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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興屠殺事件的背景

一、大興縣大屠殺的背景

遇羅克在66年寫的《出身論》里,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係發生在66年8月、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無奈的係,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壽命只有三個月,報紙也只出了七期,儘管每期都盡量揭露、抨擊殘害人類的法西斯暴行,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無法完成原訂的計劃。羅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髮指的獸行。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裡關押着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兇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係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講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係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着“玩”。他們把男青年倒背着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係唔好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面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返嚟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係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着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據“屠戶”講,關押他並唔係因為他殺了人,而係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為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廿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慘痛的歷史,目的係給後人以鏡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係件很有意義的事。但係真嘅要深入研究了,卻發現尋找史料係那麼難!我首先到舊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嗰度竟搵唔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67年3月18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着公安局軍管會的布告(俗稱“318布告”),內容係規定了11種人及其家屬係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11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咁轟動一時的官方公開文件,檔案館裏卻沒有。還好的係,嗰度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66年開始到67年還沒有結束。“報告”指66年被遣送到農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係“11種人”。“報告”內稱為“符合處理辦法”,還應該繼續遣送。所謂“處理辦法”就係5天前發佈的“318布告”。

即使咁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把有“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係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係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係一無所獲。從檔案館很難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係大辛庄公社。在嗰度指揮屠殺的係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着,據講在縣城還開着店鋪。我最先想找的係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嗰度能知道又係邊個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係咩樣的思想動機。

很不容易,託人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咩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好在事件本身係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為咩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係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

如果以66年5月16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裏就出現了充滿暴力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係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出身。“紅衛兵”留給歷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兩個口號係:“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不齒於人類的行為係,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係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紅衛兵”們在學校里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制”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他們的職責,似乎就係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黑幫分子”)。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咩名,係咪“文質彬彬”的彬,講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818”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制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係孤寡老人,家裡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着“打人”,更係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係“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講係“剃”,其實係連剃帶薅,有時甚至乾脆就係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街上常見到耷拉着粉紅頭皮、淌着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係用濃鹼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有一家係“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係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欄杆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復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講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裡肯放過,數千名身着軍裝、手持兇器的打手們乘着公交專車彙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係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

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落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裡的屍體上爬滿了蛆。

南宮口衚衕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裡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講,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二、“831”事件:殺盡“黑五類”分子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驅車來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興縣大辛庄鄉西白疃村。經朋友介紹,我要採訪韓玉春老漢。老韓今年六十多歲,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年,係西白疃大隊的書記,他的年齡和處境,應該對嗰個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離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發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數相鄰的村民了。果然,老韓夫婦聽講我係來了解“文革”那段慘案的,熱情而詳細地講了起來。

他們開門見山地講:“你係咪問‘831事件’?”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係指咩,經老韓解釋才知道,大辛庄的慘案發生在1966年8月31日夜裡,一夜之間殺了一百餘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縣裡來人制止繼續施行暴行。所以當地人習慣地稱它為“831事件”。況且官方曾經多次來調查此事,為了敘述簡明,也有必要給它冠以名稱。

這個名稱還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印象。我一直以為屠殺“地富”從大辛庄興起、持續了好幾天。看起來,全縣的屠殺活動有先有後,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月1日這天。大辛庄雖然只殺了一夜,規模卻係全縣最大。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採取行動,它們分別係: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庄、東黃垡;以公社為單位來講,死的人也最多。其中黎明大隊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轄19個大隊,多數大隊沒有在當天晚上行動,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屠殺行為。也有反對屠殺的,西白疃就係其中的一個。

據老韓講,當時的大隊書記係李樹清(女),貧協主席係李樹珍,倆人係堂兄妹,平時很看中鄰里關係,不擅長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李樹珍過去係村裡最窮的人,在廟裡誕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廟裡居住。有一年要讓他當大隊書記,他講咩也不幹,理由係不願得罪人。

66年8月31日晚,李樹清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係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因為係“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着,也險些被殺。

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返嚟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講:“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二百八十多人,咁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講二百多人要係急了,還不一定邊個把邊個殺了呢。”

張萬義係世代貧農,自己又當過“八路”,所以講嘢硬氣,也敢於直接反對。本來隊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又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李樹清講,在公社的會上還有人提議,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動起來人手不夠,外村的打手可以來支援。為了防止外村的人鬧翻了西白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許外村人員進入。老韓承認,幸虧第二天縣裡來人制止了屠殺,否則西白疃係否能頂得住這股潮流也很難講。9月1日以後,還有外村的人來貼大標語,指責西白疃的村幹部“膽小怕事”、“向階級敵人妥協”。

韓夫人講:“這村的‘五類份子’們可嚇壞了,好多天都不敢進屋睡覺,生怕被堵在屋裡遭到屠殺。他們也豁出去了,講,要係來人殺他們,就和兇手拚命。”難以想像,在這種狀態生活的人們,要承受咩樣的精神折磨!

