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再有官媒上傳一篇關於自殺上將張陽的文章，只是這篇文章不同之前的痛批風格，而是在起底內幕，且內容顯示「不少引述軍方知情人士透露」。此外該文提到張陽曾參加1998年的長江洪水搶險。據報道，解放軍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萬人，還有200多萬民兵，結果死亡人數高達1320人。但1999年的長江洪水接近1998年的水位，當時既沒大規模調動軍隊，也沒造成這麼多人的死亡。中國旅德學者王維洛曾於2003年刊文指出事件真相：時任軍委主席江澤民，是藉助1998年抗洪調動軍隊以檢驗個人權威。
12月20日，網上可見來源於《人民日報》旗下雜誌《環球人物》的刊文，原標題《起底自殺上將張陽：用麻袋收錢送錢，與郭伯雄、徐才厚糾纏不清》。
乍看這篇文章，不論標題還是內容，會認為主要都是放在後半句，即張陽靠郭、徐二人發達。其實關於這部分，至少上半年海外就傳得沸沸揚揚，如今官方說法不過滯後印證這「遙遙領先的預言」，充其量更不需要「軍方知情人士透露」。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重心之外的一個重點，提到了一位退伍的第42集團軍士兵透露：「張陽曾在一線參與指揮1998年長江流域的抗洪搶險，當時黃梅至黃石一線大堤險象叢生，他就在那裏坐鎮。」
1998年上半年，長江流域中下游雨水偏多，河道和湖泊水位偏高。7月上中旬和8月上中旬，雨區移至長江上游地區，至8月16日為止，位於長江中游的宜昌水文站觀察到6次洪峰。隨後，中央軍委調動大批軍隊參與防洪，但最終死亡人數高達1,320人。
但1999年的長江洪水接近1998年的水位，當時既沒大規模調動軍隊，也沒造成這麼多人的死亡。中國旅德學者、德國多特蒙德大學工程博士王維洛，在題目是《關於1998年長江抗洪搶險決策的分析》一文中做出了分析。該文原載於《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3期。
文章表示，通過分析長江洪水的水情和長江防洪方案，未按照長江防洪方案啟用分洪區是災情加重的主要原因，但這為調動大批軍隊參加防洪提供了機會；部隊參加防洪對減少災情作用有限，但其政治意義則十分明顯。
1998年8月，江澤民在荊江大堤作秀（網絡圖片）
1998年夏季的長江洪水是「小洪水、高水位、重災情」
1998年長江洪峰期間，中國的新聞媒體按照宣傳部門的「統一口徑」把這次洪水說成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但實際上許多水利專家卻認為，這場洪水其實並不算大，與歷史紀錄相比只能算是「小洪水」，但是卻意外地出現了「高水位、重災情」。
原水利部部長、現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楊振懷認為，未按規劃使用分、蓄洪區，是導致洪水逼高河道水位的主要原因。
根據專家們測算，如果使用荊江分洪區這920平方公里的分蓄洪區蓄水，蓄水1米高就可以分洪9.2億立方米；如果全部使用分洪能力，可以分洪52億立方米，足以化解長江洪水的威脅。但現實是，1998年8月8日，沙市的洪水位上升到44.95米，超過了規定的分洪水位44.67米時，但分洪的命令卻遲遲未下達，分洪閘門也未開啟；8月16日，沙市洪水位再次上升，達到45.22米，分洪的閘門仍然沒有開啟，荊江分洪區一直未被啟用。
水禍為虐之時，為何不啟動荊江分洪工程？不但外行人不明白，就連水利部門內部也有人提出此問。
實際上1998年長江洪水期間荊江分洪區的居民曾3次撤到安全地帶，為分洪做好了準備，可以說，萬事具備，只等一聲令下即可分洪。1998年8月6日下午1時30分，湖北省公安縣政府接到湖北省抗旱防汛指揮部的命令，公安縣分洪區920平方公里的地區（即荊江分洪區）準備放閘蓄洪，將分洪區內的全部人口從8月6日晚8時至8月7日中午12時轉移到安全地帶。
於是，在規定的時間內，全縣52萬居民均按照命令轉移，為分蓄洪作好了準備。當時，公安警察、幹部和解放軍組隊對居民點進行「拉網式」清查，不允許留一個人在分洪區內；同時管制了通往分洪區的所有通道，不讓任何人再進入。此後，在8月12日和8月16日荊江分洪區又兩次做好了分洪準備。
長江「前線」：韓戰以來最大的一次軍隊調動
1998年8月7日，長江的九江段干堤決口。當晚，江澤民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了長江洪水問題。會上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長江搶險工作的決定（中發電1998年3號）」，決定緊急調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到抗洪搶險第一線。總參謀長傅全有隨即下達命令，要求被指定參加抗洪搶險的部隊在接到命令後2個小時內，必須無條件地執行命令，迅速開往前線。
