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世界首例頭顱移植手術實驗，近日由意大利神經外科醫生塞爾吉奧·卡納韋羅和中國醫生任曉平攜手在哈爾濱成功實施。雖然這一手術是在遺體上進行的，但仍然引來極大關注。
合作「頭移植」手術的中國醫生任曉平(右)和意大利神經外科醫生卡納維羅。本文圖片均來自「新快報」微信公眾號（除署名外）所謂外界對此次手術的極大關注，一方面是源自「換頭術」本身的巨大顛覆性和罕見性，另一方面則更多由於其引發的來自倫理和人文層面的爭議。
客觀地講，對於「世界首例頭顱移植手術實驗成功實施」這一結論，目前來看仍存在着分歧。有醫學專家質疑，「手術應該是指在活體上進行的操作，在遺體上進行的實際是解剖或解剖學研究。」而事實上，在今天上午的媒體見面會上，這次參與手術的哈爾濱醫科大學任曉平教授也坦陳，「不是頭移植，是完成了人類首例人體頭移植外科實驗模型。」
但不管怎麼說，頭顱移植實驗按照通俗的方式表達，其最終指向應該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換頭術」。《聊齋志異》等中國志怪小說，現代科幻電影和大型魔術表演中，都有「換頭」的概念或場景。而無論是傳說還是科幻電影中，換頭術都代表着一種至高的「技術」，這也照應着在現實中的難度。
某種程度上，換頭可能代表着人類對永生和身體處置的一種終極幻想。可假如人的腦袋可以隨意被更換這一天真正到來，卻未必有我們設想的那麼美好。
在整形、器官移植乃至克隆、變性都不再是難題的今天，換頭術的顛覆性依然是顯而易見的。首先，臨床醫學中主要將腦死亡作為死亡判定標準，當一個人的頭顱與身體分離時，其生命的延續，到底是頭顱還是軀幹？而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意味着頭顱和軀幹都不再是構成一個人的完整標準。那麼，當頭顱移植到另一幅軀幹之上，到底誰能代表新的生命，那還是被拯救的「自己」嗎？屆時，「你是誰，你從哪裏來」可能就不再是一種終極意義上的哲學命題，而可能是困擾「活人」的現實之問。
從法律角度來看，真正的換頭術，必須是在活人身體上實施，那麼實施者，到底該承擔怎樣的法律風險和責任？摘下一顆鮮活的頭顱，與一般意義上的「殺頭」有何本質區別？進一步講，個體是否有權力賦予他人對自己的生命進行一場不確定、不可逆的冒險？這在安樂死都仍未取得普遍法律共識的今天，其爭議相信不會小。另外，頭顱和身體的置換，也構成對人格唯一性和身份唯一性的直接挑戰。這些都涉及法律對於醫學創新邊界厘定的問題。
理想狀態下，換頭術如果完全成熟，並且成本能夠被多數人承擔，確實意味着更多生命能夠被拯救。但是，當有一天，人的頭顱和軀幹可實現隨意組合，是否會出現這樣一種場景：那些擁有或自詡擁有優秀頭腦的人，為了「搭配」更精緻的軀幹，或者頭腦不「優秀」者，為了追求更優秀的頭腦，從而選擇剝奪他人的軀幹或頭腦？在今天被調侃的「賣腎」，在有一天會否變成「賣頭」和「賣軀幹」？
這種假想或離現實太遙遠，可換頭術真能夠成為現實，對於這樣的倫理風險，卻不得不有提前的預防和警惕。而在世界醫學界，也不乏將卡納韋羅稱為「罪犯」的聲音。
央視新聞截圖
現代醫學的每一次重大技術進步，都伴隨着對既有社會倫理、法律和「身體觀」的挑戰，一些新概念或技術，在一開始也往往都有着「驚世駭俗」的面向。在這個意義上，以今天的倫理觀來完全否定換頭術的未來，或難言是足夠嚴謹的。但是，面對如此多的倫理爭議和法律模糊地帶，以及未知風險，對於這樣的試驗，抱持慎重態度是必須的。畢竟，這關係到對「人」和身體的重新定義，對手術倫理風險的平衡在某種程度上應甚於對技術上的「安全」考量。
最後不得不思考的是，這個如此具有「突破性」的手術，為何最先選擇在中國實驗？到底是因為技術上的優勢，還是由於我們社會缺乏足夠的倫理（包括社會倫理和醫學倫理）制約和規範？
我們注意到，迄今為止，衛生主管部門尚未就該手術實驗表態。給科學探索多一點寬容、多一點空間，是必要的，但科學研究的必須遵循的基本倫理規範也不應缺失。雖然國家衛計委發佈了《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但由於換頭術目前只在遺體上進行，超出了辦法的規範範圍，這也給我國的醫學倫理建設提出了新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