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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劍平:中國古代根本沒有奴隸社會

中國史學源遠流長,碩果累累,堪居世界學術之首,由此造就出的名史家層出不窮,代代不乏。(王嘉益/大紀元)

咩係奴隸?從政治上講,奴隸沒有人身自由,也沒有正常的社會權力,奴隸主可以自由買賣奴隸,殺戮奴隸。從這個角度講,中國歷史上確實有奴隸(但係中國古代主人對於奴僕之類,除了皇帝,並唔係完全有生殺大權)。

有奴隸存在,並不代表就係奴隸社會。咩才算係奴隸社會呢?奴隸制度更主要的係生產關係。奴隸沒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奴隸集體勞動,勞動成果全部歸奴隸主,大部分物質生產領域勞動者係奴隸,整個社會的主要財富靠奴隸創造。因此,從生產關係的角度,中國歷史上的奴隸大多係宮廷或家庭內部從事服務的,而非社會上從事生產的。中國古代社會奴隸占人口的比例很少,達不到“大部分物質生產領域勞動者係奴隸”這一特徵。所以講,中國古代有奴隸,但沒有奴隸社會。

中國史學源遠流長,碩果累累,堪居世界學術之首,由此造就出的名史家層出不窮,代代不乏。共產黨人硬係給中國歷史套上馬克思的“有奴論”,擾亂了中國人思維,污衊了中國的古代聖賢,現在中國人覺悟起來了,打倒了“有奴論”,把它扔進垃圾堆。

1.中國史學界一直抵制中共御用史學家的有奴論

呢度的“有奴論”與“無奴論”的“奴”係指“奴隸社會”而唔係指“奴隸”。奴隸社會係一種經濟模式,應該從經濟方面去考量,奴隸社會的特徵係:大部分物質生產領域勞動者係奴隸。

中華民族係個非常崇尚歷史的民族,中國古代只有文科沒有理工科,讀書人從小讀書就係讀《四書五經》和相關的文學與歷史,對歷史研究的人很多,有些人在世界上都有影響,馬克思的那套歪理在中國難以自然而然的形態推行。中共推行“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當李達、郭沫若挑頭創建“有奴論”時,除了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李達等幾個共產黨自己的御用史學家外,沒人相信中國有奴隸社會。對於把人類歷史講成係階級鬥爭史,史學家們更係深惡痛絕。中共對這些史學家進行迫害,馬克思的這些謬論最後只能靠暴力來推行。謬論總係與暴力同在。

郭的“有奴論”在中國20世紀30年代生產了史學大論戰,受到學者的普遍反駁。連中共的祖師爺陳獨秀,都撰文否定中國歷史存在奴隸社會。學者王瑛認為:社會發展的普通道路不一定必經奴隸社會;確定奴隸制度的存在,應以大量奴隸所造成的主導奴隸經濟為前提,不應以農奴及家奴的存在來確證奴隸制度。劉興唐反覆強調:一係不能把家庭奴隸當做奴隸社會的奴隸;二係不能把封建的徭役制當做大批的奴隸勞動;他認為東方的家庭奴隸眾多,生產領域雖有奴隸,卻不佔支配地位(注14)……非歷史專業的學者都能看出“有奴論”的荒謬,而傳統正宗大史學家對於馬克思那套“有奴論”覺得荒謬可笑,嗤之以鼻,根本不參與論戰。1949年前出版的歷史書,絕大多數沒有“奴隸社會”這個詞。

中國的歷史記錄很早。中國人歷來係文史不分的,讀書人都讀歷史,如果中國歷史上有奴隸社會,為咩到郭沫若時才發現?最起碼在漢代就會有人提出“有奴論”來了,那時對古代史研究的人也很多,而且史料更全。李鴻哲就寫過《奴隸社會講於經典著作中無根據》,可見中國有奴論係郭沫若秉承馬克思理論偽造出來的,而唔係中國本身所有。

