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次路線錯誤，要沒有毛主席「憋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長期挽救我，教育我，給我以補過贖罪的機會，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歷史教訓，常感旦補過之日無多。「
當然，周恩來非常清楚光是檢討歷史老賬是過不了關的，還必須說出毛澤東真正想聽的話來，那就是他不配作為毛的接班人。為此，周專門在發言末尾當眾申明：「我覺得由我來談談前六次路線鬥爭，更着重說說對我自己犯過的路線錯誤的個人認識，確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性」，「我一直而且永遠自認為，不能掌舵，只能當助手」。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表示：「你們了解我的歷史上的錯誤後，就會破除迷信……你們有權力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而錯誤犯的又大，你們有權力要求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這是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黨的正常生活。」
周恩來這種低首下心的姿態，反而弄得毛澤東一時不好再繼續往下做文章了。不過在毛看來，這件事已經初步達到了目的，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領導幹部都知道了周在歷史上反對他的老底，是個路線錯誤的屢犯。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經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動干戈了，只須在他治病的問題上做點文章就可以了。
在年初大病一場以後，急於安排後事的毛澤東非常擔心自己活不過周恩來，而一向在政治上態度曖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後帶頭翻文革案的話，以周在黨內外的聲望和手段，一呼百應，失去了庇護的黨內文革派根本不是對手。這就是毛隨後在周治病問題上的態度，讓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機的緣故。
周恩來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規檢查時，偶然發現尿樣中有幾個紅血球和形態異常的細胞。周的保健醫生不敢掉以輕心，馬上又做了第二次檢查，請北京各大醫院最著名的細胞病理學、泌尿腫瘤專家對檢查結果進行會診鑑定，確診周恩來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因為事關重大，醫療專家們爭分奪秒，隨即派人聽取天津、上海兩地專家的意見，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與此同時，專家們又翻閱了國內外大量的參考資料，開會進行討論，認為周恩來本人目前沒有任何症狀，病變尚在早期，如及早進行治療，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癒率，而一旦錯過時機，發展成晚期膀胱癌，後果是嚴重的。
根據討論的意見，醫療專家們隨即向中央寫了書面報告，詳航周恩來的病況，力陳爭取及早治療的好處和疾病發展的不良預後(這是專家們的委婉說法。實際上，膀胱癌一旦錯失早期治療，結果只有等死——作者注)，並制訂了切實可行的治療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為按照中共黨內保健制度的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必須經由毛澤東批准後才能實施。然而，毛澤東的表態卻令人感到十分蹊蹺，他通過汪東興向負責周恩來保健的醫療專家們傳達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
醫療專家們深知時機對於治療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對中央作出這樣的決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寫信向毛澤東陳情，卻遭到了顯然是深知內情的汪東興的嚇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們談話，讓他們先「穩住」，強調中央這樣的決定是「保總理的」，說：你們要聽上帝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慮全面的問題，可過一段時候再行。
這樣一來，對周恩來的治療工作便拖延下來，失去了早期發現後及時治療的先機，等到後來一切都已經晚了。這讓醫療組的專家們後悔莫及，覺得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不過，由於這件事涉及到毛為人品質中最惡的一面，明擺着把周推上死路，時至今日仍然三臧其口。大陸官方更是諱莫如深，唯恐這種殺人不見血的事情揭露出來，損及毛的「偉大形象」。這已經是後話了。
周恩來是個非常精細敏感的人，儘管醫生們奉命對他的尿樣檢查的結果避而不談，卻無法瞞過他本人。頻繁的查尿，自然讓周意識到來者不善。既然醫生們不願意談這個問題，他也不去為難他們，而是自己動手去查尿細胞學一類的醫書，了解有關醫學常識。醫生們也知道這一點，只不過雙方都沒有捅破這層窗戶紙罷了。
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
周恩來深知文革是毛澤東的命根子，任何企圖正本清源的做法都是不智之舉。在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絕不從正面去觸動、清理文革的錯誤，而把它完全歸咎於林彪煽動起來的極左思潮，然後在具體工作中補偏救弊，進行有限度的撥亂反正。
