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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校教授解密:毛澤東與江青的真實關係

——文革時期的毛澤東與江青

毛澤東與江青在「文革」期間的關係是一個複雜的,值得研究和深入探討的問題。不要把這種關係完全政治化,一方面,不能為了維護毛澤東,而把一切髒水都潑向江青;另一方面,更不應把江青乾的一切壞事都算在毛澤東的賬上,甚至說成是「五人幫」。

毛澤東與江青

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有一個避不開,又很難說清楚的問題,就是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問題。

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的親自發動者和最高領導者;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國指揮機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負責人(名義上是副組長、代組長,實際上是當家人)。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終身最高領袖;江青是偉大領袖的妻子,新中國的首位第一夫人。江青在眾多場合高聲宣揚“代表毛主席”向大家問候,以標榜自己的特殊身份,這在當時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事,無人提出過質疑。而毛澤東對此也長時間處於默認狀態,只有到“文化大革命”後期,他才在1974年7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當眾說江青:“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可是,連當場親耳聆聽此話的一位政治局委員也不能完全接受,認為總能代表一點吧。

毛澤東在世時,江青高升、顯赫,號稱“文化革命的旗手”,氣焰囂張不可一世;毛澤東逝世後僅27天,江青即被隔離審查逮捕下獄,成為世人皆曰可殺的“反革命集團”的頭子,被公開審判定罪,處以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如此大起大落世所罕見。這真是一種錯綜複雜而又難解難分的特殊關係。正是這種特殊關係,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中國政治生活中,發揮着巨大而神秘的作用,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成為那個時代的一個特殊標記和深刻烙印。

這種特殊關係不僅是中國人研究“文革”史的一個熱點和難點,也是國際上受到廣泛關注的一個熱點。鄧小平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採訪時,這位女記者就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她問:“中國人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說的‘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1]“是否毛主席對江青的錯誤視而不見?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樣的人?”[2]等。而鄧小平則明確回答:“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的性質是不同的。”[3]同時又指出:“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幟幹壞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毛主席干預不力,這點,毛主席是有責任的。”[4]鄧小平的回答,為澄清一些議論和猜測,提供了關鍵性的論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這樣的回答,並未能徹底解開人們心中關於毛江關係的種種問題和疑團。不過,鄧小平的回答也沒有關閉人們探討毛江關係的大門,而是留下了繼續探討澄清歷史真相的很大餘地。

人的情感是在時間和空間中發生、發展和變化的,特別是夫妻之間的情感更是如此。因此,要搞清楚毛澤東與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關係,就必須對他們二人在此之前的情感生活的發生和延續作一簡要的回顧。

毛澤東認識江青是在1937年秋,抗日戰爭爆發江青奔赴延安之後[5]。毛澤東同江青兩個人是怎麼認識的,流傳版本頗多,什麼“課堂表現說”、“登門請教說”、“康生介紹說”等等。不過毛澤東和江青本人都沒有寫過回憶錄之類的文字,這種屬於二人感情世界的東西,已無從考查,而且對於我們研究的問題也並不是重要的。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毛澤東與江青的相識、相愛和結婚,並不是由黨組織安排和負責介紹的。而且可以說是違抗組織的意志,抗拒輿論的頗大壓力而進行的一種自由戀愛式的結合。

對於毛澤東與江青的這段姻緣,當時在延安就議論頗多,成為街談巷議的一個熱點。不僅江青在延安中央黨校的同學大多持不贊同的態度,女同學反應尤為強烈,認為江青不配成為黨的領袖的夫人,而且地方黨組織亦有專電中央表示不贊成的。

例如,當時的上海地下黨市委書記劉曉、劉長勝等,就曾向黨中央彙報江青在上海的種種不良表現。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亦曾專電延安反映曾在當時上海做過地下工作的楊帆(當時名殷楊)對江青的看法。由於反映頗為強烈,以致當時的中共中央負責人張聞天(洛甫)不得不出面找毛澤東談話,勸他慎重考慮,但遭到毛澤東的嚴詞拒絕。70多年後的今天還有革命前輩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談及此事。比如老紅軍曾志(陶鑄的夫人)在自己的回憶錄《百戰歸來認此身》中,就說:“我當時就十分疑惑,像主席這樣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怎麼會與上海灘這位聲名狼藉的明星結合呢?她與賀子珍是兩路人。”[6]而且談到1939年初到陝北見到彭德懷時,還談到“已在延安與毛主席結婚的藍蘋(江青)在上海文藝界的一些傳聞。”