直到中共上台後,馬克思的“有奴論”靠着權力統一天下,繼而成為禁區,史學者大多噤若寒蟬,幾近無人敢持異議,唯有學術界“三劍客”黃現璠、雷海宗、李鴻哲勇敢地挺身而出,唱起了反調。黃現璠於1957年6月出版的《廣西僮族簡史》,書中提出壯族“無奴隸社會論”。

1957年7月,雷海宗發表文章,對“奴隸社會”這一名詞置疑,他宣稱“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發展停滯”,他講:“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蘇聯歷史科學水平之低,係驚人的。蘇聯學者的著作,在資本主義學術界看來連評論的資格也夠不上,可以講唔係科學作品。”進而又講,解放後出的書(指史學方面的書)“沒有咩可看的,內容貧乏,邏輯混亂。沒有咩學術價值,讀了使腦筋僵化。”還講:“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注12)。

1957年10月,李鴻哲又發表了《“奴隸社會”係否社會發展必經階段?》一文,他得出結論:“奴隸社會講在理論上站不住腳,不符合歷史事實,多年來為人所信從,實在係一種教條主義的偏向”(注3)。

當然學者們不直接反對馬克思,只係“打着馬克思的旗幟反馬克思”,他們把“社會發展五階段論”講成係斯大林的教條主義,把火力對準所謂的教條主義身上,當時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已經出台,學者們藉機批判斯大林而反馬克思。其實“社會發展五階段論”才係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否則,沒有了“社會發展五階段論”,馬克思者咒罵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從何開口?沒有了“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共產主義從何而來?沒有了偽造的共產主義,馬克思拿咩忽悠人?馬恩雖然沒有把奴隸社會當作係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社會發展五階段論”係斯大林提出的。這隻能講明,斯大林與馬列主義一脈相承。這樣才能理解,斯大林已經垮台多年,為咩馬克思者還在維護着“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如果按照中國的史實:中國既沒有奴隸社會,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封建社會,還有一個很漫長的中央集權制。那斯大林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早垮台了。

中共為了貫徹其意識形態,最先係向史學界開刀,史學界許多人被劃成右派、慘遭迫害,有良心的史學家幾乎全軍覆沒,讓我們記住這些捍衛真理的人!

1957年內定黃現璠出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廳廳長一事因他被劃為右派而作罷。1962年春,剛被“摘脫右派分子帽子”不久的黃現璠,再次勇敢地挺身而出,連續推出《儂智高起兵反宋係正義的戰爭》、《土司制度在桂西》兩篇長論文,他於文中從少數民族史出發,徹底否定了中國“奴隸社會存在論”。黃教授被嚴重迫害,他後來回憶:“‘文革’批鬥中多了一項莫須有罪名。當時的紅衛兵小將在啲人的指使下猛批我‘學術上反攻倒算和死不悔改’,從而對我拳打腳踢,四次遭人毒打,兩次被人一腳踢昏,批鬥、遊街、掛牌戴高帽示眾、掃廁所掃大街的屈辱經歷自然在所難免。當時我已高齡近70,僅憑一股死不甘心的頑強毅力和自少喜歡從事運動的良好體質撿得一條性命。”

一九五七年夏天,雷海宗的批鬥會會場氣氛嚴肅,情緒激昂,口號聲震天,真有“刺刀見紅的感覺”,最後係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只聽他講:“我叫雷海宗,反蘇反共廿多年……”被殘酷迫害的雷海宗,心身俱傷,英年早失。雷的一個得意弟子丁則良也被劃成右派,自沉北京大學未名湖。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有奴論”者對於中國古代奴隸社會的時限劃分大概有十幾種觀點,其中比較典型的有,范文瀾、翦伯贊認為西周以前係奴隸社會,以後係封建社會;郭沫若認為,戰國係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劃分點;前蘇聯學者認為,東漢末期係中國奴隸社會轉變為封建社會的界限;啲中國學者明確提出,中國的封建社會從魏晉開始;還有啲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的奴隸社會一直到北朝才結束;睇吓,對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結束時間點,從西周到北朝,時間點相差有1500年。

