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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悲傷牆」背後的故事

2017年10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前蘇聯時期政治鎮壓受害者紀念碑“悲傷之牆”揭幕儀式。

紀念前蘇聯時期受政治迫害者的紀念碑“悲傷牆”,2017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落成揭幕,俄總統普京出席了揭幕儀式。這是俄羅斯第一座用青銅雕塑的國家級紀念碑。

“悲傷牆”造型是一堵弧形的斷牆,由許多參差不齊、面目不清的人形構成。紀念碑設計者、雕塑家喬治·弗蘭古里安說了他的設計理念:一個壓迫性的國家機器,像割草一樣扼殺了許多無辜者。在牆中間設計有一些縫隙,人們可以走進去,在漆黑一團的壓抑氛圍中,親身感受歷史的重壓。

普京簽署政令在莫斯科建紀念碑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各地豎立了不少悼念政治迫害遇難者的紀念碑。然而,設立紀念日二十多年來,在俄羅斯始終沒有一個全國性的、國家級的高規格紀念碑。隨着俄國十月革命百年臨近,如何面對前蘇聯的罪惡歷史?這是無法迴避的重大命題,每個人都需要選擇。歷經多番訴求,普京終於簽署了在莫斯科建紀念碑的政令。“悲傷牆”如期完工,並在紀念日時隆重舉行了揭幕儀式。這一舉措,向世界發出明確信號:蘇共濫殺無辜的罪惡歷史被否定,十月革命發源地及其邪惡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被否定。

十月革命暴動現場(視頻截圖)

與此同時,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批准了永恆紀念政治迫害遇難者的國家政策準則。這份文件提到應該創造條件,讓人們自由查閱同政治迫害有關的檔案檔,保護好相關的紀念性建築,同時在新聞媒體和學校的教科書中更多地介紹同政治迫害有關的歷史。

蘇共1918年開啟了列寧推崇的暴政殺人史

蘇共在俄國實施紅色恐怖。蘇共早期領導人基諾維耶夫在1918年4月曾表示,布爾什維克政府應該團結(當時)全國1億人口中的9千萬人,剩下的1千萬人應被消滅,全場隨後立刻響起熱烈掌聲。斯大林在1930年代所領導的蘇聯“大清洗”,曾剝奪了成千上萬官員和民眾的生命。在十月革命之後到蘇共垮台前夕70多年的蘇共統治期間,蘇聯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數估計達到1千2百萬人。分析人士說,這一數字不包括人為因素造成蘇聯幾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亞‧尼‧雅科夫列夫在著作《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改革運動》中寫道:“僅僅這個世紀(20世紀),俄羅斯由於戰爭、飢餓和鎮壓就死亡了6,000多萬人。”

被秘密警察(契卡)處決者被拋屍哈爾科夫省契卡總部外。(資料圖片)

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亦說:我認為共產主義在蘇聯國土上試驗了70年,是人民的一場悲劇!遺憾的是這個主義發生在我們國家!共產主義只是一個美麗、愚蠢的烏托邦,雖然還有些國家虛偽地堅持,但我相信這些國家的人民會慢慢發現這個事實的。

1918年,蘇俄共產黨開啟了共產主義暴政的殺人史。從列寧極權到斯大林時代,蘇共製造了很多驚人的罪惡大屠殺:鎮壓工農起義、消滅富農、體制性大饑荒、迫害宗教、迫害異己、內部清洗和虐殺、臭名昭著的勞改營、卡廷屠殺案等等。1924年在柏林出版的《俄國紅色恐怖》一書中的關於“階級鬥爭”問題。書中說,在階級鬥爭中,布爾什維克把其政治對手和思想對手及眾多的非順民都劃入敵人的行列,並加以消滅。剷除對布爾什維克權力進行任何挑戰或抵抗的所有人群,這項政策不只適用於持有相反政治觀點的群體,也包括諸如貴族、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神職人員等社會群體,以及軍官和警察等職業群體。

20世紀發生在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規模屠殺,估計造成的死亡總人數大約為8500萬到1億人之間。大屠殺不僅包括大規模的殺戮或清除政治對手的內戰、恐怖活動和各種政治運動期間的處決,還包括了因為戰爭、饑荒、疾病和累死在勞改營的人數。這些喪失性命的人,一併歸類於“大屠殺”、“政治滅絕”、“階級滅絕”、“群體滅絕”或“種族滅絕”。已經記錄在案的最高死亡人數就在中共、蘇聯和紅色高棉柬埔寨。

蘇共屠殺哥薩克民族,犯有“種族滅絕罪”

