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接到江青信的第三天，就給軍委各常委寫了一封信，對這份《紀要》大加讚揚，給予極高的評價。信中說：「這個紀要經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們反覆修改，又經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改，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紀要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完全符合部隊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使部隊文藝工作在突出政治、促進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文件本身是毛澤東親自審閱，而且修改三次才定稿的。林彪又作了這樣一番高度讚揚和肯定，還會有哪一位軍委常委能提出不同意見呢?自然是順利通過。在用中央軍委名義送中共中央之後，4月10日，這份《紀要》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發到全黨。從這個全過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前場主演者是江青，後台支持是林彪，而全場的總導演則是毛澤東。
四
江青為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從製造輿論到具體發動，煽風點火，運動群眾，製造天下大亂，是立下汗馬功勞的。而這些當然是遵照毛澤東直接授意和總體意圖來施行的。
毛澤東自認為一生做的兩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江青策劃組織寫出的大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序幕的。關於這一點，無論是江青，還是毛澤東都是承認的。據江青說，批判吳晗寫的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她先向毛澤東提出的。開始毛澤東並沒有明確支持，但允許她保留意見，她才敢於組織寫批判文章的。江青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保留意見，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20]又說：「1961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21]，真正解決戰鬥的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志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22]江青這段講話大體上是比較真實的，這可以從毛澤東1967年2月3日同來訪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卡博、巴盧庫的談話中得到印證。毛澤東說：「前年11月，對一個歷史學家吳晗發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這篇文章在北京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文章寫好只交給我看。說這篇文章只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23]這就是說，這篇作為「文化大革命」導火線而在全國政治和思想戰線上引起巨大震動的大批判文章，是江青在毛澤東的默許下，打着毛的旗號先搞起來，然後再經過毛的審閱、修改、批准，再公開發表的。在這個問題上夫妻二人的配合是十分緊密而適當的。
毛澤東希望看到的那種億萬群眾奮起造反，風起雲湧，意氣風發，各種群眾組織遍地開花，造成「天下大亂」的局面，正是由江青一手操縱的中央文革，千方百計，煽風點火，製造事端，運動群眾而出現在神州大地上的。
眾所周知，被毛澤東御封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大字報，並不是群眾自發的，而是由康生等人授意引發的。而這篇大字報在中央電台的廣播和《人民日報》的發表，加上配發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對放開群眾手腳，「踢開黨委鬧革命」，打亂原有的組織機構和社會秩序，造成天下大亂之勢，產生了不容低估的影響。毛澤東對這點是滿意的。他在之後不久說：「時間很短，來勢很強，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24]
當時的各種各色群眾組織遍地開花，多如牛毛，名目繁多。例如北京的紅衛兵組織就有第一、第二、第三等三個司令部，分為天派和地派兩大派。有聶元梓(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蒯大富(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韓愛晶(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譚厚蘭(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王大賓(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等所謂五大領袖。上海的工人全市性組織就有「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和工人赤衛隊兩大派。赤衛隊被打垮後，站在工總司一邊的還有幾十個組織。在著名的《緊急通告》(1967年1月8日)上簽名的群眾組織就有32個之多。武漢「7·20事件」時的兩大派，一派叫「百萬雄師」，一派叫「三鋼」、「三新」，其實大派下邊的群眾組織更是名目繁多，不計其數。有的組織可以多至成千上萬人，也有隻一二個人的小戰鬥隊，在那裏「傲霜雪」、「叢中笑」。第七機械工業部的兩大派，一個叫「九一五」，一個叫「九一六」，在北京也很有名。中共中央黨校人數不算多，只有千餘教職員工，也有四大群眾組織：紅旗戰鬥隊、紅色聯絡站、紅色戰鬥團和革命串連會，也有其他戰鬥隊。而一些著名的群眾組織的頭子，都通過各種方式同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取得聯繫，獲取支持，以所謂「通天」本事，作為造反的最大資本，爭當「中央文革的鐵拳頭」。
