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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病危突然交權 周恩來罕見失態 當場大小便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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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毛一度昏厥時,聞訊趕來的周氏心情緊張到了極點,以至當場大小便失禁,許久下不了車。直到毛澤東被搶救過來以後,周恩來才大大鬆了一口氣,但他知道還有一件事情必須馬上要做的,那就是趕緊表態推掉毛向他交權一事,這裏除了周確實認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還是在於他實在太了解毛嗜權如命的為人了,如果不立即對這件事作個斬釘截鐵的表態的話,今後恐怕就要大禍臨頭了。

當然,毛澤東是個慣於玩弄權術,喜歡在幕後充當「導演」的老手。在反擊周恩來所主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這件事情上,他最初並不想親自出馬,而是把打頭陣的任務交給了他的嫡系一-以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

自命為是「主席一條狗」的江青早就對整周躍躍欲試,只等一聲令下了。其中原因既有雙方政見的不和-一周恩來批左的舉動確實戳到了江青這伙文革暴發戶的疼處,讓他們感到很尷尬:而且也有利害關係上的衝突,在拱倒林彪之後,自以為立了大功的江青見周反而坐收漁翁之利,內心忿忿不平。特別是見周奉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權力越來越大,成為妨礙她問鼎最高權力的絆腳石,因而必欲扳倒而後快。

現在既然毛澤東已經有了這個意思,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崢嶸的江青豈有不大干之理?於是,圍繞批左還是反右的問題,在中共黨內高層中很快便形成了兩軍對壘的局面。

雙方的攻防較量最初是圍繞一九七二年國慶社論而展開的。這年九月間,周恩來為了從全局上推動批判極左思潮,佈置「兩報一刊」國慶社論起草小組要加進有關這方面的內容。起草社論的執筆人吳冷西根據這一精神,在社論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錯誤傾向,特別要批判極左思潮」一句話。儘管其中的提法寫得很謹慎,批左和批右兼顧,而且還把批右放在前面,但是,張春橋姚文元由於毛澤東已經向他們交了底,自恃握有尚方寶劍,根本不理睬這是周恩來的意見。主管宣傳工作的姚文元兩次勾去了社論稿中「批判極左思潮」的字句。不僅如此,張、姚二人在此之前還根據毛的意圖,向人民日報社吹風打招呼,強調批左不要過頭,公開和周恩來唱對台戲。

張春橋、姚文元在國慶社論問題上異平尋常的強硬態度,令周恩來感到來者不善,知道背後肯定大有名堂。為了避免把事情鬧僵,經驗老到的周氏隨即採取了主動退避的做法,在最後審定國慶社論稿時,不再堅持一定寫上「批判極左思潮」一類字句,而是把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改頭換面寫入社論,諸如「繼續全面地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要提倡又紅又專」,等等。

 

但是,在毛澤東幕後指使下,在政治上批左還是反右的交鋒已經勢所難免,周恩來即使再擅長妥協應付之道,也還是無法息事寧人,阻止江青一干人奉旨展開的反撲。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雙方之間的交鋒愈演愈烈。先是《光明日報》在十月初發表了周培源根據周恩來的當面交代而寫的題為《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已經得到毛交底的張春橋明知這是代表了周的意見,卻佈置手下的人調查該文的「出籠背景」,並一把道破天機,稱:「周培源有後台,不管他的後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匯報》隨即展開了對周文的圍攻。

接着,《人民日報》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專門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這是該報理論部王若水等人根據周恩來前一段幾次有關批判極左思潮的講話精神而組織黑龍江省寫作組等撰寫的。文章一出來,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江青等人對此大為光火,原因在於這幾篇批左的文章詞鋒犀利,切中要害,而且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們的後院着了火――《人民日報》這塊輿論陣地竟然被周恩來挖了牆角,公開和他們唱起反調來。

為此,江青一干人輪番上陣,氣勢洶洶地對人民日報社大興問罪之師。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一口咬定這幾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當前要警惕的是右傾思潮的抬頭」。江青更是指桑罵槐,借批該報社之機,點出背後有人「就是要在全國轉移鬥爭大方向」。隨後,人民日報社被責令在內部開展「反右傾回潮」運動。