歷史上,蘇共政權對哥薩克採取了“非哥薩克化”政策,它在19世紀20年代對哥薩克民族進行了大規模的遷徙和迫害,這導致了哥薩克作為一個民族文化群體近七十年的沉寂。哥薩克人作為在特定地區已經穩固植根的一個人口群體遭到剷除,男人被槍決,老人和婦孺被放逐,村莊付之一炬或移交給新的非哥薩克居民。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通過了“非哥薩克化(расказачивание)”的秘密決議,沒收哥薩克人的土地和財產。秘令中還指出,“實行肉體消滅是同上層哥薩克進行堅決鬥爭的唯一正確方式,不允許有任何妥協和動搖。為此,必須採取如下措施:(一)對富有哥薩克實行大規模肉體消滅;對直接或間接參與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哥薩克採取大規模紅色恐怖行動;對哥薩克中間分子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他們產生反對蘇維埃政權的任何企圖。(二)將哥薩克的糧食和其它農產品一律充公,上繳到指定地點。(三)規定期限上繳武器,對在上繳期滿後發現依然持有武器的任何人解除武裝,予以槍決。”

據史料統計,僅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受到迫害鎮壓的頓河和庫班的哥薩克達2·5萬~4萬人之多。在1920年代末大規模農莊集體化時期,以及後來的大清洗和民族流放中,受到逮捕和驅逐的哥薩克族有近30萬人。1917年,哥薩克人口為450萬,而據2002年俄聯邦的人口普查統計資料,哥薩克人口僅為140028人。

蘇共屠殺富農,犯有“階級滅絕罪”

蘇共在1930至1932年間開展“非富農化運動”。根據為此運動發佈的官方命令(以及當局的宣傳),其主要目標是要“剷除富農階級“。抵抗集體化的富農遭到槍決,其它人則與妻兒老小一起被放逐。但在西伯利亞或邊遠北方蠻荒地帶強迫他們勞動,讓他們幾乎沒有生存的機會。數萬人在那裡喪生,準確的受害人數迄今未知。

斯大林在蘇聯推行集體化、要“消滅富農”,強行流放、富農地主200多萬。圖為1929年被審判的“富農”。(The Central Russian State Film and Video Archive)

利用大饑荒殺人是共產國家的一大發明,“大饑荒”是共產政權殺人的秘訣。烏克蘭政治家和學者指出,1932至33年間在烏克蘭發生的大饑荒是蘇共對烏克蘭的種族清洗和種族滅絕。因為大部分擅長耕作的農民被劃為“富農”,並將他們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然後斯大林政權搞農業集體化。這導致烏克蘭農業生產迅速下降,1932年的糧食產量暴跌。

1932年到1933年的冬天,烏克蘭的糧食供應被中斷。在烏克蘭周邊圈起了一道警戒線,任何人無法逃離。起初,烏克蘭人依靠家中貯存的蔬菜和馬鈴薯充饑。可是,蘇俄政府動用了征糧隊,把各家各戶僅存的蔬菜馬鈴薯全部搶走。從烏克蘭人家中搶走的口糧被蘇俄政府出口到歐洲,大饑荒時期竟然是蘇俄向歐洲出口糧食最多的年份。很快,大批農民陸續餓死,許多地方出現了吃人肉的慘劇,還有村民在冬季把已經埋葬的貓、狗、家畜和人的屍體重新挖出來食用。農民被禁止進入城市搜尋或購買食物,很多人餓死在鐵軌上和鐵路旁。

1932至1933年烏克蘭發生大饑荒,據不同的統計數字,有240萬至750萬人死於這一事件。圖為當時的兒童乞丐。(公有領域)

大饑荒過後,烏克蘭有上百萬的兒童失去父母,成為孤兒。有的孩子進入了克格勃守衛的領地撿拾麥穗,被當場槍斃,故意將烏克蘭富農的孩子餓死。無家可歸的孩子,只好去各個城市乞討謀生。斯大林政府認為,龐大的兒童乞丐損害了蘇聯的光輝形象,於是決定集中“解決”他們。把這些兒童關進了少管所,很多孩子死於野蠻虐待。斯大林還曾簽署命令,對12歲以上的兒童“予以槍決”。

據不同的統計數字,有240萬至750萬人死於大饑荒。有數據顯示:烏克蘭在1932-1933年,每分鐘就有17人死亡。每天就有25,000人活活餓死。死亡者平均年齡,男性為7歲,女性為10歲。而且遍布烏克蘭大小城鎮,在當時的烏克蘭首都哈爾克夫市的大街上隨處可見餓死者的屍體。