江青一夥正是利用了這一點，打着堅決支持「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旗號，揮舞着林彪創造的「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論」的大棒，煽動利用群眾組織，上騙毛澤東，下謀個人私利，甚至假群眾之名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下邊我們就舉幾個「文化大革命」中的實例：
江青一夥為了在社會上製造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輿淪，由張春橋出面，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門秘密接見清華「井岡山兵團司令」蒯大富。奉了這道密旨，蒯大富連夜八方聯絡，組織力量，在12月25日糾集了上萬人的隊伍，在首都舉行大遊行，在長安街上刷「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大字標語，一直貼到天安門城樓上。蒯大富還在廣播車上帶頭高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這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喊出這樣的口號，迅速傳播四方，在全國引起了巨大震動。也就是在張春橋秘密約見蒯大富的這一天，12月18日，在江青、康生、謝富治的直接控制下，成立了名為審查王光美，實為迫害劉少奇的專案組。這是利用群眾名義為陰謀服務的一個突出的事例。
再如，江青一夥為了在上海奪權造聲勢，就利用「新北大公社」聶元梓，這位被毛澤東稱讚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炮製者的名聲，派她去上海造反。上海本來是江青一夥的根據地，但自從柯慶施病死，換上陳丕顯任市委第一書記之後，就不那麼聽江青指揮了。因此，他們處心積慮地要奪上海的權。1966年11月17日，江青接見聶元梓，對她說：「上海的運動開展得不錯，但主要是工人，學生卻很落後。你去了要找學生組織多接觸。上海市委問題嚴重，問題沒揭透。張春橋在上海一直同他們鬥爭，但是很孤立」[25]等等。聶元梓奉命，帶領手下的幹將孫蓬一等人立即趕赴上海。北京大學的造反派同上海市委有什麼關係呢?總得找點理由。這個理由也不難找。因為上海市委常委、文教部部長常溪萍曾在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擔任過工作隊的副隊長(隊長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位副部長)，於是很方便地被戴上「北大社教運動的叛徒」「鎮壓北大社教運動的劊子手」「暗藏的反革命黑幫」等帽子。這樣，北大造反派到上海揪鬥常溪萍也就名正言順了。於是，常溪萍也就逃脫不了被迫害致死的命運了。
當然，聶元梓到上海的主要目的，並不是揪鬥常溪萍。正如聶元梓同張春橋共同擬定的策略：「以打倒常溪萍為突破口，進而打倒上海市委。」於是，聶元梓同11月9日新成立的「上海工總司」頭頭王洪文等相聯合，召開了兩次大規模的批鬥會。聶元梓在大會講話中，堅決要求罷免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曹荻秋的官，改組上海市委。聶元梓等人在上海大鬧大折騰一番，為江青等策劃的上海一月風暴製造了聲勢，作了貢獻。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劉少奇。對於這個「敵人」的鬥爭，是由毛澤東親自出面寫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而揭開帷幕的。但幫忙把劉少奇徹底打倒，以至從肉體上徹底消滅的是江青。
「文化大革命」中的頭號大冤案，當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被打成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並被戴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大帽子，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出黨，最後被迫害致死。劉少奇冤案，並不只是他一個人、一家人，而是作為一條路線、一個「司令部」的代表，牽涉和株連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黨員和幹部。在十年中，僅因受劉少奇案株連而被判刑的人，全國多達28，000人，受批鬥和迫害的人多得難以計算。無論從地位之高，牽涉面之廣，株連人數之多等哪個方面看，這個大冤案都是史無前例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
