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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劫難 王滬寧對埋葬台灣民主的「構想」

王滬寧籌謀在台灣公開組建以中共為政治背景的社會民主黨。(網絡圖片)

二○○二年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並逐步從江澤民手中接掌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導權。二○○五年末,王滬寧不失時機向胡錦濤提出一個具有政治戰略性的構想,即籌謀在台灣公開組建以中共為政治背景的社會民主黨。胡錦濤看後大為讚賞,稱之為極有前瞻性、極有創造性的構想。王滬寧也由此得到胡錦濤的寵愛和倚重。

王滬寧的上述《構想》一文第一部分,係論述在台灣組建受中共絕對控制的社會民主黨的必要性。王滬寧認為,對於民進黨,在政治意識上必須禁絕,在組織上要予以瓦解,即使“一國兩制”實現後,台灣的“民主制度”下,也不能允許台灣獨立的思想意識“自由氾濫”,否則後患無窮。國民黨雖然可以通過統戰工作成為中共的政治盟友,可係,國民黨的基層和本土派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十分仇共,而且國民黨在台灣命運大變動中的社會控制能力也很值得懷疑,所以,從政治立場和政治能力兩個角度考察,完全相信國民黨,把所有政治雞蛋都放在國民黨這一個籃子里係不穩妥的。在解決台灣問題的過程中,以及在統一台灣之後,在台灣必須有一個完全服從北京政治意志的強大政治組織,才能確保中共的政治戰略順利實現,才能確保統一後的台灣不再繼續成為政治麻煩的製造者。

王滬寧特彆強調,以“一國兩制”的方式統一後,“如果我黨不能作到對台灣的所謂民主的實際政治控制,台灣很可能變成引發大陸政治動亂的策源地。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認識,未雨綢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王滬寧提出,組建中共絕對控制的社會民主黨,並讓其通過選舉成為執政黨,係統一後中共實現對台灣民主的絕對控制的唯一之途。他寫道:“‘一國兩制’實現之後,繼續讓民進黨和國民黨這兩個黨在台灣政治舞台上輪番作表演,不應當係我們的目標,也不符合政治邏輯的強存弱亡的規則;在大陸優勢而強勢的社會主義制度背景影響下,性格中有極強的實用主義基因的台灣人,選擇受到我黨政治、經濟強有力支持的台灣社會民主黨執政,將係歷史的必然。通過確保社會民主黨以選舉的方式執掌台灣的權力,牢牢控制住台灣的所謂民主制度,也就一勞永逸地消除了台灣引發大陸政治動亂的隱患,從而確保我黨在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實際執政地位永不動搖。”

王滬寧在《構想》一文的第二部分,重點分析了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實際可行性。他認為,在大陸投資,或者與大陸建立密切經濟關係的二百萬台商,以及受這些台商影響的範圍更廣泛的台灣人,係中共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最主要的社會基礎,他寫道:“自古‘商人重利輕別離’,視利潤為生命係商人的天性。大陸有充分的能力讓台商得到在其他地方投資無法相比的利潤,但同時要讓他們明白,獲得利潤的前提係在政治上支持我黨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當然相關機構這樣做的時候,要充分注意方式方法,要含蓄、委婉,唔好讓人家感到威脅,唔好傷害人家的自尊心。……在台灣社會中,資本係最具能量的社會要素。對於二百萬台商,以及他們在台灣各階層輻射的影響力如果運用得當,我們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方案就具備了成功的基本社會條件。”

王滬寧還指出,通過以前長期秘密滲透和秘密的統戰工作,中共已經在台灣社會中形成階層分佈廣泛,數量可觀,具有相當社會影響力的秘密力量。如果繼續以往那樣只限於在收集信息、引導輿論等方面使用這隻秘密力量,係“大材小用,浪費資源。”通過組建社會民主黨的方式,利用台灣所謂的民主制度,使這隻秘密力量由各自為戰的分散狀態,公開合法地形成統一的政治組織,實際係中共的政治能量在台灣的一次大提升。因為,從非組織化到組織化就係政治能量的倍增器,同時由秘密狀態轉變為公開合法的存在,也會擴大社會影響力和社會活動空間。王滬寧寫道:“經過長期培育的這隻秘密力量,政治可靠,又與台灣社會水乳交融。係我黨寶貴的政治財富。好鋼要用在刀刃上。現在到了打造解決問題的政治寶刀的時候了,這把政治寶刀就係我黨在台灣的政治經理人——台灣社會民主黨。我黨在台灣的秘密力量這塊好鋼,也到了用在刀刃上的時候了。這隻秘密力量要成為台灣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核心和思想靈魂,再加上二百萬台商及其用資本的能量在社會各階層的輻射的影響力,那麼,台灣社會民主黨一旦公開宣布成立,一定能產生震撼性的政治效應,並迅速在台灣社會站穩腳跟。”

