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興區平價租屋11月18日一場火災吞噬了19條人命，其中包括8名孩童（官方數字，民間傳說死亡40餘人）。緊接着，中共北京市政府自11月20日展開為期40天的安全隱患大排查。這起民生悲劇與中共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直接相關。
北京廢墟中的流浪狗
北京大興區、朝陽區、海淀區等多地的城鄉結合部都在嚴查違章建設的出租公寓，租戶被要求在十天，甚至三天之內搬出。據網絡視頻，也有大批人被深夜闖入的特警公安等直接趕至嚴寒籠罩的街頭。
這些受驅趕且無家可歸的，大部分是外來務工者，也即一線城市的「低端人口」。
台灣世代智庫執行長洪耀南今天（12月1日）在《上報》專欄發文，這樣總結這一族群的來龍去脈：
「在1958年之前人民可以自由遷徙。但同年訂定戶籍法之後，加上採取計劃經濟，個人物資採取全民配給制，（中共開始）以戶籍為依據，嚴格管制人口流動。」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大規模插隊運動，中共由城市輸送知青上山下鄉。」
「1979年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引農村過剩的勞力轉移到工業上，開始允許農民進城為農民工，但依舊沒有改變戶籍。城市邊緣居住着一群進不了城也退不回鄉的農民工。」
「隨一線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城市不斷往外擴張，這群被官方定名為『低端人口』群族不斷增加。」
戶籍制度造成「低端人口」
洪耀南這番分析顯示，外來人口之所以在首都大都會處於弱勢地位，戶籍制度是最初的肇因。
炎黃春秋網站曾引述中共公安部1954年7月的一份內部報告，透露了中共黨魁毛澤東實施戶籍制度的初衷：
「只有做到人人有戶口，徹底消滅漏口、漏戶，才便於發現與控制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才便於尋找通緝罪犯，才能有效地達到嚴密社會面的控制。」
也就是說，推行戶籍制度只有一個目的——管制民眾，以維持統治。
羅慰年在《半資本論》一書中，這樣評價中共的戶籍制度：
「1958年1月毛澤東簽署一號主席令，頒佈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從而限制了人們的遷徙自由。未經政府同意離開原住地的農民稱為盲流，政府有權逮捕並勞教。」
「從此農民失去自由，只能土裏刨食，低人一等，成為賤民。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階級壓迫和種族隔離，人倫結構與人格平等被徹底毀壞。後來，城鎮居民也被以戶口為基準發放的糧票等生活資料，嚴格限制在狹小生活空間裏，不能自由遷徙。」
一張城市戶口的含金量有多大？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2015年的一份課題報告稱，目前與戶籍掛鈎的個人權利有20多項，涉及就業、教育、社會保障、計劃生育等各個方面。
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戶口實際上成了生活的「入場券」。
「低端人口」有希望獲得這一「入場券」嗎？北京理工大學現代中國問題專家胡星斗教授曾對BBC分析說，戶籍改革意味着財政制度必須轉型，而建立現代財政制度說到底又與政治制度有關，人大要掌握「錢袋子」，人大代表要能代表人民，這又涉及到政治改革。
剝奪土地令農民失去生路
除戶籍制度外，洪耀南的分析中還提到，農民工面臨「進不了城也退不回鄉」的困境。這又與中共剝奪農民土地所有權有關。
在2007年底至2008年初，中國曾掀起農民爭奪土地權的風潮：黑龍江省富錦市東南崗村等72個村子共4萬農民，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76個行政村約7萬回遷農民相繼向全國發佈公告，表示決定收回土地所有權。
據美國之音，其中一份公告稱：「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佔有，結束各級官員多年來的非法佔有私分行為。」
這反映了中國農民對中共土地政策的抵制厭惡，曾被觀察人士稱為「第二場土地革命」。
中共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炮製「打土豪、分田地」、「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等口號，吸引了中國農民的支持。
但建政之後迅即出爾反爾，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政治運動，把農民手中的土地收歸黨有。
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是登峰造極，連農民種蔥種蒜的一丁點自留地，也作為「資本主義尾巴」而割掉。
農民失去土地之後，權利也得不到保障，城鄉貧富差距逐年加大。
胡平2008年曾發表文章，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是市場造成的，不是歷史造成的，而是專制制度造成的：
「在中國，窮人之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財產被權勢者所強佔；富人之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利用權力搶走了別人創造的財富。中國的改革不管造成了何等令人眼花繚亂的繁榮，因為它完全排除了公共監督與民主參與，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變成了權勢者對原本屬於人民的財產的公開掠奪。「
這是大批農民湧入城市成為「低端人口」的另一個原因。
北京一場大火，燒出了中共兩項制度的遺禍，也燒出了新問題。
洪耀南說：地方為官者，力求在習近平新時代有所表現，展現效率與魄力，強拆與強制驅離。引發各界一片譁然，百位學者連署抗議，但抗議的聲音很快被「消音」，網絡被管制，海外聲援聲量不斷暴增，一股蠢蠢欲動，山雨欲來的政治風暴。
習近平該如何應對，外界正拭目以待。
北京廢墟中的流浪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