江青一干人搞的這些動作自然瞞不過周恩來,對此,儘管他心裏很窩火,深感扭轉文革困局步履艱難,但由於投鼠忌器的緣故,不便和他們公開衝突,而是一忍再忍,捺着性子與之周旋。以至於在這期問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本來一向注意個人涵養的周氏竟然為了自己的雞蛋炒飯沒有放鹽這樣的區區小事,當眾發脾氣,對他的保健醫生張佐良拍了桌子。事後,周恩來特別為此向張道了歉,說:「昨天晚上,我在大會堂沖你發脾氣,不要介意。你懂嗎?我是遷怒啊!」

儘管如此,倚仗背後有毛澤東撐腰的江青一干人還是不依不饒,繼續在批左的問題上向周恩來發難。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聯辦和外交部關於召開全國外事工作會議的請示報告。江青等人抓住該報告中提出要聯繫外事工作的實際,「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大加責難。張春橋首先出來表示反對,在報告上批道:

總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況,但是,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建議外事會議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時要討論毛主席關於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

江青則出來幫腔,與張春橋一唱一和: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他在某些問題上形左實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時也應着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因為,沒有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們來,他們遺隱藏下來,那對我們黨和人民將造成很大的損失。當然,天也塌不下來。

見江青等人來勢洶洶,周恩來知道在批左的問題上與黨內文革派的衝突已經難以避免。不過,他仍然試圖避免最後的攤牌,以免驚動毛澤東。在周看來,只要毛沒有在批左的問題上明確表態,事情就仍有可為之處:反之,事情就不好辦了。為此,他在隨後討論這個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妥協讓步,同意刪掉中聯辦和外交部報告中的「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字句,但仍設法把毛澤東近年來有關反對大國主義等含有批左內容的指示和他本人在使節會議上的講話紀要列為會議學習文件,以便在實際上繼續保持會議批左的基調。對此,江青一干人雖心有不甘,但已經失去了大鬧的由頭,又抓不到什麼把柄,只好暫時作罷。

然而,就在幾天之後,周恩來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一-毛澤東出面介入了雙方的爭執。不過,這一回並不是因為江青等人搬救兵,而是半路殺出個程咬金來。十二月五日,人民日報的王若水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中央領導層內部在批林的側重點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明白點出:周恩來主張要「批透極左思潮」,而張春橋、姚文元則強調「不要批『左』批過了頭」,以及在批極左的問題上,上海《文匯報》己經不止一次地把矛頭對着《人民日報》了,「情況似乎有點像批《海瑞罷官》的時期」。

應該說,王若水寫這封信的本意是想為周恩來批極左思潮的主張搖旗吶喊,同時對張春橋、姚文元二人責令在人民日報內部大反「右傾回潮」表示不滿,希望毛澤東給予支持。但此舉卻適得只反,在政治上幫了倒忙。一直在幕後觀戰的毛這時已經看出薑還是老的辣,張、姚等人貫徹他的意圖雖然很賣力,卻根本不是周恩來的對手,而且批左的主張在黨內大有市場。如果他本人不親自出馬的話,是無法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的,而拖延下去的話,只會如周所趁,利用這種不明朗的形勢渾水摸魚,做更多的手腳。

為此,毛澤東訣計利用王若水的來信展開回擊,徹底封殺黨內批極左的聲音。他隨即把江青找來,進行交代佈置,讓她傳話給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二人,提議「解決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問題。

毛澤東在這裏故意賣了一個關子一-並不明確表態支持哪一種意見,藉以觀察周恩來的態度。但是,善於在政治上觀風的周早已從毛親自介入這件事的本身和方式上意識到山雨欲來,毛準備收緊批左的空間。很顯然,批左與文革本身有不少牴牾之處,即便是再小心翼翼地在兩者之間走鋼絲,也還是會難免觸到毛的心病。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立即採取順守之道,在批左的問題上全線退卻,並刻意降低姿態,設法為自己轉圜。當江青提出先在內部「統一認識」的建議後,周隨即附和,表示:「同意我們政治局內部先談一下,我處還有陳浚同志一封信,我還沒有看,待看後再傳。」周恩來這種不戰自退的作法,使得江青等人在隨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無法按照預先的計劃,與周展開面對面的鬥爭。眼見在事關文革命運的大是大非上,黨內文革派發動的幾次反擊都被周恩來的太極軟功所化解,作為後台老板的毛澤東心裏着急上火,不願讓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決心施展他的權威,在政治上剎住這股借批極左而否定文革的風。十二月十七日,在政治局開會後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找來,名為「談話」,實際上是讓兩種意見對簿公堂。