王滬寧這份《構想》由於得到胡錦濤的極力支持,很快就進入實際的操作過程。二○○六年,由中共組織部、統戰部、公安部、國安部、總參二部抽調的人員,共同組成“台灣社會民主黨籌建工作組”,全面負責這項任務的實施。二○○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更把籌建台灣社會民主黨列為政治統戰工作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上述“籌建工作組”組成後,開始統一協調中共全國各相關單位在台商中的相關工作。為了使所謂台灣社會民主黨更具社會和政治影響力,“籌建工作組”花很大力氣,篩選將來可能作為該黨檯面人物的候選人。列入這個候選人名單的,有台灣演藝界的明星、著名教授、宗教界人士、著名企業家、電視台名嘴等。

王滬寧擔任上述“籌建工作組”的首席顧問。他要求“籌建工作組”要特別注意從國民黨和民進黨中拉出啲標誌性人物,將來加入社會民主黨,並委以重任。王滬寧認為,國民黨和民進黨中的標誌性人物,轉而成為社會民主黨的標誌性人物,對國民黨和民進黨可以起到強烈的分化作用,而分化就係弱化;它們弱化了,社會民主黨就相對得到強化;“這就係辯證法,這就係政治相對論。”

根據王滬寧的意見,“籌建工作組”曾把宋楚瑜、許信良等廿余名國民黨和民進黨中已被邊緣化的標誌性人物,列為重點工作對像,爭取他們同意將來出任台灣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後來根據情況,上述名單不斷調整變化。比如宋楚瑜已被從名單中刪除,理由係“此人積怨甚多,另組新黨後影響力迅速下降,且為人詭詐多變,不足依靠。”

在王滬寧指導下,“籌建工作組”對於台灣社會民主黨的籌建提出一個總體方針,即“秘密籌組,適時公開”。所謂“秘密籌組”,就係黨綱黨章的起草,組織系統的構建和完善,運作模式的設計等政治組織的要素,都要在不公開的狀態下完成。據知情者透露,王滬寧曾就此講:“公開前的準備工作必須達到‘萬事具備,只欠東風’的完備程度。台灣社會民主黨的十月懷胎要在保密狀態下進行,一朝分娩,出世的就唔係一個嬰孩,而係一個強壯而充滿活力的青年。”

經過反覆討論,《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戰略》中最後確定,在台灣公開註冊社會民主黨的時間,定於二○一二年春台灣大選之後,到新當選總統就任之前的時間段中。根據不同的選舉結果,社會民主黨公開成立的第一項政治任務也不同:如果民進黨勝選,社會民主黨就要在新總統就任之前,國民黨還在執政的時限內,以台灣出現‘台獨’的重大危險為理由,聯合國民黨,要求中共立即派軍隊進入台灣,控制事態;如果係國民黨的候選人繼續當選,社會民主黨就要採取有效措施,發揮最大的政治影響力,推動國民黨當局在二○一二年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之前,同中共簽定以撤銷中華民國國號,廢止中華民國憲法,統一實施中共憲法為前提的兩岸統一的政治協議。

中共內部對於在台灣扶植、組建一個受其絕對控制、代表其政治意志的政黨,意見高度一致。只係在政黨的名稱上曾有爭論。一種意見認為這個政黨應當直接命名為台灣共產黨,其理由在於,這樣命名可以更明確體現該政黨與中共的政治淵源。但王滬寧堅持要用“台灣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他認為,一個切實可行的政治方案應當既具備堅定的原則性,又要具備充分的策略性。如果起名叫台灣共產黨,係一種缺乏策略性的選擇。因為那會直接暴露中共同台灣共產黨之間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不利於該黨在台灣民眾中爭取人心,擴大影響。而且,台灣已經有一個叫“共產黨”的組織,如果搞出雙胞胎來,從起步那一刻,就會人為造成不必要的困撓。這顯然係不智之舉。而起名台灣社會民主黨,則既可以實質上為中共所控制,表面上又顯示出自主性,係一個同時具備了原則性和策略性的明智選擇。最後,在胡錦濤支持下,王滬寧的意見被接受;中共決策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作為將來中共在台灣的政治代理人。

成熟的自由民主社會中,政治只係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內容。極權社會雖然也有經濟、文化、教育等等不同領域,但所有這些領域最終都在專制權力的作用下,歸結為極權者的政治意志。所以,極權社會係政治社會,極權政治則係陰謀政治。

中共對台灣的政治統戰方案,顯示出極權政治陰謀性的經典表述。雖然中共制定了詳盡的對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治統戰方案,但其意卻在“山水之間”——中共政治統戰方案的底牌上只寫着“台灣社會民主黨”。利用台灣的民主制度,公開組建台灣社會民主黨,然後,通過對社會民主黨的操控和政治、經濟的全面支持,幫助其獲得並保持執政黨的地位,從而以台灣社會民主黨為政治代理人,實現對台灣的政治統治——這係中共對台灣政治陰謀的最終目標。一言以蔽之:中共要借台灣的民主之名,埋葬台灣的民主,使之名存實亡。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台灣大劫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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