千里鐵路線上，一切為運兵軍列讓路。8月8日這一天，武漢流芳、江岸西站每隔10分鐘不到就有一輛軍列駛入，行車密度為建國以來所罕見。任何軍事行動都要師出有名，長江流域的洪水險情，特別是歷史上最高的洪水水位，自然成為組織這次軍事行動的理由。於是，1998年8月7日中國的軍隊經歷了朝鮮戰爭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調動。
據統計，廣州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北京軍區、瀋陽軍區、空軍、海軍、二炮、武警部隊以及解放軍沿江沿湖各大專院校，總共有10多個集團軍、30萬官兵投入了抗洪搶險，共計出動官兵700萬人次，組織民兵和預備役人員500多萬人次。
在抗洪第一線的高級指揮人員有瀋陽軍區司令員、廣州軍區司令員和政委、南京軍區司令員和政委、濟南軍區政委、武警部隊司令員和政委、空軍司令員、海軍司令員等114位將軍、5,000多名師團級幹部。最高級別的指揮者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這些數字表明，1998年夏秋之際抗洪搶險的用兵總人數竟然超過了解放戰爭時期淮海、遼瀋、平津三大戰役解放軍人數的總和，也超過了鄧小平在1979年組織的「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
8月13日上午，江澤民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一起乘飛機到湖北沙市，查看長江堤防重點險段的位置和參加抗洪搶險部隊的兵力部署。在飛機上，江澤民問張萬年：「現在沿江一共有多少部隊？」張萬年答：「解放軍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萬人，還有200多萬民兵。僅在湖北，就集結了8萬多兵力。濟南軍區、南京軍區還準備了5個師的兵力，正處於緊急出動狀態，可以隨時調用。這是解放戰爭渡江戰役以來，我軍在長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動。」
此後多天內，江澤民反反覆覆向參加抗洪的解放軍發佈各種「軍民團結、死守決戰、奪取全勝」的命令。同時要求地方各級黨政幹部率領群眾，嚴防死守，確保長江干堤安全。全世界都通過電視看到一個令江澤民非常滿意的信息：中國軍隊非常服從江總書記兼軍委主席的命令。
長江抗洪成為政治道具
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調動數十萬軍隊，又安排部隊從事一系列與抗洪不相干的活動，似乎表明，1998年的長江「抗洪」實際上成了一次借題發揮。當對險情的關心成了展示江個人對軍隊控制力的道具時，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說明了這次軍事行動的目的。1998年的長江洪災，成了和平時期江澤民檢驗自己對軍隊權威的政治契機。在張萬年等軍隊領導者的支持下，軍隊一致服從「江核心」的指揮。至此，江澤民對軍隊的有效控制既在軍隊內部得到了檢驗，也在國際國內充份展現。
還有必要指出的是，1998年長江大洪水後，1999年在長江流域再次發生了僅次於1954年和1998年的洪水。1999年7月中旬，沙市出現了44.74米的洪水位，這一水位超過了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接近1998年8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緊急調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到抗洪搶險第一線的次日）沙市出現的洪水位，超過1998年8月25日長江流域抗洪部隊全體上堤時的洪水位，但這一次中共中央並未象1998年那樣調集軍隊抗洪，新聞媒體也未對洪水作報導。當1999年的長江洪水到來時，由於地方政府事先主動放棄了許多圍垸和分蓄洪區，結果順利通過分洪緩解了水情，並未造成1998年那樣的「小洪水、高水位、大災難」。
由此可見，長江抗洪並不是非要靠軍隊幫助不可。而借抗洪調動軍隊以檢驗個人權威，有了1998年這一次也就夠了。所以1999年的長江水情雖然相似，但10多萬軍隊熱鬧「抗洪」的局面卻不再出現了。
阿波羅網林億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