿堂，這背後就另有故事了。
丈夫逃離後，這個家庭的生活陷入了更大的艱難，而政治壓迫愈演愈烈，終於到了人身攻擊和無窮無盡的批鬥，她家公撐不住，很快就心力交瘁而死，沒過幾年家婆也跟着去了，這一房留下的只有這個活寡婦的「地主婆」。
那些年為了生存，大隊裏安排什麼活她都能幹，餵豬、下地、修路、修水庫、砍柴，跟着挖樹窩的隊伍去做飯。幹活沒什麼，最艱難的是那揮之不去的「地主婆」身份，村里許多婦女都欺負她，重活累活也往她身上堆，一旦鬆懈就會被告狀說偷懶，要扣公分。所以，她只有老老實實的幹活，默默的吃虧，忍氣吞聲不與任何人結怨，就這樣艱難的度過了50年代那最初的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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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5年左右，俗話說「寡婦門前是非多」，這句話在任何年代都通行，革命的「事業」如火如荼，民間的家長里短，緋聞混事也具有超強的穿透力，在紅旗招展，山呼萬歲之外，自然的勃發其旺盛的生命力。淪為活寡婦的龍妮，也逐漸的招惹上了各種是非，首先傳開的是在男人之間，一些老光棍互相慫恿着半夜敲她的窗戶門，這個成不成功不是關鍵，關鍵是玩笑成為了行動，行動成為了熱點，熱點反過來激發了更多的行動。在一位龍妮同輩老人的記憶里，有一年時間龍妮成了村里男人主要談論和策劃敲窗戶行動的對象，也成了婦女們痛恨和唾棄的公敵。我無法揣測和調查清楚究竟他們之間是否真發生了關係，是否的確有傳言成真，也不知道處於那樣的事件旋渦中的龍妮究竟是怎樣度過的。不過或許正是這些緋聞，讓龍妮的某一種生命才得以延續。
1957年，丈夫離開後的第五年，活寡婦龍妮懷孕了，一個人挺着大肚子參加集體勞動，最後一個人迎接孩子的出生。1958年她生下了第一個女兒，並且順利的活下來，只不過在每一次到那已經變成了集體食堂的祖屋裏打飯時，都只能低着頭，才剛剛出生的女兒就被其他小孩子追着叫「野屌種」。她為了能多賺點公分，白天總是把女兒交給一個嬸嬸幫忙照料。有一天，她下工回來，走進了嬸嬸的房間，發現嬸嬸因為受不了「地主婆」這一身份所長期帶來的身心折磨，找了一把納鞋底的鈍刀子，割了自己的喉嚨，血流了整個房間，圓睜着眼睛死去，而她的女兒就在那個濺滿血的床上熟睡着。之後別人還誣告說老人的刀子是由她遞過去的，抱着孩子的她被抓去游村一整天，不管過去了多少年，龍妮總是做着同一個噩夢，眼前浮現着同一幕。在老屋裏居住的許多個夜晚，甚至她還不止一次的看見過這位枉死老人的幽魂，一次一次在不同的房間裏飄過，不止一次的聽見窸窸窣窣的哭泣。她說作為一個半邊身體已經睡進棺材板的人，再沒有什麼恐懼的了。
恐懼不是最大的困難，最大的困難是老人自殺後，再也沒人能夠幫忙照看孩子了，龍妮只能將孩子背在背上，或者帶一個籮，裏面放張凳子，上面蓋個斗笠，幹活干到哪就帶到哪，孩子哭了就去抱會兒，餓了就放下手中活喝下奶，也管不了扣不扣公分了。地里的蚊蟲叮咬，孩子遍佈全身的痱子，都成了無關緊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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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大集體大鍋飯變成了有鍋沒有飯，大家忙着搞運動，幹活磨洋工，產量放衛星，還四處支援國家工程建設，好像真的到了不愁吃不愁穿的年代。但真實的情況是無邊的飢餓已經蔓延了一年多，家家戶戶能吃的都吃完了，飯碗裏見不到米，一年到頭只能以野菜和番薯度日，許多人因此產生對番薯的終生恐懼症。而造化弄人，龍妮在艱難的撫養女兒的同時，竟又懷上了孕。這一次，或許除了她自己，依然沒人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但那並不重要，因為除了多增加一口人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會有任何改變。