可是,也有不同的看法。曾任江青秘書的楊銀祿在2010年第6期的《同舟共進》雜誌上發表一篇題為《江青的親情世界》的文章,頭一個小標題就是:“毛澤東與江青結婚是失敗的選擇嗎?”他的回答是:“2007年7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說毛澤東與江青結婚是:‘愛恨交加失敗選擇。’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楊銀祿認為,江青能夠放棄在上海過明星的安逸生活到條件艱苦的延安,說明“這一時期江青是一個愛國的、革命的、進步的青年。”因此,毛澤東的選擇是正確的。

在這裡楊銀祿似乎混淆了一個界限:奔赴延安是一回事,而同毛澤東結婚是另一回事,這是兩件性質不同的事。江青當時是革命的女青年,有條件被毛澤東選擇,但這並不等於毛澤東選擇她做終身伴侶是明智和適宜的。因為,即使是一般人的戀愛結婚,也要考慮對方除政治以外的其他條件。而對領袖的婚姻條件,明顯地應該高於一般幹部和群眾。特別是對於女人,婦德是一個必需考慮的重要條件。

我並不贊成“生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封建婦德標準。現代社會主張戀愛自由,女人的貞操已經不像過去那樣被認為是頭等大事;但在中國人的觀念中,貞操也絕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事。江青當時雖然只有24歲,卻已結過兩次婚,又同別的男人同居過。而且由於同上海藝人丈夫唐納的婚姻糾紛,在小報上鬧得沸沸揚揚,緋聞纏身,名聲頗劣。加上又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過,還沒有審查清楚。在這一方面,江青同楊開慧、賀子珍是不能同日而語的。這樣一個女人,一般男人選為對象都要思之再三的,何況是要做黨的最高領袖的夫人。

況且,在當時的延安,毛澤東選夫人可以挑選的對象頗多,是有很大的選擇空間的。當然,毛澤東作為一個男人,有權利選擇自己心愛的女人。不過,情感有時是會蒙蔽理智的。毛澤東在同江青結合這個問題的處理上,較之他處理軍事、政治等國家大事要略遜一籌,並不能認為是很明智的。說是失敗的婚姻,可能有點過份,因為也曾經有過愛情和幸福。而且人是會變化的,感情也是會變化的。誰也難以預料幾十年後會發生什麼事情。但如果從結果的角度來回顧,作反向的歷史考察,那麼應該說,毛澤東選擇江青做終身伴侶並不是明智而慎思的選擇,並不是最佳選擇,結果也並不是美滿的。

從1937年秋毛澤東與江青相識,1938年11月兩人正式結婚,到1963年江青正式登上中國政治舞台,這25年可以概括為兩人關係比較平靜和協調的時期。江青還做了些好事,沒有出大格,當然也會“偶而露崢嶸”。這25年可分為兩大段:

1937年秋,藍蘋到達延安並改名江青,一年後同毛澤東結婚,從此開始了她個人生活歷程中的與以前截然不同的階段。到延安後,江青先後在軍政大學、馬列學院和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在抗戰八年中,除演戲外她幾乎很少出頭露面,主要是照顧毛澤東的生活並協助毛工作。在這八年中,二人的感情還是不錯的,1939年曾在毛主席家吃飯的曾志,回憶過這樣一件事:江青因懷孕反應,吃飯時嘔吐,“主席趕快舉着燈去給她照明,又端水給她漱口,還輕輕地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7]當年在延安中央警衛團當連長的高富有也說:“那時候,江青的表現很不錯,對毛主席的生活很關心,對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細緻,很周到,真正盡到了一個做妻子的責任。”[8]

1947年轉戰陝北時,江青任中央縱隊直屬隊的協理員。這段歷史是後來被江青本人屢屢提及的個人經歷中光輝的一頁。曾任江青秘書的楊銀祿說:“江青在延安的十年,作風謙虛謹慎,生活艱苦樸素,表現也是好的。”“是一位賢惠的妻子,溫柔的母親”。[9]是否真的這麼好,我難以確定。但應該說,在這十年的時間裏,江與毛的感情雖然也不時發生一些糾葛,就整體而言,還是比較協調的。