造成這場大冤案的責任，當然首先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他負有難辭其咎的領導責任。但與林彪、「四人幫」的責任，性質上是有原則區別的。林彪與江青一夥是共謀犯，罪責難逃，但對造成冤案起了關鍵性作用的，卻是江青、康生和謝富治。他們利用黨和毛澤東的錯誤，利用掌握的專案組的權力，大搞陰謀詭計，肆無忌憚地踐踏法律，不擇手段地羅織罪名、製造偽證、移花接木、栽贓陷害、欺上瞞下、刑訊逼供，種種令人髮指的罪行是大量的，世所罕見的。
關於這一冤案的詳情，曾參加兩案審判的前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圖們將軍曾寫了一本書，名為《共和國最大冤案》，近25萬字，翔實可靠。我這裏就沒有必要多說了。
胡耀邦在1980年接見外賓的一次談話中曾專門談到這個問題。他說：「這批人確實很壞，是一批騙子、惡棍、陰謀家。除林彪外，其他那些人在黨內從來沒有什麼地位。他們搞陰謀詭計，手段倒是高明的，別的本事卻沒有。他們利用毛主席的威信，把一些人的狂熱情緒煽動起來，用最巧妙的方法把毛主席封鎖起來，欺騙毛主席。比如說，好多人寫材料證明劉少奇不是叛徒，他們卻有辦法使毛主席看不到這些材料。到1967年秋，毛主席還不相信劉少奇是叛徒。林彪、『四人幫』造了好多假材料往毛主席那裏送。1966年8月5日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只提資產階級司令部，沒有把劉看作是叛徒。把劉少奇看作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代表，當然這是錯誤的，毛主席要負責任。但把劉少奇看作是叛徒，則是林彪、『四人幫』造的假材料騙了毛主席。類似這樣的冤假錯案都是林彪、『四人幫』製造出來的。」[26]應該說，這個談話是客觀的準確的。
在陷害劉少奇這件事情上，林彪、「四人幫」的陰謀是得逞了的。無怪乎林彪知道毛澤東批准了專案組關於劉少奇的誣陷報告之後十分高興，特別批示：「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這當年留下的兩個陰謀集團狼狽為奸、互相吹捧之詞，今日卻成了江青指揮炮製共和國最大冤案的鐵證。
總結以上情況，在打倒劉少奇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同江青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而在對劉少奇問題的定性上、程度上，打倒的方法上，毛澤東同江青又是有差別的，不完全一致的。從結果上說，毛澤東不管是受騙也好，自願或不完全自願也好，最後是信任了江青，同意了江青一夥炮製的審查報告，最終鑄成了最大的冤案。
這裏必須特別提到一點，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第一階段，江青對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方針是忠實的，態度是非常積極的，熱情甚高，日夜操勞。據江青的秘書閻長貴說：中共建國後，江青除了四次出國去蘇聯治病和療養外，在國內也很少長住北京。「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個月。一般是每年國慶節後就到廣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反正她像候鳥一樣，幾乎年年如此。但唯獨1967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裏也沒去」[27]。江青為什麼一改多年的生活習慣，一句話，就是為了貫徹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意圖和方針，表示她對毛澤東的尊崇和忠誠。
五
而在這一階段中，能突出表現毛澤東對江青的關係和態度的有兩件事：
一是親自提名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根據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撤銷了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發了經過毛澤東審閱批准的《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內容如下：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四人)確定後，另行通知。
這後確定的四大區參加成員是華北郭影秋、東北鄭季翹、西北楊植霖、西南劉文珍。這就是在1966年到1969年天下大亂年代裏威名赫赫的中央文革。不過其成員變動很大。這17人(如果加上後來任命的顧問陶鑄，則是18人)中的大多數，很快就由於各種原因而被排擠出中央文革之外。到1969年召開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中央文革成員已經只剩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和唯一的組員姚文元等5個人了。
這裏不談中央文革的作用和變化，而只談能說明江青特殊地位的兩件事：
一件是姚文元進入中央文革。據曾是中央文革成員的王力、關鋒、穆欣等的回憶材料，開始的名單上並沒有姚文元，是江青提議把他加上。當時陳伯達曾提出異議，因為他知道姚文元父親姚蓬子的情況，怕叫叛徒的兒子參加中央文革會被別人抓辮子。江青這時就抬出了毛主席，說是要請示一下，請毛主席定。當然這是誰也不會反對的。第二天，江青宣佈，她已經請示過毛主席，主席同意了。關鍵時抬出毛主席，這是江青的最大也是最厲害的王牌。