在罹患癌症以後，周恩來知道自己已經來日無多，因而有了一種緊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點事情，為自己補過還賬。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後，他暗中加緊了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周心裏很清楚文革搞到這種地步，毛澤東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難辭其咎，在不少問題上是欠了賬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補救，將無法向歷史交代。
實際上，周恩來在林彪事件過後就已經開始這樣做了。比如，他對自己當年屈服於林彪的壓力而沒有對賀龍盡到保護的責任，致使他冤死一事一直心裏有愧，林彪出事後，他隨即派專人把賀龍的遺孀薛明從貴州的荒僻山溝中接回北京治病。又如」楊、余、傅事件「，周恩來非常清楚這是林彪一手搞出來的冤案，但當年並沒有出來替楊成武講什麼話，反而參與其中，扮演了執行者的角色，講了不少」違心「的話。更讓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當年被株連關押起來的楊成武的大女兒在林彪事件之後，因向中央寫揭發林彪、吳法憲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林彪的餘黨整死。周得知這件事後，為時已晚，只好採取補救措施，對楊成武全家實行了保護性轉移。
在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中，深為勢單力薄所苦的周恩來把解放幹部當作首要的事情來抓，很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有考慮的。周知道文革運動傷害大量無辜，而黨內各級幹部首當其衝，被拆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從全局上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不僅有利於緩解黨內的矛盾，而且還能以此為突破口，帶動其他各項政策的落實，療治文革給整個社會造成的創傷。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一個重新整合幹部隊伍的機會，從中央到地方為數眾多的老幹部一旦重返工作崗位，就會在政治上成為一股與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這樣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在扭轉文革困局中發揮作用。
當然，周恩來在做這件事時並沒有貿然造次，而是處處注意打着毛澤東的旗號行事。他儘量擴大毛參加陳毅追悼會這件事的影響，為解放幹部營造政治氣氛。這年四月間，陳正人、曾山這兩位靠邊站的國務院老部長因無處投醫，救治不力而在不到半個月內相繼死去，其中曾山是因為文革中受迫害多年，在與老戰友重聚時，因一吐心中鬱積的憤懣，過於激動導致心臟病發作而死。
由於陳、曾二人當年曾參加過井岡山時期的鬥爭而為毛所熟識，這就使得周恩來抓這件事情更加師出有名。他指示衛生部一定要儘快解決老幹部的醫療問題，並提出要對疏散到各地的中央黨、政機關副部長(含副軍級)以上領導幹部普遍進行身體檢杳，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
根據周恩來的佈置，衛生部組織北京十大醫院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對近五百名副部長以上的老幹部作了體檢，軍隊系統對軍以上幹部也照此辦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從」牛棚「或外地的」五七幹校「趕回來參加體檢的，並且在這個名義下獲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這件事在飽受文革之苦的老幹部中間大得人心。一時間，人們奔走相告，多年不見的老戰友又重逢在一起，暢敘衷腸，慶幸總算熬到了出頭之日。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利用林彪事件後一度分管的新聞宣傳工作，為解放幹部造輿論。四月中旬，他佈置人民日報社起草一篇重申黨的幹部政策的社論，以便從全局上推動解放幹部的工作。不過，周在做這件事時十分注意分寸，兼顧政治上的平衡，以免被黨內文革派抓住把柄。
比如，在這篇社論中，被大陸官方和學術界廣為引用的強調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這段話，其實原文並非完全如此，而是經過刪節的。這段經過周恩來本人把關審定的整句話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湧現出來的新幹部，都是黨的寶貴財富。」本章前面所論及的周恩來執兩用中的為政之道，由此可以略見一斑。
在黨內外形成解放幹部的輿論和氣候後，周恩來在這年晚些時候，又見機而作，借毛澤東關於廢徐「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的批示，趁勢責令公安部會同北京衛戌區徹底清查一下虐待在押政治犯的問題。隨後，他寫信給毛，建議抓緊解放幹部的工作。為了儘可能減少阻力，周讓中組部提出先易後難的方案，送政治局討論。中組部隨後搞出了一個曾擔任過黨、政、軍各級領導職務的三百多人的名單。
接着，周恩來抱病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對他們的審查結論和重新安排工作的問題。會上，江青一干人百般挑剔，從中作梗，每通過一個都很不容易。雙方為此鬥得很厲害，對此深有感觸的葉劍英把這比做當年紅軍長征中牽騾子過河，還作了一首《過橋》的打油詩：「一匹復一匹，過橋真費力。多謝牽騾人，驅騾赴前敵。」
據一位當年曾多次列席過這類政治局會議的親歷者說，會議一般是在晚上七點半召開，一次會議通常討論四個人的問題，往住到半夜十二點也結束不了，通常吃過夜宵後一直討論到凌晨三點才結束。會上爭論之激烈、時間之漫長，真令人難以忍受。後來與江青爭辯得多了，也就習慣了，不那麼怕了，無非是多幾頂帽子就是了。他回憶道：
周恩來主持這樣的政治局會議，說話不多，只在要害處說一兩句。不過常常是他的一兩句話一出口，江青一夥就爭不起來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來雖然說話下多，但是對每個人的態度都了如指掌。某個問題，他感到需要誰支持一下，便會及時點將：「劍英你說呢?」