但是,由於周恩來早已不再吭聲,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澤東的面前造次,因此這次談話實際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獨腳戲。根據張、姚二人整理的談話記錄,毛在這次談話中圍繞國內形勢和批林的問題談了他的看法,開門見山地點出「批極左,還是反右」的問題,明確表示: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並斷言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大概是連毛澤東自己都覺得文革運動搞到這種地步,已經很難為它再作「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一類的辯護,所以只是出了個「天下大勢是一團漆黑,還是略有光明?」的題目,而把為文革塗脂抹粉的文章交給下面的秀才們去傷腦筋了。

毛澤東整篇談話的矛頭,很明顯是衝着周恩來提出的「要批透極左思潮」而來的,不過還是給周本人留了點面子,並沒有直接點名。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毛已經對周高抬貴手,不再找他算賬了,實際上,毛在這次談話中已經暗露殺機,在海闊天空的漫談中,放出「讀一點外文,免得受騙」這樣的話來。這句似乎有點讓人摸不着頭腦的話所隱藏的真實含義很快便顯露出來。僅僅半年之後,周恩來便厄運臨頭,而事情恰恰是從毛向周所主管的外交工作開刀而起的。不過,這已是後話了。

毛澤東的表態在政治上一錘定音,給江青為首的黨內文革派撐了腰,同時把周恩來置於相當被動尷尬的境地。更讓他忐忑不安的是,毛不明下白地甩出來那句「讀一點外文,免得受騙」的話。久經黨內鬥爭風浪的周當然明白這句話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題發作,藏頭露尾地警告他。話雖不多,分量卻很重,和毛批林彪、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欺騙大多數中央委員時的說法一模一樣。這不能不讓他沭然惕厲。不過,周恩來畢竟是個善於在政治上隨風轉舵的老手,既然毛澤東已經明確表了態,他就趕緊跟着轉,在批左的問題上偃旗息鼓,轉而貫徹落實毛批右的指示。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來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報社的領導成員談話,傳達毛澤東關於批林彪「極右」實質的談話精神,談話中,周與文革派一干人大張撻伐的態度有所不同,出來承擔了責任,承認他本人八月間在外交系統的講話「有可能有不恰當的地方」,「說林彪是左,在原則上是錯誤的,這是中央務虛不夠,不能完全責備報社工作同志」;同時也為自己作了辯解,說:「極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講外交,還有一些工作上的問題,不是講林彪整個的路線。」當然,周恩來還是有意保護了上告御狀的王若水,當着江青等人的面,一方面問他:「你對文化大革命有怨氣沒有?有一點吧?稍有一點也不好。」另一方面又說:「如果你確實感覺錯了,那你就要在自己崗位上改,改了就好。」

周恩來的這番用心,王若水當時便體會出來,看出他是在說違心之言,許多話顯然不是他的本意,而且觀察出周氏在表面上神色不動的同時,儘量掩飾他與江青一干人的分歧。儘管如此,還是可以讓人感覺出其中的微妙區別。王若水在日後的回憶文章中,記述了當時這樣的一幕:

會議結束時,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來的手緊緊握住,努力想從他的臉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來的臉變得沒有任何表情,我能夠理解,在這種場合,周恩來是絕不會、也不可能流露他的真實情感的。但是,向來表情豐富的他的臉變成這樣沒有表情,也傳達出某種信息。

不僅如此,王若水還領悟出了整個事情背後的名堂,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捅了漏子,連累了周恩來。多年之後,他在回首這件往事時,這樣寫道:「我在信中批極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總理的指示,毛澤東直接批評的是我,間接批評的是誰呢?」「我想,區區我這樣的幹部,值得這樣人動干戈嗎?他們明里是批我,暗裏是批誰呢?這時,我已經預見到周恩來的前途多舛了。」

就這樣,一心要在政治上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憑藉他的威權,輕而易舉地挫敗了周恩來在林彪事件後試圖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國內的形勢隨之逆轉。按照毛所定下的調子,一九七三年中央「兩報一刊」聯合發表元旦社論,強調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極右實質」,此後,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忌,而反右則在報刊宣傳中連篇累牘,不絕於耳。林彪事件後,政治上剛剛出現一點轉機的局面,又重新回到一片肅殺之中。

這以後,周恩來雖說沒有完全放棄他的努力,繼續在某些方面對文革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但已經在政治上被捆綁住了手腳,很難再有大的作為了,況且隨後他本人也自身難保,被毛澤東認為在政治上有異心,在外交上功高蓋主而加以整治,經歷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難過的一段日子。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晚年周恩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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