另一件是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一個通知：「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本來這個小組中就是由江青說了算的，她常常自恃特殊身分而任意行事，不把組長陳伯達放在眼裏。有了這個文件之後，她有了第一副組長和代理組長的名義，更成了名正言順的中央文革當家人，成為指揮全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前線總指揮。不過，這也從組織上保證了中央文革實際上只服從毛澤東一個人領導的現實。這件事從另一方面也證明了當時毛澤東對江青還是很信任的。
還有一件就是那封著名的1966年7月8日毛澤東致江青的信。這並非是夫妻之間的普通的私人信件，而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毛澤東曾自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做的兩件大事之一。但對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什麼性質的運動，其對象、方針、任務、目標等等問題，他本人從未曾向黨的組織、黨的最高領導機構和主要領導人作過系統而明確的說明。唯一可以較準確地體現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意圖的就是這封親筆信。信中講到「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的掃除」，「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講了他自己「準備跌得粉碎」也要搞文化大革命的決心，也談到他對林彪的一些看法。這些在當時都是屬於最高一級絕密的信息了。可是毛澤東的這些戰略意圖，只告訴了自己的妻子，一個在黨和國家最高機構中並沒有任何職務，連中共中央委員也不是的江青。可見毛澤東認為江青是可以信任的，可以說知心話的人。當然這封信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並告訴了林彪。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反映出毛澤東認為領導核心中可信任的人已經不多了。
客觀地說，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第一階段，即從1965年到1969年黨的九大這4年多的時間裏，也確實是毛澤東同江青關係比較親密、和諧，矛盾較少的時期。是在入城以後，毛澤東同江青關係最好的一段。
六
不是說，「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同江青已經分居了嗎?怎麼又能說是「關係最好的一段」呢?看似矛盾，但認真細緻地分析一下，也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釋的。
鄧小平所說的毛澤東同江青的分居，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記述，是「1966年9月毛澤東原住處豐澤園修理後兩人就分開居住，毛澤東遷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釣魚台。」[28]
分居，這對於以永結同好、白頭偕老的婚姻來說，當然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不過分居也有完全不同的原因和情況。概而言之，可分為三種：
一種是不可抗拒的外力使然。這在革命戰爭時期是一種常見的現象，包括一些高級的革命領導人也難免夫妻離多聚少，甚至孩子出生幾歲還沒有見到爸爸。而在和平時期，這種情況也依然存在。比如夫妻雙方不在一地一部門工作，不得不兩地分居。特別是像搞「兩彈一星」的，都曾夫妻分居多年。當然這種現象由於各方的努力，已在減少。
一種是由於身體狀況的變化和年齡的增長，性生活的減退，導致分床而居，分室而住。這在超過七十歲的老年人中是並不罕見的。這也算作一種分居現象吧。
還有一種就是由於情感的變化而導致的夫妻關係惡化，不僅不可能再同床共枕，而且連見面都感到嫌惡，但又由於種種原因一時不能公開離婚，只好分居。結果可能由於一段分離，促使雙方冷靜反思，重歸於好;但更多地則不過是走向關係最終破裂而離婚的一個過渡。
那麼，毛澤東同江青的分居屬於那一種呢?我認為，1966年9月開始分居時，屬於第二種情況居多;而進入七十年代，則第三種情況逐漸成為主流。理由如下：
當年毛澤東已經73歲，又面臨「天下大亂」，事件繁多的局面，身邊又有眾多的人員服務，不太需要一位妻子的照顧，樂得身邊少一位愛挑剔的女人。江青雖然當年只有52歲，但由於出身和經歷使然，同毛澤東在生活上的差異已經越來越大，個人慾望迅速膨脹，毛澤東的那種樸質的農民式的種種生活和飲食習慣，使她越來越難以忍受。遇到原來住房要維護裝修而不得不搬出的機會，江青自然不願去毛澤東選擇的比較簡樸住所中南海游泳池，而是選擇了住房和服務更好得多的當時全國一流水平的國賓館釣魚台，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兩地相距不遠，乘汽車往返又很方便，可以常來常往。這恐怕就是1966年9月兩人開始分居時的情況。
不過，毛澤東同江青的關係並非始終如一，不僅是兩人間的情感因素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隨着「文化大革命」形勢和任務的變化而發生變化。這個發生變化的轉折點大體上是在九大以後，特別是「9·13」林彪事件之後。江青在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而且進入政治局，達到在黨內位置的高點。但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文革」這個有權的實體機構卻被取消了。江青獲得了高位，但卻失掉了實權。她又沒有分管的方面和部門，按她自己的說法，成了一個「閒人」。一個曾經歷過了幾年眾星捧月，呼風喚雨，大權在握，氣焰蓋世的人，讓她再回到看幾本「參考消息」，研究點文化動態和國際形勢的坐冷板凳的秘書生活，那是很難忍受的。而這時，由於關心重點的轉移，她選送給毛澤東的一些文件和資料，也不再受到重視。江青明顯地感到她被毛澤東冷落了。因此找岔子發火也是自然的。