蘇共對種族的滅絕或對階級的滅絕同樣都沒有人性。它和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滅絕集中營、使用瓦斯、以及火化是一樣的殘酷。但是,這突顯了許多共產政權的一個特別現象,即系統地利用饑荒作為武器。這些政權以控制全部糧食供應為手段,並且極為狡猾地按每個人的“功勞”或“過失”分配糧食。這是自1918年以來,唯有共產國家才出現過的這種饑荒,其死亡人數達到數十萬,有幾次甚至是數以百萬計(1959-1962在中國,則是數千萬計)。

蘇共屠殺抗暴民眾,犯有“政治滅絕罪”

蘇聯斯大林時期大清洗中的行刑場面。(資料圖片)

統治者妄顧民生權利,民眾怨恨積累太多,反抗暴政舉行起義,人性泯滅的統治者對民間的抗爭採取無情的暴力鎮壓,產除一切政治隱患,唯恐顛覆國家政權,對所有的工人罷工或農民反抗都以逮捕和槍決的方式鎮壓下去了。這種恐怖的“政治滅絕”方式是共產黨國家的一貫做法。

蘇共鎮壓奔薩農民起義。1918年夏天,蘇聯政府採取了從農民手中強迫征糧的嚴厲措施。8月5日,奔薩農民爆發了反抗征糧的起義,武裝抗爭傳播到周邊地區。8月11日列寧的電文中說:弔死地主、富人和吸血鬼,確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絞刑的執行。搶走他們的全部穀物。此事應辦得讓周圍幾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見、顫抖、知道、喊叫。

蘇共鎮壓坦波夫武裝起義。坦波夫省是俄羅斯最富饒的省份之一。該省的農民一直消極抵抗列寧的糧食政策,之後發動了公開的武裝起義,組織了聲勢浩大的自衛軍。1921年,蘇軍司令員米‧尼‧圖哈切夫斯基率部隊進行鎮壓,使用重炮和裝甲列車屠殺村民。1921年6月21日,蘇共政府“反匪徒委員會”建議動用毒氣攻擊“匪徒”。圖哈切夫斯基和奧夫塞恩科於1921年6月21簽發命令,明確寫道:“土匪藏身的森林要使用化學武器清理,用的劑量要仔細計算以保證氣體充分滲入森林,不能讓任何人存活。”毒氣的使用“從當年6月末一直持續到秋天”。蘇軍動用了4.5萬名士兵、706挺重機槍、鐵甲列車以及18架飛機,用毒氣與大火把坦波夫地區的一大片土地變成了無人區。在這次恐怖鎮壓中,估計有大約10萬農民起義者和他們的家屬被囚禁或被流放,可能有15,000人被處決。1921年9月,蘇共軍隊在掌控了坦波夫省的局勢之後,開始了“清洗”工作。凡是參加過暴動的人統統被槍斃。

蘇共折磨處死受難者,犯有“酷刑罪”

“契卡”是共產黨國家秘密警察機構的前身。“契卡”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無邊權力,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公民進行監聽、監視、恐嚇、逮捕、暗殺,不經任何司法程序判處有罪關押、流放乃至槍斃。根據《契卡周報》和其它官方文獻列出的集體槍決名單,僅僅從1918年到1922年2月,蘇共殺人不少於200萬。法國小說家、俄共黨員HenriBarbusse曾和斯大林在一起,他回憶道,“當地的‘契卡’總部沒有一天不槍斃人。”夜裡,卡車的引擎持續空轉,為的是讓轟鳴聲壓住槍聲和受害人的尖叫聲。死者被裝進麻袋後掩埋。

“契卡”還發明了各種折磨“敵人”的酷刑。在不同地區,“契卡”人員使用不同的刑罰折磨和處死受難者。據知情者說,“敖德薩的‘契卡’人員將白軍軍官用鐵鏈綁在木板上,緩慢地送入熔爐或盛滿沸水的儲槽,或是用絞盤撕為兩段;在哈爾科夫,活剝頭皮以及活剝手上的皮成了家常便飯——將受害人手上的皮剝下來做成‘手套’;沃羅涅日的‘契卡’人員將赤裸的受害人放進裏面全是尖釘的大桶,然後進行滾動;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的‘契卡’人員把受害人釘上十字架或是用石頭活活砸死;察里津與卡梅申流行‘鋸骨頭’;波爾塔瓦和克列緬丘格的‘契卡’人員將神職人員軀體刺穿,活埋暴動農民;基輔的‘契卡’人員將老鼠籠子固定在受害人的肛門那兒,打開籠子門,再用火加熱鐵絲籠子,老鼠便不顧一切地嚙咬撕開受害人的肛門,鑽入受害人的腸子逃生。這些酷刑可以持續幾小時,有時甚至持續到次日,直到受害人死亡”。