最有代表性的八種封建時間:“西周封建講”、“春秋封建講”、“戰國封建講”、“秦統一封建講”、“西漢封建講”、“東漢封建講”、“魏晉封建講”和“東晉封建講”,這八種觀點在對中國進入封建社會的時間認識上也相差上千年。

最可笑的係,中國歷史本沒有奴隸社會,中共的御用學者造出奴隸社會後,又為咩時候開始封建社會而大打出手。剪伯贊、呂振羽、郭沫若等等“有奴論”者各持己見,互不屈服,後台不夠硬者招來殺身之禍。中共不但迫害無奴論者,還迫害有奴論中持有“奴隸社會結束時間”不同觀點的人,呂振羽從1963年後坐牢近十年;“文革”中,李達向毛求救無效而慘死;特別係“有奴論”悍將、為“有奴論”衝鋒陷陣、“西周封建講”堅持者翦伯贊被迫自殺,連累妻子一起走,共產黨的馬前卒也沒有好下場。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論”因為得到官方的支持而勝出,最終居於“獨尊”的地位,再沒人敢提出異議。

郭沫若的“戰國封建論”係最早提出的,如果係那麼可信,怎麼會有那麼多的人在其後提出十幾種“封建論”?如果係那麼可信,怎麼會講服不了人家?非得用暴力手段不可。用嘴巴奪不了志就用暴力奪命,這哪裡係真理的辯論,真係流氓群毆,最暴力最流氓者勝出。

當然,本人如果當時能參加論戰,一定能證明“毛的紅朝才係真正的奴隸社會”,從而證明,中國自開天闢地,直至1949年的漫長時間裏都係原始社會。這一論斷,估計連郭沫若也服服帖帖,如果馬克思還活着,不得不認栽。

共產黨用暴力來解決學術爭端,所以暴力才係共產黨的最高真理。列寧曾講“暴力係革命的火車頭,係推動社會進步的利器。”一副流氓嘴臉和流氓邏輯。可見,馬克思理論千條萬條,暴力才係第一條。可笑的係,馬克思者研究馬克思,下筆洋洋洒洒,開口滔滔不絕,卻看不透這一點,愚昧!

共產黨用暴力代替辯論,理屈詞窮就動刀子,用暴力衛護謬論,罪惡至極。

中共這一招叫做掩耳盜鈴,堵住了中國人的嘴,卻按不住外國人的筆。日本現代研究中國甲骨學名家島邦男(1908~1977)於遺稿中直言不諱地否定了郭沫若的“殷代奴隸社會講”。他於遺稿《殷代非奴隸社會一證》中運用甲骨學博識,從甲骨卜辭中出現的“農業、畜牧、祭祀”等文字和記事的論證中,逐一反駁了郭沫若主張殷代“眾”字為“奴隸”以及殷代為奴隸社會的論點,提出了殷代非奴隸社會的可信一證。島邦氏的這種認識,表明中國“無奴學派”的主張事實上已經影響到國外,並獲得了國外啲學者對中國古代社會“無奴論”認識的共鳴,“無奴論”將浩浩蕩蕩走向世界。我們可以思考一下,殷代都唔係奴隸社會,哪中國還有奴隸社會嗎?