據江青的秘書楊銀祿說：「在黨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對江青送他的材料很重視，篇篇都看，篇篇都畫圈。不知為什麼『九大』以後看得就少了，……1969年七八月份之後，就基本上不畫圈了，有時甚至連信封都不拆，原封退回來了。江青自討沒趣，也就不再選送了。」1969年10月，全國搞戰備疏散，江青搬到北京西山。一天下令把放到釣魚台10號樓里給毛主席選送的參閱件，統統拿到西山來燒掉。江青說：「這些東西說明我為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工作，主席對此不只一次肯定過。不知道為什麼，今年下半年以來，主席不願意看我送給他的材料了。」[29]
不願看江青送的材料只是開始，以後就更嚴重了，限制江青回家，面都不願見了。大概是「9·13」事件以後，毛澤東就不願意見江青了。中辦主任汪東興打電話，叫楊銀祿通知江青，說毛主席「年紀大了，需要安靜」，如果江青要來看望主席，必須經主席同意才能來，如未經同意，來了也不見。當江青聽到這個指示後，立即大發脾氣。江青說：「我去看主席，我的丈夫，還受限制?」「我不相信主席會有這樣指示。」於是，江青就沒有事先請示同意就去看望毛主席，結果吃了閉門羹。楊銀祿對此事有一段很生動的描述：
「有一天，江青坐着大紅旗轎車，高高興興地進了中南海，準備去見毛主席……警衛戰士非常果斷地伸手將紅旗車擋住……江青氣呼呼地從車上走下來，質問警衛戰士：『為什麼擋我的車?我是江青，我要去看主席，躲開!』這時一位幹部立即從檢查站室內走出來，恭恭敬敬向江青行了軍禮，解釋道：『報告江青同志，對不起，你現在不能到主席那裏去。』
「江青又質問：『為什麼不讓我去見主席?這是誰的命令?誰敢擋我?』……
「江青氣得兩手發抖，滿頭冒汗，霍地從地上撿起一根木棍，舉手就要打這位幹部……江青兩眼瞪圓，兩腮抖動，大聲說：『我打了你又怎樣?你還敢還手?!』……
「江青無奈，只好鑽進汽車往右拐到她自己住的地方去……她還不服氣地打電話跟汪東興吵了一架。事後，汪東興把警衛戰士擋駕江青的事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說：『那好哇，擋得好哇。以後沒有我的批准，還是不讓她來我這裏，不然我就不得安寧了。」[30]
一個女人如果要見結婚多年的丈夫，都要被擋駕，難以見到，有家難歸，這樣的夫妻關係真的可以說是名存實亡、十分可悲的了。這樣的分居也就離最後的絕裂不遠了。據說，毛澤東曾經考慮過同江青離婚，但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是很難實現的。據說毛澤東也有過「分道揚鑣」的批示，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成為事實。
七
毛澤東同江青的關係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日益惡化，原因相當複雜，既有一般夫妻之間的「清官難斷」的家務事，又有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特有的政治、經濟、外交等重大問題上的不同判斷和分歧。可以說是生活瑣事與黨國大事的交織。其中佔主導方面的是政治，而非個人的感情，這大概正是所謂「政治夫妻」的一個顯著特點。
所謂生活瑣事的矛盾，例如，毛澤東吃飯不講究，愛吃紅燒肉，江青說毛是「土包子」，惹毛髮脾氣說：「今後她吃她的，我吃我的。」[31]例如，江青同衛士們打撲克，只能她贏不能輸，輸了就同衛士吵架，鬧得要毛澤東出面調解。例如，參加舞會，江青又挑樂隊，又吵燈光，說三道四，鬧得大家很緊張，毛澤東也不愉快。如此等等。按照一位衛士的說法，那時的毛江關係叫「有恩愛也有爭吵」[32]。
在這個時間段中比較嚴重的一次，是因為1972年毛澤東的一場大病，引發江青的歇斯底里，竟指責醫生和護士是「特務」，要暗害毛主席，引發毛澤東的嚴厲指責。請看負責毛澤東工作和警衛的中辦副主任張耀祠的下述回憶：
1972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討毛澤東的病情。江青在這個會上「惡狠狠地說：醫生護士是『特務』、是『反革命』!主席身邊有一個集團，要拔釘子……要立專案審查。……」汪東興把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如實向主席報告了。主席聽後，對江青憋了一肚子氣。
「一天，周恩來、江青、汪東興來看主席。主席是了解身邊工作人員的，他當着周總理、汪東興的面，用他那碩大的手，指着江青說：你說這些人是『特務』，是『反革命集團』嗎?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嗎?那就是我。他們跟了我這麼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們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一席話，說得江青垂下頭來……」[33]
自己的丈夫生大病，休克，甚至一度「摸不着脈」，這對任何一位妻子都是非常嚴重的大事。着急、上火、發脾氣，都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情總要有個合理的限度，隨意懷疑醫生、護士是「特務」、「反革命」，要設立專案，致人於死命，江青這樣的作為就是邪惡而不可理喻的了。何況江青身為偉大領袖的妻子，受人敬重的最高層領導人，如此作為，難怪毛澤東要生氣，甚至厭惡，而不願見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