提起卅幾年前大辛庄“黑五類”的遭遇,韓夫人還記憶猶新。她講,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係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係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而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有的大隊幹得很隱秘,行兇的都係嗰啲積極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幹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麼多人。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裡,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里。後來,乾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

我問,那口井還在嗎?她講,沒有幾多天,井裡往外泛着白沫和惡臭,村裡人把一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了葦塘,然後把井填了。

老韓夫婦在當時,算係“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我很想聽聽他們能客觀地解釋,人們怎麼會變成了野獸,難道不知道嬰兒係無辜的嗎?他們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時大講、特講的階級鬥爭。那時就讓“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檢舉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揚,獎勵去“人大會堂”參觀;不願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劃成“地富分子”。講明從很早起(1949年),官方已經開始了違反倫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統論觀念,難免喪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個勁兒地宣傳‘凡係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澤東語錄)。至於怎麼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批鬥也係‘打’,拳打腳踢也係‘打’,把人打死也係‘打’。橫掂上級有了命令,邊個也不敢不執行。”老韓不怎麼多講殘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來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係慘死在那天晚上。

老韓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隊,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在上中學。她家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雖然也係地主成分,但係北賀村文明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韓的姑父叫韓宗信,地主出身。他從小離開家,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55年回鄉,有羅榮桓元帥簽發的“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掛在屋內上方,目的係希望靠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兒保護。“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了槍,把他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釋放。

8月30日,老韓聽講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們全家的死訊。改革開放以後“落實政策”,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兒一千八百塊錢,算係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

償還如此少的錢,難免讓我感到吃驚,韓夫人卻感慨地講:“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係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

人總愛有因果報應的善良願望。我禁不住脫口而出:“這些作惡的人,沒有得到報應么?”

老韓講:“有咩報應?主謀高福興、胡德福也只係關了幾年就放了,‘九人小組’里的其他人,該當幹部還當幹部,沒聽講邊個受到處分。死了的人,連家屬都沒剩,邊個替他們喊冤?!”

韓夫人講:“橫掂好幾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來,怕給宰了。”可惜,這種報應未必報到了作惡人的身上(唔係不報,時候沒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三、“革命行動”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庄。

大辛庄係個很大的村子,根據當年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係黎明、紅升、昕生、中心,名稱也係延續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我要採訪的人叫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着黎明大隊。老李今年70歲,49年以後就當隊幹部,四清時罷掉了他的大隊書記職務,73年才給予恢復,80年辭去書記職務。這天係個混沌天氣,可吸入顆粒物的污染指數係500,空氣質量係污染程度非常嚴重的5級。

走進大辛庄的主要街道,儼然係個繁華的小鎮。鄉政府、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係一個挨一個的攤商。儘管類似的小街經常遇到,但係我走在呢度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在係33年前的那天,這該係一條多麼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係現在的這種表情嗎?

老李雖然70歲了,卻還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8月31日那天,僅僅大辛庄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係不會走路的嬰兒。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餘個,人數最多;中心、昕生各廿余個;紅升行動慢啲,剛殺死兩個人,其餘尚未來得及屠殺。

9月1日上午,大興縣付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庄制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係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庄、東黃垡兩個大隊在9月1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廿多人。

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係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動,組織者係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從縣委派人制止殺人來看,起碼組織者唔係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講嘢比縣委更硬氣的係“公安”和剛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或叫別的名字)。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系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縣委出面制止屠殺,並唔係縣委有多大權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處於“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邊個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9月5日,兩報一刊發表了《要文斗唔好武鬥》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於制止濫殺無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係作用不大。“老紅衛兵”從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觀事實,都係“一個階級應該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套暴力主張,迫害以至處死“階級敵人”及其後代,他們認為理所當然。所以,9月1日以後,雖然大興縣的集體屠殺活動停止了,但係各種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層出不窮,且愈演愈烈。

就在大興屠殺之後,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大會上還宣布:“紅衛兵戰士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係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嗰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嗰啲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嗰啲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在這種情況下,大興屠殺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裡的“老紅衛兵”一樣,大辛庄的打手們殺人的手段也係非常殘忍的。

以殺人最多的黎明為例,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盡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係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係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係被劈成兩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裡,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里,後來人們管嗰度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里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係一鐵鍬,再把他打返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借口也與欄杆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講,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五、六十里外的馬村到底咩情況邊個也不知道,全係聽高、胡二人的謊言和煽動。