1961年，第二個孩子出生了，是個男孩，生產時連接生婆都沒有。她自己燒水，自己剪斷臍帶，自己給孩子洗澡，自己下河洗衣服，自己做飯。半個月之後背上背一個，手裏牽一個，繼續回到修水庫的食堂里做飯，背上的孩子除了拉屎拉尿吃奶外，一整天都不放下，大點的女兒則光着屁股在地上爬啊爬，鼻涕糊了一臉，全身烏漆墨黑。
兩個孩子還沒有長大，1963年，第三個又出生了，還是個男孩。她原來丈夫一家日夜祈盼的傳承香火，竟以這種的方式得被點燃。因為按照當地風俗，她沒有離婚改嫁，無論和誰生的，只要人在這家就是這家的子孫。但這也讓龍妮成了遠近聞名的傳奇，無數人在傳她的故事，許多其他村莊的男人慕名而來，甚至還傳出那些男人因此互相打架的故事。她成了村里婦女的公敵，走到哪裏都被人點着額頭，戳着脊梁骨。不過最終，所有人男人都不敢再去騷擾她了，因為一個叫蠻大王的鄰居成了她的守護者，蠻大王出身貧寒，家中一窮二白，穿得破破爛爛，卻生的人高馬大，有一身暴躁的力氣，扛得起四五百斤的東西，打起架來誰也擋不住，是那一個年代村里一等一的好漢，如村里人所說「自古好漢多風流」，蠻大王一生也有着無數風流的故事和傳說。
龍妮的三個孩子慢慢長大，相貌越來越像蠻大王，所有人都認定這是他的孩子。蠻大王是個天不怕地怕的人，瞞不住了，索性就光明正大的和龍妮走到了一起。同吃同住，同幹活同養孩子，他的妻子如法炮製，也找了另一個漢子，生下了和蠻大王完全長的不像的孩子。蠻大王身份的明確，為這母子四人帶來近十年的安定，騷擾的人少了，欺負孩子的人也少了。
不過，他們並未終老，蠻大王四十歲不到就患病死去，龍妮生活又幾乎回到原點。她沒有再生育，孩子們卻重新被人公開叫回「野屌種」，他們出門總是被大孩子圍攻戲弄，有一點吃得都被其他人搶掉，下河抓魚摸蝦總是乾的最多分的最少，總被指使去偷東西，抓到後又只能當替罪羊。就在這樣的境遇中，她和她的孩子們艱難度過了整個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的大部分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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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0年代中，龍妮的兒女都長成人了，倆兒大概是繼承了蠻大王的血統，生得肌肉結實，強壯非常，幹活一個頂三個，搬石頭兩三百多斤說搬就搬，扛木頭別人得曬乾了合夥扛，他們砍下生的單肩直接扛着走，雞毛小路陡階石道，邊小跑邊唱山歌。大兒子性格比較內斂，一天到晚悶聲幹活，小兒子則脾氣暴躁但性格開朗為人豪爽，誰家有需要幫誰，跟誰不爽也可能直接幹仗，當然他最大的特點還是在風流上，他天到晚四處溜達，二十歲不到便偷過十幾個女人，到中年了，還有人傳說村里一半的中年婦女都是他的相好的。
2002年，已經離開村莊近五十年的龍妮的丈夫，憑着記憶中的路，一路火車汽車步行，終於從福建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妻子的身邊，但那也僅僅是暫時回歸。在福建他已經有了自己家甚至兒子孫子曾孫，雖然在離開的幾十年裏他曾多次寫信回來，也曾寄錢回來，但一對夫妻已經完全變成了兩個家庭。當他見到老家的妻兒的時候，感覺到的是無比的生疏，甚至在孩子們叫他「爸爸」的時候也感到尷尬，對於是否該和自己妻子同房也。他很沉默，老家話說的有點生疏，好不容易遇到個老一輩的人，認真辨別和確認後才會打個招呼，聊上幾句話，便不知道該說什麼了，他的個子不高樣子也很土氣，看到出也是長期苦力操勞。故鄉已變，物是人非，這裏曾是他的祖業，也有他的財產和家人，但五六十年過去，一切都不屬於他了。他待了五天，到孩子們各家各戶吃了個飯，見了見同輩僅存的兄嫂，會了會六七個侄子以及他們的子孫，每家每戶的小孩子都給了點紅包。然後就在第六天的早上，背着他的老上海牌的挎包，戴着氈氈帽，告別了所有的親人，謝絕了所有家人給的紅包，勾着背，默默的走了。而龍妮則繼續住在祖屋裏，在房屋上舍和一個陰暗的房間裏，每天自己做飯，吃完飯後打打瞌睡，或者拄着拐杖在村里遊蕩遊蕩，日復一日的消磨自己的時光。