蘇共屠殺平民,犯有“反人類罪”

作為對人類和文明犯下的“反人類罪”,紐倫堡法庭重新定義此概念,即如第6c條所闡明:“在戰爭前或其間對任何平民人口的謀殺、滅絕、奴役、放逐,以及其它非人道行動;或者在本法庭司法範圍內的任何罪行之執行過程中或與該罪行關聯的任何以政治、種族或宗教為理由的迫害,無論是否違反犯罪行為所在國的本國法律。”

1920年底,蘇共以赦免為條件誘降了弗蘭德爾將軍的殘部。但是,在誘降之後,克里米亞革命委員會經請示列寧批准,下令以槍斃或弔死的方式,集體處決了5萬名白軍戰俘與平民。知情者說,“處決通常在監獄裏的地下室內執行,有時也在城郊。扒光被處決者的衣服,由劊子手們分享他們的衣物和財物。受害人或是成批地被機槍掃射打死,或是被個別地用左輪槍打死。被個別槍決者在進入地窖時,行刑者即用槍對準其頸後開槍。地下室里到處是屍體,浸透了血液。在城外的被處決者,是用卡車把他們拉到行刑地點的,有時還命令被處決者為自己挖墳墓。”

據目擊者報告:“整個寬大的車間地上都是血,血、顱骨和一綹綹頭髮以及其它人的遺體混合堆積成了幾英寸深的可怕物質……牆上有幾千個彈孔,濺滿血跡,沾著腦漿與頭皮……一個長約十米,寬與深均為四分之一米的槽內盛滿了血……在這個恐怖地方附近的花園內,匆忙地掩埋了127個屍體,……所有的屍體的頭顱都被砸碎了,許多屍體的頭顱甚至是扁平的。有的屍體完全沒有頭,但那頭不是砍掉,而是……扯掉的。……在花園的一角,我們見到了另外一個較早的墳墓,大約有80個屍體……肚子被劃開的屍體,其它則是殘缺的屍體,有的被徹底地糟踐過。有的眼睛被挖出了……頭、臉、脖子和軀幹都被刀傷覆蓋……有老人、男人、女人和兒童。一個女人和她八歲的女兒用繩子綁在一起,兩人身上都有槍傷。”

蘇共屠殺和奴役戰俘,犯有“戰爭罪”

1907年《海牙公約》;其中規定在戰爭時期,“居民和交戰者依然受國家法律之原則的保護和統治,因為它們來自文明人確立的習慣,來自人類的法規,以及公眾良知的規定。”

1990年4月13日,蘇聯正式承認對卡廷事件負全部責任。(視頻截圖

1939年卡廷屠戮波蘭戰俘。蘇聯學者披露斯大林確實下達了屠殺命令。1989年10月30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同意一個由幾百人組成的“卡廷受害者親屬”代表團參觀卡廷紀念碑。代表團成員中還有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牧師為死者舉行了安魂彌撒。1990年,戈爾巴喬夫承認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處決了這批波蘭戰俘,同時確認了除卡廷之外的兩個掩埋地點:梅德諾耶和皮亞季哈特卡。在1990年4月13日的卡廷萬人坑發現47周年紀念日上,蘇聯官方正式表達“深切的歉意”,並承認蘇聯秘密警察機關應為此事負責。這一天被宣布為世界卡廷紀念日(波蘭語:ŚwiatowyDzieńPamięciOfiarKatynia)。

根據1990年蘇聯解密檔案的內容,證實了在1940年4月3日到5月19日期間,有21,857名波蘭戰俘在不同刑場中被殺。蘇共內務部戰俘事務部門首腦彼得·卡爾波維奇·索普魯年科少校在卡廷和其它地方,組織對波蘭軍官實施“挑選”。實際上,對他們的面試是一個選擇程序:決定哪些人可以活而哪些人必須死。根據內務部的報告,如果戰俘無法被引導出親蘇聯的態度,他們將被宣布為“蘇維埃政權的死硬敵人”。在卡廷被屠殺的人員中有:一名海軍上將、2名陸軍上將、24名陸軍上校、79名陸軍中校、258名陸軍少校、654名陸軍上尉、17名海軍上尉、3,420名士官、200名飛行員、300名醫生、幾百名律師、工程師、教師、100多名作家和記者。蘇共可能確認,任何重生的波蘭對蘇共都不會是友好的,所以大規模屠殺波蘭的軍事和技術精英人才。這樣,可以有效的削弱波蘭的實力。

