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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數據告訴中國:每一個高端職位都需配3個低端

——他們就係「低端勞動力」 但邊個唔係呢

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教授陸銘曾根據美國政府公開的統計數據測算,每一個高科技產業職業就要配備5個其他行業的就業崗位,其中,2個係技術含量較高的服務業(比如醫生和律師),而另3個則集中在消費型的服務業(如售貨員和餐館服務員)。也就係講,高科技產業係不可能孤立存在的。高科技產業的運作本身就依賴於更多的低級產業為它服務。

‌‌“聚福緣‌‌”坐落在大興區西紅門,係五環外典型的外來工聚居區——400多名外來打工者擠在三層小樓里,其中還有一層係商鋪。他們住着上下鋪,人均居住面積或許只有一兩平米,冬天寒冷夏日酷熱、廁所擁擠、環境骯髒凌亂,每日過着所謂‌‌“唔係人過‌‌”的生活,躲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

一場大火,19條人命,又把五環外這百萬人燒了出來。新一輪的趕人行動又開始了。

其實也趕不走

自從上世紀80年代初,第一批外來打工者進入北京(當時稱他們為‌‌“盲流‌‌”),趕人的行動就從來沒有停止過。用一種流行的講法,把外來人口向外推移的過程,係成功運用了‌‌“兩隻手‌‌”——政策這隻‌‌“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典範。不斷加強的管控,和持續抬高的房價和租金,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外來人員只能逐步搬遷到更加遙遠、更加便宜的地方,住着更加擁擠的房屋。

自從‌‌“浙江村‌‌”落戶北京,在很多人心目中係‌‌“髒亂差‌‌”的代名詞。當然,他們不會注意因為這群人的存在,商品品類多了、價錢便宜了、早餐種類多了、家政水電的服務越發細緻了。早在1993年,就有一位市人大代表的提案稱,‌‌“浙江村‌‌”不僅成了超生游擊隊的集中地,更成了社會黑勢力的據點,殺人越貨事件時有發生,的士開進浙江村,司機不僅拿不到車費,還要被劫掠一空。一時間,北京人談虎色變,呼籲全面整治浙江村,將溫州人‌‌“驅逐出境‌‌”。

後來,‌‌“浙江村‌‌”從三環搬到了四環,又搬到了五環。

2011年4月25日凌晨,一場大火發生在大興區舊宮鎮南小街三村的一個服裝加工廠,18條生命在這場大火中喪生。這起火災與如今的火災相較,如出一轍。六年時光,同樣的事情從五環原樣搬遷到了六環。

更讓人注意的係,六年前火災後發生的事情,都和今天、以及卅年前比,沒有區別——把他們清走。

每一次都來勢洶洶,每一次都罵聲連連,實際上清走咗么並沒有。

火災從五環燒到了六環,不知還要燒到哪裡。

產業升級更離不開低端勞動力

一味驅趕當然唔係辦法,於是有人提出了一個藥方叫:加快城市產業升級。意思就係:將廉價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變成高科技的、智能的、不需要低端勞動力的產業。

但無數的研究成果已經表明:這點根本不可行!

在這個高度現代化的城市裡,勞動分工的社會特性,就註定了所謂高端人士(暫且定義為從事高技術含量工種,收入較高的人士)會需要低技術勞動者的勞動投入與之配套。而且,產業升級越加速,越係勞動密集型的高端產業,分工越細緻,吸納的所謂‌‌“低端‌‌”勞動就越多。

外賣就係一個具體的例子。在幾十年前,產業發展遠沒有現在高端的情況下,勞動者們的分工還不那麼具體,人們返工工作,收工還要自己做飯,對於廚師這樣‌‌“低端‌‌”的勞動力需求還沒那麼緊迫。隨着產業逐漸升級,技術開發群體的工作越來越忙碌,他們沒有時間做飯了,只能下館子吃飯,對廚師、服務員等工種的需求就越來越大。而到了近兩年,都市白領們已經忙碌到去飯店慢慢吃一餐飯的時間都沒有了,外賣行業就如火如荼地發展了起來。從勞動力需求上來看,不僅需要廚師、服務員,還需要大量外賣員,甚至與之配套的電動車售賣員、維修員的需求也不斷增加。

有人講人工智能或許能解決問題。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也不盡然:例如,在今年‌‌“雙十一‌‌”的盛會之後,快遞數量暴增,人工智能可以在快遞大規模輸出地分揀、輸送,卻輸在了‌‌“最後一公里‌‌”,從中轉站到收貨人手上,需要快遞員辨認字跡、送貨上門。突然增大的工作量,讓許多爆倉都發生在居民小區周邊的快遞中轉站。實際上,越係一線、越係直接面對用戶的工作,越需要人力而唔係機器的服務。