馬列主義理論對史學危害巨大,應用它只能落入桎梏之中。號稱中國最博學的人、教授中的教授、懂得十幾種語言的文史學家陳寅恪教授,並不參與“有奴論”爭論,他根本就看不起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稱為“桎梏”。

1953年,中共準備成立歷史研究所,請陳寅恪當中古史研究所所長,讓陳原來的學生和助手北大歷史系副教授汪篯前往廣州邀請,陳的妻子對他講,陳寅恪最不願意看到別人寫文章時時提到馬列主義,一看頭就痛。

陳寅恪對汪篯講:“我在宣統三年(21歲)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唔好有桎梏,唔好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唔好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只係這樣。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係毛公係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係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睇法,應從我講。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如果先有馬克思的成見,再去研究歷史,就如墮入“跳死猢猻,終落在乾坤套里”的桎梏中,最終也只能像“有奴論”派一樣,不敢否定“有奴論”,只能為咩時間奴隸社會滅亡進入封建社會而爭論不休,最後造出十幾種滅亡時間相互攻訐,致死也跳不出這個套套來。搞研究就係要先破除成見再做研究,才能得出公正的結論,而中共卻要學者先有馬克思成見再去作研究,實際係用馬克思學講去解釋歷史,得出的結論很可能與實際情況相差十萬八千里。

研究歷史就如瞎子摸象,本來就沒有象,馬克思者卻告訴瞎子們有象並強迫瞎子去摸,結果瞎子們只能係亂摸一通,抱着木頭、樹、牆、石頭、牛馬……都講係象,於是乎摸出十幾種奴隸社會滅亡時間點來。可以思考一下,如果奴隸社會係存在的,那麼奴隸社會結束只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時間點,非學家也能看出來,揾到這個時間點應該係非常容易而且一致的,史學家怎麼可能找出十幾個時間點來?還互不服氣,並且竟然相差1500年之久,還唔係因為根本就沒有,才亂猜的嘛!你可以這樣猜,我也可以那樣猜,不同人猜出不同結果,於是呼,有十幾種!可見,馬克思理論和他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對歷史研究危害巨大。

知識係沒有階級的,真相也沒有階級。馬列主義卻把知識和真相打上階級的標籤,毛講“文藝為階級服務”,共產黨強迫人們用馬克思理論來解釋世界,令人誤入歧途,擋住人們追尋知識與真相的慾望和勇氣,馬列主義禍害世間。其實馬列主義者不適合搞科學研究,因為先有馬克思成見再去作研究,得到的結論可能與事實相差十萬八千里。

2.黃現璠教授徹底砸碎了有奴論

黃現璠教授對真理的追求不折不撓,無論受到多大迫害,永不言棄。他根據長達近40年的研究,於1979年發表的連載長篇論文《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篇文章從構思到發表斷斷續續費時近40年,可見他研究之嚴謹。

後來他又出版了一本書《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書名雖然係中國,但黃教授對世界各民族歷史進行研究,發現除羅馬外,世界上其它民族和國家根本沒有奴隸社會出現過。其中對西亞、印度、古代雅典、斯巴達、羅馬的上古社會,也作了深入研討,從多種語言文字源流與社會地位上查考被稱為“奴隸”群體的身份,謹慎地做出鑒定,認為在整個世界的上古,都不必然經歷奴隸社會。而羅馬的奴隸制,僅限於羅馬幾百個城邦中的幾個,這隻能算特例,唔係通例,不能證明當時羅馬的社會性質就係奴隸社會。

本人認為:“只有羅馬幾百個城邦無一遺漏都係奴隸社會,才能證明當時的羅馬就係奴隸制度。只有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和民族都無一遺漏地出現奴隸社會,才有可能(只係可能)講明奴隸社會必然出現,才能講明馬克思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可能(只係可能)係正確的。”

黃教授講“我堅決主張我國歷史上沒有奴隸社會,漢族沒有,少數民族絕大多數也沒有。歐洲的希臘、羅馬由氏族制社會變為奴隸制社會,就唔係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世界通例,而係歷史特例。”