根據蘇共內務部加里寧地區提供的信息細節:槍殺處決從夜晚開始到次日黎明結束。首次戰俘運送始於1940年4月4日,當日共運載了390人,行刑人員發現在一個晚上處決這麼多人是一件十分費力的事情,于是之後的輸送從未超過250人。行刑人員更多的使用德制武器而不是蘇聯標準的左輪手槍,內務部首席行刑員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布洛欣可能是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劊子手。據稱,他在1940年4月份的28天之內,親手射殺了7,000名戰俘,其中有些人只有18歲。

屠殺進行的有條不紊。受刑者的個人信息被檢查後,接着被拷住雙手帶進一個毛墊氈門的封閉小房間內。被帶入小房間後,受害者會立刻被從後腦槍殺。屍體隨後會從對門搬出,被轉移到五六個等候着的卡車內。然後下一個受刑者被帶入。處決進程除五一勞動節放假以外,幾乎每夜都在進行。槍殺的聲音會被整夜大音量的機器噪音所掩蓋。處決計劃完成後,在內務部的勞改營中依然還有22,000多名波蘭士兵。

1939年卡廷屠戮波蘭戰俘,只是蘇共“戰爭罪”之類事件中的一例。然而,其它一些罪惡行徑卻被人們習以為常地忽視了。例如,1943至1945年間被俘虜的數萬名德軍士兵,在古拉格勞改營遭遇到謀殺和死亡。我們也不應忘記蘇聯紅軍士兵在德國佔領區對無數德國婦女的強姦。1945年戰爭結束時,蘇聯有146萬犯人仍然被囚。德國戰犯和東歐的反共人士又成為古拉格犯人的新來源,五年後的犯人數目升至256萬。鮮為人知的是,曾經有60萬日本士兵落入蘇聯人手中,遭受數年的強制勞動。

此外,在公開進行反共產統治戰爭中,如烏克蘭與波羅的海諸國的多個武裝游擊隊和抵抗組織的戰士們被俘後,都遭到了槍殺或放逐。。

共產主義最終目的是毀滅人類。因為它仇視人類,它不僅要殺死人的肉身,還要滅掉人的靈魂,所以它要廢除一切宗教信仰,用無神論的唯物主義(魔鬼撒旦教邪說)加以取代。共產黨黨旗上有鐮刀和鎚子,鐮刀代表死亡,魔鬼總是拿着一個大鐮刀,那就是撒旦收割人體用的工具;鎚子代表暴力(暴政),西方的雷神手中的兵器是個大鎚子,砸碎宗教信仰,讓人靈魂出竅。全世界共產黨國家的殺人歷史都無一例外地證明了上述結論。

共產政權用國家的名義施行意識形態的霸權政策,在意識形態信仰系統的名義下,對數千萬無辜受的民眾進行系統地屠殺,對全民進行思想改造,用唯物論、黨文化對全民進行洗腦,毀掉人的正信和道德。摧毀正常的人類社會。

誠如紀念碑上用不同的語言刻着“記住”一詞其中的中文刻字是“銘記在心”。記住什麼?普京在揭幕儀式上說,了解並記住我們歷史上曾經發生過這一悲慘年代非常重要。他說,當年的政治迫害波及到了每一個階層,工人、農民、學者、神職人員、軍人、公務員等都無法倖免,憑空捏造和想像出來的罪名可被用來指控每一個人,那是整個民族的悲劇。

這是非常著名的兩張歷史照片。左圖中,尼古拉•葉若夫(Nikolai Yezhov)與伏羅希洛夫(Voroshilov),莫洛托夫(Molotov)和史達林在白海運河。1940後發表的右圖中,只剩下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與史達林在運河旁,尼•葉若夫在這張照片中不見了。尼•葉若夫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秘密警察)主管,主持了1936-38年的大清洗,他在大清洗過後的1940年被逮捕和處決。(網絡圖片)

“悲傷牆”的背後,血流成河,白骨成堆,血腥恐怖,如同惡夢不堪回首。不幸的是,多半個世紀前蘇聯發生的悲劇,目前正在中國大陸上演、再現,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重溫那段歷史悲劇和追思產生悲劇的原因,是讓我們認清中共本質,走向未來的一劑醒腦良藥。

參考數據:

普京在政治受害者紀念碑落成典禮上的講話(全文)_搜狐歷史_搜狐網http://www.sohu.com/a/202270293_683900

蘇聯至當代俄羅斯對哥薩克政策的演變,《西伯利亞研究》2011年第3期作者:趙鳳彩

蘇聯共產黨的殺人歷史簡述(上)編寫:戴安

蘇聯共產黨的殺人歷史簡述(下)編寫: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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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Epochtimes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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