2009年，她的丈夫大概預感到自己時日無多，擔心再也走不動，便又回來了一次，住了幾天，見了每一個該見的，想見的親人，便重新離開，還是背着那個老上海牌的斜挎包，穿着那套黑色衣服，戴着那頂氈帽，不過衣服更舊了，背更彎了。在離開後的沒多久就傳出他在福建去世的消息，等這邊的親人趕到時已經做好了香火，準備入土。因着他的去世，這邊的孩子們才第一次去到他的流浪之地去看他，才第一次聽到老人在異鄉的故事：逃亡中差點死去，不懂語言，隱藏身世，為了生存長期做苦力，倒插門被人瞧不起，一輩子受當地人欺負，生的孩子們對他不冷不淡，老了天天念叨江西的家，可惜沒錢回去，至死也想葬在故土，但子女們堅決不同意。2012年的冬天，龍妮因為一次下雨天，天井太潮濕而不小心摔傷，她在床上躺了一個月，陰暗的房間見不到太陽，一盞鎢絲燈發出昏黃的光，除了兒子兒媳輪流送飯和帶着不耐煩的端屎倒尿外的抱怨聲外，再無一點動靜，就在這個黑黑的屋子裏，她靜靜地走完了她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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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2年的夏天曾四次走進老人的家中進行訪談，這棟大宅子昔日的榮光不再，部分倒塌，有一邊空間已經淪為豬舍和牛欄，大廳則堆滿了打穀機、柴草、籮筐、以及被人遺棄的舊家具，整個屋子陰森，雜亂，腐敗，讓人不大願意靠近。至於隔壁一直興盛到我童年時的榨油坊，早已倒塌成為一塊菜地，巨大的油槽木也腐爛的快成了菜地里的泥。在此之前，老人身體還不錯，每天都會拄着拐杖去大兒媳家幫忙帶曾孫，四五個曾孫曾孫女圍着她轉，也是熱熱鬧鬧，充滿歡笑，老房子周邊住了的小孩子因為喜歡她的和善，也每天到她的長滿雜草的鵝卵石鋪就的院子裏或麻條大石的門檻上來捉迷藏、打槍、燒火玩耍，嘴裏「太太，太太」（曾祖母的意思）的叫個不停，老房子了因此多了些生氣。
在那四次訪談中，她圍着黑色的頭巾，藍色斜襟粗布衣服，坐在旁廳上舍的房間門口，房間裏黑洞洞什麼也看不見，旁邊的七八塊土磚搭起的小灶上，火屎還有餘溫，鋁鍋上的水仍然溫熱，一雙碗筷被洗的乾乾淨淨，碰了瓷的小盆里裝着點吃剩的蘿蔔，裝在籃子裏，被樓板上的掉下來的鈎子吊着，預防蟲蟻。上舍的後門打開，陽溝里接來的谷風非常涼爽，還帶着山林溪水的味道，一小股泉水從長滿青苔的房後護坎上流下來，老人用塑料桶接著作為飲用水，塑料桶旁邊又放了另一個膠滿水泥的砂漿桶裝着從塑料桶溢出來的泉水，估計是用來洗手用。從粗條木窗透進來的陽光，一條條的照在土灶和雜亂的柴草上，可以看見漂浮的塵埃。而從後門透進來的光則被竹林阻隔的細碎斑駁的灑落在老人後背、肩膀和頭巾上。
在這個空間和光影里，老人平靜的與我講述她一生的故事，從結婚到榨油坊，到孩子的出生與死亡；從丈夫的出走，到見證那位老人的自殺；從大集體做飯，到因為沒有丈夫生育孩子而受到的侮辱和歧視；從獨居老宅遇見了做鬼不願離開的家人心中驚悚，到習以為常，甚至偶爾與他們喃喃私語；從埋怨丈夫外逃，到期待死了陰間能夠再遇見。往事前塵，都在木窗和竹林透過來的光陰里，明明暗暗，搖搖曳曳，漸至黃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