1949年進北京,是中共變成執政黨的歷史性大變化,當然也是江青生活經歷中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毛澤東以黨的主席而又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江青成了名正言順的新中國第一夫人。隨着身分、地位和物質條件的巨大變化,江青“官升脾氣長”,性格中卑劣的方面越來越顯露而發展了。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江青的脾氣越來越大,稍不如意便大發雷霆,很難侍候。

這個時期,毛澤東同江青的感情世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曾志在前引的回憶錄《百戰歸來認此身》中,曾談到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我去看望他,都六月份了,主席還穿條破舊的有幾個洞洞的毛褲。我問:‘這麼熱還穿毛褲,是不是腿有毛病?’‘腿沒毛病,只因塊頭大,買不到現成的線褲,’‘那江青不會給你訂做嗎?’‘我生活上的事她從不關心。’”後來是曾志在廣州幫毛主席訂製了兩套線衣線褲。不過,因為江青生病,還曾因患子宮原位癌,去蘇聯做過手術和放射性治療,毛澤東“念她有病,處處照顧她讓着她”。到廣州時,毛澤東把一號樓讓給江青住,自己住較差的三號樓。毛澤東還特別囑咐陶鑄要關心照料江青[10]。

從總體上說,1949年進城以後,毛澤東同江青之間的矛盾顯著增多。而毛澤東對江青也採取“管半個”的態度。所謂“管半個”,是毛澤東在上世紀50年代初,同自己的秘書高智在散步的時候說的。毛澤東說:“江青我只能管半個。”高智說:“全管了么,她是你老婆。”毛回答:“我管不了。我管半個,那半個隨她去。”高智接著說:“毛澤東講的是實話。江青個性強,脾氣不好,毛澤東對她是‘有看法而沒辦法’,有時還斷不了吵一架。”[11]

有一位毛主席衛士的話,把毛澤東同江青的關係說得很形象。他說:“他們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娛樂不到一起。”[12]毛澤東中共建國後—直粗茶淡飯,不講究飲食和營養,而且吃飯不定時,工作忙起來常忘掉按時進餐;而江青進京後生活日益考究,講究營養和味道,按時進餐以保持健康,這樣兩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毛澤東一直保持戰爭年代養成的夜間工作習慣,黑白顛倒;而江青因身體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難睡到一起了。不過一直到60年代初,還都是住在一套院子里。

毛澤東外出視察,都是去工廠、農村和重要部門,而這個時候江青則以治病療養為名,4次去蘇聯,有時一住幾個月,回國後又不斷巡迴於幾個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廣州和著名風景療養區如北戴河等之間,因此,同行的機會也就不多了。

至於玩不到一起,按照江青的說法是毛澤東“他這個人是很寡言的,話不多。有時談起來,多數都是談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國內,海闊天空”。就是說,很少談私生活和感情問題。而毛澤東對衛士長說的話層次似乎更深一些。毛澤東認為:“江青使我背了個政治包袱。”“江青這個人,誰跟她也搞不到一起。”“她一來了我什麼事也搞不成。她這個人到哪兒哪兒掃興。”當然這個話也可能是毛澤東不高興時說的,也有點極而言之的味道。

客觀地說,這“四個合不來”並不能完全怪江青。從江青的角度說,據衛士們觀察,“她很注意關心毛澤東,揣摩毛澤東,迎合取悅於毛澤東”,“希望能討毛澤東的歡心,希望他能與她協調一致。”“她有時心裏有想法,並不說,而是希望毛澤東能夠理解,能夠先說。如果經歷多次,毛澤東仍不有所表示,她才會按捺不住地爆發,甚至又哭又鬧。”這些描述應該說是可信的。恐怕年齡的差異和生活經歷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中共建國時,江青還是年方35歲的中年婦女,而毛澤東已56歲,開始向老年期過渡。“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已是73歲的老人,而江青才52歲。21歲的過大年齡差異當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絕對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這“四個合不來”並不能代表毛江二人關係的全部,而主要是生活中的表面現象。考驗夫妻關係的更重要的應是對重大事件的處理。而這方面恰好有一件很能說明問題的事情。1954年,江青到杭州探望當時住在那裡研究起草新憲法的毛澤東。其間忽然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的內容主要是警告江青,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已開過,要開始審查幹部了,江青你的歷史是墮落的,我已寫材料交中央組織部,你要好好交待等。江青把信交給毛澤東,稱這封信是反毛的。毛澤東當即找來公安部長羅瑞卿,指令設專案偵破。這說明毛是信任江青,而不允許別人說三道四的。這裡附帶說一下,這個匿名信專案一直到1961年才破案。寫信者竟是曾任中央政府秘書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林伯渠的夫人朱明。“專案組詢問朱明,她很痛快承認下來,很快服安眠藥自殺。”[13]