黃現璠教授認為,(中國有奴論者)只係拿着一個空洞無物甚至連科學概念都談不上的“奴隸”名詞往先秦史上肆意亂套,從而以三人成虎式的“層累疊加法”偽造出一個“奴隸社會”邪講,以達到“三人成虎事多有,眾口鑠金君自寬”的政治效應,以為自己的偽馬克思學講坐實史事支撐而妖言惑眾欺世盜名。以這種入主出奴思維和偽馬克思學講為基礎,它們從中宣揚以階級鬥爭理論為綱的邪教謬論所造成的教育和學術危害遠遠大於那點局部成果。這種偽造歷史的階級鬥爭邪教“史學”,完全背離了嚴謹的歷史科學,因而以往“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研究成果總體上大多可以歸為唯心主義史學或階級鬥爭邪教偽講。作者宣稱,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其他方面已經過時,而中國的假馬列主義史學及其成果大多係偽講和偽史,應該扔進歷史的垃圾熔爐,再來一次“焚書坑奴”,以免偽史學危害後學。

黃教授還聲稱,本書撰著的動機並非僅僅滿足於恢復古史本來面目和消除以往長期流行於世的“階級鬥爭史學”的危害,而係意欲弘揚嚴謹的歷史科學,以科學化的歷史學與邪教的政治史學進行分庭抗禮,展開人性與奴性的角力較量……

講的真好,“階級鬥爭史學”就係邪教“史學”,馬克思理論就係邪教理論,共產黨黨徒就係邪教徒。研究真正的史學,不僅係“展開人性與奴性的角力較量”,還係展開“佛性與魔性的較量”。

黃教授的文章發表後,得到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晁福林等一大批史學家的支持,而且擁護者越來越多。原青海師範大學校長張廣志教授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寬鬆學術環境,促使一部分學者決心從根子上重新認識、檢討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即中國歷史上到底存在不存在一個奴隸社會發展階段?如果它根本就不存在,還在嗰度爭論中國的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間的分期、斷限問題,豈不荒唐!”(張廣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七十年》)。正像趙光賢教授在《文史知識》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樣:“(中國無奴隸社會論)現在又重新被人們所重視,擁護者好像越來越多,有一種漫燃的現象。相反‘中國奴隸社會論’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戰。”

更加可喜的係,一大批“有奴論”史學者勇敢地放棄原來的觀點,認可中國無奴隸社會講。如何茲全先生放棄了魏晉封建論,認為中國無奴隸社會;當年狠批右派雷海宗反動史觀的胡鍾達先生,20多年後毅然“棄暗投明”,加入“無奴學派”陣營,成為“無奴論”悍將;“有奴論”的郭沫若派四大幹將:白壽彝、楊寬、吳大琨、田昌五皆相繼轉變立場,贊同“無奴論”(注14);瞎子們在覺醒。假設郭還在人世,耳聞目睹“有奴論”陣營紛紛分崩離析、郭派幹將全部“離經叛道”、“棄暗投明”的慘況,按照郭的一貫善變且識時務的作風,想必他也會順應時代潮流,向“無奴學派”棄刀投降和頂禮膜拜。

從1979年開始,越來越多的歷史學者趨向於奴隸社會並非人類歷史發展必經階段的睇法,殷商並非奴隸社會幾成歷史學界的共識。

現在,大多數中國歷史學者都認為,中國文明發展史上既沒有經歷過奴隸制社會,也沒有經歷過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封建社會。

聘請了28位國內著名史學家擔任其學術委員會委員、由商傳、曹大為、王和、趙世瑜等史學家任總主編,編寫的《中國大通史》則明確提出“不再套用‘五種社會形態’作為裁斷中國歷史分期的標準”,並且“避免籠統使用涵義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該書把夏商周三代稱作“宗法集耕型家國同構農耕社會”,把秦漢至清中期稱作“專制個體型家國同構農耕社會”。

“無奴論”學講,現在群星薈萃,大放光芒,並已經走向世界,越來越發展龐大、越來越深入人心,將形成巨大的洪流,徹底衝垮馬克思為世界偽造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徹底衝垮馬克思理論體系,帶動人類衝出馬克思的枷鎖,帶動人類走向光明!“有奴論”係馬克思的核心理論,“有奴論”的垮台將導致“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垮台,再導致馬克思主義整個理論體系崩潰。中國的馬克思之徒係洋奴主義,最終敗給了中華主義,中國人戰勝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有奴論”誆騙天下,終於被中國人撂下馬。這係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又一大貢獻。拋棄馬克思,人類才能回歸正道。

