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8日晚，北京大興區西紅門鎮新建二村聚福緣公寓發生火災，隨即，北京市各區政府展開「清理非法公寓」的行動，雷厲風行之下，成千上萬的人被勒令連夜搬走，寒風呼嘯中，攜家帶口，其狀令人動容。此事在中國網路上引起極大反響，許多人以「低端人口」自比，其情一如十年前的深圳「屁民」事件，顯示出在中國盛世背後，仍是普遍的的低人權乃至低人格生存狀態。
在中國盛世背後，是普遍的的低人權乃至低人格生存狀態
如何定義「低端人口」？?
表面上看，「低端人口」是一個階層概念，但仔細分析卻未必如此：
首先，在中國，「低端人口」毫無例外指的是外地人，「低端人口」首先是一種身份，根據的是體制賦予的戶籍身份，而不是市場形成的階層（class），與之有着類似經濟、社會地位的本地城市貧民或農村低收入人口，並不屬於「低端人口」。
其次，「低端人口」還有職業上的區分，如在2016年8月1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中，「低端人口」指的是「與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發市場、中低端產業從業與就業者」，也有人爬梳、回顧「低端人口」這一詞源發現，「低端」往往先用於形容產業，故「低端人口」主要指的是從事體力勞動、文化程度低、收入低的群體，略等於通常意義上在製造業、建築業等行業中的農民工。
相反，保姆、清潔、餐飲、快遞等服務行業中的簡單勞動力，卻不包含在「低端人口」範疇之中。這是因為，服務業與「高端人口」的生活便利密切相關，離開了這些群體，整個城市都會運轉不靈，也會影響到「高端人口」本身的生活。
而在北京，所謂的「高端人口」，首先和主要指的是中共政權中人，或者說體制內特權階層，也因此，在此次清理行動中，一些中央官媒居然也跳出來為服務業中的「低端人口」呼籲，聲稱什麼「城市不能只有白領」云云，其立論基礎，不過圍繞自身對這些服務業群體的需要而來。
最後，即使經濟地位不算低下，但也可能被「低端」。如批發市場的攤主們，在經濟收入上並不差，甚至超過一般中產，但是，由於批發業務的服務物件大多是民工等「低端人口」，並不為「高端人口」所需要，於是，攤主們也就成了「低端人口」。
此次清理非法公寓之前，北京市著名的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的數萬個攤位，已經統統被清退逼遷。
可見，什麼是「低端人口」，完全根據「高端人口」或特權階層的需要而定，且建立在赤裸裸的身份歧視之上。
什麼是「低端人口」，完全根據特權階層的需要而定。
清理人口何以如此迫切？
北京市為何如此迫切地疏解所謂「非首都功能」，急於清理人口？從經濟動機上完全解釋不通，但是，如果從政治的角度，從特權的角度，一切也就迎刃而解。
北京本為王朝帝都、圍繞單一中心而構建，中共建政後，毛澤東拒絕了梁思成將行政中心外遷的提議，斥之為「企圖否定天安門作為全國人民嚮往的政治中心」，新北京的此後發展，遂以政治中心所在地的中南海和天安門為原點，以同心圓的方式，一環一環地「攤大餅」而展開建設。
梁思成曾擔憂：「以無數政府行政大廈列成蛇形蜿蜒長線，或夾道而立，或環繞極大廣場之外周，使各單位沿着同一幹道長線排列，車輛不斷地在這一帶流動，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車的不便也會很嚴重。」
2000年後，中國進入工業化時代，北京人口持續上漲，僅自2000年以來，北京市常駐人口就從1381.8萬人，急劇增加為2016年的2172.8萬人，相應的，北京機動車輛由幾十萬輛劇增至2017年的近600萬輛，所有這些車流、人流、物流，都如梁思成當初擔憂那樣，朝向單一中心往返流動，所謂的「核心區」由此日益不堪重負。
2009年中秋節前一工作日，因為請客吃飯和饋贈禮品帶來的行程爆炸，北京市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塞車，「中南海里的車也都開不出去」，隨即，就有傳言稱胡錦濤做出了批示：「控制人口，改善交通」，北京市大規模控制人口的序幕，由此拉開。
然而，如同毛澤東當年思維一樣，作為中心的中共政權機關，是不可能外遷的，相反，「要加強政治中心的空間安全保障」，「維護安全穩定，保障中央軍政領導機關高效開展工作」，就只能減少朝向這一核心區域的人流、車流、物流，而如前所述，由於北京市是單一中心「攤大餅」而成，僅僅騰空「核心區」的周邊如北京市二環以內，並不能夠達到這一目的，而是必須將一環又一環的整個大餅都儘量清理，「核心區」才可以得到一定緩解。
這就是北京市整個梳理「非首都功能」的最基本邏輯，看一看媒體總結的北京市當前的清理區域圖，就可以發現，整個北京市東南西北中，幾乎沒有一塊區域不在清理範圍之內。因此，那些在天寒地凍中被清理的人們所受的身心之苦，實際上是為了中南海里的特權人士們出行、辦公和生活的方便。
清理「低端人口」，只為中南海里特權人士出入方便。
極權下誰不是低端人口？
從上述邏輯出發，如今被清理的這麼一點「低端人口」，遠遠不能滿足中共政權和特權階層在「核心區」的方便需求，可以預期，還有更多的「非首都功能」和「低端人口」等待着被疏解，在特權下，誰不是「低端人口」呢？
首先，凡不被需要的，都是「低端人口」，如此一來，在校大學生因為尚在就讀，並不直接為「高端人口」提供服務，所以大學生也是階段性的「低端人口」，大學也要被疏解出四環乃至六環外；此外，老人、病人也不能為「高端人口」提供服務，卻還要佔用資源，所以醫院也要疏解到如此之遠。
更為重要的是，「加強政治中心的空間安全保障」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也是政治意義上的。依託北京的文化、媒體、科研、教育、醫療等資源，北京市也發展出了屬於自身的市場化優勢行業，在這些行業中，麋集着巨量的自由職業者、專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行銷人員等新社會階層，短短十幾年間增加的近1000萬人口，相當部分屬於這一階層。
新社會階層具有天然的自由化傾向，北京作為文化中心、國際交流中心的地位，又使得北京成為了各種觀念和行動可以表現的劇場，北京也因此有成為新社會運動策源地的潛力。
「加強政治中心的空間安全保障」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也是政治意義上的。
大量新社會階層的存在，使公民社會或異議反對運動有了得以表現的可能，而對於中共當局來說，大量新社會階層的存在，還增加了特定條件下，1989年天安門事件捲土重來的可能。
已經有論者指出，這次的清理行動有着提前清除「新流民階級」，防範未來出現大規模社會事件的含義，這一邏輯無疑是成立的。
在中國，什麼是「低端人口」，說到底是根據「高端人口」，或者說特權階層的需要來定義的；而北京之所以要疏解「非首都功能」，主要是為了滿足特權階層的需要，許多人卻因此遭受重大的經濟損失直到身心痛苦；而只要這一邏輯繼續運行下去，尤其是在政治安全的考量下，許多目前得以置身事外，看上去尚處於中上階層的人士，由於其政治傾向、社會潛能、和巨量人口規模，其中相當部分，也可能瞬間被「低端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