還有一件很能說明那個時候毛澤東同江青關係的事。1960年代初,有一次江青為一件小事而責罵了杭州某賓館的服務員張素蘭。李敏把這件事報告給了毛澤東。“毛知道後,帶着警衛員來到值班室,很親切、很和藹地對張素蘭說:‘小張啊,江青有病,脾氣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計較,我給你道歉。服務有直接的,有間接的;你們給她服務,就是為我服務啊。”[14]毛澤東能為江青的事向一個服務員道歉,並說出:“為她服務,就是為我服務”這樣份量很重的話,說明同江青的關係是好的,是有感情的。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對江青的某些政治觀察和分析,還是欣賞的。對她反映的某些情況和問題,還是重視和贊同的。毛澤東有一次去廣州,就曾親口對省委負責人陶鑄說過:“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來,但在政治上還是對我有幫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銳。”[15]而這一點,也正是江青自己引以為榮的。按她自己的說法:“多年來都是給主席作秘書,主要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在文教方面我算一個流動的哨兵。”[16]

大概也正是因為這種工作的性質吧,在50年代江青公開露面參加的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社會活動並不多。影響比較大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毛澤東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時,她參加了為配合這場批判而進行的武訓歷史調查團。這個調查團由中央文化部、人民日報、中共中央山東分局、中共平原省委宣傳部、平原日報、中共聊城地委和武訓當時活動的幾個縣委的宣傳部等共13人組成。其中起核心領導作用的是化名李進的江青。他們在堂邑、臨清、館陶等縣作了二十多天的調查,訪問160多名各界人士後,由袁水拍、鍾惦棐、李進三人執筆寫成《武訓歷史調查記》。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後,發表於《人民日報》,後又印成小冊子,產生較大影響。這篇《調查記》給武訓戴上了嚇人的大帽子,說他是“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這種脫離實際的主觀強加的罪名,已經顯示了江青善於用“左”的觀點強加人罪的特點。當然比起“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所作所為,這只是“小巫見大巫”了。

對於50年代的二人關係,江青曾與延安的老熟人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說過一段話,頗有一點自我總結的味道。江青說:“想到目前、度日如年。我和毛主席生活不融洽,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原因,是無法在一起的。所以,我們之間,只是政治夫妻而已。”[17]“政治夫妻”一詞不太好聽,但可能比較準確地反映了那個年代的毛澤東與江青關係的特點。而這個特點,到了“文革”時期,就發展擴大到了極端。

江青在中國政壇上日益活躍起來是60年代之初,打出的旗號是搞“文藝革命”。這是藉助於毛澤東兩個文藝批示的東風。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不斷發展,用他主觀認定的“階級鬥爭為綱”去觀察和衡量一切,因而把文藝界的問題看得十分嚴重。1963年12月12日,在中宣部文藝處編印的一份材料上毛澤東寫下《關於文學藝術的批示》。半年後的1964年6月27日,他在中宣部起草的《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上,又寫下一大段《關於文學藝術的批示》。他認為“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需要“認真改造”。正是在這樣的一種大氣候下,江青出場了。她先是準備抓京劇團,以北京為基點搞京劇革命,但沒有得到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等人的支持,於是轉而去上海。在那裡,她得到了中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負責人柯慶施的支持。

關於江青是如何舉着“文藝革命”的旗號,搞所謂“樣板戲”,當時在文化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曾有一段親身經歷的生動描述。