3.奴隸社會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會出現

奴隸係經常出現的,有奴隸並非就係奴隸社會。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南北美洲從非洲輸入大量黑人奴隸。美國獨立後,在南方各州的種植園中,還大量使用奴隸,但沒有一位史學家把當時的美國及南北美洲其他國家稱之為奴隸制國家,係因為奴隸人口比例低,達不到奴隸社會的特徵。

現在的中國有黑煤窯、黑磚窯、黑監獄、黑看守所、黑收容中心,裏面都係奴隸,難道因此就能講現在的中國就係奴隸社會嗎?

奴隸社會的特徵係:大部分物質生產領域勞動者係奴隸。那麼就係講社會勞動力的大多數係奴隸。既然作為一種社會形態,那麼必須有可持續發展的可能,也就係講,有奴隸,必須也有奴妻奴子組成家庭,奴隸人口可以不斷有。如果像太平天國那樣,男人關男營,女人關女營,不用幾十年,就由於缺乏奴隸而令奴隸社會崩潰,也就不可能係必然出現的社會形態。奴隸加上家屬也係奴隸,就係講社會人口的多數係奴隸。

怎麼能弄得來如此之多的奴隸?如果靠戰爭擄掠,沒那麼多的人口供擄掠。如何才能擄掠到人口比自己的國民還多?如果係戰俘,一係只男性無後代,無法維持奴隸社會的延續;二係數量少,不足以達到人口比率。

在冷兵器時代,奴隸的勞動工具與士兵的武器差別不太大,奴隸又集中勞動(集中容易造反和造反成功),少數人口的奴隸主及其階級,如何才能看管及鎮壓得了多數人的怠工及造反?就算社會所有自由人的工作都圍繞着看管和鎮壓奴隸,還不一定能做得到,因為自由人少於奴隸,奴隸又集中。整個社會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在看管別人,不參與直接生產,不創造勞動價值,奴隸們又時刻想着怠工和造反,社會的效率會非常低下,肯定比原始社會還不如。整個社會都在激烈的對抗、爭鬥,必然造成社會動蕩,這種社會形態不會係必然出現的,偶爾出現了只係特例,也維持不了多久,絕對不可能像馬克思者所講的全人類無一例外地出現。

現在有啲學者指出,古希臘、古羅馬出現大量使用奴隸,係人類歷史的一個特例,原因就係商業的剝削性質。商業就係在交換過程中獲得盈利,因此,成本的概念非常突出,奴隸的存在係最大限度壓低成本的必然結果。而在中國古代,生產的主要目的係自己消費,而非交換,因此,沒有強烈的成本概念,沒有大規模的商品經濟,也就沒有真正的奴隸社會。世界上其他民族也係一樣。

中國的文明持續五千年,中國的文字記錄了很早的歷史。遍查中國古人留下的典籍,根本就沒有一點兒有關奴隸制社會的信息和記載,李鴻哲就寫過《奴隸社會講於經典著作中無根據》。睇吓《詩經》、《楚辭》,哪一句係奴隸的呻吟?沒有,裏面都係野人(自由的農民)的歌唱。《四書五經》及更多更早的書,有幾多涉及奴隸社會的?有幾多涉及奴隸?連奴隸都很少涉及,更何況奴隸社會!把當時的典章拿來睇吓。有人把秦朝以前的社會當作奴隸社會,那簡直係胡鬧,奴隸的比例不夠多。

其實,人們只要稍加思考就可看出:中國古人單純樸實,對天地神明心存敬畏,全世界所有民族在古代都係信神的,對善惡報應係相信的,對自我行為係約束的,越往上追溯,人們越信神,怎麼可能有普遍性的慘無人道壓迫奴隸的社會現象呢?那麼教科書中的“夏、商、周”朝係奴隸社會係怎麼來的呢?係郭沫若等共產黨人在20世紀30年代,為了迎合馬克思主義理論編造出來的。