馬村係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8月24日就開始殺人,到9月1日已經殺了34人,還關押着108人準備逐漸殺掉。高、胡二人召開完“動員會”,已係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派出幹部到各大隊查看執行情況。對於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幹部來講,儘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係多數人還係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面8里遠,有個西梁各庄大隊,嗰度的隊幹部在散會以後,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係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因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着,我決定去採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睇吓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講,現在咩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剷平了,已經圈進了人家的宅院;當年的葦塘係低洼地,現在已經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迹了。

我感慨地講,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係咩樣。老李講:“打人以後的好幾年,街上都係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後來才恢復了熱鬧。”從老李嗰度知道極少數兇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兇幾年後受到如下處理: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一種講法係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着退休待遇);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時間不詳)。我所採訪的人,沒有不講對他們的處理真係太輕了。但係,他們沒有“老紅衛兵”那樣的好運,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出身。血統論主宰着一切!

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庄王世榮家。已經77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講了起來,還講到東梁各庄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講,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只好中斷。從他和老伴兒嗰度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裡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係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係這樣遺失了。幸虧經村裡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揾到了當年也係村幹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係主張並參加了到北京市裡的上訪。

老劉今年61歲,“文革”那年他27,在大隊幹部里,還算比較年輕的。據他講,66年8月30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幹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着社員回家。

這個會,就係要各大隊屠殺“五類分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幹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講,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8月31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西梁各庄大隊的幹部們研究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兒反常,明白自己並沒有處決他人的權力。他們採取的辦法係,到市裡諮詢一下,睇吓更高的上級係咪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嗰度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後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這兩個人還講,他們只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庄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咁殺人不對,一定要到大興縣去過問此事。

9月1日以後,縣長付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庄公社給大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他們甚至對沒執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幹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幹部向“階級敵人”妥協。況且,他們強調,即使錯了也係執行公社的命令;當初動員會上,也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老劉講,得到了明確的指示,他們肯定自己做對了,於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係“要文斗,唔好武鬥”),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髮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後一定好好乾活,領導讓做乜嘢就做乜嘢。

68至69年間,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幹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嗰度下放勞動。70至71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幹部判了刑。據講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幹部。86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了當時的環境因素。

四、殺!霸佔“黑五類”的婦女

北臧公社位於大興縣的西部,嗰度的屠殺行動要早於大辛庄,從66年8月27日就開始了。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係:新立村死53人,馬村死34人,六合庄死11人,共計98人。98年出版的《嗰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一書,有一篇張連和先生的文章《五進馬村勸停殺》,描寫了他親眼見到的殺人現場: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着,死人橫躺豎卧,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講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着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只要講沒有或者不吱聲,兇器就會伴隨着呵斥聲雨點般打落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70多歲的奶奶身邊兒,非常好驚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在自己身上。只見一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快講,你們家的變天帳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里哆嗦地講:“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只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兩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腳把她踢跪在地上,這時,來了一個手持剪子的年輕婦女,把這位中年婦女的頭髮剪掉,接着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一掙扎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咗……他們要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因受刑不過講在家中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後一找,頂棚里沒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牆,均未揾到。小夥子又被打,他又講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夥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講小夥子係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續到井裡往外撈…………他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方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人,隨提隨審,隨殺隨埋,真乃一條龍行事。他們從8月27日夜陸續將“壞人”入獄至9月3日,長達一周的時間,雖然每天都送點兒吃的,但也食不飽肚。在放人的這天,我們來到監禁兒童的地方,有人將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們的面前時,個個爭搶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淚。

2000年3月20日,我見到了張連和先生,表達了我對他當年冒死救出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日,縣委書記王振元帶領張連和等十餘人,到馬村勸阻殺人。殺紅了眼的民兵們“手持木棒、鐵棍,有的還手持鐵鍬、刀子”對來人“如臨大敵,不準前進一步,否則後果自負。原來,馬村的殺人幹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設立三道防線,不準出入。”王振元他們硬沖了三次,才被允許排隊進入殺人現場。

又與大隊書記李恩元談判,從下午直到半夜,才講服了他們停止殺人。李恩元們反覆強調的就係:“不叫殺了,他們反過手來殺我們貧下中農點算?”和“要求殺絕,不留後患”。

事隔卅多年,張先生想起當年的行動還有些後怕。嗰個年代,想給邊個扣個“帽子”非常容易,向著“階級敵人”講嘢,起碼算得上“階級立場”有問題。這種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人多的係。和他一起去勸停殺的人中,有的被嚇得幾乎堅持不住,可見當時的恐怖場面。