1964年全國京劇會演時,山東京劇院帶來一個劇目《奇襲白虎團》。試演時,江青突然出現在劇場。沒過幾天,她突然召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負責人周揚、林默涵、齊燕銘、周巍峙等到中南海開會。會上,江青趾高氣揚地說:“抗美援朝的事,你們不知道,我可都知道。告訴你們那是毛主席親自指揮的,《奇襲白虎團》不過是其中小小一段插曲,你們告訴山東京劇團,很好,一定可以改好。啊,對了,那個帶隊的什麼宣傳部長,不就是譚啟龍(當時山東省委書記)的老婆嗎?告訴她,我支持,但得按我的指示改好。”“‘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江青又說什麼山東省不接受她的意見,妨礙她修改樣板戲,那個女宣傳部長也被打成反革命,《奇襲白虎團》就成了江青指導創作的樣板戲”。[18]這位作者是江青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老同學,已經十多年沒有看見過江青,她的突出感覺是:“江青變了。”

如果說,江青搞“文藝革命”是藉著毛澤東關於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的東風,那麼,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高壓強勢的姿態登場,則完全是毛澤東親自一手策劃導演的,而江青也比較圓滿地完成了毛澤東的戰略意圖。這集中體現在《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份中共中央文件的炮製和出台的過程中。

江青要作為“文藝革命的旗手”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為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充當急先鋒,就需要有自己的所謂文藝理論,而且要有一種權威的形式出台,造成一種令人懾服的聲勢。可是,江青在黨和政府中並沒有什麼像樣的職務,資歷淺、地位低、名聲又不太好,不好出台亮相。恰好此時,1966年2月初,北京由彭真出面召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19]擴大會,討論起草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份提綱中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企圖把由批判京劇《海瑞罷官》而在全國引發的大批判狂潮限制在上層建築領域和學術批判的範圍之內。這份文件在2月12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到全國各地。批轉前,在京中央常委討論過,彭真等還專門到武漢請示過毛澤東。當時毛並未表示反對。彭真等以為毛澤東已經同意了,就把《二月提綱》發至全國。但是,很顯然,這是有悖於毛澤東在全國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戰略方向和意圖的。《二月提綱》的發出,為江青闡發“左”的文藝理論(當然不只限於文藝)提供了適宜的時機和對立面。於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江青去找林彪,以借人民解放軍的名義和聲威來產生一份表達自己觀點的文件。江青專門到蘇州同林彪作了長談,二人一拍即合。

江青到蘇州找林彪長談後,林彪馬上給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下達指示,對江青大加讚揚。這個指示不長,全文照錄如下: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不要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

文字不長,但對江青評價非常之高,什麼“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的意見必須“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等等。實際上把江青擺在部隊文藝工作太上皇的地位。這不只是政治觀點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政治鬥爭中互相勾結和支持的需要。

根據林彪的指示,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派出副主任劉志堅和宣傳部、文化部的負責人李曼村、謝鏜忠、陳亞丁,他們與江青一起開了一次會。從2月2日到20日,18天中個別交談8次,集體座談4次,看電影13次(共2l部電影),看戲3次。實際上主要是聽江青一個人講話,別人記錄而已。部隊同志整理的紀要,江青看了不滿意,又專門請了並無軍職的陳伯達和張春橋等人參加,反覆修改。最後又請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對這個文件很重視,親自審閱修改三次,然後才送林彪,建議用中央軍委的名義報送中共中央審批。從現存的檔案材料看,文件的名稱中“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幾個關鍵性文字,就是毛澤東親自加上去的。可見,從始至終,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和贊成,便沒有這份《紀要》。

《紀要》的核心和要點是提出一個十分錯誤的論斷,即:“文藝界在中共建國以後,基本上沒有執行毛主席的文藝路線,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文藝的結合。”因此,《紀要》號召:“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所以,這是一場艱巨、複雜、長期的鬥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這是關係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這些論斷很明顯不符合當時中國的客觀實際,但卻是符合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觀點,是他的關於文藝的兩個錯誤批示的延伸。說明在這個問題上,江青是很好地貫徹了毛澤東的觀點和意圖的。

 

3月19日,江青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表示“根據你的委託”,舉行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紀要,幾經修改已經完成。信中特彆強調:“主席很重視,對紀要親自作了修改”。並傳達了毛澤東17日的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徵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徵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這個批示反映毛澤東對這個紀要十分關心和重視,不但親自審閱修改,而且連如何發出的方法都考慮到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昨天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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