周恩來從不在會上與江青公開爭論。但是如果江青誣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來就會及時出來說話。他常用很簡潔的語言，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一遍，然後反問一句：「這個事能扣這個帽子嗎?」經周恩來這麼一反問，江青常常就啞口無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個幹部確實有缺點失誤，江青一夥就會趁機無限上綱。這種時候，周恩來常常會說上幾句：「這不算什麼錯誤麼，這是工作中的問題，誰都會有這樣的問題。」輕輕幾句話，便將江青一夥扣的大帽子下動聲色地頂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見都說得差下多了的時候，周恩來還會問一句：「你們還有什麼意見?」如果沒有人發言了，周恩來才宣佈：「這事就這樣了。」然後轉入下一個將軍「解放」問題的討論。「
這以後，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審查、靠邊站的老幹部獲得了」解放「，從監獄、」牛棚「中出來，重返工作崗位，其中不少人在後來與黨內文革派的鬥爭中發揮了作用，成為後來鄧小平推行」全面整頓「的中堅力量。
在如何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煞費苦心，竭力避免觸動文革本身。周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林彪煽動起來的極左思潮，然後從批判極左思潮人手，在具體工作中糾正文革中的種種錯誤傾向。實際上，他這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做法，在林彪事件發生後就已經開始在做了。他在不同場合要求各地、各部門聯繫實際工作來批判肅清林彪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反對主頭政治，放寬農村的經濟政策，在工礦企業中恢復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只不過當時更多的是就事論事而沒有大事聲張罷了。
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後，知道自己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的周恩來在各項工作中明顯加大了批判極左思潮的力度，以期在扭轉文革困局的問題上取得更大的進展。他先是有意識地捅了教育領域這個文革重災區的」馬蜂窩「。這年七月間，周根據美籍華裔學者楊振寧的建議，當面交代陪同會見的北京大學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領域中」左「的干擾，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把北大的理科辦好，並用少有的語氣表示：「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麼障礙要掃除，有什麼釘子要拔掉。」
接着，周恩來又在八月初利用接見回國述職大使的機會，在縱論國際國內形勢的同時，有意識地把「要批透極左思潮」作為整個報號的主題，作了比較深入的論述，強調指出：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火的，極左思潮就是誇誇其談，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掛在什麼地方呢?就是要掛在業務上。如果駐外使領館現在還有人搞極左，就要把他們調回來學習，不要妨礙我們的對外工作。
當然，周恩來深知批左是一個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問題，很容易犯忌，觸到毛澤東的痛處。為此，他在報告中十分注意設法保護自己，在政治上站穩腳跟，把諸如「極左思潮，就是形『左』實右」，「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一類話裝點其中，儘量讓人抓不住把柄。而且儘量打着毛的旗號行事，像調回駐外使領館中搞極左的人，就是毛本人的意思。
周恩來這篇批左的講話儘管只是在外事系統內部作了傳達，但因為在當時說出了人們的一些心裏話，在社會上很快不脛而走，產生了相當大的反響，讓飽受文革極左狂潮之苦的人們感到了某種快意。
批左與反右的交鋒
毛澤東起初迫於形勢，對周恩來批極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過他很清楚批極左這把火遲早走會燒到文革頭上來的，即使是像周這樣躲躲閃閃的搞法也不行。當毛自覺已經渡過難關，便親自出馬，在政治上剎車了。
毛澤東雖然深居簡出，卻對外界的各種動向了如指掌，政治嗅覺十分敏銳。他很快就覺察出周恩來號召批判極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圖不動聲色地扭轉國內政局的方向，對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轍，這是深陷文革情結而不能自拔的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
為此，毛澤東在看到周恩來在外交部批極左的講話後，曾把他這種內心的隱憂向張春橋、姚文元這兩位文革派大將談過，表示不贊成批林彪的「精神萬能論」、「唯意志論」和「空頭政治」，認為這樣搞，將會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後的一段時間裏，對周恩來批極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主要是因為當時迫於形勢而不得不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作出某種限度的鬆動。現在，毛自覺已經渡過難關而決心在政治上剎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