我很關心他在文章中寫的嗰個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運,他難過地講:“都死了。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嗰個青年被從井裡勾出來,身上扎得亂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陣鐵鍬、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係我在獄中所見到的“屠戶”,據他講關押不長時間就被釋放回家。

我又問到縣委書記王振元的下落,他講,67年被揪回浙江省樂清縣被批鬥,從此再也沒有消息。張連和曾三次用公函找當地組織部查問,均未得到迴音。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況,我又拜訪了“文革”時在大興縣文化館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經對北臧公社的屠殺事件做過細緻地調查,而且他本人就係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為共產黨做事,解放後係北臧村第一屆團支部書記、付村長,王夫人係第一屆村婦聯主任。49至63年間,給老王定為中農,到了63年以後,由於強調了階級鬥爭,把他的成分改為地主,為此險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沒有殺人,否則絕對逃脫不了厄運。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學舞蹈的學員。當時都係風華正茂的青年。一個家在大辛庄的東安村叫方俊傑,一個家在大辛庄的昕生叫譚潤方,死得都非常慘,據講譚潤方的女兒也被鍘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樣讓他們夫婦傷心的係,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於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從此這一家人就成了異類。幸好兩個成年的兒女進城參加了工作,村裡的人去工作單位要他們返嚟,單位沒放,總算躲過了這個劫難,可係家裡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卻沒有躲過去。他們上中學的妹妹,就係在放學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倖存的外甥女,還沒有從當年的陰影里擺脫出來。55歲了,還過着單身的生活。她想起親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熱情,自然對家庭也沒有了興趣。

老王的大兒子,親眼見到了新立村的殺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們一幫學生游斗北臧中學校長馬澤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幹部把村裡的“黑五類”們也押來陪斗,讓“黑五類”們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進了膝蓋。一群打手覺得還不解氣,又用棍棒沒死沒活地朝“黑五類”的頭上、臉上亂打。

學生們看出來打手露出的殺氣,嚇得急忙把校長團團圍住保護起來。他們雖然游斗校長,並沒有想要他的命。“黑五類”們滿頭滿臉的鮮血,更激起了打手們的獸性,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類”們連大人帶小孩兒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兇的動機,不少都出於個人的恩怨,甚至係為了個人的一點兒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應該算係貧農。殺不殺這一家,村幹部很有爭論。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講:“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不由分講,用殺豬的通條扎死了這一家人,原來他欠了這家的錢,為的係能不還。也有的人借過“五類分子”的東西,急於殺人賴帳。更有甚者,霸佔“黑五類”婦女,美其名“給你換換成分”。

行兇的人心態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個趕車的把勢,在裝運屍首的時候,發現一個三歲的女孩兒還有一口氣,他看她可憐,為了救她,把她藏在車轅底下。不料在車子的顛簸中,女孩兒蘇醒過來,被別的打手發現,過去就把她劈成了兩半兒。車把勢終於忍無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幹了。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些甚至係打手們精心的策劃。比如一幫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門口,把被害人叫出來。被害人剛一出屋,他們就用事先準備好的鐵絲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兩邊使勁勒,讓他出不了聲音就被勒死,然後好接着叫他家的別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好了電線,人一出來上去就電,為的也係不讓他出聲,好順利地殺害他的全家。

最殘酷的莫過於對待老人和小孩兒,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兇手毫無顧慮,可以為所欲為。受難者只能眼睜睜地走向死亡。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兇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講:“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講:“一會兒就不迷了。”

五、結束語

事情雖然過去卅多年了,每當回憶起這些曾經發生在身邊的醜聞,總係難以克制憤恨、悲涼的心情。所以憤恨,係因為兇手也係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給全體民族帶來恥辱。而且,至今他們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悲涼,係因為人的生命竟會這樣輕易地被剝奪,邊個能保證,下一個不會係自己?而且,至今沒有一個當年的兇手出來道歉或者懺悔。

不能懲惡,談不上社會的穩定;不會懺悔,就沒有進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係,一個疑問永遠在纏繞:我們就係這樣一個醜陋的民族嗎?

在採訪的時候,大辛庄方圓幾十里的農民都講,大辛庄可係個好地方,周圍都係沙包地,惟獨嗰度係膠泥地,產糧多;嗰度還係個“文化村”,出過許多“文化人”。

咁一個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較高的村落,怎麼就變成了殺人魔窟?嗰度的人點吖?中國人點吖?

我諗通過一個一個地區的調查,逐步解開這個迷團。

2014-2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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