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婦聯公佈處罰《現代家庭》雜誌社社長的處理結果之後，並沒有見到教育部門對其監管失職的跟進與處理，也沒有出台相關制度以防止類似事件。虐童事件，作為個案，似乎已經結束。
（11月23日，紅黃藍北京新天地幼兒園也被爆出虐童事件，據家長反映，幾名孩子疑似在幼兒園被扎針、餵藥片，具體是否涉及其他虐童行為，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攜程親子園虐童案之後，家長能保障自己孩子的安全嗎？答案非常悲觀。
根據媒體梳理的結果，2017年，已有19起不同程度的「虐童事件」，如攜程、北京金色家園幼兒園等。這些虐童事件，不過是浮出水面的冰山。客觀而言，全國各地的虐童事件，是一個發展中的問題。實際上，相關事件中暴露出來的各種虐童技巧，長期的存在中國的幼兒看護行業中。30多年前，筆者在一家市立幼兒園上學，幼兒園屬於當地衛生局所辦，為本系統職工服務。幼兒園有彩色電視機、風雨操場、各種遊樂設施、游泳池，有外國人來參觀。這些硬件條件，在上世紀80年代初，已屬頂級，但是，幼兒園老師對孩子的看護「技巧」，也包括午睡不乖時，在眼皮上抹萬金油。
顯然，這些技巧流傳至今，還加入了諸多餵安眠藥、餵芥末等與時俱進的手段。但是，與30年前不同，這些技巧已經不再被中國社會接受。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全國各地的虐童事件，是一個因社會進步而凸顯出來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從普遍性與長久性來看，這與當年全國各地的校車事件一樣，需要頂層制度的響應方可更大程度的解決。遺憾的是，攜程親子園虐童案，做為個案已經結束，公眾並未看到當年校車事件之後的制度層面的響應，那麼，可以做出一個悲觀的預言，中國幼兒安全的糟糕局面，必然會繼續下去。
中國的0-6歲的幼兒看護、教育領域，公共服務狀況並不令人樂觀。2012年政府頒佈的《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嚴厲限制了幼兒園入園年齡，不少公辦幼兒園陸續取消「托班」。與此同時，計劃經濟時代單位辦托兒所的現象也不復存在，而民辦不但因資質受抑制，而且質量也堪憂。目前，中國的0到3歲幼兒託管率只有4%。即便3-6歲的幼兒園階段，不少城市也都存在入托難。賣方市提供的服務質量低下，是邏輯上的必然。
實際上，正是長期以來相關領域低下的公共服務質量，才有了中產自救。
雖然攜程親子園是企業牽頭，但福利終究來源於員工勞動，所以，某種程度上，攜程的親子園可以看做作為中產的攜程員工，以自我救濟的方式，自己組織相關服務的生產。這種以企業牽頭形式出現的中產自救，試圖自力更生的解決一些急迫需要的公共服務問題。然而，這種中產自我救濟並不被允許，錢之外，有太多的障礙。以資質之名，攜程被強制採購指定方提供的服務。中產自救，淪為了尋租的對象。
對政治冷感，只願看到正能量，試圖用錢進行自救的中產，再一次被拉進了和農民工同樣的陷阱。
當一個上海的中產媽媽，看到關停農民工子弟校，看到哭泣的母親與留守兒童，可能覺得應該關，城裏人太多了，要以教育控人，趕走一些人。中產媽媽以為自己在高大上的寫字樓里上班，孩子永遠不會去農民工子弟校。但是，自我救濟的親子園，被叫停了，理由與關停農民工子弟校一樣——資質不夠，然後，被強行採購指定方的服務，然後，孩子被虐待了。這時，中產媽媽和骨肉分離的農民工媽媽一樣，傷心地哭了。同樣的資質理由，既體現在關停農民工學校，同樣，也體現在中產的親子園。
每一種中產焦慮都對應着一種底層苦難，中產焦慮與底層苦難，從來都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同樣一片天空下，怎會有兩種溫度？所以，同情心、同理性、惻隱之心、人道主義，才是人們一起保衛自己美好生活的最好方法。
而攜程幼兒園的事件，該不該被歸咎於攜程？不妨給出一個具有畫面感的場面：一些知名企業在飯局、茶敘之時，一人苦口婆心地勸導另一人：你還是少說幾句，少做一點，你看梁建章，費力不討好，惹上一身麻煩。另一人無言以對，從此絕口不言。此情此景，是中國社會的損失，也是良知的損失。
長期以來，執法吃大戶，「輿論歸咎」吃大戶的現象一直存在，並且，在具體的現實輿論情況下，輿論在歸因時，往往只能指向企業。比如，使用外賣餐盒的餐館，消費的是普通消費者，但在討論白色污染的時候，輿論不是指向多年未能執行的垃圾分類制度，以及背後的相關部門，而是指向外賣平台。其實，歸咎攜程，這個服務購買方的監管不力未能及時察覺，與歸咎父母未能及時察覺異常，只有一線之隔。
自救不易，但孩子仍不能放棄。對於一個社會而言，整體觀念、素質，乃至制度，都無法短期提升，但技術卻是一個短期的變量，可以迅速提升。比如支付寶，曾在中國信用荒蕪的情況之下，開闢出安全、繁榮的網購環境；再比如校車，很多校車事故都是路況、人員所造成的，中國的鄉村道路，人員素質都很難短期改變，但校車本身的安全性能卻是可以迅速提升的；再如網約車軟件，同樣的外部環境不變的情況下，迅速組織起超越傳統出租車的，安全優質的服務。
那麼，回到幼兒園安全問題，技術可以帶來什麼幫助？
熊孩子調皮起來，父母都忍不住要打幾下。一個老師，面對這樣一群孩子，要說不煩，是不可能的。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違背人性的崗位，而幼兒安全問題，自然也是一個普世性的問題。
所以，幼兒安全問題的本質，不是教育技能問題，而是如何處理，不能言說、不能表達自己、在心智與體力上都毫無反抗能力的幼兒，與成年人之間的關係問題。顯然，有了這個認識，就能明白，孩子的安全不能託付給人性的善，而是要防止人性的惡。
這位美國作家給出的建議是：家長不定期探訪幼兒園；仔細觀察孩子的異常現象；實時的攝像頭。實際上，幼兒園鐵門一關，家長就不能見到自己的孩子，在如今智能手機普及，互聯網+改造傳統行業的情況下，是一個不可理解的事。外部環境、從業人員素質，都很難短期改變，但是讓家長手機可以隨時查看孩子的情況，進而提高幼兒的安全水平，卻是可以在幾個星期內就完成的事情。
不過，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是，在微博上提到幼兒園實時攝像頭，一些身在三四線城市，甚至縣城的家長紛紛表示，幼兒園已經安全了攝像頭，家長隨時可以看，他們想不到大城市還未能普及。顯然，這背後，不是技術問題，不是資金問題，而是公共服務的路徑依賴問題。
三四線城市幼兒看護、教育相對更不發達，所以，留出更多市場空間，市場化程度更高，競爭程度更大，為了爭取生源，幼兒園往往主動提供更好的保障，爭取家長認可。但在一二線城市，公立幼兒園體系相對發達，政府管制體系也更加成熟而嚴格，由此造成了0-6歲的幼兒看護、教育更加傾向於賣方市場，不管公立私立幼兒園，都更加強勢，自然不願意提供實時視頻，以免家長看到視頻後，指手畫腳。
由此可見，技術本身，仍然需要制度作為基礎。冷漠的中產自救，終究是鏡花水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