史籍上對“夏、商、周”朝的農業生產情況有諸多記載,例如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意思係將方圓九百畝土地,劃分為九塊,每塊一百畝,猶如“井”字型,四周八塊田為人們自己的私田,中心的一塊田係人們共同耕種的公田,大夥幹活時先合力把公田裡的農活幹完了才能幹私田裡的活。農民也不用另交咩稅,收成時,將公田裡的穀物上交就行了(可以參見網上搜索“井田制”)。講明當時的社會並唔係奴隸出苦力為奴隸主耕種土地的情況。如果有奴隸,還要大家共同耕種公田幹嗎?就算公田由奴隸耕種,奴隸的人口只佔耕種人口的九分之一,達不到“大部分物質生產領域勞動者係奴隸”這一奴隸社會特徵,也唔係奴隸社會。只有九塊田有五塊以上係奴隸耕種,才可能(只係可能)係奴隸社會。

近年來,中國沒有奴隸社會的觀點,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可,但也有爭論。爭論的焦點之一就係西周井田制中的耕種者算不算奴隸。其實,在井田制下“公田”里勞作的人係以勞役的方式繳稅,到後來實物繳稅取代了勞役繳稅,井田制便結束了。因此,井田制的存在並不能講明中國歷史上有奴隸社會,恰恰係沒有奴隸社會的證明。

其實,對於奴隸社會的錯誤理解並非只在中國存在,國外也一樣。以前,西方學者在解釋埃及金字塔的時候,都講那係奴隸社會的結果,就係講,古代埃及也係一個奴隸社會。但係,最新的考古發現推翻了這種論斷。在埃及金字塔附近的一個古代遺址,被認為係金字塔建造者的集體宿舍。考古人員在呢度發現了一個文字記載的材料,上面記着每個勞動者的出勤情況。其中明明白白寫着,某日,某人生病請假,某日,某人結婚請假,某日,某人喝醉了不能返工等等。這個出勤記錄證明,建造金字塔的工人們只係自由的平民,而非奴隸。奴隸可以喝酒嗎?奴隸喝醉了可以不用返工嗎?

這講明奴隸社會不會必然出現,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會出現。

至於中國人被灌輸“教育”的,奴隸社會的佐證:古羅馬時期的奴隸起義即“斯巴達克起義”,那也只能證明大量使用奴隸,其實在人類歷史上也只係特例,唔係當時人類社會的整體情況。斯巴達克起義軍最多的時候也只有10萬人,裏面還有許多農民和其他自由民,甚至有羅馬軍團的逃亡士兵。如果起義的時候,整個社會係奴隸制,那麼起義軍的規模將遠遠遠遠地超過10萬人這個數,試想,哪個奴隸不想自由,有機會了還不干它一下子,到處都係火種。人數將多得無法鎮壓,最終羅馬立即崩潰。

古羅馬幾百個城邦中也僅限於幾個有大量奴隸,而且當時的羅馬帝國也只把征服來的別國的人當作奴隸,本國的所有民眾都係自由民,奴隸所佔的人口比例不夠多,所以古羅馬也唔係奴隸社會。

芬利(Finley)等西方古代史專家關於當時奴隸數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公元300年之前的羅馬世界,大多數勞動力係自由農民和獨立的工匠。”從呢度我們也可以得出,西歐歷史上也不存在奴隸社會的結論。

可見,人類古代根本沒有奴隸社會。

中共把謬論當成真理來推廣,它又控制了媒體,消滅了不同聲音,學者寫文章批駁了“有奴隸”,可係媒體不敢發表,這些聲音在學術交流也受限制,使謬論得以通行無阻、繼續害人,消滅不同聲音的做法罪惡巨大。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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