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教授陸銘曾根據美國政府公開的統計數據測算,每一個高科技產業職業就要配備5個其他行業的就業崗位,其中,2個係技術含量較高的服務業(比如醫生和律師),而另3個則集中在消費型的服務業(如售貨員和餐館服務員)。但與這種高端產業,製造業對於就業的帶動力相對較弱,一個製造業就業崗位的增加大約帶動1.6個本地服務業的就業。也就係講,高科技產業係不可能孤立存在的。高科技產業的運作本身就依賴於更多的低級產業為它服務。

越係大規模的城市,越係要產業升級的城市,就需要越多的基礎服務業人員(或者用另一種表達,即‌‌“低端就業人口‌‌”)。這係避也避不開的事實。

甚至,在愛爾蘭有過這樣的例子:越係‌‌“低端‌‌”就業的群體,與城市發展越息息相關——1970年,愛爾蘭銀行的中高端從業者們曾經罷工六個月,但係實際上經濟並未受影響,甚至還有所增長。但同樣係罷工,發生在紐約清潔工身上,還不到一周,城裡人就表示:我們撐不住了!

你能想像一個沒有早點攤、沒有清潔工、沒有外賣員的北京嗎?沒有‌‌“低端‌‌”人口,生活根本‌‌“高端‌‌”不起來。

只要係‌‌“勞動力‌‌”,都係低端的

‌‌“低端人口‌‌”這個刺耳的名詞不知從咩時候起進入大家的視野。當然,這一聽就係自詡‌‌“高端‌‌”‌‌“精英‌‌”的人講的。

可如今,估計不少身處北京的人,都無法判斷自己係‌‌“高端‌‌”還係‌‌“低端‌‌”了。

有種講法,叫‌‌“北京中產的焦慮,每三個月爆發一次,每一次爆出數篇十萬加(熱門文章)。‌‌”瘋狂的加班、高昂的房貸、冷漠的人情,甚至自己的孩子隨時可能面對性侵、虐待這樣的身心傷害。非‌‌“低端‌‌”的人群,活得也很艱辛。

當《他們唔係低端勞動力,係人》剛剛喊出:‌‌“無論收入高低、階層為何,大興聚福緣里的租客,和高檔寫字樓里的白領中產都一樣——都係平等的人‌‌”,爆出的紅藍黃幼兒園事件就講明,嗰啲自詡‌‌“假裝生活‌‌”(詳細可參考《北京,有2000萬人在假裝生活》)白領中產,與‌‌“低端勞動力‌‌”一樣,面對着這個不公世界的暴擊。

‌‌“996‌‌”制的加班、無止境的脫髮、沒日沒夜的失眠、沒完沒了的焦慮、辦公室的勾心鬥角、越來越少的家人相處時間,甚至,還要無時無刻不能停止擔心,自己年幼的孩子係否在幼兒園受到欺凌……這就係中高端勞動力每天的生活寫照。

或許,這樣的生活比起朝不保夕、在冬日的烈風中被驅趕、一年只能見上孩子一兩面、在窄小的群租房裡警惕火災要好很多;卻不能否認,在高速現代化的社會中,呢度的每個人都係犧牲品,都在同一個邏輯里:把勞動力呼之即來揮之即去,最充分地利用他們,把成本降到最低,收益才能最高,才能有更高效的市場。

咁看來,他們哪裡係人,明明都係生產工具,都係螺絲。‌‌“高端‌‌”或‌‌“低端‌‌”,也就係不同工序上的不同螺絲作用而已。

‌‌“低端勞動力‌‌”的講法,雖然刺耳,卻不再掩飾,直接道出了實質。可如今,連低端勞動力都不想要了,螺絲釘會被直接扔走……嗰啲溫情脈脈的掩飾就顯得更加多餘了。

一個有良知的社會,都不會容忍對人的如此不尊重;一個社會主義社會,更不會容忍對工人、對勞動本身的不尊重。

最基礎的‌‌“尊重‌‌”,就係給予勞動者安全生產生活的保障。保障基礎的衣食住行,保障休息的時間,保障生命安全,肯定他們的勞動成果。不在寒冷的冬夜把他們趕出地下室,更要有相應的配套設施,讓他們更好地生活,才能更好地工作。

但這些保障都係對一個低端勞動力而言的。畢竟,要保證一個現代化的都市的正常運轉,勞動力的存在已經係必須。他們已經背井離鄉,離開自己的家人孩子,本就係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下被逼無奈的結果。總不能連活着的資格,都不給他們留下吧。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土逗公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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